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何處去：人文社會科學的近期走向

摘要 整個當下中國正在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向發展，近 ３０ 年來社會科學高速發展繁榮的局面正在告一段落，而人文學術、特別是中國古典學術和傳統文化研究正在從邊緣重返主流。 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要想走向世界，必須和自由主義這個佔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展開深度對話，同時必須根據自己的基本原則去創造出一種高於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 當前儒學復興的挑戰性一是指向主流意識形態，二是指向西方中心論，三是指向現行的學科分類。關鍵詞 人文社會科學； 本土化； 儒學復興； 自由主義； 主流意識形態； 西方中心論 我想就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的基本走向問題談一點看法。如同大家都已感受到的變化一樣，最近思想文化領域的確出現了一些趨勢性的東西。整個中國的精神氣候、文化氣候、學術氣候正在發生深刻變遷，整個輿論環境正在被重構。換句話說，風向變了，原來刮西風，現在變成東風了，原來刮南風，現在刮北風了。眼下我們正處在這個重大變遷發生的過程之初。整個中國正在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向發展這個變遷是怎樣發生的？它的走向如何？它意味著什麼？這是我要探討和回答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之後，比較大的思想文化事件有這樣幾個，它們雖然正在或已經發生，但未必會引起大家認真思考。一是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1月26日到山東曲阜考察並發表了一番非常重要的講話。上半年在曲阜參加會議期間，我專門問了問題：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1月26日到曲阜的時候到沒到過孔廟？人家說，那當然到了。這個舉動非同小可，我們且不論他講話的內容，就他到這個地方本身就帶有巨大的象徵意義，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它的實際意義。至少20世紀以來，國家最高領導人是沒有到那個地方去過的。二是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國際儒聯發表的關於儒學和傳統文化的長篇講話。後來官方發表的稿子是5000多字，全面談到了他對儒學的認識。這一舉動意義尤其重大，因為曲阜之行僅僅是開了一個小範圍的座談會，而在國際儒聯的講話面對的則是海內外一千多名學者。「文革」結束之後近30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對儒學、對孔子、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一直比較曖昧。你說他反對；他也沒有明確地反對；你說他支持，他也沒有明確的支持態度。但是習近平總書記這個講話、特別是在國際儒聯的講話，很鮮明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儒學的態度，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對中華文化復興的態度，所以這個講話尤其值得重視。當然這是兩個比較大的事件，還有幾個小事件也希望大家關注。一個是習近平總書記到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去看望湯一介先生，與湯一介先生進行交流。這意味著什麼呢？習近平總書記到北京大學去看望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儒學的代表人物湯一介先生，而不去問政於厲以寧、林毅夫諸位有巨大影響力的經濟學家，這就帶有特殊的意味、特殊的標誌性。另外李克強總理隆重接待饒宗頤先生，而饒宗頤先生是海內外公認的國學大師，是兩岸四地、英語學術界共同推重的一個人。李克強總理怎麼不接待其他人呢？怎麼不接待那麼多其他的社會科學家呢？怎麼不接待諾獎獲得者呢？而且還在中央新聞聯播上播了很長的篇幅。還有一個細節，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我們的領導人出現在中華書局的紀念會上。中華書局是以出版古籍為主的出版社，他怎麼不去人民出版社呢？他怎麼不去商務印書館呢？為什麼單去一個專門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呢？視察中華書局不視察人民出版社，那是出版社自己能決定的嗎？而且領導人去的時候我看見一個非常熟悉的身影在那個地方晃動——陳來先生，他是儒學研究的代表人物。而且陳來先生不光是在「世界讀書日」上晃動，我看在各種重要活動上都在晃動。在此之前晃動的是另一部分人，所以我個人認為這些細節非常有代表性，包含深意。我希望這些細節促使大家思考我下邊將要談的問題。另外現在遍布大中小學的讀經班，各種各樣的國學班風起雲湧。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到處都在辦國學班，它怎麼不辦西學班？它怎麼不學西方的經典？另外近年來，各種國學機構、儒學研究機構、傳統文化研究機構像雨後春筍般爭先恐後地出現，恰好在這個時候幾乎沒有一個西學研究機構出現，也沒有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機構出現。自由主義在世界上的影響這麼大，成立一個自由主義研究所也理所當然，哪有啊？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國家意識形態，除了高校的馬院之外，我也很少看到民間成立一個馬克思主義讀書班。這是當前我們所感受到的一些事實。這些事實都昭示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精神氣候、文化氣候、學術氣候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遷，正在發生方向性的轉折，而這一點是諸位應該高度關注的。從這些現象當中能得出一些什麼結論？我提出下面幾點跟大家交流。（一）整個中國正在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向發展。這是從上面的這些細節當中我個人得出的一個結論。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以30年為界我們至少可以劃分為這樣幾個階段：一是從1919年到1949年，全盤西化，向西方完全打開了大門，佔主流地位的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雖然日漸強大，但並沒佔主流地位。二是從1949年到1979年，到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們完全向西方關上了大門，這個關門本身是不是本土化大家可以討論。