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經濟倫理的愛國主義 ——試論李斯特的經濟倫理思想

作為經濟倫理的愛國主義 ——試論李斯特的經濟倫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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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網路轉載 發布日期: 無

【內容提要】李斯特作為一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十分注重文化和精神的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而賦予了經濟倫理比英國古典經濟學更為重要的意義和地位。李斯特並不否定個人動機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但認為應將個人視為「道德人」而非「經濟人」，因此，經濟倫理的出發點是作為一個實體的國家而非原子主義的個體，其基礎是愛國主義。李斯特的這些觀點與斯密的世界主義是迥然不同的。李斯特的經濟倫理思想獨樹一幟，對於我國經濟倫理的建設，以及在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如何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利益，仍有借鑒意義。【關 鍵 詞】李斯特/經濟倫理思想/愛國主義/斯密學派/經濟人/道德人【 正 文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是一位在經濟學說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經濟學家，是歷史學派的先驅者。這位活躍於19世紀上半期的經濟學家的主張，與當時的西方經濟學界佔主流地位的以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學說有很大的差異，其哲學基礎、研究方法、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都有自己的特色，他的一些著作就是針對斯密、李嘉圖及其在美國的門徒提出的批評。西方有些學者認為，反觀19世紀的經濟學說，馬克思、斯密和李斯特三派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他的學說不僅對於德國，而且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經濟學說和經濟政策，具有廣泛的影響，對於制度主義學派的影響尤其深刻。在近年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李斯特的學說又一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有些西方學者甚至預言，金融危機的出現以及西方國家對付亞洲和俄國的危機所實行的以斯密學派的理論為出發點的政策的弊端表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來臨，由此而引發的各種經濟問題日趨尖銳化，21世紀即將出現斯密學派和李斯特學派的大辯論。（註：《馬克思，斯密，或是李斯特？》，美國《民族周刊》1998年10月5日。）因此重新研究李斯特的經濟思想， 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現實意義。本文擬從經濟倫理的角度，對李斯特的學說作一分析。就經濟倫理的角度而言，李斯特的學說與斯密學派的觀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其經濟倫理思想的要旨是把愛國主義作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精神動力。反對斯密主義的個體主義和世界主義，這一論點是通過對於文化和精神的因素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說明而加以論證的。因此，我們將從經濟與文化、物質和精神的關係問題考察。一、李斯特論經濟與文化、物質和精神關係以及經濟倫理的地位作為歷史主義學派的經濟學家，李斯特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與英國古典經濟學力圖將經濟現象從整個社會現象中剝離出來單獨加以考察的做法不同，十分注重文化和精神的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而賦予經濟倫理比英國古典經濟學更為重要的意義和地位。李斯特強調社會發展中經濟因素和文化的因素、物質的因素和精神的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他認為：「最大的演進中，究竟是物質力量超過精神力量的作用還是後者的影響超過前者，究竟是社會力量支配著個人力量還是後者影響了前者，這些都是不容易肯定的。但是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兩者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係，是互相起著作用與反作用的，結果這一組力量有了增長時即足以促使那一組跟著增長，有一組力量有了削弱時，另一組也難免不被波及。」（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50頁。）在李斯特看來，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他在《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一書中，提出了經濟發展階段的理論，把生產力的發展劃分為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都顯示出不同的特點。