萬昌華：中國史學之祖左丘明

　　 本人要撰寫此文，一是因為《春秋左傳注》作者楊伯峻關於《左傳》著者的一段話，二是看到目前有些官僚出於需要，以宏揚古代傳統文化的名義「注水」造假。

　　 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的前言中否定左丘明是《左傳》的作者時寫道：「我認為，《左傳》作者不是左丘明。不但不是《論語》的左丘明，也沒有另一位左丘明（有此一說），因為《漢書．古今人表》以及其他任何史料都沒有提到第二位左丘明。」[1] 楊伯峻在此講世間沒有左丘明，此說與歷史遺存和文獻記載均不符。

　　 本文中下面將要講到的「以宏揚古代傳統文化」為名義進行「注水」造假之事，也與《左傳》作者左丘明有關。

　　 一、關於左丘明的歷史記載

　　 在述及關於左丘明的歷史遺存之前，先考察一下左丘明其人的有關歷史記載。用形象話語講來的話，這是左丘明否定論者不可逾越的第一道屏障。

　　 寫作《春秋左傳》的左丘明歷史上確有其人。楊伯峻的以上話語中講「第二位左丘明」的話，是一種詭辯的招數。甚是無謂。如下的歷史文獻可證左丘明其人不可抹殺：「子（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2]「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傳指，為有所譏刺褒諱抑損之文，不可以書見，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3]「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4]「左丘明（將《左傳》）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鈔錄》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鈔錄》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5]「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6]「《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7]

　　 以上第四條關於左丘明記載中提及的曾申，是孔子重要弟子曾參的次子，見《禮記．檀弓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的記載。亦即，曾參是生於公元前505年。《左傳》所記歷史結束的年份是魯悼公四年（前463年），其時曾參已四十三歲，則曾申是其次子的話也已到了束髮就學之年，由此可知劉向所記的「左丘明授曾申」不誣。

　　 以上提及的《論語》中孔子論左丘明的記載，最先起來否定其真實性的，就像前引楊伯峻話語中所註明的，以前就有，最早可溯推至唐代。《新唐書．儒學下》記載：唐朝天寶末年，趙州人啖助在當了幾任臨海尉、丹陽主簿的小官之後回家屏居，「甘足疏糗。善為《春秋》。……助愛公（羊）、谷（梁）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認為）《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所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敘事乖剌，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

　　 對於談助的此史實與是非顛倒之論，宋代史學家歐陽修曾進行過嚴厲抨擊：「贊曰：……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論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匡）、陸（質）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詬前人，舍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8]

　　 清代後期考據大家俞正燮，對於唐代啖助的以上怪論，也進行過有力駁斥：「古人毀《左傳》者有之矣，謂《左傳》非左邱明作者，則自唐以後。謹案孔子稱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我亦恥之。……《左傳》若非邱明作者，乃是怪書矣。《正義》引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則邱明卒在孔子後，邱明小於孔子數歲，或亦不小。《漢書．藝文志》云：左邱明魯太史。則邱明自有世官，不能居孔子門，而續經之孔子卒，非所敬愛，誰能若此？……《漢書．藝文志》亦云：邱明作《左氏傳》，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故以授曾申及吳起，皆所謂共為表裡者。《太平御覽．學部》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裡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斯善論矣！自唐啖助、趙匡、陸淳（質），以私心測聖，反謂《論語》左邱明如老彭、伯夷之屬，為古之文人。或以文論之，謂左氏浮誇，後人因疑《左傳》至悼四年《國語》事，遠出孔子後，疑邱明之年，不悟傳書附益，古多有之，邱明可續經，曾申、吳起何不可續傳？又謂邱明惡巧言，必不作《左傳》。又言為經作傳，何得不在弟子之列？不知盛德傳經，不當誣以巧言，史策（所傳，本）有巧言，豈得使邱明改佞為忠，飾狂作聖？邱明既有世職，何當廢君臣之義，棄祖父之官，假館孔氏，從之出遊。世之儒者讀經傳尚不明其趣，奈何昌言竄改史冊及不忠孝之事，以追教古大賢也。」[9]

　　 俞正燮、歐陽修的以上所論甚是。俞正燮關於左丘明「小於孔子數歲」的推斷，關於「傳書附益，古多有之」，與「邱明既有世職，何當廢君臣之義，棄祖父之官，假館孔氏，從之出遊」的雄辯，均合情合理。至於歐陽修以上史評中啖助顛倒《左傳》與公、谷兩家著者關係的觀點，更是目前已為學術界所公認。亦即，我國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公羊傳》和《穀梁傳》的著者才與孔子有直接的學術嫡傳關係，是孔子門人子夏的學生公羊高與穀梁赤所著。