如何概括從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討論，當然我有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從1949年到1979年也是一個本土化的趨勢，但是這個本土化是和中國另外的思想流派聯繫在一塊兒的，和今天總書記所推動的本土化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和內涵。我認為從1949年到1979年，是法家學說佔主流地位的一個時期，我們很多東西在法家化，反對溫良恭儉讓，拒絕仁義禮智信，和儒家學說對著干。法家的東西加上以階級鬥爭為綱，加上階級觀點，加上本土化的「毛澤東思想」，這就是我們前30年的基本情況，總的趨勢是向西方關上了大門。三是從1979年到2009年或者是到十八大，這30年是在反「文革」、清算「文革」、質疑「文革」的基礎上展開的，大的口號叫改革開放，全面向西方開放，向西方靠攏，所以80年代是個全盤西化佔主流的時代，這一點為大家所公認。1989年之後，好像是提倡傳統文化、批判《河殤》，但在我看來，如果1980年代是轟轟烈烈地全盤西化的話，那麼1990年代則是悄無聲息的全盤西化。1998年思想界曾經提出過一個判斷：自由主義浮出水面。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意識形態，恰好是在1990年代被公開化的，不是在1980年代公開化。公開地打出自由主義的旗幟是在1998年，那一年有一篇文章，題目就是《自由主義浮出水面》。所以從形式上看，1989年之後的風向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至少對傳統文化的研究、對儒學的研究不像1980年代一樣被壓抑，但同時，全盤西化的思潮也在繼續深入。近一段時間，有關方面呼籲高校清理正在使用的英文原版教材，這些西方的原版教材，都是1990年代進入高校的，即使到2000年之後也是這樣，大學特別是經濟學、法學、政治學全盤和西方接軌，所以近30年來的主要趨勢像1980年代一樣，它的基本面、主流的思潮仍然是西化。儘管與此同時，儒學研究、傳統文化研究、國學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復興，但這個復興的程度遠沒有最近幾年轟轟烈烈。四是從十八大之後，一個全面本土化的時代已經開始，我們正在進入新的時代。前一階段袁貴仁部長發表的一篇講話在輿論界引起很大反響，清理西方教科書當中所隱藏的西方的價值觀念，這樣做，從國家的角度看那是沒問題的，但我想跟大家說明的問題是，這看來只是一個信號、一個開端，這個趨勢還在深入。換句話說，從十八大之後，一個全面的、立體化的本土化時代已經到來，這個時代如何評價，還有待觀察，但是這個時代業已開始，思想、理論、文化上的新時代已經開始。中醫、中藥、漢服、漢語、漢字等都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提倡範圍之下，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治理這些問題都在得到格外的強調。總之，整個中國正在朝著本土化的方向發展。（二）近30年中國社會科學高速發展繁榮的局面正在告一段落。大家注意，不是社會科學在走向終結，而是社會科學高速發展繁榮的局面在告一段落。1979年前的30年是人文學術佔主流、人文學術佔主導的30年，像經濟學，只是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及若干個大學得到保留，其餘全部取消，山東大學只留一個政治系，另外還有中文系、歷史系、外語系，文科就這幾個系，其餘的法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這些學科都被取消，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學科都是西方的，1949年向西方關閉大門的時候，把所有西方文化等同於帝國主義文化。院系調整是一次非常大的調整，把全國的法學、經濟學、政治學集中在幾個高校保留下來，其餘的學校全部取消了這些學科。所以，前30年是人文學術主導全局的30年、主流化的30年，前30年站在前台經常出面發言的都是哪些人物呢？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周揚，都是這些人物，就不要說馮雪峰、丁玲這些人了。處在國家核心領導機構中樞的那些智囊們是誰？張春橋和姚文元，姚文元是文學評論家，張春橋也是個寫雜文的，辦報出身。總之，你找不到一個社會科學家。而近30年站在前台發言的已經完全是另外一撥人了，是吳敬璉、厲以寧、林毅夫、樊綱。處在中樞領導機構的也是政治學家。所以近30年來，一有重大發言機會，在前台上活躍的全部都是社會科學家，要麼是經濟學家、要麼是政治學家、要麼是法學家，很少看到人文學者在發言。的確，近30年學界的一大變化，如同陳平原先生前幾年所言，是社會科學的崛起，在我們身邊悄悄地崛起了一大批學科，而且這些學科出盡風頭。經濟學崛起了，各個大學都爭先恐後地辦法學院，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也是這樣。近30年在高校發生的一個巨大變化是學科結構的變化，社會科學全面崛起，不但崛起，而且主流化，這是大家所感受到的一個顯著事實。在高校，在我們的身邊，原來沒有的學科出現了，原來沒有的人物也出現了，原來大家收入都差不多，現在突然校園內部貧富懸殊。我個人認為，社會科學的好日子可能差不多了。儘管你的收入可能還很高，但是社會科學從目前開始，高速發展的局面已經停滯下來，至少正在進入一個比較緩慢的發展時期，為什麼呢？因為所有的社會科學背後的預設都是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西方價值，所有的學科都是西方的，中國原本沒有社會科學，連經濟學這種概念都是從西方來的。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的理論預設、研究基礎是西方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在今天處於一個被壓抑的階段，不能公開宣揚，經濟學的假設是理性人，理性人的目的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能再宣傳嗎？一些經濟學家確實被他的學科異化了，經濟學家老是感覺人都是自私的，老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自覺地把理論前提變成實際行為準則。在未來一段時間，這肯定不行。政治學的基本原理是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除了一些技術層面你還能講講之外，你還能再講什麼呢？法學也是這樣，無前提的司法獨立、分權制衡，你還能再講嗎？你還能再研究嗎？這些學科從目前來講只能在技術層面還可以，想在基礎理論上再有推進和開拓已無可能。從較長時段來看，這些學科的生命力和出路，就是把中國經驗理論化。這些學科不是沒有自己的發展餘地。30年中國高速發展的秘密在哪裡？中國經驗給人類社會提供了哪些西方沒有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如何被抽象化，或者提煉成帶有一般意義的理論原則？