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40年，走到了哪兒

◆2012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

◆「過去5年，中國電影真正成為文化產業的龍頭產業。」

◆有業界人士擔心，反映現實和時代的電影題材正在丟失

◆要警惕粗放型、數量型發展模式潛藏的結構性危機

◆目前正處於「產業黃金十年」向「創作黃金十年」的關鍵過渡期

◆復甦、繁榮後的中國電影也面臨一個新命題：一個和平崛起的中國形象，如何更好地通過電影這個「世界語言」傳播到世界各地？

◆ 此為專題報道中的一篇，全組報道見文末【閱讀原文】

原題《中國電影發展駛入快車道》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徐歐露

　　100年前，美國電影大師大衛·格里菲斯曾預言：電影在未來將成為新的世界語言，凡看者都能理解。

　　100年後，預言成真。

　　作為通用的視聽語言，電影正重塑著人們的視聽經驗，定義著人們的審美趣味，整合著人們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它是文化傳播媒介，也是國家精神圖譜。

　　正因如此，在《主流》一書中，法國社會觀察家弗雷德里克·馬特爾將電影視為具有戰略意義的文化產品之一，將世界各國電影、電視劇和流行音樂之間的競爭，描述為一場「全球文化戰爭」。

　　在這場「戰爭」中，作為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的中國，正成為全球電影市場發展的重要引擎。

　　「中國電影是中國文化產業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清華大學影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鴻說，「對於全球電影來說，中國市場已經舉足輕重。」

　　改變中國電影走向的，是源於40年前的那場改革大潮。

　　當思想解放和市場化改革讓中國迎來「無限春風」，這陣風也鼓滿了中國電影的帆——前者使創作觀念不斷開放、藝術形態持續多樣；後者則打破了計劃經濟的桎梏，進入市場選擇，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

　　從改革開放之初的解凍潮湧，到新世紀之初遭遇進口大片擠壓時的一路下滑至年產電影不到100部、全國年票房不到10億元，再到如今的年產影片700部、年票房超過550億元……背後是中國電影市場資本愈發活躍，投資結構逐漸優化，多類型、多樣化、多品種創作格局得以鞏固，國際發展空間不斷拓展，電影行業法律體系逐漸完善。

　　「中國已經迅速崛起成為電影大國，邁出了向電影強國過渡的堅實一步。」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所長丁亞平說。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電影的發展始終與國家發展戰略聯繫在一起，國家發展中的每一次重大變革，都在銀幕上有所體現，電影發展與社會變遷彼此作注。當中國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中國電影也經歷了從電影弱國到電影大國的蛻變，開啟向電影強國進軍的新征程。

【「我們的電影還能這麼拍」】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採訪的著名導演謝飛還記得1979年第一次看到電影《小花》時的「震動」——電影不僅僅可以突出革命英雄主義，描寫戰爭時，竟也能看到人情、人性的美好。「我們的電影還能這麼拍！」

　　此前的「文革」十年，電影生產停滯，只有描寫階級鬥爭的革命樣板戲才被允許製作。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重新被作為文藝方針提出來，中國電影也迎來了「大幅度地、大踏步地、放手地發展電影事業」的新階段。

　　被封存的老電影重新上映，譯製片再上銀幕。此前只能看到8部樣板戲的國人，爆發出了對電影的空前熱情：1979年，全國觀影人次達到「天文數字」般的290億人次，年人均觀影28次——在美國電影黃金時代，年人均觀影也不過23次。

　　積壓十年的創作活力也在瞬間爆發，「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導演「和衷共濟，各展才華」，新觀念、新風格、新手法令人耳目一新。「當時西方現代主義和寫實主義電影觀念極大地更新了中國電影的藝術表現形式。」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學系主任吳冠平對《瞭望》新聞周刊說。