　　 在此仍有三點可以進一步充足俞正燮，以及歐陽修以上所論的正確性。即一、從《論語》有關左丘明章節的其他內容看去，可間接證明俞正燮左丘明「小於孔子數歲」的說法正確；二、從同類史書《史記》的後人多有增補看，俞正燮《左傳》一書主體為左丘明所撰的說法正確；三、從《左傳》所記的內容看，可證俞正燮的左丘明是魯國史家世官，二者雖然觀點相近但身份不同的說法正確。

　　 如果細緻觀察的話，可以看到《論語》一書的內容編排很多前後是有相關性的。孔子論左丘明之語所在的《公冶長》篇也不例外。孔子的該話語在《公冶長》篇的第二十五章，而在前一章里，孔子就是論的同時代人微生高：「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高，與孔子同時的魯國人。一說是孔子的學生。由此也可證啖助講孔子盡言上古人說法的不經。

　　 《史記》是我國僅次於《左傳》的古代史書，林紓等研究者曾將二者並稱為「一左一馬」。[10] 但是，亦如俞正燮前述所言的情況，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史記》主體亦雖然是司馬遷所撰，但它已經不是最初原貌的《史記》了。原樣的《史記》到西漢末年已不復存在。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講《史記》「十篇缺，有錄無書」。唐代顏師古在該句之下引三國魏張晏注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西漢元帝、成帝年間博士褚少孫）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

　　 西漢末年的褚少孫如何補《史記》的？也是唐人的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也是引了張晏的上述話語後指出：「《景紀》取班書（《漢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記》。《樂》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以輯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之功，何蕪鄙也。」

　　 對於司馬貞的上述之論，南宋呂祖謙、清代的王鳴盛、錢大昕等不完全同意。[11] 但是我想，就像其他史書版本不同而文字多寡也不盡相同一樣，除了司馬貞所指出的之外，今本《史記》中還有其他人加入的一些文字，這點應該是肯定的。比如該書今本《秦始皇本紀》後面，就有「孝明皇帝（東漢明帝劉庄）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等一大段東漢班固說的話。就像天津學者（原天津師大教師）楊鍾賢所言：「除了褚少孫續補《史記》，今傳《史記》中，還有沒有其他人綴入的文字呢？肯定有，只是不詳其究竟出自誰手了。」[12]

　　 關於左丘明的不是孔子學生，身份獨立，二者觀點有一致之處、同時也有差別的問題，在此不再展開，下文中涉及。

　　 二 與左丘明有關的歷史遺存

　　 也是用形象話語講來，下面述及的左丘明故里遺存，是左丘明否定論者更加不可逾越的屏障。

　　 明代萬曆年間與張居正一起擔任過閣臣的山東平陰縣洪範池鎮人于慎行的《望雲翠山絕頂》詩中有「岱嶽西來如萬馬，千峰雲氣總相連」之句，是說泰山的西向山系綿延百餘里不斷，一直延伸到其家鄉洪範池鎮的雲翠山一帶。泰山的東向山脈之陽有知名的大汶河自東而西流向西南方向的東平湖，則上述泰山的西向山脈之南也有一條知名河流自東向西流過，在大運河中段水利樞紐工程戴村壩以東匯入大汶河，然後一起進入東平湖。目前當地人管這條河叫康王河，是與寓居東南半壁江山的南宋窩囊皇帝高宗趙構即位前的稱康王並路過了此地有關。

　　 但歷史上這條河不是此名。酈道元的《水經．汶水注》中有「泌水西南流，徑肥城縣故城南」之語。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辭海》的泌水詞條中也記道：泌水「在山東省中部，源出肥城縣，流入汶水」。

　　 至清代晚期，此河也一般不稱康王河此名，而是叫肥水。比如，清後期的俞正燮就在其的考據名篇《左丘明墓考》中使用了肥水的稱謂。[13]

　　 泰山西脈之陽的古泌水對中華上古文化的貢獻，似乎並不遜大汶河多少。她一是孕育了明德的遂文化，二是為中華民族孕育了史學之祖左丘明。並且，二者與大汶口文化一樣，也有歷史遺存保留下來。她們一個在該河流的下游右岸，一個在中游。

　　 1980年版《辭海》的遂詞條中有如下內容：遂，「古國名，在今山東肥城南，公元前681年為齊所滅。」《左傳．昭公八年》中有「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的記載。遂是虞舜的後代，在周代作為媯姓子級封國是魯國的附屬國，中心地區在今山東東平縣接山鎮北部的上遂城、下遂城與北遂城三村一帶。在今上遂城村村南，仍有東西南北均在數百米以上、內含灰褐紅等色陶片的高台城址在。

