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轟鳴中的詩與歌

很多年後，當我們再度回憶起這段中國經濟崛起史的時候，這些詩句是不應該被遺忘的。它們是大歷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許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則其他真相，俱為謊言。——吳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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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著深粉色弔帶裙的鄔霞緊張得要死，她抿著嘴唇，聽著自己咚咚的心跳聲。大門馬上就要打開，外面閃光燈亮個不停。

在第1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互聯網電影之夜，接下來就該《我的詩篇》劇組出場了。這是由財經作家吳曉波策劃的一部反映當今中國工人詩人現狀的紀錄電影。鄔霞是其中一名寫詩的女工人。

若不是電影的導演之一、詩人秦曉宇在網路上看到了她寫的詩歌《弔帶裙》，鄔霞可能一直待在深圳市寶安區那個一點也不閃亮的世界裡。

在現實中，鄔霞也一樣喜歡裙子，但她只能去夜市的地攤上挑時髦的款式。深夜，她總是偷偷從工廠宿舍的上鋪爬下來，穿過漆黑的走廊來到廁所，把各種各樣的裙子穿在身上。黑暗中廁所的玻璃窗成了她的鏡子，穿著裙子的她就在那裡轉啊轉，「自己美一會兒」。

鄔霞現在要從幕後走向台前。和她一起出現在這部電影裡面的，還有剛剛失業的叉車工烏鳥鳥，羽絨服廠填鴨毛的彝族工人吉克阿優，為礦山爆破巷道的陝西漢子陳年喜，在地下600米工作30年的煤礦工人老井，以及去年去世的90後富士康流水線工人許立志。據秦曉宇估計，「目前國內從事一線體力勞動的工人詩人至少有一萬名」。

「以前也有許多寫工人的電影，都很難走進他們的精神世界，他們不是演員，沒法通過表情來呈現內心，但詩歌絕對是表達內心最合適的一種方式。」秦曉宇說，「現在都在說後工業化，實際上我們的時代還是以工業文明為基礎，而工業化的一些弊端正在展示出來，如何面對它們是全人類都必須思考的問題。」

在6月13日開幕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我的詩篇》入圍金爵獎最佳紀錄片的角逐。在同時入圍的五部影片中，「有三部都是反映工人題材的」。

門一開，鄔霞就要走上紅毯了。最喜歡的明星劉亦菲、宋承憲都在這裡，但她顧不上興奮，臉上的表情看起來有點僵硬，腦子裡只剩下秦曉宇跟她說的話：「上去一定要笑，美美的。」

長期以來，主流文學對於工人詩人是忽視的

前短後長的裙子掛在瘦弱的身體上，這就是詩歌里寫到的那件弔帶裙了。那是她最喜歡的一條，也是衣櫃里最貴的一條，花了70元從地攤上買來的。除此之外，鄔霞還穿上了幾乎沒穿過的銀色高跟鞋。

紅毯只有50米，她還是把腳磨破了。

平日里鄔霞是不太有機會穿這些衣服的。從14歲到深圳打工開始，鄔霞上班時間必須套上鐵灰色、水桶樣的廠服。制衣廠「加班是出了名的」，每天早上8點上班，要到第二天凌晨兩三點才下班。下班路上買一斤瓜子，「一個月都磕不完」。

要想寫作，她必須在凌晨回到宿舍以後，拉起上鋪的床簾，用幾乎不聽使喚的手拿起筆。

其實這並不是她一個人的窘迫。爆破工陳年喜倒是有大把的時間，他總是沿著山脈往深處行進，最長的時候一去就是半年。但是在深山裡爆破必須時刻緊繃神經，稍微不留意石頭就會掉下來砸到人。只有晚上睡覺的時候，他才能打開頭上的礦燈，在巴掌大小的燈光照射下寫詩。

大山深處沒有紙，陳年喜就寫在煙盒背面，有時候是雷管說明書的空白處。等到手機有信號的時候，再一點一點謄寫到網路博客里。而叉車工烏鳥鳥，經常把他的詩寫在工作報表的背後。

鄔霞寫作的紙也是五花八門。有一種薄薄的黃紙是從父親打工的廠里找來的，「都快要透明了」。為了節約，她還要把字寫得盡量小。

她的那首《弔帶裙》，也寫在這些大小不一的紙片上：「包裝車間燈火通明/我手握電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溫/我要先把弔帶熨平/掛在你肩上不會勒疼你/然後從腰身開始熨起/多麼可愛的腰身/可以安放一隻白凈的手/林蔭道上/輕撫一種安靜的愛情。」

