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誰是未來的核心樞紐？

南風窗

要讓「粵港澳」成為真正的「超級灣區」，關鍵是需要一個「樞紐」。這個「樞紐」不但要在經濟領域，而且要在文化等「軟性領域」，充當「灣區」的融合中樞，集聚和分發這一城市群的要素資源，最終推動區域經濟的新一輪崛起。

重磅全文，轉載自公眾號：一城千尋 （ID：onecity1000）

2017年3月5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近年來，「灣區」概念逐漸在中國特別是珠三角流行起來，但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之中，還是頭一回。

「灣區」概念的「拔高」，讓珠三角一些房產從業者聞風而動，紛紛借著「灣區」概念推介樓盤。不過，它們很多都有點偏，位於各市的遠郊，有的還在互聯網衛星地圖上根本找不到。

顯然，灣區概念並不是「中國式」的房地產概念。它是一個產業經濟的概念，也是一個人口的概念。

從地理上講，「粵港澳大灣區」包括了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等9市，它們都屬於廣東省；此外，還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這些城市共同形成了一個超級城市群。

「粵港澳大灣區」指的是由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

「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不只是區域經濟整合將進入新階段，更標誌著這一區域將可能迎來新一輪的改革開放。

公眾號：一城千尋（ID：onecity1000）分析稱，：這個城市群體之內，有著不同行政區劃、文化心理，更有著不同的經濟、金融體制，要形成真正的「灣區」，產生「灣區」應有的經濟合力和張力，絕非朝夕之功，還有很多的改革需要做。

要讓「粵港澳」成為真正的「超級灣區」，關鍵是需要一個「樞紐」。

這個「樞紐」不但要在經濟領域，而且要在文化等「軟性領域」，充當「灣區」的融合中樞，集聚和分發這一城市群的要素資源，最終推動區域經濟的新一輪崛起。

香港作為內地與世界之間的橋樑，擔當內地跨境貿易、投融資和商務服務的平台，曾在內地改革開放進程中發揮了獨特作用。在灣區城市群的建設中，香港有望繼續發揮內地與世界「超級聯繫人」的作用，進一步發揮香港的競爭優勢，提升在國際貿易和金融服務中的地位。

產業資本融合嬗變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珠三角經濟的不斷發展，「灣區」的概念，由來已久。

「粵港澳大灣區」輻射範圍包括內地9個省區和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覆蓋全國約1/5的國土面積、1/3的人口和1/3以上的經濟總量，即是放在全球範圍內，該區域的經濟總量也是首屈一指的。

2009年，由地方出台的《大珠三角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便把「灣區發展計劃」列為空間總體布局協調計劃的一環，並提出四項跟進工作——跨界交通合作、跨界地區合作、生態環境保護合作和協調機制建設。

2010年，粵港澳三地政府聯合制定《環珠三角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以落實以上跨界地區合作規劃。

2016年的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了「開展珠三角城市升級行動，聯手港澳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等內容。

在經濟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歷史，本質上就是一部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史。尤其是近年來，珠三角各大城市紛紛進入「發達俱樂部」，更是使得「灣區」的整合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

比如，在2015年，廣州經濟總量便趕上了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同時，人均生產總值也突破2萬美元，正式邁入高收入地區的行列。

「灣區」的誕生，本質上是一個區域整合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各城市的經濟差距不能太大。因為，一個區域和一個社群一樣，「貧富差距」永遠都是個體之間互相融合的第一障礙。

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經濟差距過大，珠三角內地幾座城市的經濟主要是被海外資本，特別是香港（也有台灣）的製造業資本所整合。香港掌控著資金，而內地珠三角城市則是工廠。

本世紀初，中國加入WTO以來，內地城市的經濟開始逐漸脫離「低端加工」的初級階段，誕生了一大批有品牌的自主企業。之前那種單向的整合，開始變為雙向的融合。

在這期間，一大批港台資本所掌控的低端製造業不斷被擠出市場，或者主動轉型升級。於是，內地資本開始成為珠三角產業的掌控者。

當然，一部分港台資本，比如富士康依然是珠三角產業鏈的重要掌控者。至今，富士康國際依然是港股上市的公司。

於是，港台資本和內資在珠三角的經濟版圖中變得開始「犬牙交錯」，同時進入了雙向融合的階段。這種經濟上的不斷融合，是「粵港澳大灣區」真正得以形成的「經濟基礎」。

正是因為有了「經濟基礎」，國家層面的規劃也做出了重大的調整，政府工作報告「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的提出正當其時。

