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哲：儒學是解決全球困境的重要資源

安樂哲：儒學是解決全球困境的重要資源

《社會科學報》：桑德爾的著作在中國受到關注和傳播，在您看來，桑德爾的思想會給中國哲學帶來哪些影響和啟發？您是如何看待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之間的互動和關係的？

安樂哲：桑德爾對中國哲學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在尋找一種能夠代替普遍的自由個人主義的人的概念，來思考自主性、合理性、自由、獨立性等。他嘗試從亞里士多德那裡發展出一種人的概念，這種人有一定的社會和政治地位但需具備批判性的反思能力。桑德爾認為政治學和倫理學是相關聯的，而不是分離的。

儒家哲學對世界哲學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它可以成為西方個人主義的強有力替代。儒家角色倫理中的處在關係結構中的人這一概念與亞里士多德的有很多差別，並且做了進一步的發展。

儒學被桑德爾視為一種資源，可以使他自己的「關係人」的概念更有趣、更具有說服力。很多西方哲學家反對將家庭作為倫理討論的主體，這是因為家庭中的各種關係是部分的、個體的，而不是客觀的。但是儒學是以家庭為起點的，而且在這一普遍主體中發展了人的相關概念。家庭角色是正在發展的道德能力的進入點。這正是儒家所言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可以說，桑德爾從儒學那裡所學習到的比儒學從桑德爾那裡所學習到的要多得多。

《社會科學報》：在追求美德倫理上，中西是共同的，因此桑德爾提出要追求「共同善」（common good）、「好生活」（good life）的美德倫理。對此，李澤厚先生曾指出，中國是家國相聯，由家及國，重視情理結構；西方是家國分離，公私區別，理性至上。對於中西美德倫理上的差別，您是如何看的？

安樂哲：李澤厚先生對桑德爾的這一回應非常好。中西在美德倫理上的態度是不同的。中國注重「禮」，形成了一套需要遵守的禮制；而西方注重「理」，含有選擇的意味。很多學者無法指出亞里士多德和儒學之間的區別，桑德爾對此有個比較聰明的做法，即不管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等內容，而只選擇有關「理」的這一部分。

亞里士多德其實是一個矛盾性的人物，他一方面是實踐論者，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很抽象的人。有很多人會問，中國哲學是不是哲學？某種意義上，中國哲學不是亞里士多德的那種哲學。追求wisdom的哲學是講究實用性的學問，而亞里士多德哲學追求的是最高的、永遠存在的原則。

中國哲學的通與變

《社會科學報》：近代以來隨著西學進入中國，中國哲學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夾雜著西方的內涵和路徑，但是，我們也不可能以保守的姿態完全抵禦西學。那麼，對於這種左右為難的困境，中國哲學如何自處並獲得突破發展？

安樂哲：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看佛學在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在西學東漸的潮流中，佛教傳入中國，對中國產生很大影響，改變了很多東西，但是它也變成了中國自己所特有的一種文化——中國佛學。

中國佛學和印度佛學是不一樣的佛學。由此可見，中國吸收西學思想的方式一直是比較哲學的模式，因此，我們現在看，新儒學家牟宗三和康德有密切關係，方東美和西方哲學有密切的關係，唐君毅和黑格爾、懷特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可以說，一方面，「通」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另一方面是「變」，中國傳統哲學在不斷吸收新的東西。

我們需要注意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即「不對稱」問題，西方的思想、觀點往往被理論化了。這種現象最初出現在日本，後來發展到韓國、中國，它們往往有西方現代主義觀點和構架，甚至改變了自己的語言。

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中國不重視自己的傳統，而不是西學的原因。比如，孟子的「心」的概念，很多中國學者要把它和亞里士多德聯繫在一起，他們把「心」作為一種永遠存在、每個人都有的本質性的普遍性的東西，這其實是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國很多學者會用西方的概念去理解自己的傳統。

