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輔礽：準備隨時挺身而出的人

撰文：華生、王穎

從我1985年轉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工作，在董輔礽先生率領下，一批青年學者在經濟改革的理論前沿搏擊潮流，嶄露頭角，現已過去二十餘載春秋。當年依偎在先生周圍，就改革問題激情辯論的一干青年弟子，也已經染上了歲月的風塵。

師生情誼

我第一次見到先生，是入學不久，時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長的先生來和我們這些年輕的研究生座談。當時先生在所有制改革理論方面的過人見地和獨立潮頭的理論勇氣，對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後生來說，是無可動搖的學術標杆。在座談會上，先生敏銳鋒利的言談舉止，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先生任經濟所所長，廣納青年才俊，我才成了他的直接部下。當時，想拜於先生門下的人不在少數，但是，大家也都知道，部下歸部下，先生對於帶學生這件事一直有所顧慮。按照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怕誤人子弟，也不願因我之故，牽連他人，從不招博士生和碩士生」。1959年，先生從武大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後來調任社科院任副所長、所長，二十多年中這個習慣從未打破。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國改革形勢已經有所變化，改革重心從農村向城市推進，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如何實踐於更加複雜和關鍵的城市改革，是當時最早接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一批年輕人的雄圖壯志。1984年9月，全國首屆中青年理論研討會在浙江莫干山召開，當時還是社科院研究生的我，和一干夥伴在會上提出了放調結合的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並由我執筆寫出一份會議報告上報中央，次年初雙軌制增量漸進的價格改革作為國家的正式政策開始實施。當時這個變化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影響巨大的。一時間，針對現實經濟問題的學術研究風氣興起，我、何家成、張少傑、羅小朋、張學軍和邊勇壯等幾個人經常聚在一起討論改革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包括1986年我們獲孫冶方經濟學獎的那篇討論資產經營責任制的文章，也是在這種情境中產生的。

毫無疑問，經濟所當時這種寬鬆、民主學術氛圍的形成和先生的推動是分不開的。先生1985年就任所長之後，改革了原來按計劃經濟模式設計的科室，除了政治經濟學室、經濟學思想室以外，增設了發展經濟學、比較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等研究室。在他眼裡，這是與改革潮流和經濟學的發展趨勢相符合的，改革需要這些年輕人的聲音。我們這些年輕人也分別破格成了這些正處級的研究室主任。

正是在先生豁達開通的治學態度下，社科院經濟所成為當時新思想發端的最有影響力的學術陣地之一，許多富有才華的青年經濟學家，紛紛聚集到這裡。也許是國家改革大形勢的需要和年輕人所散發出來的治學熱情，讓先生的內心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1986年我成為他的第一個博士弟子。

1987年初在先生的支持安排下，我赴英國牛津大學進修學習，1988年回國一段，又重返英倫，續拾學業，之後又去劍橋大學研究和任教。當我1994年回國的時候，早已時過境遷，先生已去職，我則無法在原單位繼續從事研究工作，成了被除名的無業人員。衣食無著，只得下海。先生對我這段經歷是深深惋惜的。他多次對後來的弟子們說，如果我能一直在做研究，定會有大的成就，一番苦心溢於言表。

十多年過去了，讓我欣慰的是，當年不得已下海而創立的企業已逐漸走上了經營正軌，而我案頭積累的研究手稿也並未蒙塵。回過頭想，也許正是先生當年那句普普通通的話，讓我多年來能夠堅持在忙亂的經營和管理漩渦中，走神去作超脫的理論思維，並多少有了些思想沉澱。

證券市場的試金石

說到先生於我學術上的教誨，不能不提他為中國證券市場所傾注的心血。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先生開始對證券市場予以關注，他將所有制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運用到證券市場，明確提出培育機構投資者的主張。先生一貫認為，中國證券市場正處在發展階段，因此即使存在一些問題，也應該從有利於市場改革的方向，有利於促進證券市場而不是限制證券市場的方向來解決。

