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種族觀念與中國民族主義

07-20

程映虹：種族觀念與中國民族主義發布時間:2014-07-30 作者:程映虹，袁訓會、徐書鳴/采

　　嘉賓簡介：程映虹，歷史學家。1959年生，蘇州人，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

　　1988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1年獲美國東北大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多年。研究興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文化大革命的國際影響和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問題。曾有《二十世紀最後的革命家——菲德爾·卡斯特羅》、《西窗東眺》和《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出版。在The China Quarterly和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上發表多篇論文，也在Modern Asian Studi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和 History Compass發表論文多篇。博士論文《塑造新人——從啟蒙運動的理想到社會主義現實》（Creating the New Man-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2009年由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　　採訪：袁訓會、徐書鳴　　當下中國民族主義言說中有很強的種族色彩　　袁訓會：我注意到，隨著國際共運的式微，很多共產黨國家都轉向民族主義尋求政治合法性，您認為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　　程映虹：在很多告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中，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等等是並存的，不同思潮相互競爭，民族主義不是壓倒性的意識形態，但卻是一個能跨越不同利益和訴求的全民意識形態，而在這之前，這些國家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國際主義，民族主義僅僅停留在一定層面，並未形成一股獨立的思潮，但會以很扭曲的方式表現出來。　　而這些國家在名義上告別共產主義後，有些在制度上仍然延續了過去的威權政體，只有在威權體制下，民族主義才會是問題，因為和民主制度相比它特別需要利用民族主義。　　袁訓會：不過，相較於民族主義，您對種族主義更為關注。在您的研究中，這兩種思潮有什麼區別？　　程映虹：現在對於民族主義的討論主要被放置在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的話語中，很多人在討論它，但講得都不夠。從批判的角度來理解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尤其是很極端的那種，它的核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觀念，而是種族觀念，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種族神話，這是中國文化批判研究中的盲點。　　今天中國的種族觀念對於民族主義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是用種族性的概念來定義中國人和中華民族，二是把「中國特色」絕對化，說成是中華文明的本質，成了一個超越時空貫穿古今的存在，不受任何條件的束縛，好像中國和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和其他文明本質上不一樣，這是文明和歷史話語的種族化。在有關中國民族主義的討論中，民族，種族和文化三者的概念常常是分不清楚的，用「國際標準」來衡量是種族話語，到了中國很多人就會說它是民族主義和文化概念。　　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二者的區別，可以從三個角度來釐清：　　一、民族主義不以生物性為依託，而是以社會、文化和歷史要素來界定，每個人都可以是民族主義者，但卻不一定是種族主義者。從性質上講，種族主義沒有好壞之分，民族主義卻不然。民族主義的核心要素，比如歷史、文化，語言等等，它們都是個人後天習得的。種族主義卻強調生物性概念，或者在心理暗示下的生物性概念，它首先指涉的是人類的生物性特徵，比如膚色發色眼色等等；其次是一些更為內在的特質，比如血統、祖先遺傳等；還指一些神話式的符號，表明自己是受到庇護的，例如「龍」這種虛構出來的神獸。