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四六條地區200年房產變化記

200年前的東四六條衚衕沒有官府衙門，只有正白旗民居和廟宇，包括月光寺、承恩寺、關帝廟、增福庵、正覺寺、普福寺、吉祥寺等。乾隆年間，六條地區均為滿人的天下。

東四六條最好的房子當屬西口的63、65號院，是光緒年間大貪官崇禮的住宅。崇禮致富的原因，是他當過廣州粵海關的監督，那是清末第一流的肥缺，只要給朝廷交足額定的款項，大量的銀兩就可以中飽私囊。此外，因掌管口岸的職權，還方便他採購奇異洋貨去討好慈禧。平庸無能的崇禮任滿回京後，就在東四六條營建了他的豪宅。崇禮府邸由街北的兩大宅院和一座花園組成，全院面積近萬平方米；街南面還有所屬的花洞和馬號。此宅東半部及花園（今63號）為崇禮居住，西部院（今65號）為其兄弟所居，後為其侄兒江寧織造存恆的住宅。幾經轉手，1935年重新修葺，又輾轉為多個高官富人所得。此宅佔地頗廣，屋宇華麗，在民國時號稱「東城之冠」。北平淪陷時，崇禮豪宅轉歸清末名臣張之洞之子張燕卿名下。張燕卿當了大漢奸，出任漢奸組織新民會的副會長。在侵華日酋岡村寧次擔任華北方面軍司令期間，張燕卿曾將崇禮豪宅中最華麗的一個院子送給岡村寧次居住。北平解放初期，為華北大學校部所在地。1950年為中國人民大學機構駐地。「文化大革命」期間花園裡的假山、水池被拆毀、填平，廳堂原有的楹聯、匾額均毀。其主要亭台樓閣館堂格局完整。現在，63號院成為中國輕工業聯合會的宿舍。65號院解放後是北京市市委幹部的宿舍。

東四六條55號大四合院，該院落約建於清晚期，民國時期為一官員的宅第，新中國成立後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愛國人士沙千里居所。1987年改為首都賓館籌備處。現此地為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房產。

育芳衚衕，北起東四六條，南至東四五條，西與流水東巷相通，清宣統時稱班大人衚衕。據《清史稿》記載，班第姓博爾濟吉特氏，蒙古鑲黃旗人。乾隆三年（1738年）任兵部尚書。乾隆末年，準噶爾的達瓦齊發動內亂，清廷準備派兵平亂。先是讓班第籌辦軍務，後授定北將軍，與定西將軍永常分兵兩路西征，經過奮戰，平息叛亂，擒獲達瓦齊。班第因軍功封一等誠勇公。乾隆決定大軍班師回朝，留班第率少數軍隊留守伊犁。誰知，原來投降清朝的阿睦爾撒納借清軍撤離的機會，又發動叛亂，班第軍少，力戰不支，自盡而死。被乾隆上封為一等誠勇公。乾隆帝於班第遺骨還喪之時，親往祭奠，命建雙忠祠，圖形紫光閣。班第的兒子巴祿襲一等誠勇公並授鑲紅旗蒙古都統，從定伊犁。師討伐霍集占，授參贊大臣，授將軍兆惠有功，駐軍和闐。大戰伊西洱庫爾淖爾，屢敗霍集占。因軍功加封世襲雲騎尉，圖形紫光閣，是乾隆朝後50功臣之首。其曾孫裕謙，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著名抗英愛國將領，於1840年10月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在鎮海戰死。道光帝因此贈其贈太子太保，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附祀京師昭忠祠，於鎮海建立專祠，謚靖節。自1755年至1840年近百年間，班氏家族戰功赫赫，多人為國捐軀，可謂滿門忠烈，功勛卓著。捍衛了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不受侵犯，維護了民族尊嚴，贏得了應有的榮耀，形成了相當規模的府邸院落和建築形制。

兩百多年過去了，清末時班第舊宅為四進院大宅門，均為平房，現已大部分拆除。育芳1號後罩樓即為其府邸保留至今的遺存建築。後罩樓的東西兩側有精美的磚雕（掛印封侯），是班大人身份的象徵。樓的建築結構是依清工部標準建造：樓為硬山、箍頭脊、合瓦屋面；博縫板前檐為十一塊，後檐博縫磚為十塊，連同頭二層磚檐均為細作，符合「陽壓陰、前壓後」的博縫排法；前檐木裝修為橫披「步步錦」做法；前檐好頭石、階條石、踏跺石金邊部分齊。是保存較好的清中期四合院建築。

