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學】勞思光：中國哲學史已往成績之檢討

點擊上方「文獻學與思想史」 可以訂閱哦！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2月

雖然「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程，在中國的大學中已經設置了許多年（至少在胡適之先生講這門課之前，就已經有了），但至今還沒有一部較合標準的中國哲學史寫出來。已往各大學中教中國哲學史的人，大半都是自編講義，上課時就用，下課就丟開。除了馮友蘭先生那本書，還算成書之作外，另外幾乎沒有一部能算學術著作的中國哲學史。

胡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上卷，曾被許多人嘲笑，覺得它只是一部殘缺之作。其實，胡先生這部書未能完成，固然很可惜，但這部書真正的缺點，倒並不在於它未完成。就已發表的上冊看，如果全書以類似的方法、觀點及思想水平寫成，雖然可以不再殘缺，卻仍然不算一部合格的中國哲學史。因為，胡先生寫這部書有一個極大的缺點，就是，這部書中幾乎完全沒有「哲學」的成分。

一部哲學史，雖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學」。當一位學人寫哲學史的時候，他不僅要敘述事實，而且要解釋理論。敘述事實是史學的工作，解釋理論則必須有確定的理論基礎與解析方法。而這種基礎與方法就是寫哲學史的必要條件；不能滿足這些條件則寫出來的可能是「史」，但不能算「哲學史」。

中國舊日儒者，雖有許多人史學興趣甚高，但對哲學史的工作，卻做得最少。除了黃梨洲的《明儒學案》與未及完成的《宋儒學案》，可算是部分的哲學史外，我們簡直找不著可算哲學史的東西。20世紀中，胡適之先生的書自然是一部開新紀元的作品；但嚴格說起來，這部書只算是未成功的嘗試之作，因為它全未接觸到中國哲學的重要問題，並且幾乎未接觸到任何哲學問題。

我說這句話，並無唐突前輩之意。胡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是前所未有的作品，我們很願意承認它有開新紀元的地位。但就書本身說，則的確是不能算一本哲學史的。胡先生在這本書中，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用於考訂史實；對於先秦諸子的年代及子書中的偽造部分，都用了很大力量去考證，但對這些哲學思想或理論的內容，卻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闡釋。胡先生的考證，不管是否為史學界所接受，總算是一種工作。今天我們對胡先生這種工作仍應表示敬意。可是，這種工作至多只是哲學史的部分工作，而且並非主要工作。僅僅考訂一番，不能解釋中國哲學的理論究竟是什麼樣子。我想這是不待辯議的事。

胡先生一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但認真看起來，他卻從未在哲學問題上深入過。寫《中國哲學史》這部書的時候，他自己也似乎並未想到要如何掌握中國哲學的理論，如何去展示它，而只注意到諸子是否「出於王官」，以及其他類似的歷史問題。在《中國哲學史》上卷中，胡先生對先秦諸子的思想，說得很少，而考證則佔了大半篇幅。說及思想的時候，胡先生所根據的也大半隻是常識。用常識解釋哲學，無論如何是不會接觸到真問題的。而一本哲學史若只用常識觀點來解釋前人的理論，則它就很難算作一部哲學史了。所以，我們如果著眼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風氣上，則我們固可以推重胡先生的作品，承認它有開風氣的功用，但若以哲學史著作應具的條件來衡度胡先生這部書本身的價值，則我們只能說，這部書不是「哲學史」，只是一部「諸子雜考」一類考證之作。

就此而論，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就比胡先生的書略勝一籌。馮友蘭先生的哲學造詣如何，是另一問題；至少，馮先生在寫《中國哲學史》時，是想要講中國古人思想中的哲學理論。而且，他也確以解釋及整理古人理論為這本書的主要工作。他談先秦諸子、魏晉清談、隋唐佛學、宋明理學，雖然錯誤及疏漏都很多，但至少他並非只用常識來講哲學。他的書中是有「哲學」的，不只是有「史」的成分。這就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馮書比較夠得上被人稱作一部「哲學史」。一般地講，它是高於胡書的。

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雖有哲學成分，卻仍然並未接觸到中國哲學的特性。它是一本哲學史，但並非一本成功的哲學史。

要解釋這一點，可以說得很長很繁，也可以說得極簡單。馮友蘭自己在哲學理論上造詣不算太深；他解釋中國哲學時，所能運用的觀念及理論，也限於早期的柏拉圖理論與近代的新實在論。他對西方哲學理論所能把握的本已不多，對中國哲學的特性更是茫無所知。因此，當他在中國哲學史中解釋某些較簡單的理論時，雖然可以應付，但一接觸到宋明理學，立刻顯出大破綻。他從來不能掌握道德主體的觀念，甚至連主體性本身也悟不透，看不明。結果，他只能很勉強將中國儒學中的成德之學，當成一個形而上理論來看，自是不得要領。我們倘若對馮氏的《新理學》一書稍加註意，則我們不難看出他的理論與中國宋明儒理論的根本距離。而他解釋理學的失敗，在識者眼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不想在這裡多批評馮友蘭。我的意思只是說，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之所以不能算作成功之作，主要原因是馮氏本人不大了解中國哲學特性所在。他書中所談的理論，雖有一部分確是哲學，但並非中國哲學。比起胡書之全無哲學來，馮書雖是較勝，但馮書終竟也不是能展示中國哲學特性的作品。

既不能展示中國哲學之特性，則這種哲學史自然是失敗的東西。但它比胡先生的書還是進步了一些。

除了胡、馮二氏的著作以外，也還有幾本有關中國哲學史的書，如范壽康先生的《通論》之類即是。但那些書本身似乎只是「教科書」一類的東西。作者本身似乎就並未要求它成為一本學術著作，我們自然不必苛求。至於這種書中的哲學觀點，則更是十分簡陋了。

我這樣說，自然並非否定中國哲學研究的成績。事實上，近幾十年的中國哲學界雖然出版過不少東西，但真能算作哲學研究的成績的，大半都還是在中國哲學方面。例如，熊十力先生以儒學觀點改造印度的唯識論，而有《新唯識論》一書；牟宗三先生闡述儒學精義而有解荀子與陽明的專論與論「心性之學」的專書，都是可以看作新的儒學理論的重要著作的。這些理論在哲學的發展方面，都具有重大意義；以之與其他介紹西方哲學的東西比起來，學術價值之高低，誠是相去極遠的。然而，儘管近幾十年，中國的哲學研究者有如此的成績，「中國哲學史」卻仍是一個學術的空缺，至今我們尚未有一部較合水準的哲學史出來。這裡似乎必有值得注意的問題存在了。

本文來自網易新聞轉西安晚報，原為勞思光《新編哲學史》序言之第一節。

采編：@儉腹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