而各個不同的國家由於其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歷史與文化傳統不同，精神因素與物質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和經濟的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就呈現出不同的狀況。但是，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每一個階段上都是存在的。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用了很大的篇幅，通過對近代歐美各國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以及對不同的國家經濟興衰的分析，來論證這一觀點。比如他認為，威尼斯的富強是由於「奮發有為，熱愛自由」的精神所致，而後來的衰落則是由於不求進取、安於現狀的精神所致。漢撒同盟的興起源於其勇敢氣質、冒險精神和團結意志所激發的力量，而其衰落則是由於各城市之間的互爭優勢，為了自身的小範圍利益而爭勝，使競爭觀念超出了團結精神。在分析德國經濟發展的特點時，他認為：德 國人的品質「熱愛的是勤勞、秩序、儉約和節制，他們對於研究工作、對於各種事業，富有忍耐與不屈不饒精神，有誠懇的力求改進的精神，相當地有道德心與審慎周詳的態度。」「在別的國家，高度的精神文化總是由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而來的，而德國則情況相反，它的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事前的智力發展的結果。」（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76頁。）這表明了德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即整個來說，德國的文化是理論性的，德國人的特性中有許多不切實際的特徵，但是也說明了經濟和文化是相互作用的，不能離開文化的因素單純地考察經濟。對於文化和精神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重視也體現在他所提出的「生產力」的概念之中。李斯特認為，不能把經濟歸結為現有的物質財富和交換價值，不能把「財富」和作為財富產生的原因的「生產力」混為一談。他尤其反對把經濟學視為「交換科學」的那種「物質第一主義」。在他看來，「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118頁。）作為財富的原因的生產力， 既包括「物質資本」形成的生產力，也包括「精神資本」形成的生產力。精神資本是長期歷史形成的科學與藝術、智力培養、道德品質、國家與社會制度以及許多世代的發現、發明和改進的積累的結果。據此，李斯特反對斯密和薩依把不直接生產物質財富的精神勞作排斥在生產力之外，並稱之為非生產性勞動的主張。他認為，像教師、音樂家、醫師、法官、行政官員等也是生產者，他們「多麼有助於一國生產力的發展」，（註：《國民經濟學的自然體系》，第35頁。）他們創造的不僅是文化價值，而且是一種生產力。他們之所以成為生產者並不像薩依所說是因為他們的勞作也會獲得交換價值，取得物質的報酬，而是因為他們，「有些能夠使下一代成為生產者，有些能促進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質，有些能提高人類的精神力量，有些能使病人繼續保持他的生產力，有些能使人權和公道獲得保障，有些能確立並保護公共治安，有些則由於他們的藝術給與人們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夠有助於人們生產情緒的高漲。」（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127頁。）對於文化和精神因素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的重視，是李斯特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的特色。在李斯特看來，與經濟發展相關的諸多的文化因素主要有三項：一是智力的因素；二是精神和道德的因素；三是法律和政治的因素，即制度的因素。對於智力的因素，李斯特是相當重視的。在他看來，如果說在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下，人的智力根本沒有得到開發和利用的話，那麼，工業占支配地位的經濟狀態下，在邁向成熟的工業化的過程中，智力的因素就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說，在這樣一個「偉大的發明時代」，知識「越來越專業化」，所有學科，尤其是那些可以運用於工業的知識領域，正在取得飛速的發展。而科學越向前發展，節約勞力和原材料的新發明、新產品、新工藝就會不斷湧現，這時，從事工業的人的成功就「取決於科學知識和作為科學進步的新發現」。（註：《國民經濟學的自然體系》，第66頁。）從整個社會來看，智力對於國家的經濟發展就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了。但是，智力的因素有待於精神和道德的因素來激發和引導。為此，必須藉助於制度的因素。他在總結歐美各國近代以來經濟發展的普遍的歷史的教訓時提出：「不論何處，不論何時，國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與勤奮總是成正比例的，財富就隨著這些因素而增進或減退；但是個人的勤奮與節儉、創造與進取，如果沒有內政上的自由、適當的公共制度與法律、國家行政與對外政策，尤其是國家的團結和權力這些方面的支持，決不會有任何重大的成就。」