這些散落在全國各地工廠和角落裡的詩句，很容易被機器的轟鳴聲吞沒。讀過許多中文詩歌的秦曉宇，是在一次號稱沒有門檻的網路華文詩歌大賽上當評委時，才意外發現還有一些「寫作非常成熟，但自己又完全沒有聽過名字的工人詩人」。

作為詩人和詩歌評論家，秦曉宇試著去搜集這個特殊群體的詩歌，可翻遍家裡所有中文詩選也沒有找到。

曾經許多次走進工廠，被董事長、總裁或地方行政長官陪著，從這些工人身邊快速走過的吳曉波，從來沒有想到過，「那些背對著我的、默默工作著的男男女女，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有怎樣的情緒，他們怎麼看待這個時代和自己的命運」。他記得自己是一次在南京出差時報攤上買了一本《讀書》雜誌，才在其中看到了秦曉宇對工人詩人的介紹。

很快，他就給素不相識的秦曉宇寫了一封信：「詩歌從來有記錄歷史的傳統，比謳歌與詛咒更重要的是記錄本身，我們似乎找到了這根線頭。過往30多年，中國工人階級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之一，可是他們一直被剝奪、被漠視缺席、被低俗化，然而，你的工作讓我們看到了事實的另外一面。」

活的中國，真的中國，體現在文字里的中國

本來吳曉波的建議，是讓有編選中文詩經驗的秦曉宇為這些工人詩人編一部詩典，但隨著搜集整理工作的推進，資料的豐富程度超越了預期，他們決定再拍一部電影。

拍電影是一個有風險的決定。這部電影的另一名導演吳飛躍記得，他曾拿著先期製作的一段宣傳片到廣州紀錄片提案大會尋求支持，獲得不少人的讚揚，卻鮮有實際支持。

這名80後導演感慨：「把工人、詩歌、紀錄片三個最邊緣的話題攪拌在一起，影片能做成什麼樣子，誰也沒有信心。」

電影拍攝的過程中，正好趕上烏鳥鳥要找工作，曾經獲得北京文藝網國際華文詩歌獎三等獎的他抱著厚厚的一沓簡歷，想找一個叉車工的工作。

吳飛躍拎起攝影機和他一起去了招聘市場，鏡頭卻只記錄下一些尷尬的場景。一位體型微胖的中年人翻了翻他的作品，語重心長地搖了搖頭：「我是搞物流的，是賺錢的，寫詩呢就不需要了。」

「這集中表現了大眾對詩人的態度，尤其是對工人詩人的態度。」吳飛躍說。

這名前財經記者曾採訪過很多工人，但他發現和工人聊天很困難。「工人常常處在被表達的狀態。」吳飛躍說，「不管是深度報道還是影像，都很難呈現他們是怎麼想的。詩歌是他們自己寫出來的親身經歷和感受，比深度報道還深度。」

把詩歌搬上銀幕，資金是必須首先解決的一個難題。由於缺少傳統渠道的支持，攝製組決定用網路眾籌的方式。

「我們選擇相信工人與詩歌的能量。」秦曉宇說。雖然在決定進行眾籌時，「很多人表達了十分悲觀的意見」，但是在眾籌進行的3個月里，共有1304人參與，共籌集到216819元。在影片的結尾致謝部分，1304個普通人的名字被一一打在銀幕上。

2015年初，在電影拍攝過程中，導演們把來自天南海北的幾名工人詩人聚在一起，在北京五環外的邊緣地帶皮村，舉辦了一場「工人詩歌雲端朗誦會」。

秦曉宇是這場朗誦會的主持人之一。他記得在朗誦會結束時，有人告訴他，自己以前覺得詩人就是牛鬼蛇神，說著莫名其妙的瘋話，但是現在「確實被這些工人詩人打動了」。

詩人楊煉也參與了那次朗誦會的主持。常居德國的他為了這場朗誦會專程來了趟北京。在朗誦會的開場，他一字一頓地說：「這些詩是活的中國，真的中國，體現在文字里的中國。」

在吳曉波看來，「很多年後，當我們再度回憶起這段中國經濟崛起史的時候，這些詩句是不應該被遺忘的。它們是大歷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許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則其他真相，俱為謊言」。

有點像是窮人抵抗現實的方式

電影的名字後來被選定為《我的詩篇》，攝製組卻在英文名字中用了「us」（我們），「因為這是和我們每個人相關的詩篇」。

上世紀80年代，當打工潮席捲而來，鄔霞的父母成了最早被捲入的一批。看過電視劇《打工妹》的鄔霞，因為不想像主人公那樣無端受人責罵，試圖抵抗這股潮流，可最終父親還是拜託表姐，把初中輟學的她帶到了深圳。