解放後，班大人衚衕一號院成了「大雜院」，住進了十四五戶人家，其中四世同堂的王家佔了一多半，附近的街坊鄰居都把這兒稱做「王家大院」。王家大院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大院，鉗工、電工、瓦工、司機、售貨員、廚師、幼兒園阿姨、中學老師等，最大的官要算樓上的閆家——東城區日用雜品公司的副經理。

現在東城區房管局正在出售班大人衚衕一號院，其宣傳詞是：班第故居，為一進四合院，院內北房為二層中式樓，其餘為平房。全院佔地面積550平方米，建築面積545.9平方米。有房屋34間，房屋始建年代為一八四九年以前（距今約200餘年左右）。解放後，該院落原為東城區房地局所有，使用者為一般租賃人。院落主體規制完整。由於居民長期居住，院內有大量自建房屋，佔據院落空間，部分房屋沿中式二層樓搭建。2007年該院住戶搬走，建築全部落架重修，並且裝修一新，具備了水暖電氣熱等市政設施。對外銷售價格為3000萬元人民幣。

南北走向流水巷，中間曲折，北起東四六條，南止東四五條，東與流水東巷相通，西與鐵營衚衕相通。在《乾隆京城全圖》上標有有東西走向一條大溝，溝上有二座石橋。排水溝東端地勢低洼，形成大水坑，叫後坑，後來叫流水東巷。

南板橋衚衕，北起東四九條，南止東四六條，中與東四七條、東四八條相通，明朝屬南居賢坊，稱板橋。清朝屬正白旗，宣統時稱板橋衚衕。民國38年（1949年）稱南板橋衚衕。因衚衕南口曾有一座長約5米、寬2米的木板橋而得名。

石橋衚衕，呈南北走向，中間曲折，北起東四八條，南止東四六條，因衚衕中段三岔路口處曾有一座裝飾街道用的石橋而得名。

石橋東巷，是呈東西走向的死胡同，西起石橋衚衕，東不通行，北有支巷通東四七條。明朝屬居賢坊，稱聖姑寺衚衕。清朝屬正白旗，稱黃姑院。據傳，衚衕內曾有皇族或官宦人家女子出家的聖姑寺（姑子廟），但無文字、遺址可考。民國36年（1947年）稱皇姑院。

在東四六條路南，大致在現在166中初中部的位置，民國時是大總統徐世昌的宅院。這是一個很大的院落，從東四五條直到東四六條。據說原先大門開在流水巷。徐世昌住進此宅後，防衛極森嚴，要通過空中的過街樓才能進入院內。

1882年6月，正值順天壬午科鄉試，時年27歲的徐世昌偕25歲的胞弟世光，在親朋好友的資助下從河南踏上了北上進京趕考的旅途。到京後，寓居在南橫街圓通觀，與天津的嚴修（後成為大教育家）為鄰。試畢，大家都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著金榜題名，備受煎熬。嚴修建議二人道：「據說前門外琉璃廠呂祖廟的簽最為靈驗，能夠卜出凶吉福禍。於是，二人隨一位年紀稍長的老兄柯劭忞前去求籤。二人虔誠跪拜後求得一簽，上面寫道：「光前裕後，昌大門庭」八個大字，算是吉利的「上籤」。二人很是高興。發榜時，世光排前世昌排後，作為弟弟的世光中第75名舉人，世昌得154名舉人。二人雙雙中榜。所以世昌認定簽中之「光前」是指其弟，而「昌」字恰指自己。莫非這是兄弟二人將來能重振家風光大門庭的預兆？從此，徐世昌對呂祖的神通廣大深信不疑，每日必在呂祖像前頂禮叩拜，從不間斷。

