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卓新平|關於伊斯蘭教中國化的思考

關於伊斯蘭教中國化的思考

卓新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100732)

《回族研究》編者按:「伊斯蘭教中國化」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它不僅在學術上具有較大的探索空間,同樣在現實方面亦具有較強的意義,值得我們共同關注和探討。2016年8月,由寧夏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寧夏社會主義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宗教學會四家單位聯合舉辦的「伊斯蘭教中國化論壇」在銀川召開。研討會上,諸位學者出於學術良知以及對現實的人文關懷之情,交流了各自的觀點。本刊徵得其中三位學者同意,發表了他們的論文。這幾篇文章視野開闊,觀點新穎,讀來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啟發。

摘要:討論「伊斯蘭教中國化」,其前提是需要我們中國社會能對伊斯蘭教有全面、透徹的了解和公道、正確的評價。伊斯蘭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文化體系和文明形態對人類發展有著獨特的貢獻。但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對伊斯蘭教的偏見在加劇,這種不利、負面的輿論也在中國社會蔓延,社會在宗教、民族問題上的猜忌、誤解、敵視和分化在加劇、惡化,尤其在對伊斯蘭教的理解及評價上也受到西方偏見的影響和驅動,令人擔心和不安。實際上,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後,一直在不斷適應中國社會、對話中國思想、會通中華文化,已經形成了優秀傳統,積累了豐富經驗。「伊斯蘭教中國化」是當前「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的具體體現,要持開放、開拓、開明的觀念。「伊斯蘭教中國化」過程也是我們中華文化積極吸納伊斯蘭教優秀文化因素的過程,是開放、對話、交流之雙向互動即「雙贏」的過程。

關鍵詞:中國化方向;「一帶一路」戰略;文化對話;

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召開之後,人們開始熱議「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這一論點,而近來我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發展,同樣也觸及中外宗教關係,尤其是伊斯蘭教的定位問題。這樣,「伊斯蘭教中國化」這一議題遂成為當前學術討論、社會關注的一大焦點。如何看待伊斯蘭教、如何理解中國伊斯蘭教,以及如何推進「伊斯蘭教中國化」,當前社會輿論顯然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些爭論甚至非常尖銳,給人帶來了一些擔憂,也讓人不得不深入思考相關問題。這些問題的妥善解決,將體現出對中央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基本方針的全面貫徹和真正落實,將有效保障「一帶一路」戰略的具體實施,也將有利於我們穩妥處理好宗教與社會的關係、團結廣大信教群眾、促進中國社會和諧、確保國家穩定安全。

一、正確認識世界伊斯蘭教

討論「伊斯蘭教中國化」,其前提是需要我們中國社會能對伊斯蘭教有全面、透徹的了解和公道、正確的評價。伊斯蘭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文化體系和文明形態對人類發展有著獨特的貢獻。其信仰精神在世界許多相關民族中形成了其相應的精神蘊涵和生活習慣,發展出豐富多彩的風土人情和禮儀習俗。由於在「冷戰」之後美國學者亨廷頓關於「文明衝突」的論斷對伊斯蘭教有專門的評說,引起了西方社會一定程度上的敵意和警惕,文明對話的氣氛被沖淡,人們看到的更多是緊張、懷疑、猜忌、排拒和敵視,這尤其在對待伊斯蘭教問題上凸顯出來。其實,亨廷頓曾要西方社會防範伊斯蘭教文明與中國儒家文明聯手對抗西方基督教文明,西方社會本身對中國也存有某種意識形態方面的敵意和民族氣質上的反感。但現實狀況是,中國並沒有與伊斯蘭教文明聯手,最近的國際局勢變化使我們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社會中被再度孤立,在南海問題、西藏新疆問題、香港台灣問題、中日關係、中韓關係,甚至中越關係、中印關係等問題上被人指責和批評,不僅中美關係、中歐關係在惡化,而且周邊關係也在下滑,環顧四周、瞭望遠方,幾乎找不到一個真正的朋友,以往那種「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情況已基本改變。對此我們需要客觀分析,冷靜評價。國際關係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方方面面,我們今天要發展或處理好國際關係,也必須特別注意到其宗教因素。