它對產生某個種族的自然環境也神秘化。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種族主義強調的是人的身份認同的「永不改變」，「永遠永遠是龍的傳人」。這種「本質化」的話語表面上看不到生物性的東西，但其作用是一樣的，即認為某種品質和特色是不變的。　　二、民族主義可以單獨存在，但是種族主義不能，它是一種寄生性的意識形態，很多人認為中國沒有種族主義，只有民族或文化概念，但是，世界上本來就沒有純粹的種族主義，它總是寄生在某一個話語載體中，依靠某一具體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問題表現出來。中國傳統的夷夏之分，和西方的種族話語相遇後就構建出中國近代史上晚清和民國的種族主義。　　三、種族主義是一種世界觀，民族主義不是，民族主義是一種狹義的國族意識形態，關注的核心是國家利益和公民認同，但它可以接受一個各國平等的國際秩序。而種族主義根本就不承認民族平等，它用本質上的優越和低劣解釋整個人類社會，乃至整個宇宙，整個世界的動力就在於種族的存在，它甚至可以發展出一套美學價值，讚美某種色彩和某種體格。它是一種總體性（total）的理論。一旦它滲透入社會，就會控制整個國家的方方面面。種族主義有點像癌細胞，一開始是寄生性的，如果條件合適會擴散，綁架整個國家意識形態。任何國家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種族觀念或種族主義，就像人身上都會攜帶某種病毒一樣，問題是主流意識形態對它是什麼態度，對它有沒有抵抗力。　　階級、性別、種族，這三個對人群區分的概念，起源於西方。很多中國人不理解，覺得中國沒有種族問題，種族問題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但就像階級概念剛被引入中國的時候，中國人認為它是不存在的一樣，當時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說中國社會是用家族、朋友、同鄉，長幼，君臣等等來建立社會身份的。階級觀念不符合中國社會實際，不能在中國照搬。二、三十年代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爭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就在於階級概念能不能運用於中國社會，馬克思主義堅持「階級」這個概念的普世適用性，歷史證明這是對的，中國並不特殊（當然走到極端的階級鬥爭不可調和以它為綱是錯的）。後來，大家接受了階級的提法，不管中國的傳統話語中有沒有這個概念，階級都是客觀存在的。　　性別這個概念本來在中國傳統話語中也是沒有的，是從西方引進的，一開始在中國主要指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被置於階級話語的結構中，80年代以後，更廣義的性別概念被引入，它才成為一個獨立的範疇。現在，大家也自覺地用性別概念來考慮社會問題，也用它來研究中國歷史。這個概念就被接受了。　　我想，種族概念、種族主義也是一樣，不是你認為這個概念在中國原有的話語中不存在，它就不存在，其實它是存在的。當代世界上階級，性別和種族還是決定社會身份差異的三個主要因素，當然前二者更重要更普遍，因為它們存在於同一個種族或者族群內部，而中國又是一個人口的絕大多數屬於被認為是同一個「種族」的國家，所以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階級和性別的差異更重要，但絕不是可以因此而忽視種族的因素。　　種族觀念因何在中國流行？　　袁訓會：但是，我發現，在當下中國，即便是那些影響很大的知識精英，他們的敘事方式都帶有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我想向您請教，為什麼種族主義思潮對國人會有這麼大的影響，而他們卻不自知？　　程映虹：中國的知識精英希望中國改革，他們覺得中國應該強大，而這種希望往往會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語言來表達，從晚清以來就是如此，從來沒有得到過清算。最近「澎湃」的思想文化欄目會發表我一篇文章，其中有很多這方面的當代事例，太多了。明明是種族概念，中國人卻以為它是文化和歷史的語言。例如認為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是中國人，白皮膚藍眼睛黃頭髮就是美國人等等，他用種族的觀念來界定民族和族群了。經常聽到有人質問：你為什麼不把頭髮和皮膚染了去做美國人？　　民族和族群是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產物，具有流動性和可變性，但是種族的身份不一樣，它被認為是不可改變的，因為它是以生物，血統和自然的概念為基礎的。在日常生活中，中國人很習慣於用種族觀念來界定族群，尤其在通俗文化中，凡是和「中國人」的認同和身份特徵有關的，十之八九或者最有影響的是種族性的概念。例如，官方發布的全國百首「愛國歌曲」中有一首「我驕傲，我是中國人」，歌詞中這樣說：　　在無數藍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　　我有著一雙寶石般的黑色眼睛，　　我驕傲，我是中國人！　　