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識：中國人的內心世界為什麼那麼虛偽和卑微？

最早提出「中華民族」這個辭彙的是梁啟超。與此相伴產生的，就是「中國」這一現代國家概念。這兩個現代概念的提出和形成，可以被視為中國真正進入了20世紀，進入了現代西方文化主導的世界潮流。中華民族、中國概念的提出，既標誌著傳統文化向現代化的過渡，同時也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結合的產物。「中國」這一辭彙雖然在歷史上很早就出現了，但是，它並不完全是現代的國家概念。中國以外的地方，最初將中國稱為「支那」，主要的意思是說「產絲的地方」，而不涉及政府、疆域、民族、文化。歐洲大航海時代初期，剛剛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們，幾乎都要詢問，他們到達的地方是否就是「中國」。但是，他們得到的答案是「大明朝」，而不是「中國」；人們自稱「明朝人」，而非「中國人」。因為，當時的中國，沒有幾個人聽說過漢語之外那個特指中國的稱呼，「支那」。「支那」與漢語「中國」的翻譯對位也沒有出現。西方傳教士花了幾十年時間才最終確認，他們涉足的地方，就是馬可波羅當年到達、遊歷的地方。中國古代也存在大大小小的國家、民族，但是，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的認同高於一切，民族和疆域退居其次。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一個誕生、生活於文化之邦的人，如果去了文化落後的地方，也會被視為「蠻夷」。反之，文化落後地區的民族如果接受了中原地區的文化，也會被視為大家族中的一員。這種以文化為主的認同標準，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對於疆域的概念不是非常明確。另一個結果是，對於不同民族文化的自然、自願融合，產生了積極的效果。站在文化最高點的「中國」政府，最大的使命就是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在很長的時間裡，中國古代的這種國家和民族概念，沒有受到嚴重的挑戰，直到西方人出現，現代國家作為一個自私自利的產物，才向中國傳統的國家概念發出致命的挑戰和威脅。西方人最初來到中國，不管出於什麼目的，經商或者傳教，中國政府對待他們的態度，依然是遵循天下太平、安居樂業的原則，這種原則也延伸到西方人身上。最初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經商，就是出於這種考慮。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政府當初對於外來者的態度，是站在一個整體的立場上，希望獲得整體的安定，而且，這種整體也包括了外來的西方人。但是，這一傳統的國家概念，遇到了兩個麻煩。一是內部。文化的優越性只有在比較之中，在對於其它文化充分了解的基礎上，才能確立並獲得自信。中國以前對於周邊國家的文化自信是絕對的，但是，由於對遙遠的西方缺乏必要的了解，這種自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變成了盲目的自大。第二個威脅來自外部。西方現代國家、民族的概念及形態，實際上是一個小群體在一種強烈的認同感下，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擇手段。同時，西方整體上也有一種自己的文化自信，這兩種文化上的自信，必然發生劇烈的衝撞。在這種衝撞中，中國傳統文化的絕對優勢地位喪失了。但是，這種優勢的喪失，並不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一無是處。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重要人物，明確提出了類似西方的民族概念。這個人名叫王船山，生活於明末清初。王船山認為，漢民族的文化只屬於漢民族，不屬於滿族。他參與了抵抗滿族入主中原的軍事行動，即便在「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嚴酷命令下，他也沒有剃髮。地方官員礙於他的巨大名聲，也沒有對他採取行動，只是裝聾作啞。然而，王船山類似現代以血緣劃分民族的觀念，很快失去了基礎，因為滿族統治者對漢文化表現出的熱情和崇尚，相當大程度上消弭了血緣的差異。與西方文化一起來到中國的，除了掠奪、武器、技術之外，還有一項就是明確的現代國家和民族概念。與中國傳統的國家、民族概念相比，中國以前都以文化認同為最高原則，但是，現代西方國家是以共同利益為最堅強的紐帶。一旦利益發生嚴重分歧，國家就分裂，一旦找到利益共同點，國家就凝聚。中國改變過去以文化為最高標準的、模糊的國家、民族概念，花了較長的時間。