　　 2002年北京保利博物館收藏的內有銘文98字的青銅器「遂公盨」，也是古遂國的遺物。遂公盨銘文中記述了大禹浚川的功績，與《尚書．大禹謨》中大禹「德惟善政」、「九功惟敘」的記載相符。銘文的最後一句是「遂公曰：民唯克用茲德，亡誨（侮）。」

　　 古遂國還有青銅器遂啟諆鼎傳世。

　　 離古遂城不遠的古泌水的中游地區就是左丘明的故鄉。左丘明在《左傳》中以君子自居而重明德，或許就與其生活的地區靠近遂國故都有關。

　　 先秦人有「狐死而首丘，仁也」的認為。[14] 用現代語言講來的話，左丘明也不能免俗，他自然看重死後回歸故里。在該河的中游北面不遠處，具體位置在今山東省肥城市石橫鎮衡魚村以北偏東，有左丘明的墳墓。

　　 衡魚村的村名與古泌水的今名康王河一樣也是晚近之事。以前叫都君庄。清康熙十一年修《肥城縣誌．古迹志》的記述即是「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鄉都君庄正覺寺西。」衡魚村原村名都君庄與古遂國一樣，也是與虞舜有些關係。清《山東通志》云：「舜居此，成都處……文作都君，蓋古屯練處。」衡魚村中現在的居民多邱姓，自稱是左丘明的後人。此事我們後面還要論及。

　　 肥城市石橫鎮衡魚村以北現在的左丘明石墓，以及墓前的「先儒之墓」牌坊等全是新的，並且做工粗糙低劣，明眼人一看就假。它們是文革被徹底毀後所新建的。但左丘明古墓從北魏到文革之前，史書上卻都有明文記載。

　　 《魏書．地形志》「東平郡富城（即今肥城）」之下注曰：「有富城上城、武強城、左丘明冢。」[15] 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縣誌》的「平陰縣（當時肥城縣西部劃歸平陰）」云：「左丘明墓在縣東南五十五里」。宋代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平陰縣（當時也是肥城縣西部歸平陰管轄）」亦云：「左丘明墓在縣東南五十五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陰法魯2000年時則講：「余家住肥城石橫鎮紅廟村，距衡魚村左丘明墓地三四里，幼時常去瞻望。牌坊上書『先儒之墓』，墳丘高大，墓碑為明朝天啟年間知縣（王）惟精所立，墓地四周古木參天。當年肥城縣衙前有左丘子祠，建築十分壯觀，懸匾為『君子』二字。衡魚丘氏家族每年都去縣城祭祀。」[16] 陰教授這裡所言當時肥城縣城左丘明祠的「君子」懸匾當與《春秋左傳》中的史家贊語「君子曰」有關。

　　 另，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汶水》中有「樂正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之句，當也與左丘明有關聯。樂正子春，春秋時期魯人，曾子弟子。我們前已提及，曾子次子曾申，曾從左丘明學《左氏春秋》。

　　 除了肥城石橫鎮衡魚村的左丘明慕之外，宋代以來在山東的其他地方也出現過稱作左丘明墓的土丘或墳墓，並且有些還寫進了當時官方所修的地方志書之中。比如當時兗州府下屬的嶧縣與曹州下屬的曹縣等。但它們在歷史記載上都晚出數百年，並且不合歷史與邏輯，是明顯的附會。對此，俞正燮在《左山考》、《左丘明墓考》等文中對之進行過有力的駁斥與揭穿。

　　 在此基礎上，俞正燮並曾進一步對肥城衡魚村左丘明墓的真實性進行了嚴密論證，今撮其要點錄之如下：

　　 「肥城、東平、嶧、曹皆言有先賢左邱明墓，方誌多歧，何以核其實也？肥城本漢（書）《地理志》泰山郡縣，東漢省入盧其、東平國、富城，蓋分其地。北魏則肥城地俱入富城……魏富城為今肥城，邱明冢見古籍者以《魏書》為始，冢在肥城，佳證一矣。……富城地唐時東北入乾封，西南入平陰……唐《元和郡縣誌》『平陰縣』云：『左丘明墓在縣西南五十五里。』應在今（肥城）縣西南地，佳證二矣。……宋平陰治……一與唐同。（《太平寰宇記》）又雲『左丘明墓在縣西南五十五里。』亦與《元和（郡縣）志》合，佳證三矣。明《天順一統志》二十二《濟南府．陵墓》云：『左丘明墓在肥城西南二十五里。』蓋『五十五里』誤刻刊字。檢《肥城志》云：『縣西南五十五里肥河鄉都君庄有左丘明墓。』都君庄者，《通志》云：『舜居此，成都處。鄒平成君啟洸至衡魚，得元正覺寺碑讀之，文作都君，蓋古屯練處。今庄名衡魚，肥水亦曰衡水也。』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審矣。」[17]

