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天空，不同的文明

相同的天空，不同的文明

——有關世界文明體系的思考

一、世界主要文明體系劃分——以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為主要參考依據

中華（Sinic）文明。所有學者都承認存在著一個單一的獨特的中國文明，它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500年，也許還可以再往前追溯一千年；或者存在著兩個中國文明，其中一個在公元最初的世紀中繼承了另一個。亨廷頓把這個文明稱為儒教文明。然而，使用中華（Sinic）文明一詞更為精確。雖然儒教是中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中國文明卻不僅是儒教，而且它也超越了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中國。許多學者所使用的「中華」（Sinic）一詞，恰當地描述了中國和中國以外的東南亞以及其他地方華人群體的共同文化，以及越南和朝鮮的相關文化。

印度（Hindu）文明。人們普遍認為至少自公元前1500年以來。在南亞次大陸存在著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相繼的文明。這些文明一般被稱為Indian、Indic或Hindu文明，人們更喜歡用後者來稱呼最近的那個文明。自公元前2000年以來，印度教一直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成為南亞次大陸文化的中心。它「不止是一個宗教或一個社會制度；它是印度文明的核心」。它經過時代演變至今繼續起著這種作用，即使印度本身有重要的穆斯林社區以及一些更小的少數文化。像「中華」一詞一樣，Hindu一詞也把文明的名稱與它的核心國家分離開來，因為在這些情況下，當該文明的文化超越了那個國家時，這樣做是合乎需要的。

伊斯蘭文明。所有重要學者都承認存在著獨特的伊斯蘭文明。伊斯蘭教起源於公元7世紀的阿拉伯半島，然後迅速傳播，跨越北非和伊比利亞半島，並向東伸展到中亞、南亞次大陸和東南亞。結果，許多獨特的文化或次文明存在於伊斯蘭文明之中，包括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馬來文化。

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出現通常被追溯到大約公元700到800年。學者們一般認為它有三大組成部分，分布於歐洲、北美和拉丁美洲。

「西方」一詞現在被普遍用來指以前被稱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一部分。這樣，西方是唯一的一個根據羅盤方向，而不是根據一個特殊民族、宗教或地理區域的名稱來確認的文明。這種確認方法把文明從其歷史、地理和文化環境中提升出來。從歷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歐洲文明。在現代時期，西方文明是歐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可以在地圖上發現歐洲、美國和北大西洋，卻不能在地圖上發現西方。「西方」的名稱也引發了「西方化」的概念，並促使人們產生使人誤入歧途的把西方化和現代化合在一起的想法：更容易把日本設想為「正在西方化」而不是「正在歐美化」。用「東方」和「西方」來識別地理上的區域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和種族中心主義的。「北方」和「南方」有被普遍接受的兩極的固定參照點。「東方」和「西方」卻不具備這樣的參照點。問題是相對於什麼而言是東方和西方？這完全取決於你站在何處。西方和東方最初大概是歐亞大陸的東部和西部。然而，從一個美國人的觀點來看，遠東實際上是遠西。對於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來說．西方意味著印度，而「在日本『西方』通常意味著中國」。

對於拉丁美洲而言，拉丁美洲有著區別於西方的獨特認同。雖然拉丁美洲文明是歐洲文明的後代，但它卻是沿著非常不同於歐洲和北美的道路通進的。它具有社團主義的、獨裁主義的文化，而這種文化在歐洲的程度要小得多，在北美則根本不存在。歐洲和北美都感受到宗教改革的影響，並且把天主教和新教文化結合在一起。從歷史上看，雖然可能會有所變化，但拉丁美洲一直僅僅是天主教的世界。拉丁美洲文明結合了一些本土文化，這些文化不曾存在於歐洲，在北美也已被有效地消滅，而在以墨西哥、中美、秘魯和玻利維亞為一方和以阿根廷和智利為一方兩者之間有重大的不同。拉丁美洲的政治演變和經濟發展與流行於北大西洋國家的模式大相徑庭。從主觀上說，拉丁美洲人在他們的自我認同上存在著分歧。一些人說，「是的，我們是西方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則聲明，「不，我們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拉丁美洲人和北美人的大量文學作品詳細描述了他們的文化差別。拉丁美洲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文明，或者被看作是與西方有緊密聯繫、但在它是否屬於西方文明的問題上有分歧的獨立文明。對於把注意力放在文明的國際政治含義（包括以拉丁美洲為一方和以北美和歐洲為一方兩者之間的關係）的研究來說，後者是更恰當的和有用的稱呼。