相比之下，陳年喜倒是早就接受了勞碌的命運。這個初中時曾向《萌芽》雜誌投稿的少年，因為家裡太窮，3個兄弟都要娶媳婦蓋房子，便早早放棄了學業。十幾年的時間裡，他寫了七八百首詩，只是幾乎很少投稿。

在他位於陝西商洛的家裡，父親早已癱瘓在床，母親也衰老到沒法下地幹活。農家的活計由妻子操持，全家所有的收入，都靠陳年喜爆破所得。

他努力工作。有時候爆破需要進入幾千米深的山洞，陳年喜彎腰前進，空氣稀薄到幾乎沒辦法呼吸，可即使如此也沒能為農村的父母妻兒換來更為寬敞舒適的生活。

在河南省南陽市內鄉縣一處礦山工作時，剛從巷道里出來的陳年喜就接到了母親的電話，她在縣城醫院查出來食道癌。

「當時就像身體里有炸藥要炸裂一樣，但是又不能炸裂。」這個跟雷管打了15年交道的漢子回憶。

當天晚上，他回去寫下了詩歌《炸裂志》：

「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我把岩層一次次炸裂/藉此把一生重新組合/我微小的親人遠在商山腳下/他們有病身體落滿灰塵/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們晚年的巷道就能延長多少/我身體里有炸藥三噸/他們是引信部分。」

「首先所有人都有表達的慾望，但是表達是有形式限制的，比如音樂繪畫，都要有一定的基礎，可是詩歌幾乎是沒有門檻的，零成本的，有點像是窮人抵抗現實的方式。」秦曉宇說。

在包裝車間工作不久，鄔霞遇到了人生第一次通宵加班。到了凌晨四五點，身邊一起工作的小姐妹實在受不了了，一邊幹活一邊哭喊：「媽媽呀，媽媽呀，我的媽媽睡得很香，不知道女兒在加班受苦！」可是鄔霞不敢喊，媽媽就在離她不到5米遠的地方加班，她怕喊出來媽媽跟著難過，只能忍著。

淚水被留在了下班後，鄔霞每次流淚都會在紙上記一筆，後來算了一下，4年哭了兩百多次。她曾經試圖自殺，一隻腳已經跨到了窗外，又被母親狠命拽回來。

在工廠的日子裡，寫作幾乎是她休息時間的唯一消遣，她曾寫道：「我不會訴說我的苦難/就讓它們爛在泥土裡/培植愛的花朵。」這首詩的名字，叫做《我不是沒有看到過死亡》。

電影拍攝時，劇組讓每一個工人詩人首先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堅持寫作？至今仍讓吳飛躍印象深刻的，是煤炭工人老井的回答。

「地球上兩百年前沒有煤礦工人，兩百年後可能也不會有，我們是一個時代的特殊產物，有責任把自己的工作記錄下來，讓後來的人知道。」老井這樣說。

電影之外，編一部工人詩典的計劃仍在進行。這部書從構想時的300多頁變成最後的500多頁，秦曉宇在其中發現了「優秀的作品，甚至可以和當代一些著名的詩人比肩而立的非常牛逼的工人詩人」。

年初的那次朗誦會上，也出現了秦曉宇搜集的其他工人詩篇。其中就有一首工人詩人鄭小瓊寫的《跪著的討薪者》：「我們失意的得意的疲憊的幸福的/散亂的無助的孤獨的……表情/我們來自村屯坳組我們聰明的/笨拙的我們膽怯的懦弱的……/如今我們跪著對面是高大明亮的門窗/黑色制服的保安鋥亮的車輛/我們跪在地下通道舉著一塊硬紙牌/上面笨拙地寫著「給我們血汗錢」/我們毫無懼色地跪著。」

正值年關，秦曉宇得知北京朝陽門的地下通道里，住著一群討薪者，他就合計著讓這些人讀一下這首詩。

本來還擔心這些學歷水平各異的農民工對詩歌並不了解，可沒想到，讀詩的工人們到最後齊刷刷地跪在地上，用各地的方言大聲念「我們毫無懼色地跪著」。

「我們當時都嚇蒙了，完全沒想到農民工對詩有這樣的感情。」秦曉宇說，「還好鏡頭記錄下了這些。」

不同代際的農民工會表現出不同的特質

如今，鄔霞作為這些工人詩人的代表，站在紅毯上。

後來回憶起來，鄔霞說其實「沒有感覺閃光燈特別亮」。劇組裡有人開玩笑，說「我們是不是把電影節的整體顏值拉低了」。

紅毯環節之後，鄔霞就坐在劉亦菲後面。「只有這麼遠。」她伸出兩個手臂比划了一個邁步可及的距離。記者們的照相機對著劉亦菲一通拍照，坐在鄔霞旁邊的秦曉宇開玩笑說：「看，我們成了人肉背景。」