　　 三、左丘明的史學成就

　　 生活於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人希羅多德著有《歷史》，被西方人稱之為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歷史》注重戰爭的記述，因而又稱《希臘波斯戰爭史》。同樣，我們前述與之生活年代相近的左丘明也是擅長於戰爭的記述與描寫。比如，在其筆下把戰爭場面寫得活龍活現而比較著名的戰例，就有齊魯長勺之戰（前684年）、晉楚城濮之戰（前632年）、秦晉殽之戰（前627年）、晉魯與齊的鞍之戰（前589年）、晉楚鄢陵之戰（前575年）、吳魯與齊的艾陵之戰（前484年）等。

　　 希羅多德在《歷史》中注重政治體制問題，曾將希臘城邦分成君主制、寡頭制與民主制幾類。他推崇希臘，稱頌雅典，主張權利平等，看重法治。[18] 同樣，如本人在《論我國春秋時代魯國的貴族共和國特質——從「左氏春秋」所記史實說開去》一文中所闡述的那樣，左丘明在《左傳》中也注重國家政治體制之事，也在相當程度上肯定其所在的魯國的政治制度，肯定魯國季文子等領導人的勤政為國與清正廉潔，提倡國君要慈善平等對待自己的人民，主張國家的禮製成法不可擅自改動。[19]

　　 另外，希羅多德與左丘明二人都是講故事高手、敘事的大師，所記人物形象生動，所述故事一般都連貫完整。已故台灣歷史學家杜維運先生講：「無敘事即無史學。曾經波瀾壯闊的往事，翔實而生動的敘述了，史家責任便已經盡到大半。所謂綜合、詮釋是敘事以後的事。有敘事而無詮釋、綜合，仍不失其為史；有綜合、詮釋而無敘事，則將流於玄學家之言，難以躋身於歷史之林。」[20] 亦即，只有有敘事的著作才稱得上是歷史。因此，依據以上諸點，左丘明也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歷史學之父。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左丘明對於中國歷史文化與民族精神的貢獻，最可提及的還有一下兩點：一是他著史時的明確表白本人觀點與立場，發明了「史家曰」；二是他的獨立著史精神。在後一點上，講的極端一點，其的做法有點像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同樣是講經論儒，但顧炎武並不主張尊君強主。

　　 劉知幾的《史通．論贊》中講到：「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賢愚共事，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 此即說的左丘明在《左傳》、《國語》等著作中的明確表白自己觀點之事。這是左丘明著史方式上的一大發明。之後，其開創的這一「史家曰」的評贊傳統被司馬遷等人繼承了下來。經過式樣上的改進之後，該發明對以後中國史學的影響巨大而深遠。

　　 由於《左傳》是以為《春秋》作傳的形式著史，此表象導致了以往論者多以為左丘明及其所著《左傳》的精神是依附性的。以為左丘明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這樣。左丘明而是有其獨立思想的。其在尊禮等一些方面與孔子思想相通，但並不就表明其是孔子這個主幹上的菟絲子。

　　 形象講來的話，二者雖然並不對立，但卻像是《左傳》這個大柿樹接穗在拿孔子的《春秋》作其著作與思想主張的君遷子砧木，其後來自己倒成了舉足輕重的參天大樹。換言之，是左丘明在利用孔子的《春秋》而成就自己獨立的著史大業。此點歷史後例，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與原《水經》二者之間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左丘明《左氏春秋》與《春秋》二者之間關係的很好說明。1980年版《辭海》在《水經注》詞條中寫道：「此書名為注釋《水經》，實則以《水經》為綱，作了二十倍於書的補充和發展，自成巨著。」

　　 另外，兩漢時期不少人《左傳》不傳《春秋》，研究者指出的「《左傳》（比《春秋》）少譏刺」、南宋葉夢得在《春秋序傳》中認為《左傳》傳事不傳義 ，以及前面提及的歐陽修《左傳》「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 的說法，也可間接給以證明。