這應是下一步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所要面對的課題。我們都說中國崛起、中國道路，中國道路的特徵在哪裡？西方如此不看好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管理體制，而恰好這3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秘密在哪裡？道理在哪裡？我個人認為，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在更強烈地面對一個本土化的歷程，這個本土化就是把中國經驗升華為一般的理論原則，從而修改、修訂被我們視為一般法則的那些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預設。但是這是短期內能做到的嗎？即使有這種抱負和雄心，短期內也做不了這個事，沒有10年、20年的準備時間做不了這個事情。所以我個人一個悲觀的觀察是：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這些學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陷入停滯階段。最近讀雜誌，拿著放大鏡也找不到一篇很好的富有理論深度的經濟學的文章、政治學的文章、法學的文章。我主編《文史哲》雜誌，對這方面非常關注，從《文史哲》的來稿方面看，這一點非常清楚。《文史哲》一般不發或者少發社會科學方面的文章，但是經濟哲學、法哲學、政治哲學的文章還是要發的，但是最近這一段政治哲學、法哲學或者是經濟哲學的東西急劇減少。所以我認為，在未來一段時間之內，它高速發展的局面已經結束。這和我們的精神氣候相關，對西方價值的警惕、拒絕、審查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著這些學科研究者的自由度，而在一個非自由的心態下，創造性的勞動是無法被期待的。這是我從上面那些現象得出的第二點結論。（三）人文學術，特別是中國古典學術、傳統文化研究正在從邊緣重返主流。這和我剛才說的是相對應的，社會科學高速發展的局面告一段落，與此相應，人文學術、特別是中國古典學術、傳統文化研究正在從邊緣重返主流，最後能不能進入主流，我們還要再觀察。但是最近確實表現出，像我剛才提到的陳來先生這一批學者正在努力使儒學、國學、傳統文化重返主流地位，要從冷門變為顯學，要從邊疆走向中央。傳統文化研究、國學研究、儒學研究的春天確實已經到來，最佳機遇已經到來。在中國人的觀念中，要想成就一件事，特別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三者平衡與配合，而在這三大要素之中，最重要的是天時，天時現在已經到來。最近國學專家、儒學研究人員非常忙。以前光社會科學家忙，現在搞傳統文化、搞儒學的人也非常忙，東迎西請，不亦樂乎！這類人忙絕對不是壞事，光經濟學家忙，這個社會可能是有問題的、有偏差的。我是想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人文學術研究、國學研究從邊緣重返主流這個趨勢已經出現，這些人不光希望忙，他還希望處於主流地位。一段時間之前，可能是2013年春節前夕，電視上報道，中宣部與一批學界重要人物商談國是，舉行春節茶話會，一共5個人，我看見了陳來教授，還有一個好像是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萬俊人教授，這些人不但要走向前台，看來他們還想進入主流。眾所周知，1980年代有一個口號，叫史學危機，感覺歷史沒人學了，最近幾年是空前的讀史熱，史學危機的口號再也沒人提了，特別是最近這幾年，民間的讀史熱在升溫。這一切都說明一個問題，人文學術的地位正在發生較大變化，最後能不能從邊緣進入中央，還有待於時間的檢驗，但是它至少不像以往一樣被大家冷在一邊了。需要在此強調的一點是，儒學的復興、國學的復興、中華文化的復興，人文學術的復興，不但具備了主觀上的可能性，客觀上的物質基礎看來也已經具備。為什麼傳統文化最近熱起來了，為什麼那些家長都把孩子送去讀經，去背《論語》、穿漢服，而且純粹是民間的、自發的，這和一個問題相關：中國社會正在從貧困走向小康、從短缺走向過剩、從文盲遍地走向高等教育，特別是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大眾化，這給中國的文化繁榮奠定了基礎。因為中國的文化、中國的詩詞歌賦歷來是精英文化、貴族文化、有閑階級的文化，普通的勞苦大眾沒有辦法享受中國的文化。毛澤東當年說過，在中國只有地主階級有文化，而地主階級的文化是以地主階級榨取農民血汗為前提的。第一必須有錢，第二必須有閑，然後才能學文化。而在過去老百姓溫飽尚且不能保證，他怎麼學習文化？而學不到一定的文化，掌握不了足夠的漢字，唐詩、宋詞、漢賦、元曲，他怎麼理解？怎麼鑒賞？怎麼把它變為自己內在的東西？且不說「四書五經」了！現在這一切都結束了！廣場舞、旅遊熱的大規模流行，都昭示了一個問題，人們現在不但有錢，還有閑，有時間。這個背景再加上中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已使大家能夠具備接受中國在過去只有貴族、精英才能享有和壟斷的文化。所以，未來中國文化繁榮的物質基礎已經奠定。我相信如果「文革」期間的那種短缺經濟繼續的話，不可能出現像現在這樣的狀況。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接受採訪時說，中華書局近來出版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印刷了有一百多萬冊，這在過去根本不可想像。這一切都表明中國的普羅大眾已經具備享受、理解、掌握、融化中國曾經被貴族、地主、精英、士大夫所壟斷的那部分文化，這是我們今天出現傳統文化熱的物質基礎。這是從物質上講，另外從政治上講，實際上很多人都在考慮，習近平為什麼到曲阜、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去講話，到人民大會堂面對國際儒聯這麼一批海內外學者講話。這說明了一個問題，也是理論界已經討論很長時間的問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開始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從綠林文化到廟堂文化的轉變。要想從造反的異端走向執政的正統，必須走向秩序，必須走向長治久安，必須走向保守，而儒家的文化、傳統的文化恰好是強調血緣親情、強調秩序、強調權威，反對革命，強調和諧，所以恰好在這個時間，儒家文化滿足了我們在意識形態上的空白，社會對長治久安和穩定的渴望，這為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提供了強大的基礎。另外從歷史上看也同樣是這樣，歷史有慣性，像高速列車，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是革命以高鐵的速度在運行，想停下來得有一個剎車階段，所以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革命意識形態一直在被強調。從劉邦造反到漢武帝獨尊儒術有70年的時間，從1949年建國到十八大召開，接近70年的時間，基本上都是這樣。在這個時刻恰好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了。