　　此時的電影是公眾娛樂生活，也是社會性文化事件和引領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聲。

　　在謝飛看來，「文革」後的中國電影跟以前最大的區別，一是更真實了，二是有了藝術家的個性，「能說自己想說的話。」

　　1986年，由他執導、改編自沈從文小說的電影《湘女瀟瀟》中，出現了被懲罰的鄉村寡婦裸體沉潭的場面，當時，銀幕上出現裸體乃是「禁忌」。準備那場戲時，謝飛感到很大壓力。他問沈從文，是不是一定要那樣拍？老先生回答，那時的村裡就是這麼做的，舊社會的邏輯就是「她『偷人』做了『不要臉』的事，就把她的臉丟盡」。「我當時就想，沈從文在二十多歲那個年代就敢把真實的東西寫出來，50年後，我怎麼能不敢拍出來呢？」謝飛說。

　　正是這種「敢於真實」，讓中國電影塵封多年的現實主義精神重新抖擻，開始表現人性、反思歷史、剖析現實，重新與文化思潮、社會現實相呼應。

　　上世紀80年代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都在銀幕中找到了表達空間。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第三代導演謝晉的「反思三部曲」——《天雲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其中蘊含的民族憂患意識和社會批判，在那個年代引起了熱烈反響與討論。

　　當探索和革新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強音，不斷試驗創新並走出國門的中國電影，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標誌和與國際接軌的窗口。

　　1988年，第五代導演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項「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國際A類電影節上摘冠。張藝謀曾回憶說，「這個『紅繡球』，並不只打在我一個人頭上。我當時的感覺是，整個中國都在揚眉吐氣地往起站！」

　　儘管《紅高粱》的獲獎也伴之以是否「醜化國人形象」的爭論，但當時德新社的一篇報道還是寫道：「這部中國影片首映時令柏林電影節的觀眾吃驚和震驚。該片被評價為中國實行『新的開放』的證明。」

　　此後，中國電影頻頻在國際電影節獲獎。美國影評人斯坦利·庫特認為，這些電影獲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以一種相對真實誠懇的態度，將一個原本單一化的中國形象立體展現了出來——長期封閉的中國電影，開始與世界溝通。

【釋放電影市場活力】

　　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帶來了電影創作的繁榮，但電影市場的活力仍受限於當時的體制。

　　很長一段時期，中國電影的計劃經濟色彩濃厚：電影製作和放映由國家下達任務、投入資金，拍出的影片由中影集團統購包銷，票房高低與製片方無關，極大地限制了生產積極性與市場活力。加之1980年代末電視、錄像帶興起，擠壓了電影的生存空間，電影市場自1980年代中後期開始大規模滑坡，觀眾數量以每年10億人次的速度下降。

　　改革迫在眉睫。1992年春天，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表談話。同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1993年《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下發，隨著新一輪改革推進，中國電影開始了對市場體制機制的探索。

　　1994年11月12日，北京已是天寒地凍，各大影院門前卻排起長隊，人們在寒風中，等待一部名叫《亡命天涯》的好萊塢電影在中國首映，這是中國引進的第一部好萊塢大片——從這年起，中影集團開始每年以票房分賬方式進口「十部大片」。對是否引進國外影片，業內經歷了長時間的爭論，因此直到上映時，海報上還赫然寫著，「改革年代，激烈論爭，電影市場，風險上映」。

　　「『進口大片』對當時日漸低迷的中國電影市場是一劑強心針，在一定程度上讓中國觀眾保持著看電影的需求和熱情。」吳冠平說，但也對國產影片產生了衝擊，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產片票房份額持續下滑到不足30%。儘管這段時間出現的「賀歲片」促進了市場活躍度，主旋律電影也取得一定成績，但依然無法止住國內電影市場的下滑。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將每年的進口影片提高到20部。也是在此際，「中國電影市場年票房滑至不到10億元，觀眾流失，從業者轉行，國有電影製片廠靠『輸血』為生。」北京新影聯院線副總經理、資深電影人高軍回憶說。