　　 我們講左丘明思想的獨立性，並不全是意傳《春秋》，從《左傳》中所記的如下三件事中可以得到直接說明：一、左丘明與孔子對季氏不滿的觀點不同，曾在《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中無經的情況下，熱情謳歌逼走了魯昭公的季平子的保國領導才能，記述了魯國上下在季平子領導下同仇敵愾，取得對齊國炊鼻大戰（在今山東寧陽縣東庄鎮西顧城村以北的柴汶河南岸地區）勝利的詳細過程；二、與孔子為尊者諱的觀點不一致，左丘明曾經在《左傳．文公六年》中也是無經的情況下，直呼秦穆公的其名任好，並以「君子曰」的形式對秦穆公用良人庵息、仲行、針虎為自己殉葬的做法進行了痛斥；三、左丘明與孔子《論語．季氏》中君子「畏大人」的思想炯不同，曾經在《左傳．襄公十四年》中記下了晉宮廷樂師師曠如下的話語：「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很明顯，師曠的該段話是後來孟子「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思想的先河。[21]

　　 另外，《漢書．藝文志》中有如下一段話：「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徽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固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在此，班固所記左丘明著《左傳》的情況比司馬遷更詳細了。並且，其中講左丘明寫作《左傳》是利用的自己身為魯國史官與擁有魯國史乘的有利條件，所言更接近史實。

　　 但是，班固在這裡還是重複司馬遷恐孔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以及「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怕的只是「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用其本人的語言講來的話，也是有失其真。從《左傳》所記的具體內容看去，其曾「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不但怕的是「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同時也怕來自孔門人士的批評。像我們前面所指出過的，怕勢力甚大的孔門人士批評其以孔子著作的名義著史，而加進了那麼多的無經「私貨」。

　　 總之，一如我們前面所已提及的，左丘明的著《左傳》在相當程度上是如後來酈道元的著《水經注》，是欲樹良果大樹而依砧木；其的《左傳》、即司馬遷《史記》中所稱的《左氏春秋》，與後來酈道元的地理著作《水經注》性質相同，也是一部獨立的歷史著作。

　　 四 與左丘明有關的其他事情

　　 前面我們提及，左丘明墓所在肥城市石橫鎮衡魚村的村民中多邱姓，自稱是左丘明的後人；已故北京大學教授陰法魯也回憶說，還記得其少年在家鄉時，衡魚村的邱姓村民到肥城縣城的左丘明祠祭祖。中國的事情有點好笑，人的祖先是誰也得由官方認定，並且這種認定可以變。左丘明是他們這些人的祖宗之事就這樣。在尊孔重儒崇經的清代，他們先是曾經被認定是左丘明的後代、得到官方的認可了，但以後又給否了。

　　 清代乾隆十七年（1752年）前後，經肥城縣、泰安府遞請於朝，並經曲阜孔家衍聖公府核准，清廷曾授予肥城邱姓六十九世孫邱玉潔為奉祀生。相關文書今具存孔府檔案中。其中包括始編於明代天啟三年的、據說已經被認定為國家重點文物的《左傳精舍志》一書。[22]奉祀生朝廷登記在冊，由官方發給衣巾，專門負責主持祭祀左丘明的儀式，身份世代相傳。

　　 自明代起朝廷為顯示褒寵儒家先賢，於翰林院置世襲五經博士，為正八品官，由孔子至朱熹等聖賢子孫若干人承襲。其執掌僅限於奉祀先人，不理他項事務，是一種榮譽職。清代沿襲此制。

　　 嘉慶初年，時任山東巡撫鐵保與學政劉鳳誥，也是像現在的地方大員熱政績、熱形象工程熱得不行一樣，雖然在社會上有飽學的名聲，並自稱經過了兩人的「反覆考訂」，竟認為前述《左傳精舍志》上所記肥城邱氏先世事情與世系屬實，並訪得肥城人邱明善為左丘明七十三世孫，上奏朝廷，請立邱明善為五經博士以奉祀。

　　 鐵保的請示報告上奏朝廷之後，時任禮部尚書、著名學者紀昀，還有當時在京供職的知名經學家段玉裁，或者以奏摺的形式，或者以代禮部起草文件的形式，均曾對之進行了反駁。紀昀寫了《禮部議奏山東巡撫疏請增設左邱明世襲五經博士摺子》、《禮部議奏山東巡撫申辯前疏並另請增設漢儒鄭元世襲五經博士摺子》，段玉裁有《駁山東巡撫請以邱姓人充先賢左邱明後博士議（代禮部）》。這些文章，後來都收入了各自的文集中。[23]

　　 就像現在的官員與官書一樣，《左傳精舍志》的主體本是明天啟年間肥城知縣關西人王惟精所輯，文史水平肯定了了，結果被紀昀抓住了其中所輯的金人詩中竟有「廿十一史」之詞等十處「近人依託之明證」。另外，紀昀和段玉裁在上述摺子與駁文中一個堅持認為左丘明為複姓左丘，一個認為左丘明姓左不姓邱。