1886年，兄弟二人再次進京趕考，徐世昌中進士，入翰林院步入仕途。1909年，徐世昌卸任東三省總督回到京城。因以前一直寓居在京並無房產，好友唐紹儀便將鐵營之宅贈與了徐世昌，徐便在10號院建起了私家的呂祖廟。該院落分為南北兩院，北院除建造呂祖廟外，便廣植松柏。南院建有歇山頂筒瓦二層小樓一座，名為「聽松樓」。有高大的東房六間，前廊後廈，南三間名曰「沖和齋」，北三間名叫「壽石山房」。西面十四間游廊名曰「墨妙廊」，牆面上鑲嵌有歷代名人碑刻。北面五間小北房。四面游廊環繞，院中一座太湖石堆砌的假山，並有松柏參差，樹蔭滿地。閑暇時，徐世昌不必經過兩個院的大門，從跨越衚衕的過街樓即可來到10號院。叩拜呂祖後，如有興緻再到南院，品茗讀書，靜聽松濤，飽覽前賢墨跡，實乃修身養性的好地方。

徐世昌酷愛中國傳統文化，對詩、書、畫均有心得，一生詩詞歌賦五千多首，楹聯萬餘。在一些外國朋友眼中，徐世昌是一位畫家、書法家、詩人、士紳、學者、政治家。並非過譽。

現在六條17號東四街道辦事處所在地在清代是吉祥寺，徐世昌舊居原有普福寺，兩座廟宇建造年代不詳，在《乾隆京城全圖》中有廟宇位置和名稱記載。吉祥寺較大，東西跨二組院落，比現在東四辦事處佔地略小，可能是日本佔領期間擴建形成這樣的格局。

南北走向的德華里衚衕，是1940年左右日本人給起的名字，意思是「得到中華」，是東四地區唯一保留有「大日本皇軍」（即小日本）隱約含義的地名。德華里在乾隆年間稱娘娘廟衚衕，衚衕內有娘娘廟和皇姑院，按照皇姑院稱謂推測，這兩座建築應該是明代的。自1938年日本僑民湧進娘娘廟衚衕後，應該是拆掉原有建築，建起成排的日式住宅，有房數百間，木製推拉門，室內有榻榻米。

自德華里往東到六條衚衕東口，在六條至七條空間，北平淪陷八年期間，幾乎全部成為日本人的天下，建起兵營、練兵場、骨灰堂，據家住流水巷的滿人後裔五哥回憶說，還有養牛場呢，路過有年輕的日本兵站崗的八字大門，就嗅到牛騷味兒。

六條衚衕內有不少人家曾是滿清皇親國戚的後代。《紅樓夢》中有句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說的是這些達官貴人的後代雖然沒有祖宗風光，但是衣食不會短時間有問題。這種居住大四合院的後代們，有的終生不工作，吃祖業產。東四六條據說有位滿族遠親，祖上是皇差，主要是負責皇上出巡搭大蓬的。大清朝沒有了，差事也丟了，靠收房租、賣祖上的留下的東西過活。這位滿族遠親是個聾啞人，愛玩手錶還會修手錶，光憑手錶在手中震動就知到那有毛病，十分聰明。他有6個兒女，他一輩子也不工作，平常開銷靠收房租，遇到大事賣手錶，他的手錶全是金錶，王府井信託店給他的收購價是每隻360元，當時是一個普通工人的半年工資。「文化革命」要了這些達官貴人後代的命，家抄了，財物分了，房子歸公，徹底破產，從此一無所有，統統自食其力了。

東四六條衚衕內還八旗下層工匠們居住的作坊。清代形成的鐵匠營，明代叫箭營，應該是正白旗軍營的「兵工廠」，雖然不如東四牌樓東南角的「弓箭大院」（前後八排房，中間有寬街，四面有圍牆圈起，有房200多間）名氣大，但在規模上比「弓箭大院」還大，形成長217米，寬約百米的寬闊區域，分為南巷和北巷。住在這裡的八旗滿人以打鐵為生，屬於「國營鐵飯碗」，世代相傳。冷兵器時代結束後，這些鐵匠們「下了崗」，全靠微博的俸祿銀子和祿米生活。進入民國失去了「鐵杆高粱」，而且袁世凱也不給這些鐵匠們發「退休費」，他們迅速淪為城市貧民。一些旗人把老宅賣掉，逃離六條地區。只有一、二間房的底層旗人無房可賣，只能靠算命、拉洋車、撿破爛等下賤行業為生。