從劉邦的造反到漢武帝的獨尊儒術這個過程非常值得我們思考，一個造反起家的農民英雄為什麼能成為一個新王朝的開闢者值得我們思考。按照我的理解，當這批造反起家的英雄們奪得了國家機器之後，他立即面對一個強大的儒學的力量，要麼他被這股力量同化，要麼他自己完蛋。當然他是被同化，劉邦、朱元璋很快就被同化了。在解釋農民起義失敗原因的時候有一個觀點，叫農民起義領袖蛻化變質，最後成為封建王朝的頭子。他不蛻化變質行嗎？你叫他繼續革命嗎？他能幹得下去嗎？所以，漢代人說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馬上打天下是革命意識形態，而馬下治天下必須採用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強調血緣親情，強調等級秩序，強調君君臣臣，強調父父子子。共產黨在奪得江山之後，面臨著和劉邦、朱元璋不同的兩大局面：第一，一個強大的儒學的力量已經不復存在，被五四運動沖得稀里嘩啦，所以當年劉邦面對一個強大的儒生集團，朱元璋也面臨一個強大的儒生集團，而這個儒生集團的同化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當共產黨成功之後，這個力量已經不存在了。第二，當共產黨成功的時候面對的是強大的西方化的意識形態，這一點更是劉邦和朱元璋所沒碰到的問題，所以共產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異常地艱難，要克服的障礙更多，直到現在，我們才能說基本上克服了，也還沒有完全克服。這就是習總書記無論是在曲阜講話還是在國際儒聯的講話，反響僅限於學界和民間的原因所在。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能否拯救中國上面指出了人文社會科學的近期走向，問題在於這種近期走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持續下去，也就是它的前景。換句話說，這種本土化的趨勢能不能最終救中國？我有兩點認識需要提出來與大家討論，一個是，我認為，儒學要想最終拯救中國，必須首先走向世界，因為人類現在是在同一個地球村內生活，不是在一個個封閉的帝國內生活。而傳統文化要想走向世界，並成為國際思想界的主流，或者是被國際學術界認可和尊重，我覺得只有一個出路，就是必須與在這個地球村內佔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展開深度對話。最近幾年我參與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的籌備，第一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是儒學和基督教的對話，2016年召開第四屆，是儒學和伊斯蘭教的對話。2014年在山東大學召開了第三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強調人類多元文明。在討論尼山論壇議題的時候，我提出「尼山世界文明論壇」要想辦成一個被國際思想界認可的論壇，它必須和自由主義這個佔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展開深度對話。因為只有和主流對話才有可能成為主流，和主流對話即使失敗了，不佔有利地位，但這不妨礙你成為重大的思想流派之一。你和邊緣對話，你永遠是邊緣，你成功了也是邊緣。所以，「尼山世界文明論壇」要想在世界思想領域佔有自己應有的地位，必須和世界上佔主流的被西方主流思想界奉為旗幟的自由主義展開對話。這個意見最後沒被接受，但是《文史哲》編輯部2014年5月1日在濟南舉辦了一個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我們擬定的議題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這個對話至少從各種反響上來看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始終有一個信念，你和邊緣人物對話，你成功了也是邊緣人物。你必須和大家對話，和佔主流地位的學者對話，儒學尤其要這樣。包括「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你不能光和基督教對話，不能光和伊斯蘭教對話，因為這些宗教儘管在西方民間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在西方思想界並不佔主流，處於主流地位的是自由主義，所以儒學必須和自由主義展開深度對話才能獲得成功。我還有一個看法，認為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它們都企圖通過某種信仰、某種修鍊而使個人得到解脫。佛教上西天，基督教升天堂，道教成仙，這都是個體解放，著眼於個人。世界上只有三種思想形態是有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第一是自由主義，現在西方政治、社會、經濟制度的運行都是在自由主義的原則之下。第二是社會主義，馬克思有一套社會發展理論，包括計劃經濟、政治制度、社會管理等。馬克思的口號是「只有每個人獲得最後的解放，人類才能夠獲得最後的解放」。它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解放、人類共同體的解放，而不是個人的解放，儘管馬克思的理想社會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但是他主張的是階級的解放，他憂慮的是人類的命運。第三是儒學，儒學和道教、佛教的最大差異就是道教和佛教都是個體解放，當然，佛教在傳播的過程當中，它受中國本土的影響要普渡眾生，但它本身都是個體解放。而儒學所關注的則是共同體的小康和大同，關注的是天下、人類的健康發展與和諧相處。應該看到，當前，在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話當中，社會主義已經處於不利地位，這個大家都非常清楚。關鍵是在社會主義的原則指導之下，或者是在一種被曲解了的原則之下，它創造的生活實踐形態、生活的秩序、生活模式敵不過西方的生活方式。蘇東的劇變，為此提供了一種經典案例。現在一個新的對話已經開始，就是自由主義和儒學的對話，自由主義和儒學的對話誰勝誰負目前尚難判斷。目前有一批純粹的西方人嚮往儒家的學說。山東大學有兩個老朋友，一個是安樂哲先生，他和杜維明先生齊名，包括杜維明先生，絕對是在自由主義陣營之內反戈一擊，崇尚儒家的學說。另外一個是貝淡寧先生，目前在清華大學任教。貝淡寧先生也同樣是這樣，是從自由主義的陣營當中殺出來的。他們是把儒學作為信仰，我們國內很多人是把儒學、把傳統文化、把國學當作飯碗，當成職業，境界完全不一樣。依我個人的看法，自由主義和儒學的對話誰勝誰負很難說，儒家對於人類社會理想、仁義禮智信的那一套觀念在多大程度上能戰勝自由主義的理論預設、個人主義的理論預設很難說，假以時日不好說，也就是說我們人類的未來，到底是會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來組織，還是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則來組織，現在不好說。