　　 更進一步，段玉裁甚至認為左丘明連複姓也不是，肥城邱姓根本就與左丘明風馬牛不相及，是在冒充先賢之後。其的原話為：「自漢至今，多言《左氏傳》，未有言《左邱氏傳》者。《漢書．藝文志》列六藝，於春秋家曰《左氏傳》三十卷，曰《公羊傳》十一卷，曰《穀梁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左邱明，魯太史』；『公羊子，齊人』；『穀梁子，魯人』。假令複姓左邱，則何不同於公羊、穀梁之例雲『《左邱傳》三十卷』也？上言《左氏》，則注言邱明者其名可知也。」[24]

　　 《左傳》的著者如果是左丘複姓人士所著的話應該像《公羊傳》《穀梁傳》一樣稱作《左邱傳》，從形式上看，段氏的以上之論甚是雄辯。但是，他當時寫下此話語時不應以偏蓋要。我們如果全面去看《漢書．藝文志》的話就會知道，如我們本文前面有關引文中所講的，班固在有關的總結性論述中已經講明了，《左傳》成書甚早，出自魯國史官之手。其與成書於末世的《公羊》、《穀梁》、《鄒》、《夾》四傳，根本不是一個檔次的作品。

　　 另外，我們前面已提及的，就像後代史官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原來不叫《史記》而叫《太史公書》一樣，《左傳》原來也不叫《左傳》，而是被司馬遷稱作《左氏春秋》。或者，司馬遷有時候就直接被稱之為《春秋》。《左傳》之意當就是魯國左史所著書之意。

　　 安作璋先生主編的《山東通史》中，也曾有與筆者相近似的論述：「左丘明，春秋末年魯國人。曾任魯國太史，著有《左氏春秋》（即《左傳》）……有的說他姓左，名丘明；有的說他姓左丘，名明；還有的說左是官名，姓丘，名明。我們認為後一種說法是正確的。自西周立到春秋時期，周王室設有多種職掌不同的史官，以協助政務、記錄時事、起草公文、掌管文書。他們的名稱、職掌，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到了春秋時期，王室衰微，史官也基本上只剩太史和內史了。可見，太史和內史是周王室內最主要的史官。而太史屬於朝廷六卿中的三左之一，協助周王室處理政務，記錄時事。《漢書．藝文志》等書所言左史、右史，大概就是指太史和內史。太史就是左史。丘明曾任魯太史，故人們便以左氏代稱，又稱他為左丘明了。」[25]

　　 總之，左丘明的故鄉如我們前述的是今肥城市衡魚村，沒有問題；左丘明姓丘，衡魚村的邱姓為其後人，也沒有問題。但是，最後還是主要因為沒有多少真才實學的地方官僚造假與無有認知水平，肥城衡魚村邱姓申請立為左丘明之後的五經博士的提議，被清廷所否決。亦即，主要是因為《左傳精舍志》書中造假，導致了真左丘明之後的衡魚村邱姓，在清代成為五經博士之事泡了湯。

　　 真的因為做小動作被抓住把柄認定成了假的，弄巧成拙，以上事情的具體經過，當時曾力主肥城衡魚村左丘明墓為真墓，肥城衡魚村邱姓是左丘明後裔，並為他們申請五經博士提供過學術上幫助的俞正燮在自己著作中有詳細記述。其在《書「左氏精舍志」後》中記述道：「嘉慶壬戌（1802年）冬過濟南，值肥城邱氏挾《左傳精舍志》幹上官，前有東漢人及宋明道時人記其譜系，言左邱明，太公後，奔楚又奔魯，裔孫左邱起，後避王莽召，改姓邱，明時立博士，後失爵。真荒誕之言。其書載中古人文，而署熏沐頓首拜。載金人詩，而雲請看廿一史。乾隆初年，一知縣作序贊之，稱文水司馬。檢譜，有捐職州同邱玉汜，殆此君倩無智之人撰者。向讀《邱遲碑》，言遲邱明後，始知邱明為邱氏。及讀《廣韻》，知吳興邱為姜裔，邱明後自在魯。又近人刊《元和姓纂》，牽合左思為邱明後。檢《晉書》，則思家世儒學，自言齊左公子後，並不關邱明。因聚斂舊書推排之，信邱明後為山東邱氏，而《左傳精舍志》所言，則無一不偽。是非自有真，而自著書以亂之。《左傳精舍志》、《武城家乘》、《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是三書者，皆所謂無是非之心者也。時官山東者，欲挾《左傳精舍志》入請世襲博士，嘗私言於司事者曰：國家方立伏氏博士，邱氏事宜無不可。然必不肯以世祿予偽者。邱明子孫在古書有端緒者僅此一線，而《（左傳精舍）志》以偽亂之，應札肥城送舊族譜，其族人必有能首作偽事者，則《志》可毀，譜可出，博士可立。不先為之計，此書一出，即入掌故，或遭詬厲，鄉里愚人，更毀舊譜滅其跡，賢裔不可復問矣。癸亥（1803年）夏，在掖縣又言之，不聽。以其書上，請交部議。時禮部不欲遽舉《志》妄，札山東更求實據，略引邱姓及（左丘明）墓數事致詰，而所說又誤。嘗為左邱明事（作）《申雜難》一篇，理其所詰。甲子（1804年）夏，山東頗采《申雜難》文答部駁。部員怒，摘《左傳精舍志》妄語粘簽進呈，事遂止，是年十月事也。請博士事，當入史志，部員不能分別古書，山東官吏不能辨別偽書，邱氏子孫自誣其祖，三難具，而累及先賢，故展轉乞得邱氏刊本（的《左傳精舍志》），書其事藏之。能者但能從禮部及山東撫院、學院，檢得《左傳精舍志》，未有不以邱氏為偽者，此所以不能已於言，欲使方來君子，知邱氏真賢裔，而為《志》所誤。世之妄引古書，及偽造譜牒，輕改先世遺文者，皆可以為戒也。」[26]

