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時期邊疆地區的治理

　　西北地區

　　清初，住在伊犁河谷的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的準噶爾部最強盛，其領袖噶爾丹野心很大，戰勝了其他部族，征服南疆的回部（維吾爾族），進兵青海，籠絡西藏，侵擾甘肅，自稱「博碩克圖汗」。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爾丹乘喀爾喀蒙古內部紛爭之機，竟和俄國相配合，率兵三萬，由杭愛山東侵。喀爾喀蒙古戰敗，求援於清政府。康熙二十九年烏蘭布通之戰清軍擊敗准部，噶爾丹遁逃.次年，康熙與內外蒙古的首領參加多倫會盟，改變喀爾喀原有的部落組織，實行盟旗制度，穩定了喀爾喀蒙古長期動蕩的局勢。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康熙率師親征，平定了噶爾丹叛亂。此後，策妄阿拉布坦重振准部，在康熙後期派兵進入西藏，佔領拉薩。清廷聞訊，於康熙五十九年派兵入藏，驅逐了準噶爾軍。雍正二年(1724)，清軍又平定了和碩特部羅卜藏丹津叛亂。羅卜藏丹津逃往準噶爾，清朝和準噶爾更加深了對立。在策妄之子噶爾丹策零統治時期，雙方互有攻守勝負，曾一度議和停戰。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因准部發生內訌，初命班第、永常率兵偕同阿睦爾撒納等降眾，分兩路進攻準噶爾部。二十二年，平定準噶爾，統一了天山北路，隨即進入南疆。二十四年夏，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之亂，統一了南疆。三十六年，西遷到伏爾加河下游的厄魯特蒙古土爾扈特部三萬餘戶，近十七萬人，在其領袖渥巴錫的率領下克服路程的艱難險阻，衝破俄軍的追擊攔截，跋涉一萬餘里，行程八個月，回到伊犁，受到清政府的重視和歡迎。渥巴錫被封為親王，部眾得到了妥善安置。

　　西藏

　　清朝還加強了對西藏的管轄。康熙五十九年，清軍逐准部出西藏，清廷以康濟鼐主持藏政，設駐藏大臣監督。雍正時，頗羅鼐主持藏政，服從清朝政令。他死後，子珠爾墨特不服中央管轄。乾隆十五年，清軍再次入藏平叛，七世達賴與僧俗人眾也反對叛亂，擒殺珠爾墨特。清廷為了穩定西藏局勢，制訂《西藏善後章程》，改組噶廈（西藏地方政府），設四名噶隆（須聽命於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管理政務，並在西藏常駐清軍。五十六年，尼泊爾廓爾喀族因貿易糾紛大舉進攻西藏，清軍驅逐廓爾喀軍，追越喜馬拉雅山，議和而返。清廷又制定《欽定西藏章程》，對西藏的政治、軍事、財政、宗教、外事等方面進行全面改革，進一步提高駐藏大臣的權力，規定西藏地方官員的職權和品級，訓練藏軍，統一鑄幣。並實行金瓶掣籤制，以防止班禪、達賴的轉世為貴族農奴主操縱、利用。

　　西南其他地區

　　為加強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雍正年間，清廷採納鄂爾泰的建議，在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等省大規模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廢除土司，分別設置府、廳、州、縣，委派非世襲的流官任職，和內地各省實行相同的政權管理體制。「改土歸流」政策遭到土司的抵制和反抗。清朝採取和平招撫和武力鎮壓兩種手段，對抗命騷亂者，出兵征討。清朝鎮壓土司勢力用力最大、耗時最久的是乾隆年間的大小金川之役。

　　民族政策和邊防設施

　　清朝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基本政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也就是保持各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根據各地不同的清況，採取措施，加強統治和管理。

　　在邊疆行政機構的設置上，因地制宜。北方邊境，經過長期戰亂，且與俄國接壤，著重於鞏固邊防，設軍府制，統管軍政民政。東北設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外蒙設定邊左副將軍，新疆設伊犁將軍，派兵戍守。維吾爾族聚居的南疆地區，沿用原有的伯克制，但非世襲，而由參贊大臣請旨簡放。內外蒙古、青海實行札薩克制，設盟長、旗長統屬於理藩院。西藏則適應政教合一的體制，建立和完善了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協同管理的噶廈機構。西北的烏魯木齊、巴里坤，西南新設流官地區以及台灣，則和內地一樣，設府州縣制，分屬各省總督、巡撫管轄。　　清政府對少數民族的上層，採取各種措施，團結籠絡。如優給廩祿、減免徭賦，封以爵位官職，保證他們的世襲權利。規定他們輪流到北京或承德覲見皇帝，觀光賜宴，待遇優渥，以聯絡感情，增進了解。特別重視蒙族上層，強調「滿蒙一體」，以皇室子女和他們通婚聯姻。又在蒙族、藏族中扶植黃教，尊崇活佛，優禮喇嘛，各地大興土木，修建許多喇嘛寺廟，利用宗教進行統治。