　　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認為，「上世紀90年代電影體制改革推進艱難，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如何認識電影，即電影是事業還是產業，大家看法不一。」

　　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按照中央關於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電影明確被定義為「可經營的文化產業」。

　　「這給了電影改革一個根本性、方向性的指引。」饒曙光說。

　　等待已久的中國電影迅速開啟新一輪機制體制改革。「這次改革是全方位、整體性的，製片、發行、放映都放寬了。」饒曙光說。

　　擋在電影發展路上的門檻被一道道撤掉。

　　2002年開始推行的「院線制」，結束了50多年來按行政區域供片、按省市縣層層發行的計劃模式，發行方改為直接向院線發行影片。2003年《電影製片、發行、放映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出台，電影製作、發行、放映全鏈條向市場開放。電影投資主體多元化格局逐漸形成。

　　「民營影視公司逐漸成為電影創作的重要力量，極大激發了市場活力。」在吳冠平看來，電影產業化改革就是政府轉變職能的過程，「減少管理程序，把管理電影變成服務電影。」

　　一系列政策措施陸續出台。放開手腳後的中國電影邁開步伐，商業規律重新得到重視，檔期意識、觀眾意識增強，類型片逐漸成熟。2002年，張藝謀導演的《英雄》成為首部票房過億的國產電影，中國開始有了自己的商業大片。2004年，國產電影票房首次超過進口大片。

　　尹鴻認為，正是產業化改革，使電影產業從冷清蕭條走向了繁榮。此外，良好的經濟發展大環境、有觀影習慣的「80後」「90後」進入成年消費期、中產階層的壯大及大眾消費能力的提高、網路時代對電影製作營銷手段的豐富等，都成為中國電影加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年，中國電影票房突破100億元大關。兩年後，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

【電影產業駛入快車道】

　　在思想解放和產業化改革的紅利下，電影繁榮和中國崛起不斷產生著共振。中國電影產業進入繁榮發展的快車道。

　　2003年到2015年，中國電影市場連續保持30%以上的年票房增速，2017年全國電影總票房559.11億元，創歷史新高。我國電影銀幕2003年不到1800塊，2017年底已超過5萬塊。影片年產量從2004年的100部左右，躍升到如今的700部。作為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中國與位居第一的美國在電影市場方面的差距逐步縮小。

　　「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電影產業的增長速度都是空前的。」饒曙光說，「過去5年，中國電影真正成為文化產業的龍頭產業。」

　　這與近五年來改革的深入推進密不可分，如：

通過簡政放權、簡化審批、調控監管等措施，積極支持民營電影企業、互聯網電影發展；

通過舉辦論壇、培訓培養中國電影新力量；

通過創辦國際電影節、搭建海外發行平台等方式推動電影產業海外布局；

通過重點選題規劃、政策資金扶持、配置優質資源等方式，促進電影提質；

通過成立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與好萊塢合作培訓中國電影人才等，提高中國電影專業化水平……

　　2017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正式施行，這不僅是中國電影行業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文化產業領域的第一部法律。自此，電影行業基本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規（《電影管理條例》）、規章和規範性文件相互配套的制度體系。

　　電影創作的繁榮成為改革最好的註腳。無論是《岡仁波齊》《二十二》等票房口碑雙豐收的藝術電影，還是日益成熟的《美人魚》《唐人街探案》等商業類型片，以及《湄公河行動》《建國大業》等主旋律電影的崛起，都表明多類型、多樣化、多品種的創作生產格局正在形成。

　　在世界電影的坐標中，中國也在重新尋找定位。2017年中國電影海外銷售收入達42.53億元，是2012年的4倍，簽署合拍協議國家達20個。「中國電影從『借船出海』到『聯合艦隊』、再到『自主馳騁，揚帆遠航』的思路和戰略愈發清晰堅實。」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相關負責人告訴《瞭望》新聞周刊。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走出國門的中國電影還在固化中國的「昨日印象」，那麼《一代宗師》《我們誕生在中國》《戰狼2》，就是在展示今日的決心。