（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98頁。）在他看來，「歷史到處向我們指出的就是社會與個人力量及條件之間起著交互作用的動人過程」。（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96頁。）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環境對於個人的精神狀態和道德品質都有深刻的影響，制約著個人的精神和道德能否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無論公民個人怎樣地勤奮、儉約、富於創造力和智慧，也無法彌補制度的不善所造成的對生產力的發展的制約。歷史教導我們，「個人生產力的大部分是從他所處的社會制度和環境中得來的」。所以，凡是先天稟賦不薄，具備發展經濟的各種資源的國家，必須按照他們的發展程度來改進自己的制度。李斯特對於制度因素的重視，其著眼點是激發精神和道德的因素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為，「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管理能夠消除狂熱、迷信、懶散、無知和浪費行為，廢除特權和有害的制度，改進教育，促進自由，提高道德水平」（註：《國民經濟學的自然體系》，第41頁。）。然而，在他看來，制度的改進，又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 和道德狀況密不可分。此外他還認為，從歷史經驗來看，在發展經濟，尤其是發展工業所需要的基本的條件中，有些條件（如技術知識等等）是比較容易改進的，有些條件則是比較難以改進的，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在人民方面刻苦耐勞精神、重視公道精神，以及文化教育和道德的缺乏」。因此，李斯特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處理好精神工作與物質工作之間的關係，重視兩者的相互依存，尤其要重視精神和道德的作用，重視發揮精神生產者的作用。因為精神生產者的任務在於，「促進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識，在於擴大自由權，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於對內鞏固人身和財產安全，對外鞏固國家的獨立主權；他們這方面的成就愈大，則物質財富的產量愈大。反過來也是一樣，物質生產者生產的物資愈多，精神生產就愈加能夠獲得推進。」（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 140頁。）對於精神生產的重視，對於精神和道德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重視，對於制度的重視，使得李斯特給予經濟倫理以極為重要的地位。他的經濟學說，對於包括制度理論和個體倫理兩個方面在內的經濟倫理問題作出了系統的論述。二、李斯特經濟倫理思想的要旨作為一個支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制度的經濟學家，李斯特對於個人的經濟動機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持肯定態度的。在他看來，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離不開人們追求經濟利益的「上進心」和「爭勝心」的。他在分析歐洲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時指出，像藝術上、工業上的進取精神，財富上、事業上的爭取成就、出人頭地的熱烈願望，航海事業中所表現出來的勇敢和冒險精神等等，都是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而進取精神的衰退和競勝心的喪失則會導致經濟的萎縮。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他還專設一章討論消費誘因問題，提出，消費誘因在一定的意義上也是生產力的形成誘因。這種消費的誘因往往是出於「要想置身於上流社會」的動機。這種動機的具體表現是對於佔有某些消費品有關的「榮譽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經濟動機。此外，那些單靠私產生活的人，「他的活動無非是對他的收入進行保存、增進和消費」，其動機的經濟性質就更加明顯。這些動機在李斯特看來對於精神和物質的生產都具有推動的作用，其積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第一，消費的動機支持了社會上的各行各業，尤其是物質的生產；第二，保存或增加社會的物質資本；第三，他的消費在生活上的表現足以激起社會上的競勝情緒。所以，在李斯特看來，「巨大財富的佔有，以及與這一點結合在一起的體面外表與生活作風對於文明社會也會發生鼓勵作用。」（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57頁。 ）甚至可以說，「社會大部分的生產力就是因這種誘因而產生的」。（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57頁。）李斯特的分析與斯密的觀點十分相似。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人本身有一種「改良自身狀況的願望」，「這種願望，雖然是冷靜的、沉著的，但是我們從胎里出來一直到死，從沒有一刻放棄過這願望。我們一生到死，對於自身地位幾乎沒有一個人會有一刻覺得完全滿意，不求進步，不想改良。怎樣改良呢？一般人都覺得，增加財產是必要的手段。」（註：《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本文簡稱《國富論》）上冊，商務印書館，1974年中譯本，第314頁。