《文史哲》雜誌前兩年開闢了一個專欄——「選舉政治與賢能政治：儒家的未來」，賢能政治這個概念是貝淡寧先生提出來的，他要用賢能政治這個概念去對沖西方的選舉政治，當然他舉了一些例子，如奧巴馬在這之前沒有管理國家的經驗，通過選舉他殺出來了，貝淡寧先生說中國這些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總理、總書記的產生，這一套選拔體制優於西方的選舉政治。貝淡寧先生這些人，認為西方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有巨大的問題，他也許誇大了，因為他生活在西方，他厭倦了，他認為選民並沒有這麼多人參與，而且不像中國的嚴格考核。當然，他的這些話我們也可以將信將疑。但我2013年參加「上海論壇」，有個埃及駐美國大使，被作為學者邀請過來，他也大談美國選舉政治的弊端。這就是賢能政治與選票政治，一個儒家的概念和一個自由主義的概念的深度對話。但是，《文史哲》雜誌上的這個對話沒能進行下去，因為現在在中國找不到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我需要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他能把儒家學說的那些問題、毛病都能看得很清楚又能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搞這個對話的時候，想找的儒學專家多得是，但是想在中國找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目前找不到。這個對話沒有辦法進行下去，我想找一個人能從自由主義的角度，把儒家選賢任能的弊端揭示出來，指出問題在哪裡，還必須既有實證材料，又有理論上的說明，但我找不到這樣的人。由於沒有這樣一篇重量級的文章，像貝淡寧這樣一拳就打個空，打著打著就沒有激情了。像這樣的對話應該多多開展，應該深度對話，這兩種選拔官員的體制、選拔領導人的體制，它的弊端、優勢在哪裡，這種對話應該是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之一。另外還有一個對話主題，是自由市場與國家干預的對話。我們的經濟究竟怎麼樣管理更好？自由主義者認為市場自己會修復，市場自己會趨利避害，達到一個均衡，然後讓大家都能接受，國家最好不要干預。干預主義者，像美國的凱恩斯，他主張干預，強調國家干預、計劃經濟和政府的作用，這個應該對話。西方是市場主導型，中國獲得巨大成功的本質是政府主導型，這個道路是典型的中國道路，這個道路的弊端在哪個地方，它能不能持續下去，這個都需要對話。像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或集體主義的對話，應該進行下去。三權分立與黨的領導也可以對話。儒家學說要想獲得世界性的地位，除了和自由主義展開深度對話之外沒有其他出路。它不在於你研究多少，也不在於你是不是辦讀經班、國學班、書院、儒學研究機構、傳統文化研究機構，關鍵是你能否在基本原則問題上和世界佔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展開深度對話，這樣才能獲得世界性的影響。這個對話涉及較大的一個問題是，儒家學說是不是傳統的？而自由主義是不是現代的？自由主義和儒家學說的對話是不是傳統與現代的對話。這個需要討論，我感覺我們以往的理解是有問題的，換句話說，自由主義與儒家學說的對話是不是農耕文明與工商文明的對話，我覺得我們在理論上得解決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的對話就沒法進行，假如說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是傳統與現代的對話，那怎麼對話呢？毫無疑問大家都會擁抱現代。假如自由主義和儒學的對話不是工商文明和農耕文明的對話，而是兩種文明形態的對話，是兩種對等的、並列的治國理政的學說之間的對話，那就是另外的問題。100年前，我們發現了儒家文化的時代性，從此我們老是認為儒家學說是中世紀的學說，而自由主義是現代的學說，這種理解弊端非常大。後來像龐朴先生這些人發現了儒家文化的空間屬性，認為它是個民族的文化形態，不是一個落後的時代文化，而是一個帶有永久的、獨特追求的、獨特的價值指向的一個文化形態，它永遠不會被現代社會所同化。假如把儒家文化放在這個層面上去看，它和自由主義之間就是對等的。這就是我要強調的一點，即儒學和自由主義必須展開對話，儒學才能獲得世界性的地位。這個對話實際上從牟宗三先生那裡就開始了，我們現在應該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將這個對話更大規模地繼續下去。儒學能不能最終拯救中國尤其要體現在另一點上：儒學要想主流化，成為21世紀的主導價值觀，必須根據自己的基本原則去創造出一種高於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儒學要想獲得生命力，不是在講堂上，也不是在研究院，也不是在研究所，它必須根據自己的原則去創造一個優於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讓人們認為這種生活方式更好，生活得更舒服。這是全部問題的核心。儒學能否復興，不在講堂上，不在讀經班，不在書院，而在生活實踐上，我們必須創造一個生活方式，這個生活方式是高於美國的，是高於自由主義的。許多人認為美國的生活方式不大好，沒有人情味，尤其尊老不夠，彼此的權利義務過於清楚。我們發現按照自由主義原則建立的生活方式有問題，但我們能不能根據儒家的原則創造出一個更富有人情味的、長幼有序、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溫情脈脈、講信修睦這樣一個生活方式呢？如果能創造出來，儒家就有強大的生命力，否則免談。假如我們培養出來的都是君子，彬彬有禮、富有教養，那不是很好嗎？關鍵是我們能不能創造這樣一種生活方式。我感覺我們曾經創造過這種生活方式，就是中國的唐代，當年在長安居住的外國人，那些外國人很嚮往中國的這種生活方式，那是按照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儒家生活的基本原則創造出的一個讓當時的其他各國感到最好的生活方式。我一直認為，當年的唐代就是現在的美國，大家都自發地來學習，不需要強迫，這種生活方式是可以效法、可以複製的。今天的韓國、日本，都採用過這種生活方式。我們今天能不能再造一個禮儀之邦，這一點攸關儒家的生命。我一直主張，要重建中國禮儀之邦。重建禮儀之邦可從重建禮儀山東開始，不但要建禮儀山東，還要建仁義山東，我們就在山東試試。我的研究院同事曾振宇教授連續在政協會上提案，要創建曲阜文化特區，重建一種生活方式，你要了解一種典範的儒家的生活方式，你到曲阜去看看，就像你想了解改革開放到深圳去看看一樣。山東大學王益民教授曾發表過一篇文章《中國傳統文化與東方倫理型市場經濟》，我覺得很有價值，我們的市場經濟不是在西方展開的，而是在中國倫理網路中展開的，使無情的市場經濟帶有人間溫情的色彩，有什麼不好呢？倫理關係在市場經濟當中是有害的還是有益的？值得討論。中國有一句話：「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按照儒家的概念來說，中國人重然諾，守信用，有什麼不好嗎？西方重契約，很好，中國重然諾，有什麼不好嗎？為什麼要廢棄、批判呢？紙幣早在宋代就出現了，那完全是建立在守信用、重然諾這樣的儒家原則之上的，當然儒家這樣的原則能和西方的契約精神互補起來當然更好，所謂的東方倫理型市場經濟如果有這些因素，沒什麼不好。