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六藝——射藝(國學入門）

今人對於弓，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為已很少有人真正見到過弓，對於現代射箭賽場上使用的弓箭更是知之者甚少。如果將傳統比做根，那麼傳統射箭這個根在中國不僅歷史古老，而且根系龐大、旁支眾多，其入地之深和覆蓋之廣，遠非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所能及。 「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為稱首；武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第一。」在中國古代，射藝作為一門地位崇高的武藝，和劍術、拳法一起，共同構成了中華武技的精華。即使在今天，下面這些神射手的名字仍令人過目不忘，充滿英雄般的傳奇色彩：論力量，有還在未冠時就能「挽弓三百斤」的岳飛；論距離，有一箭射出深入石叢中的漢代飛將軍李廣；論精準，更有春秋時「百步穿楊」的楚人養由基，以及通過學射柳葉和門前吊虱而名揚天下的神射手紀昌。 歷史上，漢時的匈奴、南北朝時的鮮卑，宋元時的蒙古以及清朝的女真後裔，無一不以騎射為立族之本。其中將射藝運用得最淋漓盡致、令全世界嘆服的要算蒙古人。成吉思汗就曾規定，每個兵士必須攜帶下列武器：弓二至三張（其中至少有一張好弓），三個裝滿箭的大箭筒。一個訓練有素的騎射手每分鐘可以射出十支箭。蒙古騎兵西征時，遇到歐洲重甲騎兵集團衝鋒，先是在遠距離用強弓射殺，以儘可能殺傷敵人和破壞陣形。等距離靠近再換用飛行速度更快的箭射殺敵人。然後依靠自己快速的行動再次拉開和對方的距離，接著又是新一輪的箭雨。如此往複，等到蒙古騎兵揮動馬刀開始衝鋒的時候，歐洲的騎士已經傷亡慘重、潰不成軍了。 隨著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農業文明的不斷交融，尤其戰國時趙武靈王首倡「胡服騎射」後，中原的習射之風就不斷被強化。不僅軍中的神射手總能出其不意滅殺敵方主將，大量射手群體更可在同一時間內遠距離、大面積地殺傷敵方有生力量。鑒於弓箭在冷兵器中的威力，「控弦之士」的數量和質量成為衡量軍隊戰鬥力的一個重要標誌，而戰爭隊列也往往是「左騎，右步，中列強弓勁弩」。 軍事上的廣泛應用促進了射箭在民間的盛行。據載，北宋時長城腳下的河北一帶，民間組織的「弓箭社」就有600多個，參加的人員有3萬多，連大文豪蘇東坡都曾為弓箭社的發展多次向朝廷進言。在國防建設貧弱的宋朝，弓箭社雖產生自保家衛國的需要，卻已具有了今日專業射箭運動員組織的一些基本特徵。而政府定期組織的圍獵活動和民間投壺遊戲的流行，更反映出「尚射」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 在弓、劍和拳三者之中，作為人身體器官的延伸，弓箭走得最遠。但在較量中，其結果卻是滯後的。兵家之祖孫子曾以弓矢之法形容戰爭，在《兵情》一章中他說：「若欲知兵之情，弩矢之法也。矢，卒也；弩，將也；發者，主也。」這句話精妙地點明了弓（弩）、箭和人之間的關係：看得見的較量是在於射出的箭，最初的較量卻發生在拉弓的那一刻，而真正本質的較量卻是在弓後面的那個人，他的眼、手和心。可以說，人的作用是占絕對主導地位的。 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魏國，有個地方曾頒布「習射令」，宣布：「人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以射箭的結果來斷定官司輸贏，這種做法雖然不足取，但射箭對人的心理素質水平的反映可見一斑。也許正因如此，從西周開始就產生了「射禮」，具有嚴格而複雜的儀式流程，從皇親國戚到普通百姓都須躬行，不得逾越。春秋時，孔孟更是將「射禮」傳統提升到哲學的高度，融合進了儒家的禮樂教化體系，射箭成為春秋「六藝」之一，其文化內涵得到充分彰顯。 據《周禮》記載，在「射禮」的整個流程中，第一番射是不計成績的，只要求外表和體態合乎要求；第二番射才屬於正式的比賽，射中箭靶才能計算成績，稱為「主皮」；而從第三番射開始，射手不僅要容、體合於禮，要射中箭靶，而且射姿還要與樂節相配合，要按照音樂的節奏發射，以體現射手的深層修養。孟子說，「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另有「射以觀德」。實際上，這已經不是在練箭，而是在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