或許，鄔霞早就已經習慣成為背景的一部分。

剛到深圳的時候，她的工作是在包裝車間清理線頭。把前面生產時沒有留意的線頭剪下，衣服才算合格，可以被打包運走。

在制衣廠，鄔霞的月工資只有640元，是那時深圳市平均工資的一半多一點。雖然從家到幾個大商場都只需步行不到30分鐘，但她幾乎從來沒有去過。

對於大部分工人詩人來說，詩歌背後都是貧乏的生活。

煤礦工人老井工作時需要下到600米深的地下巷道，「像到了幽冥地府」，走在那裡，「總感覺上面有人在走」。

有一次，煤礦井下發生瓦斯爆炸，為了避免後續爆炸，有關部門下令砌上隔離牆。於是，沒來得及轉移的許多遇難者遺體便被擱置在地下。目睹此景並親身參與搶救的老井寫下了《礦難遺址》：

「……原諒我吧，兄弟們/原諒這個窮礦工，末流詩人/不會念念有詞，穿牆而過/用手捧起你們溫熱的灰燼/與之進行長久的對話/所以我只能在這首詩中/這樣寫道：在遼闊的地心深處/有一百多個採摘大地內髒的人/不幸地承受了大地復仇時/釋放出的萬丈怒火，已煉成焦炭/但仍沒被徹底消化乾淨……」

吉克阿優在更多的時候，被關在車間的陽光房裡充絨。絨毛四飛，白茫茫的，這裡是車間里最艱苦的地方，「領導檢查都不願意來這裡」。

這個來自四川大涼山的小夥子想通過寫詩做出些改變，就把紙和筆藏在鴨絨下面，想起來就記一筆。工友被領導批評、廠里違法使用童工，這些都被他寫進詩里。

有一次，他的作品《工廠的夜有些黑》發表在《打工詩人》雜誌上，雜誌樣刊寄到工廠，生產部的領導知道後，專門把他叫到辦公室，告訴他「其實每個工廠的夜晚都是這麼黑」。後來，領導通過各種方法整他，2011年工作弄壞的一條皮帶，到了2013年一定要他賠償。

「工人詩人基本上就是一個創傷經驗的寫作。」秦曉宇說，「而且不同代際的農民工會表現出不同的特質。」他總結，90年代就出來打工的農民工原子化的特質非常強，因為他們本身在一個工廠裡面工作的時間都不長，很關注個體。而當今的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開始在詩里生髮出一些群體意識。

在秦曉宇看來，「可以算作90後新生代工人詩人代表」的是富士康工人許立志。他是拍攝開始第一個找到的工人詩人，可也是唯一一個拒絕節目組拍攝要求的人。「我已經不寫詩了。」他說。

富士康是許立志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那裡的生活並不輕鬆。2010年起，連續13名富士康工人跳樓身亡，流水線上連續機械勞作的場景不止一次出現在他的詩里。「這些不分晝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靜電的衣帽手套/整裝待發/靜候軍令/只一響鈴功夫/悉數回到秦朝。」

2014年春節將近，許立志沒有告知家人就辭去了富士康的工作，但9月末，他又和富士康簽了新的合同。

兩天之後，秦曉宇得知許立志跳樓的消息。

得知消息時，秦曉宇和吳飛躍分在兩地，但第二天他們就趕到了深圳。最終，對他生前在深圳租住的一居室的造訪，代替了許立志，出現在影片里。

「立志去世時,很多人站出來說,年輕人你應該看開一點。年輕人你對不起你的父母家人。但深層次的原因呢?你可以通過這些文字找找原因是什麼。」看了許立志位於外來打工人員聚居地的家後，秦曉宇如此告訴記者。

在電影之外，秦曉宇還整理了許立志留下的193首詩,通過眾籌的方式幫他出版了詩集。吳飛躍托關係找了一處海灣，讓許立志的家人把他的骨灰海葬。

就像許立志詩里寫的那樣：「我想再看一眼大海/目睹我半生的淚水有多汪洋/我想再爬一爬高高的山頭/試著把丟失的靈魂喊回來/我想在草原上躺著/翻閱媽媽給我的《聖經》/我還想摸一摸天空/碰一碰那抹輕輕的藍/可是這些我都辦不到了/我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所有聽說過我的人們啊/不必為我的離開感到驚訝/更不必嘆息，或者悲傷/我來時很好，去時，也很好。」