而我對證券市場的興趣始於在英國留學期間。1994年回國以後，面對著自己完全看不懂的中國股市，我的學術好奇心被激發出來，開始長達7年之久的對於中國股權分裂問題的研究。1997年我寫了《中國股市的經濟學思考》這篇文章，化名「清風」發表在《經濟研究》1998年第2期上，中心思想是說中國股市問題的癥結不在二級市場，而是一級市場開始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產權關係不清，並首次提出了股權分裂的概念。

面對當時股市出現的一些問題，先生和我的著眼點雖然有所不同，但是維護和規範證券市場規則，理順投資者和融資者關係，是先生為弟子們一直所深深認同的學術立場。

證券市場本來不是先生研究的專門領域，2001年初的股市大辯論卻給先生帶來最紛繁和最矛盾的毀譽。當時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發表了對中國股市的嚴厲批評，這種觀點被並不全面的概括為「賭場論」、「泡沫論」和「全民炒股論」。事實上，早在1999年，先生就看到了有些市場參與者「有意把水攪渾，以便渾水摸魚，而那些循規蹈矩的『小民』則只能任人擺布，甚至被宰割」，他怒斥莊家坐莊，「精心策劃，操縱市場，設下圈套，魚肉他人，獲取暴利」。他主張多管齊下，解決股市的深層矛盾，提出規範上市公司行為，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培育機構投資人，健全法規體系和監管體系的綜合治理方案，並親自參與了證券立法和推動執法的實踐。這一次，當他如此珍愛和寄予厚望的中國證券市場不僅像是遭了一大桶污水，而且在他看來簡直是要被全盤否定的危急關頭，年逾古稀的先生竟像年輕人一樣跳將出來，對他認為是完全錯誤和不能接受的「三論」迎頭痛擊，這恐怕是先生自己也不曾想到的事。

接下來的事情更是出乎先生的意料，當先生有理有據地對股市的「賭場論」、「投機泡沫論」、「全民炒股論」逐一批駁之後，對方指出，他從不否認證券市場的功能和作用，只是反對過度投機炒作，反對莊家黑市，反對股市狂熱和股災，因為其結果只會使小投資者受損，對廣大中小投資者，從來都是「我愛你們，但你們要警惕啊！」因此，先生及同道人對證券市場的捍衛和反擊，成了以偏概全、找錯了對象地與風車作戰，而秉性耿直的先生則老來當了回堂吉訶德。更糟糕的是，股市爭論從一開始就預設的經濟學良心太黑、改革與既得利益的反抗格局，使得先生一干反擊人等上來就大有「既得利益代表」、「莊家代言人」的嫌疑。先生有生以來第一次從理論上和道德上被打上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問號。以至不久後在兩會上記者採訪時，先生如孩子般賭氣和無忌地說：「我不懂股市，沒有什麼可說。」 這就是毫無心計和童心未泯的先生！

客觀地說，股市的批評者抓住了投機泡沫和坐莊炒作這個頗能撥動大眾心弦的現象，因而一時引起了廣泛的共鳴，而如先生這樣的股市捍衛者，呵護心切，又由於不是自己的專門領域，沒有抓住中國股市在股權分置基礎上溢價圈錢這個本質，這樣對股市投資價值的認定，就缺乏可靠的基礎，留下了被人批評的口實。

股市大辯論之後，面對著節節走低、一瀉千里的股市，先生一直在拷問著自己一個沉重的問題：我對股市的判斷錯了嗎？認錯，對先生來說並不是難事。先生與一些總是自詡一貫正確的所謂經濟學權威不同，從來不贊成自我包裝和標榜，說沒有一貫正確的經濟學家。他自己在編集子出書的序言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曾經有過的錯誤認識或疏漏。

既然先生自信自己的觀點在方向上沒有錯，那麼，為什麼中國股市後來這樣弱不禁風、一路走低，而沒有像先生期望的那樣，具有很好的投資價值呢？這是他一直苦苦思索的問題。

在2003年10月中旬，先生剛剛被宣判為癌症晚期轉移後幾天，令我們所有去看望他的人驚訝的是，先生躺在協和醫院的病榻上，竟然鋪著我在《中國證券報》發表的《破解股市全流通謎局》的整版文章在閱讀、思考。後來在美國治病期間用電子郵件答《中國證券報》記者問的時候，先生坦言，關於中國股市股權分裂和全流通的討論「令人豁然開朗」，使他對中國證券市場許多明確的和若干缺失的認識環節一下子串連起來了。先生說，投機泡沫論、賭場論和全民炒股論的要害，是把股市的全部問題都歸結給了投資者一方。在2004年上半年，他身體尚好的時候，還一直對我們念叨，待病情好轉後，他要把1998年在日本東京都寫作發表的那篇《證券市場要為投資者的利益服務》一文的觀點，大大發展一步，把股市的問題真正說透。

