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開創醉酒狂草書風 近似山水畫家潑彩潑墨

唐·張旭《古詩四帖》遼寧省博物館藏

狂草，是書法向自由表現方向發展的一個極限。漢字的起初功能是實用，加上藝術的成分就形成了書法。而書法要表現個性的自由，文字的辨讀開始模糊，有點近似山水畫家的潑彩潑墨了。

非常喜歡張旭的《古詩四帖》，它讓我看到了變化無窮充分展現複雜的內心世界的藝術震撼力。

張旭生逢盛唐。杜甫有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稟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狼，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斑斑，男耕女桑不相失。」——這是一幅何等強盛富庶的社會圖景。其時，唐玄宗收復淪陷已久的遼西十二州，西域重鎮碎葉重新回到唐朝的懷抱，漠北地區的少數民族部落向唐稱臣，安北都護府得以重建。「開元盛世」創造的太平安定局面，同時也培植了當時文化人一種要求自由、發展與解放的精神，「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坐標鼓起多少文士詩人的理想風帆。李白是「仰天大笑出門去，快馬著鞭向長安」的滿懷信心，杜甫則「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躊躇滿志……

時光恍如夢幻一樣地飄過。3年以後，李白失望地走出了長安。杜甫科舉落第以後，在長安到處流浪，過著「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張旭似乎比李杜好不了多少。他的好友李頎在《贈張旭》中說:「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應該屬於他的真實寫照。終其一生，也不過是做了相當「七品」之類的小官——太子左率府長史。從實現人生價值與理想的角度看，張旭顯然是有著極大的失落感的。唐朝的文人有一個習氣，不能做官積極用世，往往改換另一種方式，由儒而入道入佛，追求精神的自由。當張旭仕途不暢無法施展自己政治抱負的時候，他的精神足跡卻在酒和書法中找到了棲身之地。

杜甫在酒中發現了張旭:「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一個無視禮教不顧身份借酒揮毫的草聖。

唐代書法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書壁，從文人書齋的小天地中解放出來，直接在粉牆上或是貼了絹素的牆壁上書寫，其難度遠勝於在書桌上揮毫。開元年間，唐玄宗駕幸東都洛陽，正好大畫家吳道子、大將軍裴旻、大書家張旭湊在了一起，興會空前。皇帝一時高興，命他們各陳其能。於是裴旻劍舞滿堂勢一曲，張書狂草一壁，吳畫人物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獲睹三絕，大飽眼福。那種激動人心的場面，舞者、書者、畫者與觀賞者互動的熱烈氣氛，從此以後不復見到了，一時傳為千古佳話。

更有甚者，張旭每至酒酣，常常口出狂言並以頭濡墨(古人蓄髮)，然後用手抓住飽蘸濃墨的長髮，狂呼大叫，在粉壁和屏障上東塗西抹。那是酒與書的聯袂狂歡，線條的舞動如風如龍如疾馳的野馬。一筆狂草，滿壁縱橫，那上面寫的是什麼字，已經不重要了，人們欣賞的是一種驚世駭俗的表演——酒神的舞蹈——線的舞蹈、肢體的舞蹈、靈魂的舞蹈。

酒是好東西。天子賜酒，美人勸酒，曹操煮酒，劉伶醉酒，陶潛菊酒，賀知章金龜換酒……千般萬種的人生滋味，也因了酒的滋潤而芳香四溢。然而，酒之於張旭，又何為呢？酒，可以哭、可以笑、可以醉、可以解憂、可以消愁……他借酒袒露自己的自由個性、懷才不遇的鬱悶和牢騷，也借酒開創了醉中狂草的特有書風，掀起了中國書法史上浪漫主義的第一次浪潮。

《新唐書》里另有一段記載:張旭「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是啊，沒有酒，哪來的張旭神奇的狂草？因為酒，潛意識中壓抑的、積藏的、生命之原始的、本能的，都一股腦地抖了出來，再也沒有顧忌，一切規律、偶然，平日必須遵循的法則都被踏倒、推翻，精神獲得了大解放。張旭舉起了酒杯，喝著，然後跳著、喊著、舞著，把所有的生命力、創造力都灌注進去，這樣的作品怎不泣鬼神而驚天地呢？

為張旭草書作理論上的精彩總結，應該是唐代韓愈的《送高閑上人序》。他在序中說:「往時，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歷史上沒有人像韓愈這樣把主體性情對書法創作的重要作用強調得這麼具體，這麼實在。他高舉的是書法「形其哀樂，達其性情」的抒情旗幟。決定書法藝術高下的，不在技巧，我贊同韓愈的觀點。但是，遺憾的是:他丟開了酒。也許，昌黎先生不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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