在無數白色的皮膚和黑色的皮膚之中，　　我有著大地般黃色的皮膚，　　我驕傲，我是中國人！　　歌詞中還有「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耕耘」這樣毫無根據的種族自大。這首歌被收入學校語文教材(例如上海市教育出版社《語文》九年義務教育課本四年級），還成為很多「愛國主義」文藝演出中的節目。百首愛國歌曲中其他涉及「中國人」的身份定義的多半是種族概念，如「龍的傳人」，「我的中國心」和「中國人」。這些歌都是在80和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時刻產生的，當時由於大陸結束文革，台灣被美國拋棄，香港開始了回歸中國的中英談判，陸台港三方都有一種身份認同的焦慮。這些歌曲加上後來的「中國人」和「黃種人」等等，對於塑造大眾下意識中的「中國人」認同影響很大。看一下中小學生的「愛國主義」作文和愛國主義文藝表演，其中的大話套話多半和這些種族神話有關。　　中國人一直把北京猿人看作自己的祖先，這也是一種很種族化的表達，中國人卻意識不到。國際人類學界普遍認為，北京猿人很早就滅絕了，近十萬年前，從非洲又進來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類的祖先。為什麼是種族化的呢？因為你認為自己從人類起源和進化的意義上就與眾不同，這是非常種族化的概念，只有對種族概念習以為常的人才會認為它不是種族概念。　　退一萬步說，就算北京猿人確實有後裔，就像今天中國相信智人起源多元論的人的說法，那和今天的政治和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也沒有多大關係。今天世界上除了中國，沒有一個國家把自己的祖先清清楚楚地追溯到人類起源時期並把它和愛國主義聯繫起來的。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克羅馬農人，東非肯亞和坦尚尼亞境內的古人類，沒有那個國家說它們是「我國歷史」的一部分的。而中國人把猿人時期也算作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我記得過去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陳列中，「中國通史」是從元謀人開始到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就是有170萬年的時間長度，比北京猿人的時間更長，都叫「中國歷史」。學校歷史課上也這麼教。這是把自然史和社會史混作一團，有意無意地造成「中華民族」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年的歷史的印象。這是很荒謬的。為了論證今天的民族國家和領土疆域去重新構建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民族不是想像出來的而是構建出來的。　　周口店遺址1962年定為全國歷史文化遺址，1987年是聯合國的文化遺產，但到了1997年卻又變成全國百家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一。其實，只要讀一讀最普通的介紹材料就可以看到，與其說周口店遺址體現了愛國主義，不如說體現了國際主義，有那麼多的外國科學家和科學基金會和研究機構為此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中國當時的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裴文中賈蘭坡等等都是國際學術界培養出來的。愛國主義泛濫，國際主義完全缺席，這是和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有關的又一個問題。　　對於北京猿人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地位，公共言論中，也有很強的聲音說這個提法不對，從科學角度來講，它也的確不對，但在通俗文化和官方敘述中，還是肯定了北京猿人作為中國人祖先的說法。北京的中華世紀壇的長明火就是從周口店引來的，那是通過一個國家儀式在千禧年隆重舉行的，意思就是說中華文明有幾十萬年的歷史了。中華文明就這樣成了一個超越全世界人類歷史的絕對存在，圓滿自足，人類歷史的邏各斯。圍繞這個永遠不死的文明的是各種各樣的神秘主義論證：什麼中國人為何這麼特別，什麼中華文明為何如此經久不衰，還有什麼中國古代就有可以替代普世價值的天下主義，等等。　　更有意思的是，持不同觀點者的爭論也很厲害，正方和反方都明確地意識到北京猿人的問題和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意識形態有關，不僅僅是人類演化的問題。網上有一個人主張，北京猿人是現代中國人的祖先，他有一幅畫，畫上有兩個人的形象，一個形象是北京猿人披著獸皮，坐在地上點火，另一個形象是漢代壁畫里那種，頭上戴冠，穿長袍的人，手上拿著一個犁在耕地。