有消息顯示，3月15日，為貫徹落實政府工作報告關於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工作部署，國家發改委地區司副司長鄒勇主持召開會議，與廣東省發改委有關負責同志共同研究部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編製工作。

國家發改委地區司已將規劃編製列入年度重點工作，下一步，將會同廣東省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方面抓緊推進規劃編製工作。

澳門參與和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已由概念層面進入到實質政策階段，未來的發展空間將更廣闊。澳門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主任莫志偉認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對澳門工商界和青年來講是很好的發展契機。

灣區為什麼這麼牛

在人類工業文明崛起之後，世界超級城市群大多分布在灣區。一項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世界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灣區」——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帶地區。

美國的兩大灣區分別是紐約和舊金山灣區。美東的紐約灣區，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商貿中心和製造業中心，人口達到6500萬，佔美國總人口的20%，製造業產值佔全美的30%以上。

美國西部的舊金山灣區總人口數在700萬以上，矽谷就在這一區域之內，這一灣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研發中心。

東京灣區，則以先進位造業、金融和化工業為主，GDP占日本全國的40%。東京灣還集中了日本最優良的港口群，包括了橫濱港、東京港、千葉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橫須賀港等六個港口，年吞吐量超過5億噸，是日本與全球的「貨物通道」。

「灣區」為什麼會這麼「牛」，無一例外都成為各國的經濟中心？

公眾號：一城千尋（ID：onecity1000）稱，最直接的原因是，瀕臨大洋的地理優勢，這意味著發展工業，或者必要生活資料運輸會享受最低的物流成本。

在工業時代的物流成本優勢，奠定了灣區的產業先發優勢。之後，無論是產業如何變動，灣區都能夠順應變革，一直保持著在一個經濟體內的領先位置。

比如，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是世界公認的知名三大灣區。它們最初勃興於人類工業時代之初，但到了21世紀，它們依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帶。

得益於改革開放，珠三角最初也是成為了「世界工廠」，然後隨著轉型升級的推動，這一地區正發生一場翻天覆地的巨變，「中國製造」開始向著「中國創造」邁進。

此外，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是，長三角相對珠三角，其實有著縱深更大的腹地、更發達的工業基礎以及更完善的文教衛資源，但如今，在很多領域，珠三角卻早已一騎絕塵。這背後的根源在於地區的「先發優勢」。

以IT製造業為例，它最顯著的特點是產業鏈極長，比如手機整機廠，它需要數千家供應商。硬體製造巨大的固定投資，意味著它們無法輕易遷移，最終形成在一個地區不斷積聚的「主動循環」，最終推動區域經濟總量的不斷膨脹。

廣東省發改委主任何寧卡曾援引數據指出，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規模為1.36萬億美元，港口集裝箱年吞吐量超過6500萬標箱，機場旅客年吞吐量達1.75億人次。

產業結構也頗為優質，以先進位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港澳地區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均在90%左右，內地9市製造業基礎雄厚，已形成先進位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的產業體系。粵港澳三地在經貿、技術、金融等方面開展深度合作交流，正進入全面、深層次合作階段。

某種程度上講，珠三角的崛起本身就得益於「粵港澳大灣區」。因為，港資一直是廣東製造業資本的主流。但是，當「粵港澳大灣區」要轉型升級，真正進軍世界經濟版圖的「高地」的時候，這一「灣區」的融合卻還需要不斷克服一些障礙。

很簡單的道理是，香港目前實行的金融體制、經濟體制和內地差異很大。比如，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人員的流動還不能做到「完全平滑」。

此外，另一種要素——資金更是如此。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金融市場卻被稱為「海外市場」，它並沒有和內地完全地連接起來。無論是股權資本，還是債務資本，港澳和內地的雙向流動，還需要很多「審批程序」以及面對背後的行政成本。

