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惡性循環」是發動文革的真正原因

堅決否定文革 2009-02-20 20:18:46

第一個，是「左」的理論與「左」的實踐的惡性循環。這是從政治上思想上講的。1957年反右以後，先是毛澤東從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誤斷開始，認為主要矛盾還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個誤斷是毛澤東提出來經八屆三中全會同意的。根據這個精神後來搞了一系列運動。毛澤東曾說，北京是加工廠，材料是從下面來的，的確如此。毛澤東本來就「左」了，下面又有人投其所好，當然也有人是認識問題，有人是調查研究中的片面性，但匯總到毛澤東那裡，他就會以為自己是正確的，再概括提高，貫徹下去，結果越搞越「左」。比如，認為農村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最早並不是毛澤東說的，是下面報告來的；工廠大多數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也是下面報告來的，還有官僚主義問題，奪權問題等等，都是從下面來的。毛澤東有個突出的思想特點，就是思考問題透徹，看問題深刻，善於抓本質、要害。如果他進行了正確的概括、總結會比別人深刻，反過來，他進行了錯誤概括也會比別人錯誤得厲害。就這樣，「左」的階級鬥爭理論指導著左傾實踐，而左傾擴大化的階級鬥爭實踐（包括人為地創造「階級鬥爭」）又彷彿為「左」的理論找到了實踐依據，強化了左傾理論。這是第一個惡性循環。

　　第二個惡性循環，是個人崇拜與集權體制的惡性循環這是從組織上講的。毛澤東並非不知道個人崇拜是錯誤的，但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理論」，有意鼓勵了個人崇拜。比如1958年毛澤東講有兩種個人崇拜，就為個人崇拜開了綠燈。1959年廬山會議批了彭德懷，林彪上來後，第一篇文章就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闊步前進》。林彪是有意識的極力推崇個人崇拜的，在他的筆記中就寫著「得一人者得天下」。由於於毛澤東本人的默認和提倡，再加上林彪、康生、陳伯達等人的推波助瀾，個人崇拜就盛行起來了。本來中央的集權體制就容易產生個人崇拜，反過來個人崇拜又加強了集權體制。領袖被神化了，權力完全集中於一人之身，這樣就出現了毛澤東個人可以否定政治局決議，凌駕於政治局集體之上的極不正常的局面。

　　訪問人：看來林彪摸准了毛澤東的思路。

　　金春明：也可以說研究透了。相反，我認為毛澤東沒有看透林彪。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山洞」里給江青的信，有人說那時毛澤東就把林彪看透了。我不這樣認為。這封信的基本點是：我的朋友要藉助我的名義去打鬼，我就自願當了鍾馗。你們看，他是在朋友和敵人之間進行選擇的，很明白，「朋友」是林彪，幫我打鬼的，「鬼」是劉少奇。他對林彪的基本估計是朋友，而且是幫助他打鬼的朋友。這對林彪是肯定的。此外，毛澤東7月寫信，8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就把林彪提名為全黨第二號人物，如果說毛澤東把林彪看透了，這個問題就難於解釋。

　　訪問人：記得好像有誰說過，1949年我們進城時，人們就想到將來接班的很可能是林彪。

　　金春明：這個說法我沒有聽說過。但毛主席從井岡山時期起就欣賞林彪，而林彪也是被提拔最快的。1928年上井岡山時是連長，到1930年就當了紅四軍的軍長。

　　訪問人：好像長征那一段他們之間有點彆扭，林彪曾建議請彭德懷出來代替毛澤東指揮。

　　金春明：毛澤東認為林彪是受了彭德懷的指使，被人當槍使。

訪問人：毛說林彪只是個娃娃。

金春明：總的講毛澤東對林彪一直很重視。解放戰爭時期，東北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員，資格比林彪老的多得很，但林彪是第一把手。這些都值得研究。

訪問人：我們扯得遠了，是不是請您談談第三個惡性循環。

金春明：第三，是國際反修與國內反修的惡性循環。所謂「現代修正主義」問題，現在大家都在重新反思。而在當時，占支配地位的觀點確實認為大多數黨都不信馬列了，變成了修正主義。再加上帝國主義的敵視和封鎖，就更認為有必要在國內搞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批判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特別是中蘇兩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公開大論戰影響巨大。國際論戰也影響到對國內形勢的認識。這兩種矛盾交互作用，互為因果。

　　訪問人：現在人們對修正王義的看法，似乎還是不很一致。

　　金春明：是這樣的。叫不叫修正主義值得研究。如西方對赫魯曉夫的評價和我們就不一樣。有的評價很高，有的很低。如：說他是偉大的改革者，失敗的改革者，蹩腳的改革者，魯莽的改革者等等，反正都承認他是改革者。我們還講不講他是修正主義，值得研究。我主張，不要籠統叫修正主義，修正主義已經被叫爛了，有些是弄錯了，為什麼還要撿回來用呢？

　　這三種惡性循環作為理論分析是分開說的，其實作為現實生活是攪在一起的，錯綜複雜，很難單獨分開。惡性循環的結果，最後導致毛澤東對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黨內情況的錯誤判斷：如果不來一場大革命，黨和國家就要改變顏色。這樣他下了錯誤的決心，發動群眾搞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結果出現了一場巨大的全黨和全民族的歷史悲劇。

去年九月七、八日，在北京舉行了一個包括張宏良參加的座談會， 座談會在北京大學資源賓館三層一三零八房間舉行，與會者有張勤德、張宏良、左大培、李偉、李昌平、祝東力、田辰山、韓德強、郭松民、蘇鐵山等。《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前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作為特邀嘉賓，隨同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著名理論家謝韜前來香港演講「關於民主社會主義問題」。杜導正在多個場合都會一字一句朗讀溫家寶的講話：「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不是背離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首先得從制度入手，因為造成腐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權力過於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這就需要改革有關的制度……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設……我們的經驗不足，我們願意學習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文明成果……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我們要完成兩大任務，推進兩大改革。兩大任務，一是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二是推進社會公平與正義；兩大改革，一是推進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二是以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早是改革開放以後開始實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整個90年代和本世紀初得到了重大發展，十六大以後又得到了新的豐富。十七大在總結改革開放近30年歷史進程和寶貴經驗的基礎上，把我們黨在新時期以來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實踐中相繼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創新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整合為一個統一整體，統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並進行了科學闡釋。這是十七大在理論上的一個重大貢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南、立足中國國情進行的偉大歷史性創造。這個創造，體現在實踐上，就是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體現在理論上，就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