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劇的蒙昧主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繁榮歷史劇已經蔚為大觀，這些年來拍出的歷史劇可能有上千部之多，從三皇五帝，一直拍到滿清的長辮子旗袍，從皇帝、國王、將軍、大臣、商人、畫家、詩人、作家一直拍到漢奸、叛徒、流氓、無賴、幫閑、賭棍、妓女等等，無所不包。在這些歷史劇中，諸如國家至上、民族復興、強國盛世、改革除弊、反腐倡廉、以民為本、重農興農等關乎國運民生的主流政治觀念都得到反覆表現，構成對現實政治生活的全方位隱喻。

歷史劇最常受到詬病的就是史實方面的硬傷：《康熙王朝》里孝庄文太后口口聲聲說著自己死後的謚號：「我孝庄」；《大明王朝》里嚴世藩事實上從來沒有入過閣，裕王那時候謹小慎微，從來不敢幹預國政，這裡竟然成了一個政治派別的領袖。《新編花木蘭》中，房間里居然掛著李白的詩《贈汪倫》，導演提前100 多年把李白的詩掛到了隋朝人的房間里。妲己穿著帶拉鎖的連衣裙，卓文君的房間里掛著尼龍紗──給人的感覺，似乎拉鎖和尼龍紗都是中國人發明的。

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四大名著都是娛樂歷史的名著，《水滸》和《三國演義》都是把歷史演繹成了小說，不能算作信史；《紅樓夢》僅僅是對時代背景的影射；而《西遊記》雖然是神怪小說，但也嫁接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時代背景，並且玄奘本人也是歷史上確有其人的。即便如此，這絲毫無損於它們的崇高地位和深刻的思想內涵。對歷史有意無意的娛樂化態度，有專業知識的人或許難以忍受，但對普羅大眾來說，這並不是什麼大問題。

最讓人擔憂的是，現在的歷史劇似乎正在走向另一條道路──為我所用，為了所謂的政治目的，可以隨意改變、隱瞞歷史，生拉硬拽一些故事來解說、篡改的態度，胡編亂造，黑白顛倒，美醜不分，隨意演繹，幾乎成了中國歷史劇的一道風景。如此的歷史觀能造成什麼樣的民眾心態，當然大家都是很明白的了。

《雍正王朝》把歷史上一個殘暴的皇帝寫成民眾的大救星，一個古代的暴君對讀書人採取的滅絕性行動卻得到當代編導的充分肯定和讚揚，他們看來是支持那種「讀書人是天下禍害根源」的說法的。《漢武大帝》一開場，就是司馬遷在劉徹面前誠惶誠恐，高呼：「萬歲聖明！明見萬里！臣就是只小蚊子，鼠目寸光……」歷史上有沒有這一場見面已不可考了。碰巧的是，上世紀80年代，也拍過一部《漢武帝》的正劇，裡面也用了這場見面作開場戲。可裡面是劉徹對司馬遷說：「你，是天下唯一一個不曾從精神上臣服於朕的人。但是，朕因此敬佩你！」為什麼在上個世紀，是一個社會的權威向一個社會的良心表達敬意，到了新世紀，卻讓一個社會的良心匍匐在一個社會的權威面前叩頭如搗蒜呢？

所以，問題不在於歷史劇表現了傳統政治，而是對傳統政治不加掩飾的好感；不是表現了帝王權力，而是強化了大眾對帝王權力的信任；不是表現了專制者的人性，而是以人性為幌子將罪惡一筆勾消；不是歌頌了清官，而是用個人道德遮蔽了體制的痼疾；不是批判了貪官，而是將懲處貪官的希望寄託於明君和賢臣；這種冷血文化培養出的冷血道德，魯迅稱為「瞞和騙」：「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就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凶，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瞞和騙」的要訣在於，閉上眼睛，繞開真實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現實問題轉化成一個無私奉獻的道德自律問題，苦難和苦難的製造者就此一齊消失。

於是，在《漢武大帝》的末集，英雄一世的漢武帝已經年老昏聵，但還能喊出諸如「朕畢生所求就是國家強盛，民族復興」這種主旋律式的口號。《武》劇片頭插曲更是肉麻地吹捧武帝，「你燃燒自己溫暖大地，任自己成為灰燼」，把封建皇帝說得像革命先烈一樣先進。《康熙王朝》的主題歌詞是「我真的還想再活500年」，企望皇帝萬壽無疆，《雍正王朝》的主旋律是「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何懼身後罵名滾滾來」，把歷史上一個殘暴的皇帝寫成民眾的大救星。難怪有兒童看了歌頌好皇帝的某些清宮戲後就困惑不解地問爸爸：清朝皇帝那麼好，幹嗎孫中山還要鬧革命，把它推翻掉？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完全可以作這樣的斷言：所有「好皇帝電視劇」，都不該成為一個走向現代化之國的「主旋律」——《貞觀長歌》算不算「主旋律」？ 一個好皇帝的「積極向上」與「價值取向」在哪裡？

除了勤政愛民，那些「大帝」們的另一偉大之處就是文治武功：雍正讓國庫扭虧為盈，有了幾千萬的存銀；康熙收復了台灣；漢武帝抗擊了匈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有了GDP的增長，有了統一的實現，其他一切就都不重要了，暴君即便殺人如麻，那也是不得已：殺人，是為了不殺人啊！然而，史有明鑒，1840年鴉片戰爭時，中國GDP佔世界總量的22%，遠遠高於英帝國；1895年甲午戰爭時，中國GDP也要比日本多得多；20世紀以色列打贏了4次中東戰爭，但其GDP與整個中東阿拉伯國家相比相差也很懸殊。丹麥在14世紀末是一個橫跨今天丹麥、挪威、冰島、瑞典、芬蘭的大帝國，到今天萎縮成為僅擁有日德蘭半島周邊一隅之地的小國；但另一方面，丹麥人從燒殺搶掠的海盜成為世界上文化素質最高和福利最好的人群之一，幾百年來，丹麥所失去的，是統治者的野心、慾望與虛榮，而得到的則是大多數國民的幸福和民主。那麼，應該怎樣評價丹麥的歷史？從主旋律的角度，那毫無疑問是充滿了屈辱和失敗的歷史，不堪回首。

與對皇帝的稱頌相輔相成的，是對清官的呼喚：包公、海瑞、于成龍，不一而足。這樣的忠臣賢士，為民做主，不計個人安危，對奸臣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最後因為得到最高統治者的認可而大獲全勝。更奇怪的是，銀幕上的這些清官從不曾有過緋聞，也好像沒有什麼兒女情長。幾年不回家、大義滅親成了清官的必備情操，不如此彷彿不能烘托出清官的偉大，所以包公親手殺了自己的侄子，海瑞為了照顧母親的起居結婚後居然一直睡在母親房中，一妻一妾均死因可疑。這大概是清官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標準太高了，一般人可望而不及，成本太大，不但有自己的性命安危，家人往往必須放棄自己的幸福甚至一起陪葬，如此才能成就一個人的幾世清名。

無可否認，這些人身上凝聚著傳統士大夫的不少優秀品格：清廉、正直、機智、俠義，但最終也跳不出「士為知己者死」的狹隘體認。這一點，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個人道德之長並不能彌補制度缺失之短。於是，羅賓漢會為愛人編織花環，華萊士會因為妻子的死奮起追求蘇格蘭的獨立，但永遠不要期待他們會和王權握手言和。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英雄對親人總是冷酷無情，要求他們無條件地犧牲，在皇帝面前卻永遠磕頭如搗蒜，這大概是另一種中國特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