曾經有人寫過一篇回憶，說在西南聯大時期，1943年左右，有大批的北方人逃到西南，當時的政府也不大管用，這些逃到西南的人最後幾乎全部消融在朋友當中、親戚當中、老鄉當中，沒叫政府出一分錢。現在我們也是這樣，一家有難周圍人都幫助。甘陽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中國1990年代中期有大批國營企業的工人下崗，當時叫買斷工齡，這一批下崗工人多數是靠親戚朋友的接濟渡過難關，幫助國家解決了這個困難。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有什麼不好嗎？很好啊。這些原則沒有錯誤，能不能把這些元素都融到按照儒家的生活原則來構建的那個嶄新的生活方式當中去？我們能否創造出這樣一種生活方式，這個生活方式既能吸收社會主義的平等元素，又能吸收自由主義尊重個性、尊重隱私的元素，既有契約精神，又有人情味，這一點攸關儒家的生死存亡。以上就是我在儒學復興問題上所持的立場。我的工作使我能夠看清當前儒學復興的問題所在，我們應該怎麼做才更好，而不是一味地狂熱。一味地狂熱不好，西方中心主義不好，華夏中心主義就好嗎？中國中心主義就好嗎？自由主義不好，儒學就好嗎？我們都要保持一個很冷靜的態度，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首要品質，是你必須擁有理性。你和老百姓不一樣，你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一樣，國家拿了錢叫你接受高等教育，你還和那些草根一樣狂熱、上街砸日貨，那能行嗎？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最重要的，第一，你必須有人文精神；第二，你必須得有理性，能剋制自己，知道大局所在，你能知道哪個事情有危害性、發展下去有問題。以上是我要談的第二點，就是儒學能不能夠持續下去，它的生命力何在，它的前景如何，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光大儒家的思想和主張，才能成為主流。我對儒學未來的前景很看好，但是現在有些做法不行，沒找到真正的方向，這個是需要大家坐下來共同討論的問題。儒學復興、國學復興的三大指向第三個大問題，跟大家交流一下國學復興和儒學復興意味著什麼？它在現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復興，它的指向是什麼？它的含義是什麼？我認為儒學復興、國學復興、傳統文化復興、中華文化復興指向三個東西。第一，主流意識形態也即馬克思主義；第二，西方中心論；第三，現行的學科設置。下面我分頭談一下個人的想法。習總書記關於儒學的一系列講話，關於傳統文化的一系列講話所引起的巨大反響迄今並未止息。他的講話事實上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係。《文史哲》編輯部從今年開始和《中華讀書報》聯合評選「年度十大人文學術熱點」。我們的初衷是要介入人文學術重新主流化這個過程，從我個人的角度、從雜誌的角度、從一個人文學者的角度，我們要推動人文學術的主流化進程往縱深發展。在這個考慮之下，我們和《中華讀書報》聯手評選「2014年十大人文學術熱點」，這個評選於5月1日發布，發布之後反響強烈。其中有一條是習總書記2014年在人民大會堂國際儒聯會議上關於儒學的講話。大家在擬這個條目的時候，把落腳點放在哪裡，一時頗費斟酌。我們要用100字到200字把這一個條目的入選理由解釋出來。最後我們把落腳點放在習總書記講話引起的強烈反響上，認為這事實上再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係問題，從而引發空前關注。光就儒學談儒學不要緊，關鍵是儒學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如何處理？這一直是問題。習總書記在各種各樣的場合同樣更強調辯證唯物主義，同樣更強調馬克思主義，這個有目共睹。但同時，我感受到一些搞儒學的師友和同事，他們在推動儒學復興的同時，確實有人主張取代馬克思主義或者是置換馬克思主義，這一點不必諱言。在這一點上學界有巨大爭議。我個人不贊成在倡導儒學的同時拒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能否深入當前的世道人心，這一點暫且不論，這裡我僅僅指出一點，在這個大過渡時代，把握當前社會轉型、把握這個大過渡時代的最好的理論工具、最好的分析工具是馬克思主義，不是自由主義，更不是儒家學說。在此試舉一例，馬克思當年說過一句話，當然他是引用別人的話：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大家看現在，到處都是資本的狂歡、資本的盛宴、資本的凱歌行進，每天都是他們的歡呼。原來被我們看作是十分抽象的資本就在我們生活中間，每天都在發揮作用，而且發揮最大的作用。我們到處都看到資本的作用，十分可怕，恰好在資本凱歌行進、在我們的社會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我們進入資本黃金時代的同時，高等教育卻放棄了《資本論》。《資本論》的課沒人開，學生也沒人選這個課，我上研究生的時候專門選修《資本論》，是經濟系開設的一門選修課，我從頭聽到尾，現在肯定沒人聽。恰好資本的作用在中國達到登峰造極的時候，資本每天在我們身邊扮演重要角色的時候，我們放棄了馬克思的《資本論》，正常嗎？我有一個看法，馬克思主義學說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馬克思的學說最能解釋我們目前的大過渡時代，因為馬克思的落腳點是要解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他為了解釋資本主義的暫時性，又不得不重點探討從農耕社會到工商社會的轉型，《資本論》就是代表作之一。在我個人看來，馬克思的學說或者說馬克思主義是分析我們身在其中的這個大過渡、大轉型時代的最好的理論工具、分析工具，最好的理論框架。什麼自由主義，統統都不能解釋這個時代，它們只能解釋這個大過渡完成之後，像美國這種比較成熟的典型的自由主義國家，但是它恰好不能解釋這個過渡時代。我們身處其中的自由主義佔主流的生活方式，它是怎麼樣運轉的，這個沒有問題，自由主義可以解釋，但是從農耕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到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的產生，它是怎麼樣在封建社會的母體之內一步步地孕育出來的，好不能解釋，恰好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解釋。而當我們這個過渡時代需要一個整體的理論來把握的時候，我們卻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大家經常看到拆遷與城市擴張，每當看到城市擴張所導致的那些災難後果的時候，我心裡就想到馬克思說的一些話，馬克思說從封建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是以剝奪小生產者為前提的，這種剝奪的基礎、這種發展的基礎是以對農民的剝奪為前提的，這種剝奪目前只有在英國完成了，而西歐各國正在經歷英國已經完成的過程。