為了改變這一複雜局面,我們以「一帶一路」戰略來往西部開拓,以在杭州召開G20峰會等來影響世界,希望在當前國際舞台能夠真正有所作為,站住腳跟,發展自我。與此同時,我們也發現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對伊斯蘭教的偏見在加劇,東西方價值觀、信仰形態的對立在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深層矛盾上顯示出來,西方社會一方面主張文明對話,但另一方面卻明顯有著對伊斯蘭教的敵視、歧視和貶損,如法國查理周刊事件、以及美國出現的侮辱伊斯蘭教的事件等,都顯現了這種態勢。當暴恐事件發生後,人們紛紛譴責極端恐怖主義及其暴行,卻忽略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誤解和敵意。現在甚至有人將整個世界的暴恐活動、社會動蕩歸咎於伊斯蘭教,形成對世界伊斯蘭教過度的話語暴力和輿論霸權,無視強調和平、主張中道的伊斯蘭教主流社會的存在,將這一「沉默的大多數」遺忘為消失的存在,或視為受指責的群體。目前這種不利、負面的輿論也在中國社會蔓延,社會在宗教、民族問題上的猜忌、誤解、敵視和分化在加劇、惡化,尤其在對伊斯蘭教的理解及評價上也受到西方偏見的影響和驅動,令人擔心和不安。當我們中國被外界攻擊、批評和欺侮時,我們會感到憤怒,會義憤填膺地反駁、反抗,那麼我們也應將心比心,認識並理解有著絕大多數無辜者的伊斯蘭教世界被誤解、被妖魔化時的憤怒及反抗,我們決不可上西方輿論錯誤導向之當,沒有必要在伊斯蘭教問題上不慎重地引禍入門、惹火上身。

我們堅決反對並譴責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行為、極端主義思潮,但我們也必須深入了解其根源、緣由、起因,對之有準確判斷,並要為徹底清除其根源而努力。為此,我們就應該對世界伊斯蘭教歷史、尤其是伊斯蘭教近現代的發展變遷和當代最新走向及其變化發展的根本原因展開系統研究。這不只是「誰為伊斯蘭講話」的問題,而是為公平、公道、正義、正直講話、吶喊。我們不能在自己感到委屈、受到傷害時卻無視或忘掉他人的創傷。如果不公正地對待世界伊斯蘭教的發展,對我們的國家形象、社會穩定也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在伊斯蘭教開創之初和歐洲中世紀時期,伊斯蘭教在與西方的較量時曾佔上風,但自16世紀以來,伊斯蘭教在與西方的力量對比上則逐漸處於劣勢。1571年,奧斯曼帝國的海上軍事力量被西班牙、威尼斯聯合艦隊打敗。1687年,奧地利、波蘭和薩克森聯軍打敗包圍維也納的奧斯曼軍隊,穆斯林的政治、軍事影響被迫退出西方各地。1774年,俄羅斯軍隊又大敗奧斯曼軍隊。至1922年,奧斯曼帝國被推翻,次年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國。在波斯,薩非王朝亦於1736年被取消。而在印度,莫卧兒帝國也於1857年被英國殖民主義者的統治所取代。隨著這種衰落,伊斯蘭教世界於17世紀起逐漸興起改革和復興思潮。18世紀中葉,阿拉伯半島出現「瓦哈比」(瓦哈布倡導的「清凈教」)運動,此後出現的極端思潮則強調「聖戰」。此外,新蘇非教團也相繼露面。19世紀,阿富汗尼提出了「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在蘇丹則出現「馬赫迪」運動。進入20世紀之後,各宗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加劇,其中包含有複雜的政治經濟因素。1980至1988年,兩伊戰爭爆發。1990年,伊拉克武力佔領科威特,隨之1991年爆發海灣戰爭,戰後本·拉登組織「基地」,訓練恐怖分子,並將他們派到世界敏感地區從事恐怖活動,於2001年導致「9·11」事件,使國際恐怖主義升級。而美國於1998年年底發動「沙漠之狐」軍事行動,「9·11」後滅掉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又以莫須有罪名於2003年佔領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與之相對應,伊斯蘭教內部的原教旨主義、保守主義、恐怖主義等也開始出頭露面。這種以暴抗暴的惡性循環使宗教極端主義思潮盛行,「聖戰」「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與民族分裂主義結合併發展出窮凶極惡的「伊斯蘭國」,包括歐美有數千人參加,而原伊拉克遜尼派一些軍人等因不滿什葉派掌權而歸入其中。美國對西亞北非等伊斯蘭地區的「顏色革命」和選擇性反恐,對亂局的形成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由此所導致的難民潮也使歐亞等地苦不堪言。