這樣，西方就包括歐洲、北美，加上其他歐洲人居住的國家，如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然而，西方兩個主要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美國人歷史上有很長時間把自己的社會看作與歐洲相對立。美國是一片充滿了自由、平等、機會和未來的土地；歐洲則代表了壓迫、階級鬥爭、等級制和落後。甚至曾有人認為美國是一個獨特的文明。這種把美國和歐洲相對立的做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個事實：至少直到19世紀末，美國同非西方文明只有有限的交往。然而，一旦美國走上世界舞台，它同歐洲的更廣泛的認同感就得到了加強。儘管19世紀美國把自己看作不同於和對立於歐洲，但20世紀美國已把自己看作一個更廣泛的實體——包括歐洲在內的西方——的一部分，而且還是這個實體的領導。

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徵，克里斯托弗·道森說，「偉大的宗教是偉大的文明賴以建立的基礎。」在韋伯提出的五個「世界性宗教」中，有四個——即以上一個主要文明所代表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儒教，他們都是和自己所代表的文明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第五個宗教——佛教的情況有所不同。正如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一樣，佛教早期分裂為兩個主要分支，而且它像基督教一樣，沒有在其誕生地倖存下來。從公元1世紀開始，大乘佛教被輸出到中國，隨後輸出到朝鮮、越南和日本。在這些社會裡，人們以不同的方式使佛教適應於和被吸收進本土文化（例如在中國適應於儒教和道教），並壓制它。因此，雖然佛教仍然是這些社會的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些社會並投有構成、也不會認為自己是佛教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能夠被合理地描述成小乘佛教文明的東西確實存在於斯里蘭卡、緬甸、泰國、寮國和柬埔寨。此外，西藏、蒙古和不丹的人口，歷史上曾認同於大乘佛教的變種喇嘛教，這些社會構成了佛教文明的第二個區域。然而，佛教實際上在印度絕種以及被結合進中國和日本的現存文化，意味著它雖然是一個主要宗教，但卻一直不是一個主要文明的基礎。

二、中國與希臘、印度文明起源期的比較

世界上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民族的性格也是一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是由文化發生髮展的硬環境與軟環境決定的。文化發生、發展的硬環境是指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土地、海洋、河流、湖泊、農牧業、物種等物質環境。文化發生、發展的軟環境是指一個民族在先天具有的物質基礎上所創造的神話、宗教、哲學、政治等人文環境。

提起西方文化，人們自然就會想起古希臘。早在古希臘文明興起之前約800年，愛琴海地區就孕育了燦爛的克里特文明和麥錫尼文明。大約在公元前1200年希臘歷史進入所謂「黑暗時代」。因為對這一時期的了解主要來自《荷馬史詩》，所以又稱「荷馬時代」。在荷馬時代末期，鐵器得到推廣，取代了青銅器；海上貿易也重新發達，新的城邦國家紛紛建立。希臘人使用腓尼基字母創造了自己的文字，並於前776年召開了第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召開也標誌著古希臘文明進入了興盛時期。前750年左右，隨著人口增長，希臘人開始向外殖民。在此後的250年間，新的希臘城邦遍及包括小亞細亞和北非在內的地中海沿岸。在諸城邦中，勢力最大的是斯巴達和雅典。公元前5、6世紀，特別是希波戰爭以後，經濟生活高度繁榮，產生了光輝燦爛的希臘文化，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古希臘人在文學、戲劇、雕塑、建築、哲學等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詣。這一文明遺產在古希臘滅亡後，被古羅馬人破壞性地延續下去，從而成為整個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