也有乾的不錯的，那就是拉房纖的，現在叫「房地產中介」。因為在民國三十多年時間裡，東四地區房產易主周期很短。清末是一等公爵府，進入民國就成為北洋政府新權貴的豪宅，還有的拆了舊房蓋起西洋樓，反正是搜刮來的錢——沒數，於是就一家比另一家更能折騰。今天是段祺瑞皖系督軍府邸，明天就成了土皇帝閻錫山家的房子。屁股還沒捂熱乎，又成了奉軍張作霖總管家的官邸。「九·一八事變」後，不抵抗將軍張學良帶著他的三十幾萬「東北軍」和幾十萬東三省難民逃入關內湧進北京城，東四地區房主又換了一撥人。1937年日本人佔領東四地區前，京城「四大少」之一張學良早溜（讀nao）丫子了。日本人可不用拉房纖的，偽華北自治政府一紙「規劃令」，強行霸佔東四地區大部分房產。如果房主不答應搬走，敢蹭楞子，先是「三臏地給」，然後是「鐵花生地幹活」。1945年8·15小日本投降後，六條地區日本人的房子則成為國民黨接收大員的囊中之物，「五子登科」地在北京熱鬧了三年多。後來一部分人跑到台灣去了，留下的統統成為解放後三十年的階級鬥爭對象，每人頭頂一個「大帽子」，不少還是雙料的。

1949年新中國取締房纖行業，由軍隊和政府直接接收「敵產」，自己住自己管。於是，在東四六條地區就出現了「軍委民航大院」、「公安部大院」、「郵電部大院」、「交通部大院」、「北京市委大院」、「煤炭部大院」等等，還住進一些新中國的所謂民主人士和正經八板的首長。

20萬八路軍進城後，緊接著就是調集全國精英進京充實中央機關和大專院校，1950—1958年達130萬人（連同家屬數字），這麼多人住哪啊？1958年北京市政府拿老北京私房主開刀，凡是225平米15間房以上面積的私房一律充公，叫「經租房」，共沒收11萬間房，屬於6000戶房產主。為此成立了房管局管理這些房子，在六條衚衕設立六條房管所。東四六條地區大批美麗的獨門獨院四合院，從此變成「大雜院」，住進了十倍的人口。

1966年「旗手」開始搞「文化」的「革命」，第一招兒玩的更狠，所有私房一律充公，「房產本」統統上交，紅衛兵掄著「扳帶」在身後吆喝著，私房院又湧進一批造反派，北京城的房子全部變成無產階級的世界。不僅如此，還把10萬「五類分子」和私房主趕出北京城，謝富治稱這叫「凈化首都環境」，10萬老北京人就像PM2.5霧霾一樣被「北風那個吹」刮跑了。

十年「鬧革命」，大批共和國新生兒中學畢業時沒學可上。這回就不按階級成份排隊了，主席一揮手，1800萬都到邊疆山區修理地球去了。雖然北京城走了26萬「老三屆」，但又湧進了100多萬新北京人。房子不夠住啊，正好1976年鬧地震，全體北京人集體在大雜院里蓋「地震棚」，玩「地道戰」把戲。

1979年10萬「老插」集體返回北京，合家團聚，大部分住進了地震棚。接著就是結婚生子，地震棚變成了「洞房」，有的還把院里的大樹圈進屋裡，張大民的兒子就叫「小樹」。後來發明了煤氣罐，那傢伙易燃，再蓋間「小廚房」吧，於是天羅地網般的「小廚房」把花池和過道都佔據了。

人還是一撥一撥地生。到了90年代，北京內城人均住房面積只有3.6平方米，比1949年人均住房3.9平米面積很少。況且，解放後40年來光住不大修的磚木結構老房子，70%變成了三類以上的危房。於是，就出現了房地產開發商，在舊城裡搞「危房改造」，從此，有商品房概念，恢復了私有經濟。

90年代末中央政府在下崗改制「國策」的同時搞「房改」，號召全民買房住，把老人家「一大二公」的尊尊教導都拋到腦後去了，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全北京人都談論房子價值，還有800多萬外地人跑到北京參加「商品房盛宴」。

最早嗅到商味兒的是港商，四大港商在東城「大鬧京城」，先拆了王府井和東安市場，再拆北京站鬧市口。

進入二十一世紀，政府發現老是這樣拆，向後代無法交代了，就出台了東四地區屬於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的決策，禁止開發商介入。也有後台硬賊大膽的開發商，現在在東四八條保護區里就硬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