所以,我們今天對世界局勢應有清醒的認識,必須科學地分析、探究世界伊斯蘭教的發展及其當下處境,特別是在推動「一帶一路」戰略時應該特別注意絲綢之路沿線伊斯蘭教國家及地區的社會政治及文化精神狀況,我們不僅要有經濟投資,更需要有文化投資和集資,從而使「一帶一路」戰略真正能夠發揮其實效。

二、中國伊斯蘭教的傳統

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有著悠久歷史,其在中國社會處境中亦在不斷適應、融合。這一經歷為伊斯蘭教今天的「中國化」努力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可謂「凡是過去,皆為序章」。唐宋之際,伊斯蘭教沿陸海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為這一中外交流之路也成為「香料之路」「瓷器之路」「珠玉之路」「茶葉之路」作出了巨大貢獻。當時來華蕃客「住唐」不歸而形成「蕃坊」,由中國政府任命蕃長,開始了伊斯蘭教適應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

「元時回回遍天下」,伊斯蘭教走出其外域宗教的異化處境,明清之際,伊斯蘭教在中國社會的適應及融合取得重大進展。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中國穆斯林採取了認同、服從、吸納的態度,正如當時回族學者馬注(1640—1711)所言,「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隨後回族穆斯林更是形成了「漢學派」,如西道堂領袖馬啟西教長熟讀「四書」「五經」,主張「以本國文化宣揚伊斯蘭教學理」,明確了適應、融入中國文化的態度。當然,在中國穆斯林中,這種持守「清真古教」的正統性與對中國文化的適應性之間也一直存在著張力。

伊斯蘭教沿絲綢之路傳入中華不僅鑄就了中國穆斯林群體,而且其精英人士還將中國文化以絲綢之路傳播出去。最為典型的即明朝回族穆斯林鄭和(1371—1435)率領船隊七下西洋的壯舉,他航行7萬餘海里,開拓了海上「絲瓷之路」,將中國文化傳入亞非眾多國家和地區。這些航程之記載則是用中國傳統山水畫法所記《鄭和航海圖》,該圖的繪製成為15世紀之前中國關於印度洋、太平洋和亞非兩洲最為翔實的地理圖籍。在這些中華文化傳播之旅中,有著中國穆斯林的積极參与和卓越貢獻。

中國穆斯林在中華文化中的融入表現在各個方面,如《古蘭經》等伊斯蘭教經典文獻的漢譯,用漢語創作的中國伊斯蘭教哲學、文學、史學等,形成福樂智慧與華夏智慧的對話與共構。唐代《坎曼爾詩簽》記載了維吾爾人坎曼爾在《憶學字》詩中學習漢字的感觸:「古來漢人為吾師,為人學字不倦疲。吾祖學字十餘載,吾父學字十二載,今吾學之十三載。李杜詩壇吾欣賞,迄今皆通習為之。」而11世紀成書的維吾爾族《福樂智慧》,也是「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馬秦學者的詩篇裝飾而成」[1]。明清時期的中國伊斯蘭教哲學在「以儒詮經」上達到過一個高潮,故而曾給人「雖以闡發天方,實以廣大吾儒」(徐元正之語)之感。這種適應中華思想文化的「附儒」態勢在明末清初形成了一批懷「伊斯蘭教」之學問、習中華之儒書的「回儒」,如王岱輿、劉智、馬注、藍煦、馬德新等人,他們所強調的是伊斯蘭教與中華文化的會通、融合,認為「回、儒兩教道本同源,初無二理」。這在思想理論上也為今天伊斯蘭教的「中國化」發展在思想認知上準備了充分的資源。

由此觀之,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後,一直在不斷適應中國社會、對話中國思想、會通中華文化,已經形成了優秀傳統,積累了豐富經驗。當然,歷史的發展變遷和不同時情,使這種伊斯蘭教的中國適應也錯綜複雜,仍在途中,故此仍然需要今天的繼續和努力。