中國古代是非常典型的農業文明。人口眾多而且密集分布，過度依賴於土地等生產與生活資源。人像植物一樣植根於土地之上，完全處於與土地不可分割的自然狀。他們生存於大地之上，通過農業勞動獲得果實，解決自我生存的問題。中國人大部分生活黃淮地區，水患頻繁，個人的力量在災害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一個人、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家族都無法單獨解決生存問題，因此，人們只有組成整體，通過集體的力量來征服大自然。這就打破了單純的家族關係，促進了傳統文化的早熟。中國農業文明強化了人與人之間血緣家族關係等自然性質的聯繫，這也正是儒家文化產生並發揚光大的硬環境。中國古代私人工商業極不發達，人口缺乏流動性，人們走不出血緣關係，很難產生不同文化的碰撞與交流。

由於生產力水平的低下，生活物資的短缺一直是農業社會的主要特徵之一。文化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組織、協調、分配有限的資源，通過解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諸多關係來解決人的生存問題，提高人的生存能力和水平。文化就是生存於一定地域的人類行為的產物，是一定地域內人們行為的共同規範。物質短缺導致政治特權的產生，而政治永遠都是以少數利益集團對國家財富無止境的佔有為特徵，無節制的佔有導致更加懸殊的物質短缺。為了生存，人們結成了由小到大的利益支撐集團，從個體人——家庭——家族——家族諸侯國，不斷地因為更多地佔有土地和人口而發生衝突乃至戰爭。從家庭、家族、部落式的小佔有到諸侯、皇權對國家的大佔有。人在土地上，便於皇權在更大範圍內的佔有，最終導致中央集權制的產生、大一統的形成。為了生存，或者是為了更好地生存，舉國民眾只重實利，各自佔有屬於自己的利益，利益達到平衡時，社會趨於穩定；反之導致衝突、戰爭。因而在中國，統治權成了文化價值衡量的標準，成了至高無上的話語權，並最終成了皇權的路標、方向。鐵筒式佔有成了皇權的本質！中國曆朝歷代，人民只知朝代名稱而不知有國名，單從這一點便可知道，國家和人民是被以國為「家」的皇權佔有了。

這就是中國以農業社會為根本的文化硬環境產生大一統社會的基本路徑。

同樣是農業文明，印度與中國農業文明卻有明顯的不同。通常所說的4大古代文明之一的印度，實際上是1個歷史地理概念，它並不僅指今天的印度，還包括不丹、尼泊爾、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在內的整個南亞次大陸。印度地處中國西南，中亞之南，西亞東南，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與古代各文明都有聯繫，古代印度文明就在這種有利的條件下誕生了。

隨著私有制產生、奴隸制的發展和社會的分化，印度形成了兩種日後成為其民族特色的體制，即種姓制度和婆羅門教。印度的等級制度顯然具有種族及由家族形成的部落形成的兩者結合，印度的文化突出了「人」的等級性，以規範化制度化的方式明確了各個等級的利益佔有關係。從印度的等級制度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了種族及家族（部落）對於印度社會形成的巨大作用，可以說，印度的社會制度正是以種族及家族（部落）為基礎的。這種利益格局形成之後，宗教、哲學、政治領域隨之強化了這種制度，而這種制度更像是對社會的「集體」領導，不便於統一的大一統社會的形成。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即使有分裂的時候，也極短暫；而印度，從吠陀時代，到阿拉伯人的入侵，除了在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時期有短暫的統一之外，其餘的大部分時期都處於四分五裂狀態，存在著眾多的小國和眾多的語言。因此，有人說古代印度只是一個地區，而不是一個國家。

古代中國與印度社會形成過程一個明顯的區別是，中國通過春秋戰國長達千年的衝突與戰爭，打破了印度式的家族為中心的等級制度（中國幾乎不存在種族上的差別），由個體人——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聯合而成諸侯國的血緣關係被打破，這在古代中國具有革命性意義，這也正是大一統中央集權能夠形成的社會基礎。