令人萬分惋惜的是，先生的病情後來急轉直下，使他的設想無法再實現了。儘管如此，翻開先生《證券市場要為投資者服務》一文，我們依然可以清楚地辨析先生想要表達的思想。

先生在文中鮮明指出：「證券市場究竟為誰服務？這關係到設立和發展證券市場的宗旨。」設立證券市場既是為融資的公司開闢渠道，也是為投資者開闢渠道，那麼，「證券市場究竟是為上市公司的利益服務，還是為投資者服務，或者同時為二者服務？」先生的結論是：「證券市場說到底就是為投資者的利益服務。離開了為投資者利益服務，證券市場就脫離了正確的方向。」「如果在投資者利益之外再圖什麼公司的利益，那必定會損害投資者的利益，」「不恰當地強調證券市場為國有企業改革服務也會有同樣的效果。」 而且，由於「實際上大小投資者處於不平等的地位，證券市場不強調為小投資者的利益服務，只能導致不公正、不公平」。我們看到，近些年來，正是證券市場一味地強調為大股東融資，變現服務，為上市公司的圈錢和再圈錢服務，而全然不顧中小投資者的損失和利益，立市的宗旨出現了重大的偏差，才導致了市場的極度衰弱和蕭條。

先生同時認為：管理者有如球場上的裁判，自己也要受規則的約束。實際上，我們看到，從不顧國情引入市場化發行和增發到國有股市價減持，從支持和縱容大型企業在境內外異價上市到顛倒債權人和債務人關係的以股抵債，裁判員的屁股一再坐歪，這才是中國股市一蹶不振的真正根源。

先生患癌症赴美國暫居女兒家治療，一直關心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並對戰勝疾病充滿了樂觀主義，治病期間甚至還發表了比較中美醫療制度的文章。我在出版關於中國股市一書的後記中，提到先生身患絕症，還在評點我的文章。電子郵件傳過去後，先生還頗為嚴肅地批評我說，癌症並不是絕症，在現代醫療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就更是如此了。先生在治病期間，想的還是儘早返回他一生摯愛的經濟理論研究前沿，進一步闡述他關於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最新思路。

但是，天妒英才，先生還是沒有來得及發揮他的思想就走了，帶著他對中國證券市場的無限珍愛，帶著他對股市投資者的深深同情，帶著他對證券市場發展的諸多牽掛，只給我們留下了他在病中最後的呼籲：「證券市場要理直氣壯的為投資者服務！」「現在是主管部門下決心的時候了！」

這就是先生，一個呵護中國證券市場有如初生嬰兒，準備隨時挺身而出的人，一個不吝辛勞，反覆推敲求證的知識分子。先生的一言一行，都透露出敏銳的理論洞察力和過人的見地，石破天驚的理論勇氣，持續創新、扶持後生的德行師表，這些珍貴的品質給他的學生們打上或深或淺的烙印。作為先生的開山弟子，我難於傳承他的衣缽於萬一。但是，先生的身體力行，已然凝聚成了一股牽引我們無論身處何地何位，難離獨立的學術研究的師魂。

董輔礽，著名經濟學家。曾留學蘇聯，回國後歷任武漢大學講師、經濟研究所所長。1979年後，他提出了「政社分開 」、「 政企分開 」的政策性建議 。著有《蘇聯國民收入動態分析》、《社會主義再生產和國民收入問題》。

華生，經濟學家。燕京華僑大學校長，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僑聯副主席。1985年開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任微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同時參加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後獲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87年赴英國牛津大學學習，1991年至1995年應聘在英國劍橋大學研究任教。

（本文由《生活》雜誌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