與此同時，香港低稅和資本自由流動這兩大「優勢」，客觀上也導致了珠三角內地城市的很多高端要素不斷流向香港。而且，很多方面的流動是單向的，而非雙向。

可以說，要有效整合「粵港澳大灣區」，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和世界上其他「灣區」不同，「粵港澳大灣區」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和文化心理。

作為珠三角的經濟「樞紐」和嶺南文化的發源地，廣州如何發揮其「樞紐」價值，將是這一新興灣區未來整合的關鍵。

舊金山灣區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一個大都會區，位於沙加緬度河下游出海口的舊金山灣四周，其中包括多個大小城市，最主要的城市包括舊金山半島上的舊金山，東部的奧克蘭，以及南部的聖荷西等，世界著名高科技研發基地矽谷即位於灣區南部 。

新興灣區樞紐呼之欲出

實際上，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到「粵港澳大灣區」，很多市場人士紛紛歡呼，卻忽略了這一概念的「上下文」。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要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實踐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

「『港獨』是沒有出路的。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我們對香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始終充滿信心。」

可以看出，「粵港澳大灣區」的格局非常大，並不是局限於推動區域經濟的轉型升級，它還包括了更宏大的指向和意圖。比如，既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主要著眼於城市群的發展。此外，還要發揮港澳獨特優勢，主要著眼於對外開放——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在灣區的整合中，廣州的優勢是明顯的。在「硬體」上，廣州通過建設樞紐型網路城市已經穩居珠三角最大、最高效的交通樞紐。

僅以廣州南站為例，2016年便累計發送旅客為1.12億人次。此外，規模比南站還要大的新廣州北站正在建設之中，這意味著廣州將成為連接珠三角和中國腹地的最大樞紐。珠三角任何其他城市，都沒有這個能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航空樞紐，廣州白雲國際機場2016年的旅客吞吐量達到5978萬，超越了新加坡機場，在世界排名第16位。在「粵港澳大灣區」之中，僅次於香港，而且還在不斷迎頭追趕。

鐵路、航空「樞紐」崛起的背後，也意味著廣州已經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最具有潛力的商貿城市和重要的要素分發中心。

此外，尤其不能忽略的是，由於客觀的原因，港澳和內地城市之間，在相當長時間內，可能都無法實現經濟體制、金融體制的同一化。因此，在文化、心理上的融合將成為一個突破口。

在珠三角的主要城市中，文化上、心理上和香港和澳門最親近的無疑是廣州。

實際上，文化的「粘合力」很多時候將帶來區域經濟的「整合力」。在南沙自貿區，香港頂尖的科學家、最具商業雄心的香港青年紛紛來到南沙創業。霍英東長子霍震霆曾明確指出：對於未來的粵港經濟合作，南沙將起到橋樑作用。

在建設樞紐型網路城市的過程中，廣州正加快南沙城市副中心的建設，南沙將形成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支撐點，促進廣州與周邊城市共同建設布局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善、聯繫更加緊密的大珠江三角洲世界級城市群。

數據也說明了這一趨勢。截至2016年6月底，南沙已有港資企業840家，總投資額124億美元。另一項數據也顯示，港資已經占所有在南沙外資企業的近8成。

「粵港澳大灣區」並非僅僅著眼於區域內的融合，它未來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高地，正如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的「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和世界上其他「灣區」不同，「粵港澳大灣區」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和文化心理。因此，作為珠三角的經濟「樞紐」和嶺南文化的發源地，廣州如何發揮其「樞紐」價值，將是這一新興灣區未來整合的關鍵。

這一區域將成為中國真正的南大門，它的一端連接著世界，另一端連接著中國西部、中部和南部的人口密集帶超過4億的人口。因此，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是鏈接中國和世界的一個「超級樞紐」。

廣州，將成為「樞紐」的「樞紐」。

廣州正在建設樞紐型網路城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一輪要素分配也正在啟動，在這一過程中，廣州將扮演積聚和分配高端要素的樞紐城市的角色。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廣州基於文化的深厚底蘊和經濟的巨大潛能，將為這一新興超級「灣區」的融合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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