我們就是地氣本身

在金爵獎最佳紀錄片的角逐中，《我的詩篇》成了最後的贏家，這讓很多人感到意外。電影節計劃內的兩場放映票一售而空，劇組向電影節組委會提出加映申請，票又很快售罄。

即便如此，導演們依然對國內的放映情況感到不樂觀。「我們本來的計劃是想讓片子到國外拿一些獎，然後再推動國內院線的上映。」吳飛躍告訴記者。

後來，在首映禮上，一些企業主希望能夠把這部電影帶回去給工人們看，製片方才想到再次使用眾籌的方式，讓企業家出錢包場，請工人免費觀看。消息放出的第一天，在長三角地區預計的100場放映計劃就有61場被預訂。

電影在北京的首映，則定在了皮村的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在那個被稱為農民工文化藝術中心的地方，大人們推搡著坐下，孩子們則在奔跑中吵鬧。因為天氣熱，人們赤著膊，或者出去沖個涼，含根冰棍回來繼續看。

導演秦曉宇絲毫不介意。「電影里的詩會有些艱澀，你們可能看不懂，但是沒關係，看故事，那都是你們自己的故事。」站在大塊幕布前，秦曉宇雙手圈成喇叭狀，大聲喊，「我們這是接地氣的電影，甚至我們就是地氣本身。」

其實從放映到現在，電影也受到不少質疑，復旦大學政治系一位專家發文說，「此片從未從詩學層面進入政治經濟學層面，也許並非是主創團隊的偏失，而恰恰是資本那隻看不見的手的介入」。還有媒體認為，「工人詩會」是知識分子和資本階層對工人階級一次意識形態上的「集體玩弄」。

吳曉波在一篇文章中說，這些質疑，「鄔霞顯然無法回答，我也無法回答」。

在北京的放映現場，一名工人詩人看完電影激動地告訴秦曉宇，「我是真正的農民工，也寫詩歌，裡面有很多就是我的生活！」然後頓了一頓，這個在北京打拚十幾年的農民工說，「我現在有一些困惑，我還想寫詩，可是現在孩子要上學，還有很多壓力，導演有沒有什麼建議？」

「詩歌可能真的很難給你的生活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改變。」導演斟酌著字句，慢慢地說。

其實離開上海的前夜，電影里的6名工人詩人聚在賓館裡面，一起聊了整個通宵的理想。鄔霞發現只有吉克阿優真的改變了生活。電影上映後，他打工地的縣委宣傳部已經找到他，要給這名充絨工安排一個圖書館的職位。

可鄔霞的生活還在原來的軌道上。

很快，鄔霞就要重新開始找工作了。今年33歲的她不知道充斥著90後農民工的工廠還能不能接納她。她並不准備利用電影給她帶來的名氣，還要努力隱藏自己寫詩的歷史。

「寫詩太痛苦了。」鄔霞說。她都有點羨慕自己上班的時候，同寢室的女孩兒雖然工作一樣辛苦，一樣受責罵，卻總能在下班的時候嘻嘻哈哈地逛街、看韓劇、吃零食。

陳年喜的生活甚至開始急轉直下。山洞裡的彎腰勞作讓他得了嚴重的頸椎病，最近一場手術之後，身體一直未能恢復。回到礦山繼續爆破看樣子是不可能了，可是家裡的農田顯然不夠養活一家老小。這個家裡的頂樑柱，到現在為止還不知道怎麼辦。

在家待了好幾個月，他感覺有些不適應，甚至兒子都有點疏遠他，一天說不了多少話。他更多的感情只有繼續通過詩來表達：「兒子/我們被三條真實的鞭子趕著/爸爸累了/一步只走三寸/三寸就是一年/兒子用你精確無誤的數學算算/爸爸還能夠走多遠/……/兒子/你清澈的眼波/看穿文字和數字/看穿金剛變形的伎倆/但還看不見那些人間的實景/我想讓你繞過書本看看人間/又怕你真的看清。」

烏鳥鳥倒是繼續在找工作，可是他決定做一些改變。在《我的詩篇》結尾，他對著鏡頭告訴自己剛剛出生的女兒，希望她好好讀書，「以後努力不做一個工人」。

「你為什麼要加這麼一段？」電影首映會結束，一位從煙台到北京來打拚的女孩兒攔住了秦曉宇問，「我爸爸是個工人，他跟我說過同樣的話，可我把它寫進作文里以後被老師批評了，說我太悲觀。」

秦曉宇一時語塞。「或許現實就是這樣吧。」他想了想，一字一頓地告訴面前這個80後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