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還將增加財富的經濟動機與人們普遍具有的競勝心和虛榮心聯繫在一起，認為「吸引我們的，是虛榮而不是舒適或快樂」。「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這是因為他感到他的財富自然而然地會引起世人對他的注意……。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恥，正是這一點。使財勢巨大成為人們羨慕的目標，並在人類的見解中足以補償追求它時必須忍受的一切辛勞，一切焦慮和一切苦行……為了取得它，寧可永遠喪失一切閑暇、一切舒服、一切無憂無慮的保證。」（註：《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61頁。）總之，「正是由於我們有欽佩富人和大人物、從而加以模仿的傾向，使得他們能夠樹立或導致所謂時髦的風尚。……甚至他們的罪惡和蠢事也成了時髦的東西。大部分人們以模仿這種品質和具有類似的品質為榮，而正是這種品質玷污和貶低了他們自己。」（註：《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75頁。）但是，李斯特畢竟不同於對虛榮心和利己心作出無條件肯定的孟得維爾。他認為，對各種經濟動機需要作出具體的分析，進行不同的評價，對於不同類型的動機分別對待。首先是強調財富的佔有必須是基於合法的手段，否則就不能予以肯定。他說：「如果大宗財產是由侵佔、勒索或欺騙而來，或者關於財產的佔有與享受不能公開顯示，那就情況不同，就不能發生這裡所說的鼓勵作用了。」（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57頁。）此外， 在李 斯特看來，對於財富的追求必須與為後代發展經濟與文化的進取心結合在一起，而不是一種單純的財富欲和享樂欲。他在分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經濟發展史時指出，他們在一個短短的時間內取得了巨大的財富，但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對財富的態度卻是不可取的。「這是在浪子手裡的財富，是中了頭獎得來的；而在英國人手裡的財富則好比是一個克勤克儉的家長辛苦聚集起來的。前者是暴發戶，浪費過度，任意追求奢侈享樂，可能一時看上去似乎比後者值得羨慕，但是財富在他的手裡只是供取快一時的手段，而後者則把財富看作主要是為後代爭取精神與物質幸福奠定基礎的一種手段。」（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56頁。）只有這後一種動機才是值得肯定的。就對經濟動機的肯定而言，李斯特與以斯密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有一致之處。但是，在李斯特看來，個人的經濟動機不能成為經濟學的出發點，也不能成為經濟倫理的基礎。在他看來，作為經濟發展的精神動力的不是個人的經濟動機，而是公民的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這是李斯特經濟倫理思想的核心。在李斯特看來，以斯密為代表英國古典經濟學的一個主要缺點是，把個人的經濟動機的作用無限地誇大，而導致一種「支離破碎的狹隘的本位主義和個人主義，對於社會勞動的本質和特徵以及力量聯合在更大關係中的作用一概不顧，只是把人類想像成處於沒有分裂為各個國家的情況下與社會（全人類）進行著自由交換，只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考慮自然而然發展起來的私人事業。」（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152頁。）為了論證這一主張，李斯特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一些基本的前提，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判。首先，李斯特對基於原子主義的個體主義方法進行了批評。原子主義的一個特點是把社會分解為一個一個單獨的個人，把個體視為一個自足的個體，並且以此出發，提出了「經濟人」假設，把它作為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和邏輯起點，也作為經濟倫理的一個出發點。斯密主義在美國的一個代表人物庫伯甚至由此推論，所謂國家「只是一種擬人化的道德存在——一種文字稱謂而已」，只是人們的想像，只是一個「字面上的創作」。李斯特對此提出了辯駁，強調國家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實體」，是真實存在的真正的實體，而「個人都是他所在的國家的一個成員」。「國家介於個人和人類之間，是由這樣一些個人組成的單獨的社會，這些人擁有共同的政府、共同的法律、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榮譽、共同的防禦和保護他們的權利、財富、生命的共同制度，他們組成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實體。」（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 208頁。）國家保護個人，並且幫助他實現自己所追求的目標。「多虧了國家，個人才有自己的文化、語言、工作機會和財產安全，他們與國家一起緬懷過去、憧憬未來。」個人與國家榮辱與共、貧富與共。「個人從國家那裡獲得文明、教育、進步、社會和政治制度以及科學和藝術的發展帶來的利益。如果國家衰落，個人就得承擔起衰落的災難性後果。」（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8頁。）總之，「個人的禍福繫於國家的獨立和進步」。（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31頁。）