三、「伊斯蘭教中國化」思考

「伊斯蘭教中國化」是當前「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的具體體現。我們今天對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關係的觀察及評價既要看到中國伊斯蘭教與世界伊斯蘭教的歷史傳統及信仰教理之關聯,也應該對其在中國的適應、融入持有一種動態的、互動的態度。中國與世界的關聯,尤其是與「一帶一路」沿線穆斯林地區的關聯,使我們對「伊斯蘭教中國化」發展一定要持開放、開拓、開明的觀念,從促進世界文明發展、維護人類和平、搞好國際關係尤其是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的角度來審視我們對這一發展的理解和把握,認識到「伊斯蘭教中國化」過程也是我們中華文化積極吸納伊斯蘭教優秀文化因素的過程,是開放、對話、交流之雙向互動即「雙贏」的過程。我們不能搞所謂封閉性的「中國化」,因為中華文化的優傑就在於其能夠做到「天容萬物、海納百川」。所以,「中國化」並不意味著對伊斯蘭教所涵容的阿拉伯、波斯等文化之封閉或排拒,而是積極的對話、溝通、開拓、融貫。

「中國化」只會擴大中國伊斯蘭教的蘊涵,讓世界文明包括阿拉伯文明的優秀元素有機融入中華文明,豐富中國伊斯蘭教的文化底蘊,而不是讓其萎縮、消退。所以說,「伊斯蘭教中國化」乃文化對話、文明交匯的繼續,這一積極進程會因「中國化」而得到鼓勵,並不會由此而終止。此外,「伊斯蘭教中國化」不是簡單「復古」,而是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伊斯蘭教現代發展最要關心的是當代中國社會文化的狀況,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步、發展、革新之「化」。我們一方面要積極發掘、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延續歷史上「回儒對話」的互通傳統,鞏固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歷史上融入中華文化傳統、社會風情,達致中華文化呈現形式的積極成果,而另一方面還要把重點放在中國當代的現實發展上來,使伊斯蘭教與當代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體制、政策、思想、文化等積極適應,正確處理好政教關係、宗教與社會及其思想文化建設的關係,參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推進和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在當下全國人民齊心實現「中國夢」的努力中充分顯示中國穆斯林的身影和作用,使這種「中國化」亦為「現代化」「先進化」,不斷的調適、發展和進步。所以,「伊斯蘭教中國化」是其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體現,是回溯優秀傳統與展示當代風貌的有機共構,是融入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精神文明生活的生動發展。

最後,「伊斯蘭教中國化」還需要伊斯蘭教本身加強建設、不斷完善,其中既有其教義教規適應中國當代社會的完善,其教制教法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法治建設的完善,也要有其教職人員、宗教領袖及穆斯林精英人士在思想素質、文化修養、精神面貌上的完善,從而帶動整個穆斯林群眾提高文化素質、道德修養、社會責任、公民意識,特別是「中國」意識,自覺形成「中國心」「中華情」、中國意志。中國伊斯蘭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關鍵在於新一代宗教領袖和精英人士的培養,在於我們相關教育體制的理順。我們必須培養出一大批政治上與我們的主流意識和核心價值保持一致、道德上有感人魅力、文化素質上高於普通信眾的宗教領袖和精英,其目標的設置及其如何能夠實現亦值得我們深刻思考,建言獻策。而且,這種培養必須基於開放性、開拓性、當代化的教育,不僅要鞏固和加強傳統經堂教育和宗教院校教育,而且要在黨和政府的引導、部署下有計劃、有步驟地讓國民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積极參与。我們應該形成積極適應現代中國社會的宗教體制建構,培養出新一代思想先進、政治可靠、知識豐富、教理精通的教職人員,使宗教活動場所、宗教組織及宗教院校掌握在這些人士手中,不給境外和敵對勢力留下其滲透的空間,並在這些宗教精英人士的引領下使整個中國穆斯林群體整體步入現代社會、主動積極地適應當代發展,在現代知識、法律意識、公民自覺、宗教認信上都符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需求,都有著中國社會主人翁的姿態,都達到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融通,都體認到其對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和中華文化精神共同體的參與和貢獻,從而在中國當代發展中有積極作為,有創新突破,作重大貢獻;讓信教群眾與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努力,全力建設中國、愛我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