　　以上對便是三大文明體系形成的硬環境對比。下面再來對其產生髮展的軟環境進行對比。

文化軟環境是建立在文化硬環境基礎之上的，但文化軟環境對文化硬環境具有能動作用，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統一的。

「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主流文化最終以對社會民眾根深蒂固的影響為標誌。我們之所以強調文化的「人民性」，正在於文化的生命力在於傳播，在於受眾的更廣泛，也在於流行的更持久。我們知道，影響一個民族的核心文化元素包括神話、宗教、哲學、政治等結構，從這些結構在一個民族文化中的構成情況，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徵。神話、宗教、哲學、政治簡稱「四結構」在任何一個民族文化發生髮展史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四結構所各自側重的不同決定了各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徵。

建立在游牧文明與城邦文明之上的古希臘偏重於神話，宗教、哲學、政治在民眾文化中處於從屬地位；建立在種族與家族部落文明之上的印度偏重於宗教，神話、哲學、政治處於從屬地位；建立在以血緣關係與家族宗法制度基礎之上的中國側重於政治，神話、宗教、哲學都處於從屬地位。

正是由於四個結構在各民族文化構成上的區別，導致了文化形態上的根本區別。

古希臘文化受到神話影響是十分巨大的，以至於希臘其他文化都產生在神話的基礎之上。這是由於游牧民族的特性所決定的。他們到處放牧，血緣關係被游牧民族的流動性所打破，無法結成牢固的家族紐帶關係，也很難形成固定的文化，古希臘只是在地中海沿岸城邦間的工商文明從而導致了文化的積澱與傳播。

古希臘神話是原始氏族社會的精神產物，是古希臘人集體創造的，也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文化形式。

在希臘神話的影響下，希臘政治也是「諸神政治」——人類最古老的民主時代。所謂的「民主時代」，是指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這段時期。這一時代是古希臘世界的全盛時期，各城邦都得到繁榮的發展，而地處海灣、交通便利的雅典在工商業方面日益發達，並建立了奴隸主民主制。在雅典，國家不設國王，最高權力機構是全體公民大會，大會由公民抽籤產生，共同對國家事務進行商議。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僅是古代希臘的典範，而且是整個古代世界的典範。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僅是人類歷史的首創，而且直接影響了後世西方的政治制度。在現代西方國家語言里，如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俄語等語言中的「民主」一詞，都是從古希臘語的「demokratia」一詞演變而來。古希臘語中的「demokratia」一詞，由「demos」和「kratos」兩部分構成，「demos」的意思是「人民」、「地區」，「kratos」的意思是「統治」、「管理」，因此所謂「民主」是指「人民的統治」或者「人民的管理」。

古代印度是個宗教盛行的國家。古代印度的神話與印度的幾大宗教信仰有著密切的關係，神話故事中的許許多多天神直到今天仍然是印度人崇拜的偶像。人們常常把印度的列國時代和中國的春秋時代相比較，這是因為這一時期，在印度也出現了思想活躍、百家爭鳴的狀況。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產生在這一時期，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和中國儒教的創始人孔子都生活在這一時代。但是，在文明起源時期，中國與印度有著重要的不同。在佛教出現以前，印度已經有婆羅門教，也就是印度教的前身。婆羅門教的種姓制度是從雅利安人部落內部的三種人演變而來。所以，印度的宗教和社會是與生俱來聯繫在一起的。而且，印度列國時代的後果是佛教、耆那教等一些新宗教的產生。

因而在古代印度，宗教處於絕對的強勢地位，它決定了政治與哲學的發展方向。宗教的圓圈式結構與印度社會種姓等級制度是一脈相承的，它們明確了各階層對社會利益的分配關係。

中國神話的思維特徵尚處於萬物有靈論的階段，核心是自然崇拜與祖先崇拜,體現出較為濃厚的地域政治性，更多地表現了人類同自然抗爭以及征伐的勝敗。中國的宗教是相對不太發達的，可以說古代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在宗教發展還比較稚嫩的階段，中國迎來了春秋戰國時代，那是一個戰亂頻繁的年代，各諸侯國為了爭奪土地和財富等實際利益而不斷征戰。在戰爭的血與火的洗禮下，中國哲學與倫理超越了宗教階段，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過早地擁有了比較成熟的理性思維，形成了人類最早的從「天」到「人」的認識圓圈。