因此，不能把個人視為一個自足的實體。針對庫伯的觀點，李斯特依據黑格爾的國家是倫理共同體的觀點，指出承認國家是一個道德的存在與把國家視為一個文字稱謂是兩回事，不能等同。「道德存在或道德人指的是一種特定社會，是一個由具有共同權利和義務、共同利益和制度的許多人組成的群體。」（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35—236頁。）在他看來，國家作為一個政治實體是由道德的紐帶聯繫起來的。「國家通過愛國主義的紐帶將其成員結為一體」。（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34頁。）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把個人視為「道德人」。這裡講的「道德人」，不是指具有一般的德行或德性的個人，而是指一個通過愛國主義的紐帶同作為一個實體的國家聯繫在一起的個人。李斯特用「道德人」概念與英國經濟學的「經濟人」的概念相對照，以說明經濟倫理的出發點，是作為一個實體的國家而不是原子主義的個體。其次，李斯特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公益合成論和孟得維爾的「私惡即公益」的觀點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判。亞當·斯密的經濟倫理在為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作辯護時提出，個人對於經濟利益的追求可以通過「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自動地轉化為公共利益，認為，「凡是在私人家庭中看上去是有智慮的行動，施之於國家時絕對不 會是愚蠢的」。這是一種類似於孟德維爾的「私惡即公益」的主張。而作為整個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倫理前提的功利主義則提倡一種公益合成論，認為社會的公共利益等於個人利益的總和，社會財富無非是所有成員的財富的總和。也就是說，只要每一個個人獲得了利益，也就增加了公共利益。因此，自由放任是最好的原則。對此，李斯特提出了如下的詰問：第一，「只有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決不衝突時，這一原則才行得通。但事實並非如此。」（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34頁。）事實上，這種矛盾是經常發生的。「個人只需要滿足自己及其家庭的，不管他人或子孫後代；它的視野和手段有限，不能超越私人事務的圈子；他的產業受其生活的社會條件的限制。而國家要滿足其大多數成員的社會需要，個人是不可能靠自己努力滿足這些需要的；國家不僅要滿足現在的一代人的需要，而且要滿足未來幾代人的這種需要；國家不僅要滿足和平時期的這種需要，而且要滿足戰爭時期的這種需要；國家不僅要著眼本國，而且要放眼全球。個人在促進其利益時可能會損害公共利益；國家在促進公共福利時可能會抑制一部分國民的利益。」（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33—234頁。）李斯特還列舉了許多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例來加以說明。比如，個人可能通過金融投機而成為暴發戶，公眾則可能會因此而受到損失。一種新的發明會帶來公共福利，但是也會給許多人帶來不利的影響，有的人甚至會失去原有的生計。一個國家可能有許多富豪，但是這個國家可能是一個比較貧窮的國家，因為財產的分配不公。在李斯特看來，這種矛盾之所以會經常發生，是由國家和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由個人結合成社會時，就能為關係最遠的後代謀便利，作打算，就能為了後一代的幸福而使這一代忍受困難和犧牲；這些都是只有個人凝結成團體時才會實現的，沒有一個懂得事理的人會期望各個個人來這樣做。」所以，事實與斯密所說的相反：「有些在私人經濟中也許是最愚蠢的事，但在國家經濟中卻變成了聰明的事。」（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145頁。 ）李斯特認為，斯密的理論的一個重大的缺陷是「將個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率的創造者的地位」。（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95頁。）

第二，國家的利益不能單純地理解為所擁有的財富的總和。李斯特認為，國家發展經濟的目標「不僅僅是財富，而是強大和財富並舉。」（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09頁。）李斯特認為，在一個有許多強弱不同、大小不等、 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所組成的世界上，一個國家要「從弱小轉變到強大」，要「使它獲得長期的生存的保障」，「這些都是政治任務」，是「政治經濟任務」。（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153頁。 ）這裡國家的獨立和權力是一項重要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要發展一些對於實現這一目標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工業，即使從單純的經濟價值來看是不值得的。國家還要發展教育和文化等精神生產，保持國家的經濟安全，使經濟持續發展，以實現長遠的目標，維繫國家的長期的生存。這裡李斯特提出的「權力」的概念也就是「國力」的概念。在他看來，這種維持國家的未來發展和長期生存的力量，無論如何也不能歸結為個人利益的總和。