　　 但是，直到今天，包括地方大員們，也包括邱姓的後人們，並未如俞正燮所希望的，而是仍在繼續發揚其前任或先人當年造作《左傳精舍志》的精神。比如，肥城市2009年9月舉辦「左丘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的壓軸文件即《左傳精舍志》。

　　 該會議召開之後不久的同年年底，本人應大學同學、山東大學教授李平生的邀請去給山東職業學院肥城分部講課。課餘到肥城市史志辦訪問時，一劉姓工作人員將他們影印的《左傳精舍志》相贈。並講是本人的一位某大學熟人將該書從孔府檔案中給他們找來。影印本的後面附有《左傳精舍志》的點校本。印刷的後記中則稱點校本是經過了山東大學知名古文字專家董治安教授的審查和校點。[27] 筆者大學時代曾聽過董先生的古文字課。該熟人即後來送某領導人王肅本《孔子家語》者。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後來仔細看時，聲稱經過了大學名教授審查和校點的《左傳精舍志》的點校本中，竟將明代萬曆時人趙師聖（字我白）的一段小說家言當成了歷史。[28] 對明代後期人趙師聖創作的魯侯當年任用孔子是聽了左丘明勸告的一段話，竟加上《薦聖》的標題，包裝成了歷史。某地官方這裡的利用小說改寫歷史，與前幾年大陸有人試圖利用台灣當代人詩句「一樹梨花壓海棠」來重塑蘇軾文學創作的歷史同。[29]

　　 餘論

　　 綜上所述，我們文章一開始時提及的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前言中否定《左傳》作者左丘明其人的說法，與歷史記載、歷史遺存和事理邏輯均不合。沒有道理。

　　 分析楊氏此怪論出爐的原因，與《左傳》的最後一章《哀公二十七年》中出現了「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的文字有關。對之，楊先生是牢記在心的。其也是在《春秋左傳注》前言中寫道，「《左傳》最後記載到魯哀（公）二十七年，而且還附加一段，說明智伯之被滅，還稱趙無恤為襄子。智伯被滅在紀元前四五三年，距孔丘之死已二十六年，趙襄子之死距孔丘死已五十三年。左丘明若和孔丘同時，不至於孔丘死後五十三年還能著書」。[30] 楊本人對此事自己不能弄得明白，於是就乾脆將之槍斃了事。但是，他老先生就不想想，一如我們前面提及的俞正燮所指出過的，「傳書附益，古多有之」。另外，一如我們前述的，那麼多的史籍與史跡屏障，其否定左丘明其人，能否定得了！

　　 推而言之，恕本人直言，楊氏的此失誤更在於其不是歷史內行而偏言歷史的話題有直接關係。古文字的行當雖然與歷史有聯繫，但言歷史的問題非有更廣博的知識與更高超的思辨能力而不可行。