馬克思在談到俄國的時候，說假如俄國想要按照西歐各國的先例來發展的話，他除了把農民變成無產者之外，再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他首先剝奪農民，所以馬克思、恩格斯都強調，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的出現必須有一大批一無所有、一點生產資料都沒有而除了出賣勞動力之外沒有其他更好的東西的那樣一批無產者。我經常想英國的那種所謂的對農民的剝奪是通過羊吃人這樣一個圈地運動來完成的，我認為中國的這種剝奪是通過房吃人、城市吃人來完成的，城市擴張，把農民都趕到樓上去，農民什麼都沒有了，他除了打工還能幹嘛呢？每當看到這些的時候，我就想除了運用馬克思剝奪農民的理論來解釋目前所有的變化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理論來解釋這個變動。官僚的腐敗也和資本有關，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無孔不入，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潤它會幹什麼，百分之二百的利潤它會幹什麼，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會幹什麼，馬克思說資本會滅掉所有的良知，喪失天良，這就是馬克思說的資本從來到世間，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目前這個社會、特別是理論界不可缺少的一個分析工具。這絕對不是政治表態，這是本人學術研究經歷的感受。我也讀過哈耶克這些人的東西，感覺這些東西用來解釋都不大行，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在對待儒學的復興問題上所存在的兩頭熱中間冷的問題，它的本質是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係這樣一個問題。這個在1990年代就出現了，現在越來越嚴重，歷史學界的老前輩林甘泉先生在十八大之前發了好幾篇文章，話說得很重，他說不能儒化中國，也不能儒化馬克思主義，恰好我們現在理論界一部分人要做的工作，是把以馬克思主義和儒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和中國的實踐、和中國的經驗相結合。這在理論界分歧比較大，不少人痛心疾首。直到今天，這個問題怎麼平衡仍然是個巨大的問題。但是我跟大家實事求是地說，儒學熱的出現、國學熱的出現、傳統文化的復興在一部分人那裡，確實帶有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考慮，不然不會這麼熱，一部分人很堅決。當然我們絕對不能懷疑這些人是否愛國、愛民族，相反，他們是從整個中華民族的高度來考慮我們當前所碰到的困境。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鬥爭、強調暴力革命、強調消滅私有制、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既不仁也不善，不如儒學。你看俄國，俄國把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已經降下了，你看東歐，你看社會主義國家還剩幾個？他們是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你不能說他們考慮的不對，有他們的道理。所以說真正的悲劇是善與善的衝突，不是善與惡的衝突。悲劇就在於雙方都有合理性，雙方都不能相容，這才是真正的悲劇。堅持馬克思主義有充分的合理性，提倡儒學、國學復興也有自己的合理性，兩個合理性之間的衝突，這才是一些最重大的問題的由來。第二點，西方中心論。對西方中心論的挑戰，在學術界也早就開始了，包括在西方自身也早就開始了，但是在中國，它的確有特殊的內涵。這就是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的確立問題。大家都知道一部電視政論片《河殤》，那是當時典型的全盤西化的代表，這個作品要放棄黃河文明，它認為黃河文明代表著一種農業文明，而農業文明是被超越的，是落後的，甚至於是腐朽的，我們應該奔向大海，奔向藍色文明，全盤西化，是反傳統的，更是反國學的。對西方中心論的挑戰從1989年就開始了，但1990年代恰好是西化最深入的一個時期。自由主義在中國長驅直入，在理論界佔據一個相當的地位恰好是在1990年代實現的。所以全盤西化的1980年代固然以西方中心主義為自己的理論前提，但復興國學的1990年代也同樣是全盤西化特別發展的一個時期。真正的全盤西化傾向被遏制就是從所謂的普世價值這種概念提出來之後開始的。普世價值提出來之後，問題立即就產生了。我感覺西方中心論有一個核心，它總是認為西方的道路是正宗、是正常、是一般、是正統，而非西方的，包括中國是特殊、是個別、是化外、是變種、是例外。我們總是在這樣談論問題，西方發展的道路是一般道路，而中國的道路是特殊道路，中國和西方的關係是一般和個別的關係，普遍規律和特殊道路的關係，這個問題非常嚴重。當我們這麼提出問題的時候，正顯示我們仍在西方中心論的掌控之下。這一點我個人認為在目前已經遭到根本性的顛覆。這一點理論界非常清楚，特別是國學熱的出現，我甚至感覺已經出現了從西方中心主義走向華夏中心主義這樣一個傾向，認為我堂堂的中華民族比世界上其他民族都優越，都高人一等，比西方人更好，更有優越感，更標準、更具一般性質，西方人固然經濟行、政治行，但文化不行，很多現象都帶有這種傾向，文化上的優越感非常強烈。但是這樣一種觀點有它正面的意義，瓦解了至少是兩三個世紀以來所形成的西方中心論，這是積極意義，包括國學復興。鋪天蓋地的國學熱、讀經班的另一面意義是帶有拒絕西方中心論的意義，這是我們必須看到的。他們認為整個20世紀打開國門之後，西方的學說就像洪水猛獸一樣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傳統的禮儀、傳統的倫理沖得稀里嘩啦。一位老先生說，20世紀占統治地位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加上以階級鬥爭為綱，嚴重破壞了我們的人文生態。我個人感覺，國學熱的出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帶有拒絕西方中心論的這樣一種含義。我們現在找不到典型的、純粹的、徹底的自由主義者，為什麼呢？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也意識到西方中心論的危害，他們認為自由主義和儒學這中間沒有矛盾，為什麼不能聯手呢？所以說，拒絕西方中心主義現在已經成為知識界的共同的底線。另外什麼叫中心，中心本身也被顛覆、解構了，也被質疑了，哪有中心？誰是中心？紐約是中心？倫敦是中心？還是北京是中心？都是問題。我們長期以來之所以認為倫敦是中心、紐約是中心，和西方中心主義密切相關，和20世紀這樣一個特殊時代密切相關。就像「中國」這個概念一樣，「中國」就是中原中心主義，我是中央大國，你們都是四夷，還有更難聽的名稱，你看中國歷史上對那些少數民族都加個「蟲」字，那個概念，是典型的中原中心主義。這個中心主義本身現在已經被瓦解、顛覆了，中心本身已經被解構了。這些都是問題，都是人為構造的結果，都是觀念鍛造的結果，它不是先天就有的，是逐漸構建出來的，是大家逐漸認可的一個東西。