第三，針對斯密所謂個人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可以通過「自由競爭」這隻「看不見的手」自動地轉化為公共利益的說法，李斯特強調了經濟發展中社會協作的重要性。他說，「一個國家的整個社會狀況，主要決定於工作種類與工作劃分以及國家的生產力協作原則。」而這種協作有賴於一種團結精神。（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140頁。 ）個人之間的經濟的競爭固然可以激發人們的上進心，推動經濟發展，但是如果競爭精神超過了團結精神，那麼就會像歷史上漢撒同盟的那些城市那樣，「各城市之間互爭優勢，各自為本身的小範圍利益爭勝，這種競爭觀念超出了整個同盟的團結精神」，那麼只能招致失敗。（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6頁。）總之，在李斯特看來，作為經濟倫理的基礎是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並不否定個人對於經濟利益的追求，個人的進取心、競勝心，也不主張國家對於私人經濟如何使用自己的生產力和資金髮號施令。國家所作的是，使個人了解單靠他自己的力量是無法進行的那些事。「只要同社會利益無所抵觸，一般說來，個人自由是好事；同樣的道理，個人也只有在與國家福利相一致的這個限度上才能不受限制。」（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151頁。 ）反之， 則必須受到限制和約束。所以，從根本上說，必須把愛國主義而不是「支離破碎的狹隘的本位主義和個人主義」作為經濟倫理的基礎。李斯特的經濟倫理把愛國主義作為基本的原則，不但是針對斯密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的，也是針對其世界主義的。在李斯特看來，以斯密為代表的流行經濟學的一個重大的缺陷是「無邊無際的世界主義，它不承認國家原則，也不考慮如何滿足國家利益。」（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152頁。 ）李斯特指出，斯密的學說揭示了許多以前未被認識的有價值的真理，但是也受到了當時的學術界風氣的影響，其中之一就是世界主義。他說，斯密的體系「正好出現在世界主義時代，因此受命於世界主義精神的該體系也就自然得到這個時代的厚愛。全球的自由、永恆的和平、天賦的權利、全人類大家庭的聯合等等都是當時的哲人和慈善家們喜歡談論的話題。」（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18頁。 ）這種世界主義設想建立一種全球的自由貿易體系，但是其真實性和現實可能性是值得懷疑的。在他看來，世界主義雖然是一個美好的理想，但是現實的情況是「在個人和全人類之間還有一個中介者，這就是國家。」「各個國家各有它特有的語言和文字、傳統和歷史、風俗和習慣、法律和制度，它需要這一切來求得生存、獨立、改進以及在未來歲月中繼續存在，它有自己的疆土；這是一個團體，是由千頭萬緒的精神關係和利益關係結合起來，它把自己合併成一個獨立整體的，它承認它自己的和本身範圍以內的權利法則，但與別的同類團體在國家自由上仍然處於對立地位，因此在目前世界形勢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資源來保持生存和獨立。個人主要依靠國家並且在國家範圍內獲得文化、生產力、安全和繁榮，同樣地人類的文明只有依靠各個國家的文明和發展才能設想，才有可能。」（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152頁。）李斯特強調，一方面必須承認「生產力發展的世界性趨向」，（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 113頁。）必須看到隨著交通工具的改進，世界上的文明國家通過物質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而聯合在一起的密切程度將會大大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現實的世界是一個由許多千差萬別的國家組成的世界，不能用世界主義的空想來代替現實。他認為斯密學派的主張，尤其是薩依所主張的世界主義的癥結在於，「把那些還沒有出現的情況假定為已經實際存在的情況」。 （註：《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117頁。）此外，李斯特還用大量的材料說明，事實上世界主義的經濟學並沒有被付諸實踐。以斯密的母國英國為例，其經濟政策僅僅是受自身利益、民族情緒和偏見的指使，而不是出自世界主義的道德目的。「任何一個英國人，特別是英國領導人，決不可能是一個世界主義者。」（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117頁。）他們的實際所為， 以為他自己的國家謀福利為唯一目的。他們想依仗當時在經濟上佔有的支配地位，試圖通過政治措施來增進國家的財富，加強國力，使其他所有國家望塵莫及，想把世界上的一切財富和權力讓給他們。可見世界主義是虛偽的。在人類被分為互相獨立的國家的狀況存在的世界上，各個國家發展經濟的目的都是為了國家的獨立和強大。而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那些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也不例外。不僅如此，「一個國家在自由、文明和工業方面比其他國家越進步，就越怕喪失獨立，竭盡全力提高生產力以增強其政治力量的動機就越強烈。」（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38頁。 ）而對於那些落後國家的文明進步而言，「最大的障礙莫過於世界上各種互相競爭的國家所奉行的自私而貪婪的政策」，（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49頁。）「所以完全有理由認為，國家不應該為了試圖促進人類未來經濟進步而犧牲自己為實現國家經濟獨立所取得的進步。