　　 另外，由上述明清以來某些地方官僚聯合肥城衡魚村邱姓後裔而造假的故事，筆者想到的是嚴復在《救亡決論》中講的如下的話：「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也是推而言之，恕本人直言，難道全是他們當事人之過？與我國專制的中央集權主義體制就沒有關係？如人所言，逼良為娼之事，中國古已有之。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09年版，前言第33頁。另外，近代以來否定左丘明是《左傳》作者的還有康有為、章太炎、錢穆等。康有為承襲清代經學家劉逢祿之論旨，在《新學偽經考》中講《左傳》是漢代劉歆所作。章太炎在《春秋左傳讀》中說左氏者衛國邑名，吳起是衛國左氏人，《左傳》是吳起所作：「或亦因吳起傳其學，故名《左氏春秋》。」錢穆則在《先秦諸子系年考辯》（香港大學出版社1967年版）中結論性地寫道：「此《左氏傳》出吳起，不出左丘明之說也。」

　　 [2] 《論語．公冶長》。

　　 [3] 司馬遷：《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序》。

　　 [4] 司馬遷：《報任安書》，載《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

　　 [5] 劉向：《別錄》。

　　 [6] 班固：《漢書》卷三十六《劉向劉歆傳》。

　　 [7] 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

　　 [8]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百《儒學下．啖助傳》

　　 [9]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二《左邱明作「左傳」論》，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頁。

　　 [10] 林紓：《左傳擷華》。

　　 [11] 見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但是，錢大昕認為晉代以後還有人在改動《史記》：「少孫補史皆取史公所缺，意雖淺近，詞無雷同，未有移甲當乙者。或晉以後，少孫補篇亦亡，鄉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數耳。」

　　 [12] 楊鍾達等主編：《文白對照全譯史記》，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前言第16頁。

　　 [13]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九《左丘明墓考》，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頁。

　　 [14] 《禮記．檀弓上》。

　　 [15] 魏收：《魏書》卷一零六（中）《地形志》，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版。同一注釋，俞正燮所引內容為「有富平城、卞城、武強城、左丘明冢」。不知其出於哪種版本。本文所以用上海辭書社版本，是北魏富平的縣治在今肥城市西南靠近東平縣的地方，則漢時的肥城故城正好在其上方，文與歷史相合。

　　 [16] 肥城市黨史史志辦、肥城市石橫鎮政府編：《左丘明史料選輯》，泰新准字2000年版，第127頁。

　　 [17]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九《左丘明墓考》，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頁。

　　 [18] 希羅多德曾講過雅典人所以作戰勇敢，原因是權利平等。他說，「權利的平等，不是在一個例子，而是在許多例子上證明是一件絕好的事情。因為雅典人在僭主統治下的時候，雅典人在戰爭中並不比他們的任何鄰人高明，可是一旦擺脫了僭主的桎梏，他們就遠遠超越了他們的鄰人。因而這一點便表明，當他們受著壓迫的時候，就好像為主人工作的人們一樣，他們是寧肯做個怯懦鬼的，但是當他們被解放的時候，每個人就都盡心竭力為自己做事情了。」其書中還記述了這樣一個事情：一名希臘人對波斯王薛西斯說，「希臘人雖然是自由的，但他們並不是任何事情上都是自由的，他們受著法律的統治，他們對法律的畏懼甚於你的臣民對你的畏懼。」見希羅多德：《歷史》，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82頁等處。

　　 [19] 萬昌華：《論我國春秋時代魯國的貴族共和國特質——從「左氏春秋」所記史實說開去》，愛思想網2016年1月19日。

　　 [20] 轉引自瞿駿等：《只緣身在此山中：近代史研究如何成為「攻玉之石」》，澎湃新聞網2016年12月3日。

　　 [21] 《孟子．萬章下》、《孟子．盡心下》。

　　 [22] 該書的現在已被認定為國家重點文物，見肥城市黨史史志辦等編：《左丘明史料選輯》，泰新准字2000年版，目錄後第1頁。

　　 [23] 分別載紀昀的《紀文達公遺集》卷四、段玉裁的《經韻樓集》卷四。

　　 [24] 段玉裁：《駁山東巡撫請以邱姓人充先賢左邱明後博士議（代禮部）》，《經韻樓集》卷四。

　　 [25] 安作璋主編：《山東通史．先秦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7頁。

　　 [26]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四《書「左氏精舍志」後》，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頁。

　　 [27] 肥城市黨史史志辦、肥城市石橫鎮政府編：《左丘明史料選輯》，泰新准字2000年版，第190頁。

　　 [28] 趙師聖其人事迹見清《江西通志》卷八十四《人物》。另，其與湯顯祖有交往。湯顯祖有《答趙我白太史書》。

　　 [29] 關於「一樹梨花壓海棠」的詩句系台灣人1980年代所作的考證，見祝淳翔：《也談「一樹梨花壓海棠」》，《書城》2013年9月號。

　　 [30]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09年版，前言第32頁。是劉逢祿最先利用此點作為理由，來否定是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撰寫《左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