他說，戴冠、穿長袍的文明人是外面來的，不是中國本土的，而北京猿人是本土的。在畫的下面文字說明是「驅除智人，恢復猿人」。　　我覺得有些人的腦子會非常走火入魔，但是你要知道了這個背景，又覺得他非常的意識形態化，他居然能夠把這個東西拉出來，原來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他說驅除智人，恢復直立人，他的北京猿人是中國人的祖先這個觀念已經被意識形態化和愛憎分明到了這個地步，和反滿的漢民族主義也聯繫起來了。　　徐書鳴：種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具有普世性，在改革開放後，共產主義思潮在主流輿論中影響漸小，而種族觀念作為一種替代，在中國流行起來。是否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種族觀念近年在中國的興起？　　程映虹：是，二者都屬於總體化的理念，把自然，人類和社會放在一個理論體系中用同一套話語去解釋，在種族主義者看來種族的生存鬥爭是自然和社會的動力，種族的優劣是世界和社會秩序的根源，而另外一種理論認為階級的存在是社會的動力，階級的統治和被統治是社會和國家的秩序，總之都有一個單一的「終極真理」，都用力量和暴力或者權力關係來解釋社會和人際關係，它們相互之間可以轉換，所以習慣了一種思維方式的人很容易習慣另外一種，邏輯上有連帶關係。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極右派在思想上都有過「極左」的經歷。我看網上，中國很多極左派種族色彩都很強。　　但是，我更傾向於認為，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也是一個正常地具有種族觀念或者甚至主義的社會，不是說中國是種族主義國家，只是作為一個族群成分相對單一的國家，它有很強的種族觀念也屬正常，需要正視，不要放任，更不要拿來作為民族主義的工具。　　現在很多人在鼓吹所謂的「中國特殊論」，實際上就是種族觀念的某種曲折表現，我們為什麼如此與眾不同？因為我們本質上與眾不同。比如「中國人從來就愛好和平」，「幾千年的歷史中，中國從來沒有侵略過別國」，這怎麼可能？世界古往今來所有大國的版圖都是擴張得來的，只有中國是通過傳播美德和教化凝聚來的？仔細研究下中國歷史，就會發現根本不是這回事。　　這種說法無疑是說中華民族「本質上」就比別的民族道德上優越。就像有一首上央視春晚的歌，歌詞中有「黑眼黑髮真善良，祖先是炎黃，子孫血一樣」。這類歌曲在用種族特徵定義中國人的時候還把道德品質本質化、內在化，說成是中華民族的固有特質，這就是假定中國人比別人優越，這一優越性不是後天形成的，而是先天就有的。這套話語在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中早就有了，當時就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史家的批判，說它憑空虛構出一個充滿美德的中華民族。　　種族話語有內核的部分，也有外延的部分，就外延的部分來講，過去的德國和日本，對於它們的本國歷史、文明和文化，其敘述都把它們說成一種超越於時空的絕對的存在，這是種族思維的一種外延，它的內核是生物性的，即血、祖先和土地這種概念，但它可將其外延伸到自己的文明和歷史的抽象想像中，可以用討論自己文明特色的話語來表達。德國和日本當年都認為全世界都是墮落的，現存國際秩序是不公正的，只有他們是有道德有理想的，這種道德和理想是他們血脈中就有的，只有以他們的道德為基礎的新秩序才能把世界從西方化的災難中解救出來。　　種族觀念對中國國際交往的影響　　袁訓會：如您所說，在大多中國人眼中，種族主義還是一個離自己比較遙遠的話題。那麼，是哪些因素促使您開始關注並且系統研究這一話題的呢？種族主義對當下中國又有哪些具體的影響呢？　　程映虹：我之所以關心這個問題，是因為中國主流文化對種族概念毫無敏感，格外地容忍，或者說習以為常。駱家輝離任時有一篇文章批他，題目是「別了，駱氏家輝」，這篇文章一出來就備受詬病，但在我看來，對駱家輝完全可以從你那個政治立場去褒貶，但你不能拿他的種族身份說事。這應該是超越左右的一條文明底線，但好像絕大多數批判這篇文章的人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這就是說，即使中國受西方影響較大的自由派，也需要在這方面補課。　　種族主義為什麼有吸引力，為什麼人們會習焉不察？究其原因，在於種族主義對於民族主義政治所具有的凝聚力，原始的，血統的概念對於很多人都有吸引力。種族主義與民族主義相比，就像鴉片和捲煙的關係，一個不懂捲煙和大煙有什麼區別的人會認為大煙更厲害，是特殊的捲煙，其實它已經不是捲煙了。同樣的，在對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沒有清醒區分的情況下，國人也會不自覺地將種族觀念視為愛國觀念。　　今天中日之間的敵意很大程度上已經有種族仇恨的特徵。例如，在非洲的迦納，很多華人在那兒淘金，廣西某地區的人去了以後，和當地人發生衝突，他們僱傭了當地人作保鏢，有一張照片，上面是他們僱傭的迦納保鏢，他們拿著槍，舉著一個很大的標語牌，上面寫著「殺死小日本，為中國而戰」，非洲人拿槍，替中國老闆發泄對日本人的仇恨，這種民族主義的宣洩可以說是完全種族化了。