犧牲國家利益的政策，決不會有利於全人類，只可能有利於經濟上佔優勢的國家。」（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47頁。）總之，既然現在還不存在世界共和國，那麼，經濟學就是國家經濟學。作為經濟倫理的基礎的倫理觀念就不是個人主義，而是愛國主義；既然「個人的幸福全繫於國家的獨立和進步」，那麼「個人應該接受出於國家整體利益而採取的限制」。（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31頁。）「個人應該隨時準備為國家 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這種犧牲是正當而崇高的。」（註：《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見《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譯本，第29頁。）三、李斯特經濟倫理思想的啟示李斯特的經濟倫理思想在西方近代的思想史上，可謂獨樹一幟。他所提出的主要問題是，考察經濟學和經濟倫理的基點到底是放在一個抽象的不屬於任何國家而直接屬於世界或人類的個人（經濟人），還是放在一個屬於特定的國家的「道德人」的基礎之上。這一問題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的意義。確實，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大大不同於李斯特所處的時代，經濟的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個趨勢。但是，經濟的全球化是否意味著世界主義已經實現呢？西方有些輿論認為經濟的全球化，市場的全球化，已經使國家的意義，尤其是作為一個經濟單位的意義削弱。（註：參見賴克著：《國家的作用》，上海譯文出版社，中譯本。）與此同時，在經濟倫理的問題上，李斯特所批評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抽象的「經濟人」假說，在當代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一些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那裡已經成為分析各種社會問題（如政治、家庭等等）和倫理問題的基本假設，出現了如德國的經濟倫理學家科斯洛夫斯基所說的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成為潮流。這種潮流在我國也有所反映，一度國際社會一體化之類的說法頗為流行。而在經濟倫理的領域裡，有一些論者，以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包括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主義以來的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說為出發點，強調在市場經濟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市場中的契約關係；我國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意味著人們已經從「計劃人」變成了「市場人」，市場中的契約關係將成為基本的人際關係，而處理這種關係的基本的原則則是個人的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這樣一來，在市場中個人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是否需要，是否可能同愛國主義統一起來，就成了問題。愛國主義被排除在經濟倫理視野之外，只能存在於其他的領域。但是，現實生活卻給我們提出了另一方面的問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的衝突以及綜合國力的競爭十分激烈。李斯特所說的，世界主義雖然是一個美好的理想，儘管生產力的發展具有世界性的趨向，現實的世界卻是一個由許多千差萬別的國家組成的世界，至今並沒有失去其現實性。而愛國主義作為經濟發展的精神動力，同樣也沒有失去其現實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受到發達國家的經濟和技術優勢的壓力，我們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在經濟領域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利益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這就需要從事經濟活動的公民，具有愛國主義的精神，在自己的經濟活動中把「振興中華」，使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作為一個奮鬥目標，而不能僅僅把個人或企業的利益最大化作為唯一的目標。因此，把愛國主義納入經濟倫理的視野是十分必要的。如何繼承和發揚近代以來以「實業救國」為標誌的愛國主義的經濟倫理傳統，並賦予現代的意義，將它落實到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經濟倫理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筆者願與學界同仁共同努力。轉貼於 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http://paper.stu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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