　　中國已成為全球電影市場發展的重要動力，數據顯示，2016年世界電影增速不足3%，中國電影卻佔到增量的65%。

　　繼併購全美第二大院線AMC後，2016年，中國萬達集團又以約230億元人民幣收購《盜夢空間》等電影的出品公司美國傳奇影業公司。最新的消息是，互聯網巨擘阿里巴巴及文投集團入股萬達影業，持股達12.77%。電影產業的吸引力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如何『接管』好萊塢？」這是2017年2月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的封面標題。

　　文章認為，中國電影票房的權重已經開始影響好萊塢的電影創作，對中國觀眾以及影片能否在中國公映的在意，已成為好萊塢電影的準則之一。「韓國憑藉電視劇成功分得了全球電視市場的一部分，難道中國這樣有著千年歷史的古老文明繼承者不能夠輸出文化軟實力嗎？」

【走向「創作黃金十年」】

　　如何讓中國電影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如何讓中國電影實現更大的繁榮？

　　在饒曙光看來，最重要的指標有兩個：數字和質量。「2002年改革以來我們已有漂亮的數字，但還缺少與之匹配的高質量作品。」這成為很多電影人的共識與擔憂。

　　近年來電影市場的快速增長，讓投資人看到了商機，大量資本湧入。饒曙光說，「電影投資要實現商業價值，但電影不能用來單純進行人民幣計算。現在評價一個導演、一部作品的標準就是看票房，這樣往往很難滿足觀眾的藝術欣賞需求以及國家的主流導向目標。」

　　「電影創作有自己的規律，一個好的電影劇本經過兩三年的打磨很正常。」高軍無奈地說，現在不少劇本只寫一兩個月就開拍了。「資本把電影綁架了。老想快速回報，這對電影是破壞性的。內容才是一部作品的生死線。」

　　讓謝飛感到擔憂的是，反映現實和時代的電影題材正在丟失。「娛樂可以有，但更需要有文化、有歷史、有藝術的作品滋養觀眾。」他說，歷史證明，以往大量電影作品的「高峰」，正是現實主義的結晶。

　　饒曙光也多次撰文強調，要警惕粗放型、數量型發展模式潛藏的結構性危機：「現在觀影人次的增長已無法匹配銀幕數增長。影片上座率已經低於15%，這是一個警戒線。」

　　2016年，全國電影發展增速出現了十餘年來的第一次放緩。

　　同年10月，在第二屆中國電影新力量論壇上，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局長張宏森認為這是行業從峰值進入波浪式起伏的過程。一天後的長春電影節上，與會電影人達成「長春共識」：發展是硬道理、質量是生命線、改變是新課題、團結是凝聚力。

　　「這不是中國電影發展的拐點，而是中國電影增長模式的拐點。過去單純依靠數量、人口紅利的粗放式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質量型、內涵型增長才能可持續發展。」饒曙光說。

　　一方面，要擺脫「GDP思維」。高軍認為，電影票房增速與GDP增速相一致比較理性健康。「允許增速慢下來，給結構調整留下空間。」饒曙光強調，「電影要加快構建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體制機制，必須堅持紮根人民，內容為王；要尋找有中國精神、中國力量的故事，增加原創，鼓勵現實主義創作；保障編劇的利益，給創作者提供相對寬鬆的空間。」

　　另一方面，在產業化改革去「門檻」的過程中，也要減少攔在電影人創作想像力前的「門檻」。「電影審查制度要從人治向法治過渡。」謝飛說。

　　饒曙光認為，中國電影整體向好的大趨勢沒有變，目前正處於「產業黃金十年」向「創作黃金十年」的關鍵過渡期，進入從高速發展向優質發展的新常態。

【距離電影強國還有多遠】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提出「軟實力」的概念時曾說，「美國最重要的軟實力便是巨大的媒體集團和好萊塢。好萊塢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美國公共外交的肌肉，贏得了全世界公眾和精英的內心」。