《社會科學報》：當前，中國哲學正在追求現代世界，因此，中國哲學也存在著古今之間的張力。那麼，對於傳統中國哲學而言，應以什麼標準鑒定其精華？又如何將之現代化？

安樂哲：儒學翻譯成英語是Confucianism，這聽起來有點像孔子主義，就像Marxism、Christianity等。其實儒學和Confucianism是兩回事，儒學是在孔子所處年代之前商朝的一個社會階級，即學者或知識分子，他們了解文化和傳統，產生自己的觀點，並用其面對時代的問題。在不同的時代，儒學有不同的內容，儒學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易經的智慧在於變通，時代是在不斷變化的，所以要學會「通」，把自己的文化傳承下去。

其實，傳統與現代並不是沒有聯繫的，而是具有一致性的。舉個例子，兩年前，我們在夏威夷建立了世界儒學文化研究聯合會，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東方國家的學者和歐美學者匯聚在一起，這樣做的目的就在於要把儒學作為一種國際性的文化資源。

在我們看來，儒學並不是東方的，而是全世界的，以更長的時代背景來看，儒學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帶來了很大的改變。在當前時代，儒學要現代化。比如，儒學如果不能很好地對待性別歧視問題的話，就和現代化不相宜了。儒學要在每一個時代有所變通，或者說現代化，否則它就無法面對這個時代。

無限遊戲中的儒學智慧

《社會科學報》：當前我們正面臨著全球性的危機和困境，比如環境問題、戰爭問題等。您在一些文章和訪談中多次提到，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理念雖不是解決當今全球性問題的唯一辦法，但是其中重要的組成方式。請您談談主要有哪些儒家理念可以借鑒？

安樂哲：全球面臨著氣候變暖、恐怖襲擊、食物短缺、人口爆炸等問題，更準確地說是困境而不是問題。人類面臨的困境都具有這樣的特點：第一，都和人類有關係；第二，沒有邊界，無論何種國別、種族等，都要面對。第三，問題之間有機聯繫，我們無法做到只解決其一而不顧其他。但是，我們有文化資源來面對這種困境。在解決全球困境的理論與實踐方面，應該有中國傳統相應的位置，儒學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但至少應該有一個位置。

儒家思想是以關係為主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且是一種以家庭為主的文化傳統。「人」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處於關係之中的。「以關係為本」恰恰是「無限遊戲」的本質特徵。「無限遊戲」是美國哲學家、宗教研究學者詹姆斯·卡斯在其著作《有限與無限的遊戲》中提出的。世界上有兩種類型的「遊戲」：「有限的遊戲」和「無限的遊戲」。「遊戲」可以被看做人類做的事。

「有限遊戲」是有限定的，確立一套有限的規則，並在有限時間內分出贏家和輸家。而在「無限遊戲」中，既沒有起點，也沒有目標；遊戲雙方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也就是說，「無限遊戲」總是雙贏或雙輸的。比如，氣候變暖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解決，為此而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大會就是一種「無限遊戲」的態度。現在的時代處於從「有限遊戲」轉向「無限遊戲」的模式。

《道德經》（英文版）安樂哲譯

《社會科學報》：就如您所言，儒學在世界文化秩序中應該有其相應位置。近些年來，中國文化、學術也正在努力走出去。據您的觀察，當前中西學術交流處在一種怎樣的狀態？

安樂哲：對於中西方的學術交流，我仍要強調不對稱的問題。在中國的圖書館、書店裡，可以看到西方經典著作都被翻譯成中文，而且一旦有西方學者出版新著，就很快被翻譯成中文傳播開來。

但是在西方，被翻譯成英文的中文很少，比如在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張君勱等幾乎沒有人認識。這還需要做很多工作。最近，我將參與香港的一個項目，這個項目的主要內容就是把中國重要的思想家的著作翻譯成英文。而且據我所知，有學者今年夏天將把李澤厚的幾本著作翻譯完成，並在外國發表出版。中國前幾年就已經開始這樣的工作，這是一個很浩大的工程。

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找到恰當的翻譯者。比如對中國哲學著作的翻譯，翻譯者不僅需要語言熟練，而且還須兼具深厚的中西方的哲學、文化背景。中西方的表達方式是不同的，如果直接把中國哲學的書翻譯成英文，就變成了一個「怪物」。好的翻譯，一方面要把原著翻譯成第二語言，另一方面要再現原著內容的涵義和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