康熙時期，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這一相對公平的條約，使得中國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現代西方的國家概念。遺憾的是，這一概念是在西方傳教士的幫助下實現的，中國人對此還沒有明確強烈的意識，也沒有強烈的改變動力。鴉片戰爭之後，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是民族意識最早的民間萌芽，然而，洪秀全試圖藉助西方宗教，由西方來認同民族的平等地位，最終還是失敗了。此後，清朝政府的國家概念日漸明確，但是總是沒有處理好與之相伴的民族概念。到了義和團運動時，面對民間自發產生的民族認同感，清政府的態度顯示出猶豫和搖擺。一方面它希望利用這種民族認同，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擔心這種民族認同，會傷及它的統治，因為，滿清皇族畢竟是一個少數民族。義和團運動失敗後不久，1902年，梁啟超在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與此同時，中國的概念，也開始走向現代。此後數年間，梁啟超、楊度、章太炎等人多次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但是，基於當時比較狹隘的認識，上述諸人提出的「中華民族」都是指漢族。孫中山當年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目標，也是受到同一思潮的影響。這一思潮的源頭，就是西方以血緣為基礎的民族主義。辛亥革命後，黃興等人很快意識到，純粹以血緣劃分的民族概念非常狹隘，於是，「中華民族」的概念首先變為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存概念，民國時期的一首國歌也以「五族」為號召。一些有先見之明的地方官員，也以地方法規的方式，禁止商人和官文中出現「大漢」的字樣，以示民族大同，化解種族對立。1917年，李大釗針對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民族為中心的「大亞細亞主義」，明確提出「新中華民族主義」的自覺，從理論上將「中華民族」涵蓋到本國境內的所有民族。此後不久，五四運動爆發，知識分子理論上的「中華民族」和「中國」的概念，深入人心，成為每一個中國人自我認同、民族意識崛起的契機。五四運動後不久，梁啟超也改變了自己過去的看法，將「中華民族」的概念擴大為所有民族的共同體。梁啟超還富有遠見地指出，西方社會自大航海以來，各國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民族主義，因此，要保衛中國不亡，要保衛中華民族不成為亡國奴，只有推行民族主義。也就在這一時期前後，王船山的故鄉湖南，一些知識分子成立了一個「船山學社」，王船山的民族主義觀念，終於在300年後獲得了呼應，其中一個青年名叫毛澤東。然而，這時候的民族概念，已經不是王船山當年狹隘的漢族概念，而是各民族的共同體。「中華民族」概念的提出和明確，首先是借鑒了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想，但是，並沒有像西方民族主義那麼狹隘，依然保留了中國傳統中各民族共存、融和的成分。這一結果成為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要基礎，也為中國各民族團結一心，發展現代化解除了後顧之憂。站在歷史長河的角度看，「中華民族」概念的明確，也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的一個心態：原先自以為佔據文化最高點的優越感，經由「中華民族」的概念，變為與世界各民族平等立足於世界。更主要的是，藉由五四運動，「中華民族」概念的確立，使中國人意識到，民族之間的相互平等，不能靠別人賜予，只能靠自己爭取。

如今的中國依然需要民族主義，其中既需要延續傳統，保持民族文化的認同，也需要借鑒西方，加強自身利益的認同。民族主義在當今世界，是保護我們自身權益的重要力量。但是，用更廣闊的眼光觀察世界，我們還應該意識到，由西方醞釀產生、並推廣到全世界的民族主義，也導致了為了維護小集團利益，而不顧他人、不顧人類整體利益的後果。因此，未來世界，不同民族的差異依然會存在，不同民族之間尋找並達成共同利益的趨勢也將日益重要。對於前者，西方文化已經做到了，而且已經做過頭了；對於後者，中國的傳統文化，將發揮重要的作用。換句話說，中國人既需要引入西方的民族主義來保護和發展自己，還需要避免踏上西方民族主義只顧自己、危害他人的道路。在用民族主義保護自己的同時，藉助中國文化中寬容、共存的傳統，力爭在各民族之間找到共同的利益點。這將是中國對人類的又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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