儒學復興或者說是國學復興的第三個指向，是挑戰現行的學科設置、學科體系、學科框架。我們現在的學科設置、學術分類都是西方的，中文、歷史、哲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全部都是，我們現在的學科框架、學科分類體系都是從西方傳播過來的，當然有好處，而且好處非常大，不然的話，我作為一個大學生到大學來學習，你要是不分科的話我怎麼開始我的學習過程呢？我必須把一個完整的學問切割成物理、化學、生物學、醫學、信息、計算機，然後把大家分門別類裝到某個箱子里，你在這一塊學習，他在那一塊學習。中文、歷史、哲學、外語、政治學、法學、經濟學、新聞學等，這一套分類是西方現代學術分類，有它的好處，而中國傳統沒有這種分類，中國傳統是四部分類，經、史、子、集四部分。在中國的四部分類當中，我不知道大家觀察沒觀察一個現象，經、史、子、集只有一項能和現代的分類直接對接，剩下全部都不能對接，這就是歷史學。經、史、子、集有歷史，西方現代學術分類中也有歷史，所以20世紀的這些大學問家沒有一個不是在歷史學領域，胡適、傅斯年、顧頡剛、陳垣、陳寅恪，你要找哪個不是歷史的，很困難。而在中國找個哲學家很難，別人說只有金岳霖先生，我不清楚。經學和什麼對接呢？不知道。諸子學和什麼對接呢？不知道。集部和什麼對接呢，也不清楚。換句話說，經、史、子、集，除了歷史之外，其他各類必須經過一系列中間環節才能和西方現代學術分類對接，還沒對接完幾十年過去了。只有歷史在20世紀是個非常繁榮的學科，為什麼呢？他不經轉化，從古代的歷史就可以直接進來了，對接了，從傳統進入現代，在歷史這個通道裡面是沒有障礙的。所以我跟大家說四部分類和西方學術分類之間有非常大的問題。剩下一個問題，國學是個什麼概念呢？據說國學作為一個一級學科，現在已經開始在教育部挂號了，馬上要開始國學專業的招生。當年紀寶成先生這批人呼籲了幾年要為國學在教育部落戶口。儒學高等研究院也有研究生，也有本科生，本科生是尼山學堂，尼山學堂學生授學位就出現問題了，因為在教育部的學科分類當中沒有儒學，尼山學堂的學生怎麼辦呢，如同其他學校一樣，我們現在也只能採取一個委婉的辦法，你願意學歷史，我給你授歷史學位，你願意學中文，我給你授中文學位，你願意學哲學，我授給你哲學學位。將來有國學這個學科了，儒學毫無疑問是在國學當中。而中國現行的學科分類，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它用現代的學科分類肢解了中國完整的古典學術。比如說《論語》，《論語》是歷史嗎？是文學嗎？是哲學嗎？是思想史嗎？是政治學嗎？既是又不是，沒辦法分類，按照現行的學科分類，三家分晉，這三個學科把中國古典學術基本上切割了，儒學的研究和教學，在中文系叫古典文獻，在哲學系叫中國哲學，在歷史系叫中國思想史，大家研究的都是儒學，但是三家都分開了，所以說現行的學科分類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把完整的古典學術加以切割，我把它叫做三家分晉，就像戰國年間的變法一樣，把一個完整的儒學車裂了，國學也車裂了。現行的學科分類儘管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存在著巨大的局限性，中國古典學術無法完整地對接到現代學術當中去。所以現在高等院校紛紛辦國學班、儒學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看到了現行學科分類的局限性。比方說琴棋書畫怎麼辦，花鳥蟲魚怎麼辦，經學怎麼辦，子學怎麼辦，往哪放呢？有很多分類沒辦法做，我個人感覺國學這個學科的概念，這樣一個國學熱的出現，是對現行高等院校占統治地位的學科分類的一種抗拒、質疑，當然從正面的角度講是一種補充。當前學科發展的一個大趨勢是淡化學科、突出問題。山東大學從前年開始到去年連續招聘了一批院長，我在那做評委，我發現如果這個學者不說我是學生物學的、電子信息的，我簡直無法判斷這些學者自己的專業方向是什麼、他的學科背景是什麼。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解決的問題都是一樣的，比如攻克癌症。這就出現一個問題，學科在目前越來越只具有教育學的意義，而不具備科研的意義，它甚至於已經對現有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教育學的意義是什麼呢？學生進了高等院校來，不能什麼都學，我得暫時把你分開。所以我主張《文史哲》雜誌要發表那些非文非史非哲、亦文亦史亦哲的文章，因為《文史哲》要發表歷史的文章趕不上《歷史研究》，要發表哲學的文章趕不上《哲學研究》，要發表文學的文章可能趕不上《文學評論》，但《文史哲》的好處是總有一批課題，既不是中文也不是歷史也不是哲學，恰好它又是中文又是歷史又是哲學。這個概念是什麼呢？恰好就是儒學、恰好就是國學，所以我是說，現行的學科分類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我前些日子接到一家大報的約稿電話，讓我談談學科建設，我說這個稿子一定寫，我正好有一肚子話要說。現在學科設置、學科壁壘越來越具有消極的意義，不帶有積極意義。學者的研究，我不能說你是研究經濟學的、政治學的，關鍵是你要解決什麼問題？要緊的是解決問題、發現問題、研究問題。我在《文史哲》編輯部經常說，我們應該以問題為平台整合學科，而不是以學科為平台切割問題。當前的國學熱，要反抗現行的學科分類，或者說要逼迫教育主管部門調整現行的學科分類，而調整現行的學科分類是個世界性的問題，不光是中國問題。所謂跨學科研究、交叉研究已經成為潮流。問題在哪裡？問題就在於現行的學科壁壘影響了人們對真實問題的追求。離開了整體的脈絡，談什麼經濟學問題、政治學問題、社會學問題？不可能的事情。這是今天我給大家講的主要內容，我認為國學復興帶有深刻含義，它已經變成一個運動，大家不要輕看這個運動。我們今天在這裡講話，窗子外邊不知道同時會成立多少儒學研究機構，不知道會建立多少書院，不知道又有多少少年、多少兒童走進讀經班。我是要幫助大家理解我們身處其中的、窗子外面正在變成現實的那個強大的變遷過程本身，從而在讓我們置身其中的同時，了解我們所扮演的角色並把握未來的趨向。最後，還有一句話要說，這就是，儒學的生命力不取決於儒學本身，而取決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能不能最終取得成功，這就是我的結論。另外，我今天所講，只是陳述事實，不判斷是非，希望大家能夠諒解。也就是說，我不說這個事情好還是不好，對還是錯，我只給大家陳述我所觀察到的事實。當然我的觀察是有限的觀察，帶有我個人的局限性，這一點希望大家能夠了解，並請批評。作者附記：本文是2015年7月10日在山東省「全省社科理論骨幹和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教學科研骨幹研修班」上的演講記錄，研究生湯瑩根據錄音轉換整理，整理稿完成後，筆者又進行了校閱和修訂。[本文即將載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作者：王學典，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文史哲》雜誌主編。]編輯：若水

歡迎大家關注本微信號！獨立精神《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官方微信平台Journal_of_Thu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