　　為了加強邊防，沿邊的山川隘口、交通要道，設置許多軍事哨所，名為卡倫。又在漫長的邊境線上規定巡邊制度，派兵定期巡視。18世紀下半葉，清政府巡邊的範圍東北至外興安嶺，西北至巴爾喀什湖、伊塞克湖。

　　清朝統一全國，邊疆地區在中央政府管轄下得到了較長時期的安定，經濟迅速發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內地急劇增加的漢族人口大批遷往邊疆，開墾田地，從事農耕，傳播了較為先進的耕作技術，也有的經營手工業、採掘業、商業，使邊疆地區經濟、政治、文化大大活躍起來。清政府又大力開闢驛路，廣設台站，形成了以北京為中心通向邊疆各地的交通網。四通八達的驛路台站，既是政府文書軍報傳遞的工具，又是商貨物產交易流通的渠道。沿著驛路，新興起一大批農業村落、軍政據點和工商城市。

　　中國與俄國的關係

　　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俄國向東擴張，越過烏拉爾山，征服了西伯利亞的許多土著民族，推進到鄂霍茨克海濱，並向南侵犯中國的蒙古和東北。17世紀中葉，波雅科夫和哈巴羅夫率領的俄國哥薩克，竄擾黑龍江流域，燒殺搶掠，無所不為。清軍和當地各族人民進行了英勇抵抗，在烏扎拉、呼瑪爾和俄軍作戰。順治十五年（1658）清軍在松花江的戰鬥中大勝，全殲入侵的哥薩克，但俄軍仍盤踞在黑龍江上游的尼布楚，以後又侵佔雅克薩。順治十三年俄國巴伊可夫使團來到北京，康熙十五年(1676)尼果賴使團又到北京。清政府對俄軍侵入黑龍江提出交涉和抗議，但俄使態度傲慢，置之不理。俄軍在黑龍江中下游地區建立堡寨，設置據點，強征貢稅，迫害當地中國居民。清政府為確保東北這一滿族的發祥之地不受侵擾，在三藩戰爭結束和統一台灣後，將注意力轉向北方，積極籌劃，作武裝驅逐侵略者的準備。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東巡盛京，親自航行於松花江上，視察邊防，並派郎談、彭春等赴俄軍強佔的雅克薩附近偵察地形、交通、敵情。清廷的基本方針是軍事鬥爭、外交談判和充實邊防三者並舉。翌年，清軍在黑龍江兩岸築城屯田，派兵永駐，並在很短時間內出兵掃清了俄軍在黑龍江中下游設立的據點。清廷還通過各種渠道，或派遣使者，釋放俄俘到雅克薩，要求俄軍撤出中國領土，或直接帶信到莫斯科，要求沙皇約束俄軍，派使者進行談判。但一切交涉均無效果。二十四年彭春統率清軍攻雅克薩，用大炮轟城，俄軍戰敗，俄將托爾布津不得已開城投降。清軍釋放了俄俘，允許他們帶走自已的武器財物，但須保證不再重來。隨之，清軍也從雅克薩撤退。但俄軍背信棄義，在得到了增援以後，托爾布津又率軍重占雅克薩。康熙二十五年，薩布素領清軍再次進攻雅克薩，圍城數月，八百餘俄軍戰死、病斃，只剩六十六人，危城旦夕可下。這時，俄皇在接到康熙帝要求談判的信件以後，派遣使者到北京，接受中國的談判建議，清軍遂停止攻打雅克薩。

　　康熙二十八年，以索額圖為首的中國使團和以戈洛文為首的俄國使團在尼布楚舉行談判。經過艱難曲折的交涉，對中俄東段邊界的劃分達成協議，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條約規定：以格爾必齊河、外興安嶺和額爾古納河為兩國的分界線；外興安嶺與烏第河之間的地區，暫行存放，留待後議；條約禁止彼此越界入侵，雙方不得收容逃亡者，兩國人民持有「路票」，可以往來貿易等等。中俄《尼布楚條約》是一個平等的條約，雙方代表在政府事先指示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做出一定讓步，達成了協議，明確劃分了中俄的東段邊界。條約簽訂後，東段邊界相對平靜，貿易有較大發展。但北段邊界由於俄國不斷入侵蒙古，矛盾逐漸加劇。清政府多次要求與俄國談判，劃定兩國的北段邊界。雍正時，俄國派出以薩瓦為首的使團到中國談判，並指示使團必須要中國讓出外貝加爾地區。雍正五年(1727)清廷先後派隆科多、策棱與俄國使臣在波爾河舉行會談，簽訂了中俄《布連斯奇條約》，規定東起額爾古納河，中經恰克圖、西至沙賓達巴哈為兩國的北段邊界。這段界線的劃分完全滿足了俄方的要求。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