在神話、宗教、哲學、政治四大結構在整個民族文化所佔有份量的比較中，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古代希臘是眾神的天空，古代印度是宗教的天空，古代中國卻是政治的天空。

三、三大文明體系文化差異

羅素說，西方文化是關於物質的文化，東方文化是關於心靈的文化。此話不謬也。

西方文化對世界的態度是站在旁邊去看的，人和世界是分離的，所以他們能做到客觀冷靜。去追尋事物的緣起和變化過程，羅素把這種人對萬物的好奇心看成是人的天性。西方文化從一開始就走的是這個路子，即理性的路子。在過去，人們是通過神話故事去解釋萬事萬物的，但從古希臘開始，人們就漸漸開始用自己的理性去解釋這個世界。古希臘人不僅用理性去認識外部世界，還用理性去認識自己，由人自身所產生的諸多問題，比如幸福、道德等等問題，無不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理性的思想一直是西方主流思想，直到很晚的時期才出現了感性的思想。

而東方文化中物質的那部分就很弱，與此對應的是關於人自身心靈的那部分，就比西方強多了。西方大航海時代後的轉變，是和東方的思想傳到西方有關的。《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理阿諾斯在描述那段歷史時說：當時的西方人被東方文化迷住了。東方文化中關於人自身的那部分思想是西方文化所缺少的，就如近代的中國人被西方文化中關於物質那部分的思想迷住一樣，原因都是自己本來缺少的，所以嚮往得歷害。在早期殖民時代，西方人對東方文化是很尊重的，比如英國人，儘管他們用武力征服了印度，來到印度的不少的英國人表現出自以為是的驕傲，但更多的英國有教養的人把印度看成是比自己更高級的文明。直到２０世紀中期，英國人才對印度的態度徹底改變了，隨著英國國力的增強，他們對印度的態度從尊敬變為蔑視。

這樣的情況對於中國也是差不多，啟蒙時代的西方思想家接觸到中國文化後，稱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哲學國家，而自己的文化是沒有思想的。然後過了兩百年，不止西方人，就連中國人也認為自己是一個沒有哲學、思想貧乏的國度了，開始要「全盤西化」了。歷史，把它拉開來看，是極有趣的。隨著時代的變遷、形勢的變化，人們對同一樣東西的評價是可以完全不同的。但是文化、思想的本身是不會變的，它不會因後人的評價而減弱它本來散發的光芒。

西方如果沒有基督教，無法想像它會變成什麼樣——文化中只有物質的內容而沒有精神的內容是可怕的。所以儘管中世紀如此黑暗，但有些西方學者還是給了它正面的評價。憑著對上帝的忠誠，西方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社會。和西方不同的是，印度宗教是印度自己的文化，它極注重人的內心，以致對物質的文化發展不起來。而中國文化恐怕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需要依靠宗教建立的文化，它依靠的不是對神靈的崇拜，而是人自身的內省。梁瀨溟對此評價道，中國文化是一種極危險的文化，它把自由與決定權交予個人，這實在需要人的素質有很高的水平，否則這個社會就危險了。當我們回顧歷史，確實常在歷史中讀出這份「危險」來，中國社會遠遠沒有西方或者印度那樣穩固和平靜。但你也不能不佩服中國人，他們在這種極「危險」的傳統中，創造出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雖然有時會動蕩和反覆。

再比較同是注重精神的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別。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雖然同是注重人的心靈，但注重的方面是不同的。印度文化更為貼近人的心靈，是關係人心靈中最柔弱的哪一部分；中國文化則把人與社會、人與他人和諧的統一起來，人不是一個獨立的存在，而是存在於社會各種關係中的存在，對單個人的關注就意味著對社會和他人的關注。