　　從新時期到新世紀，再到新時代，復甦、繁榮後的中國電影也面臨一個新命題：一個和平崛起的中國形象，如何更好地通過電影這個「世界語言」傳播到世界各地？

　　「中華民族正在經歷由富而強的偉大進程，在滿足國內觀眾更高觀影需求的同時，作為國際傳播重要載體，中國電影還承擔著與世界共享中國文化、改善人類文化格局的重要使命。」尹鴻說。

　　「國產電影在本土電影市場所佔份額，和國產電影的輸出、輻射力與國際能見度，是衡量電影強國的兩大標準。」丁亞平認為。

在饒曙光看來，中國仍是一個電影大國，市場還未完全成熟，當前中國電影還面臨諸多挑戰，如：

好萊塢電影的持續性挑戰；

網路大電影的挑戰；

人才短缺匱乏；

觀眾群體的結構性變化；

電影市場環境複雜多變；

電影工業化水平不高、工業體系建設滯後，行業規範缺失，版權意識不足；

電影產業鏈未能有效延伸，電影后產品衍生品開發舉步維艱；

電影市場同質化嚴重、差異化電影市場體系未能有效建立和推進；

電影觀念跟不上電影實踐的發展變化等等。

　　尹鴻認為，中國與電影強國目標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差距：

一是中國電影對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貢獻不足；

二是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力和帶動性不足；

三是全球競爭力不足。

　　「尤其是在國際市場，中國電影空間似乎更加有限。」尹鴻說，中國電影海外的傳播和影響並沒有與國內市場高速發展同步，國際市場收入僅僅停留在幾億美元層次上，不僅低於許多歐美國家，也低於亞洲的印度、韓國、日本。

　　在尹鴻看來，中國從電影大國邁向電影強國，需從三方面持續發力。

　　首先，要建構既能滿足中國觀眾精神需求又能為全球觀眾帶來價值共享的電影文化「通用體系」。中國電影還處在「本土性」階段，缺乏將中國故事「全球化」的能力和信心。要變「用中國眼光看世界」為「用世界眼光看中國，用世界眼光看世界」，生產出更多具有全球共享價值的電影產品。

　　其次，要建構完善的互聯網化電影工業體系。尹鴻認為，中國電影行業需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在中國快速發展的優勢，深度與之融合，形成與好萊塢相比更加互聯網化、更加智能化、更加全媒體化的工業和市場體系。「這很可能成為中國電影彎道超車的重要動因。」

　　第三，要建構適應全球市場的國際傳播體系。可借鑒美國電影「全球化」的經驗，採取不同區域的差異性策略，形成全球性電影傳播體系。「這樣，中國電影才能真正成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載體，不僅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而且用中國文化、中國精神去豐富、完善世界文化。讓中國電影成為能夠被世界接受和尊重的全球電影的一部分。」尹鴻說。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電影發展也有了「三步走」的路線圖。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從現在到2020年，要著力提升中國電影的核心競爭力。預計到2020年後，中國電影市場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電影市場，銀幕數量超過6萬塊，年票房達到700億元。

　　從2020年到2035年，要著力構建中國電影的軟實力。在這個階段，中國電影將作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標誌性產業，基本形成科學高效的現代產業體系。

　　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中國電影要達到國際影響力領先的水平。到這個階段，中國作為電影強國將構建起世界規模最大、技術先進、運行科學的完善產業體系，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改革無止境，在數字、網路時代到來的今天，我們更要堅持改革開放的精神，不斷解放思想。只有這樣，中國電影才能有更好的未來。」謝飛說。LW

刊於《瞭望》2018年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