在非洲打拚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有一種很奇怪極端的表現方式，在一定意義上很種族化。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日本被固化成中國的敵人，拍了那麼多抗戰劇，每天打開電視都可以看到，現在又把日本戰犯的審訊記錄全部公布出來，客觀上在民族情緒上強化對日本的仇恨。對很多人來說日本民族已經被定格為中華民族的仇恨對象了，它是一個抽象化、邪惡化、本質化的敵人，中國民族主義的「他者」（中國當代民間的民族主義就是在對「小日本」的仇恨中發展起來的），世界近代史上一個罪惡的符號。對日本軍國主義歷史的清算和對當代右翼政治的批判和揭露都是應該的，但一個國家的主流輿論要注意不要把它擴展到日本整個民族和普通人，非理性化，由特定的歷史和政治問題發展到對那個國家的人的憎惡。不要把國家利益的衝突變成兩個國家之間整體的和長久的仇恨。但這種情況今天起碼在中國的網路世界可以說太普遍了，已經超越了南京大屠殺，釣魚島、慰安婦這些具體的歷史和現實問題。很多人說中日必有一戰就是這個意思，具體的恩怨和糾葛已經不重要了。　　種族觀念對族群關係的影響　　袁訓會：您剛才主要說的是種族主義在中國國際交往中的影響，那麼，我想追問的是，這一思潮對中國民族（族群）問題的解決是否也有影響？　　程映虹：中國的愛國主義中摻雜過多的種族性觀念，會損害國內族群的關係。例如，按照上面提到的那些「愛國歌曲」中對於「中國人」的定義，很多非漢族的中國人都可以說自己不是中國人，是你先把我排斥在外。但由於這種話語對以漢族為主體的所謂愛國主義的凝聚力，官方和民間都難以拒絕，例如「炎黃子孫」的提法用漢族（甚至只是漢族的一部分）的起源神話來作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根」和身份認同的依據，給人以一種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的血統始終純正的印象，不但是一種種族化的概念，而且明顯是有損族群關係的，但是卻仍然流行，台灣國民黨也在用。前一陣，習近平和馬英九書信來往，慶祝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習近平用的是「中華民族」，馬英九則用「炎黃子孫」。在這個意義上，國民黨更落伍，從蔣介石到現在缺乏反思，腐朽的大中華主義。　　在今天的民族主義話語中，「炎黃子孫」「既是主流，又被挑戰，官方既不提倡，也不禁止。從80年代到現在，官方內部也一直在爭論這個說法的準確性。　　前一陣子，統戰部副部長寫了一篇文章，被很多人認為有」第二代少數民族政策「的意思，他在文章里講，不要用炎黃子孫來指代全體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是漢族的不科學的提法，網上很多人為此批評他，用詞非常尖銳，說得很清楚不能為了一些少數族不高興就放棄這個提法。《環球時報》的單仁平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駁他，認為炎黃子孫是中國人的定位，有凝聚力，否定它，會影響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少數民族的代表多次在人大和政協會議上提出反對用這四個字指代整個中華民族。中國研究族群關係的很多學者如馬戎等明確反對用這個說法指稱全體中華民族。中國最高層的官方語言也早就放棄了這一提法，從80年代中期開始就三令五申，說就用」中華民族「或者如李瑞環正式提出的」海內外中華兒女「，但是從未得到過嚴格的執行。可見這種具有種族色彩的辭彙的」凝聚力「之強，在中國的影響力之大。　　以維吾爾族為例，漢人對維吾爾族的歧視在於它把維吾爾人身上的弊病，漢人認為是維吾爾人的弊病，將其本質化了。他不會深入的思考，什麼樣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原因使某個族群在他看來那麼有問題，在一定意義上，種族思維是一種簡單化的、懶惰的思想的表現。　　不僅是民族問題，用生物性的概念來定義中國人的種族話語在處理兩岸關係上也很有問題。台灣有一個醫學科學家叫林媽利，她寫了一本《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這本書的起因和材料源於SARS流行時期，她作為台灣血庫的建立人，在分析案例，梳理SARS病毒在不同族群里的傳播效應時，她發現多數台灣居民的血液和大陸人的很不一樣，在血統上，他們和太平洋島民更近似。以此為依據，她反駁所謂炎黃子孫的說法，認為血統都不一樣，台灣人怎麼會是炎黃子孫？看一下台獨派的書，這樣的說法並不少見，一些獨派最早的」覺悟「，就是從對這些同宗同族同一血脈等等種族神話的反思和拒絕開始的。現在就連中國大陸的很多學者也說，國家認同和國族身份不能用這些觀念來建立，而首先必須建立在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的政治認同上。　　（本文系共識網專訪程映虹老師的第一部分內容，餘下內容也將於近期陸續上網，歡迎廣大讀者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