現在的中國人已經充分認識到了西方文化的價值，正在重新發現中國文化的價值，但還沒有開始探究印度文化的價值。這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人首先追求的是物質的在豐裕，然後再是他們與社會的和諧，最後才會把眼光轉向自己的內心，去認識單純的個體生命的意義，那是一種極高的文化，得把前兩件事先辦妥好了，先去追尋外在的幸福，然後再去尋找內在的本質。在近代，西方文化傳遍世界，中國文化次之，印度文化最弱，就是這樣一種原因。梁瀨溟斷言以後的世界將漸漸脫離西方文化走向中國文化，最後走向印度文化，這樣的判斷不無道理。當然這只是說著玩玩，畢竟這是太久遠後才會發生的事了，未來總是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且現實的世界又是充滿模糊性的，只有當千萬年後，當人們整理回顧我們這段歷史的時候，他們才會明白：原來當時歷史是這樣走過來的——這時歷史的線條才會展現在人們眼前。

一個民族的文明發生、發展的歷程有其必然性的一面，也有偶然性的一面。值得慶幸的是，各種文明擁有了多元化發展的機會，世界多樣化的文明不斷交流、碰撞，世界從而變得如此豐富多彩。

三、文明的博弈與發展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伊斯蘭文明和大中華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兩大對手，但這兩大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威脅是不一樣的；就近期來看，前者的威脅甚於後者的威脅；就長遠來看，後者的威脅則因擁有巨大潛力而又甚於前者的威脅。大中華文明擁有伊斯蘭文明所缺乏的核心國家，而她所擁有的這個核心國家不僅規模巨大，而且發展是迅猛的。

而伊斯蘭文明是基督教文明的世仇。這已為「1400年的歷史」所證明（第九章）。他指出，伊斯蘭文明與西方基督教文明之所以如此對立：最現實的原因是穆斯林人口急劇增長，並由此而給鄰近社會尤其是西方社會造成巨大壓力；最根本的原因，則是這兩種文明在本性上就不相容，都不能寬待對方。

「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則「構成了更為根本的挑戰」。中國與美國的分歧是全面的，在幾乎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缺乏共同目標。中國與美國的分歧也是深刻的，是基於巨大的文化差異之上的。

如今中國正在成為東亞主導性國家。其迅速發展的國家經濟正在大幅度地提升她的政治軍事實力，以及中華文明的影響力。其中央帝國的傳統理念也正在激勵著她試圖恢復自己曾有過的歷史榮耀，實現「亞洲的過去將是亞洲的未來」。

在亨廷頓所列陳的如今世界幾大文明體系中，只有東正教文明和印度文明或許能與西方文明結盟。

不過，東正教文明只是西方文明的遠房表親，與後者的共性很少，只勉強擁有西方文明八大特徵中的一個：經拜占庭傳過來的多少有點變味的古希臘羅馬文明遺產。俄羅斯還曾長期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徘徊，成了一個所謂「無所適從的國家」；只是為了某種共同的利益才會與西方文明站到一邊。

印度文明與西方文明則沒有任何親緣關係，也只是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即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才會與西方文明走到一起。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試圖告訴西方人，他們的文明正處在其他文明越來越急迫的擠壓下，如處在伊斯蘭人口迅速增長的擠壓下，如處在大中華經濟蓬勃發展的擠壓下。

這個理論實際上是把基督教文明中的一種亞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中的一種亞文明——美英保守主義文明與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文明——之間的激烈衝突泛化了，先是泛化為整個基督教文明與整個伊斯蘭教文明之間的激烈衝突，繼而泛化為基督教文明與其他許多文明特別是中華文明之間的激烈衝突。亨廷頓把中華文明或者中國，當成他敘述的主角之一，或許是「中國威脅論」在其頭腦中的折射吧。

不過，對於世界來說，特別是對於西方文明來說，這樣的力量雖然讓人聽起來不舒服，但使人警覺，特別是使西方人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