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文明：悲劇性的分離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作者：梁漱溟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1月

梁漱溟先生的成名作，被蔣百里譽為「震古爍今之著作」，初版於1921年，被譯為英、法、日等十多種文字，公認為東西文化論爭的經典文本。

《中國文化要義》

2011年4月

從集團(集體)生活的角度對比了中國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進而提出了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社會的重要論斷，並根據對中國宗教的深入考察，指出以倫理組織社會，進而實現中國社會改造的出路。

今年是梁漱溟（1893-1988）先生辭世三十周年，上距其《中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發表（講演/出版）則將近百年。世間與梁先生有關係者，大都限於文字之緣了。

但讀梁者中間，與先生立於「同情」之地位者，並無減少；且愛屋及烏、恨亦相隨，甚而發展出一種「同仇」、「敵愾」者，都並不鮮見：如誦言先生在西、中、印三條文明道路中擇定「向東走」、走「中國自己的特殊之路」的遠見卓識者，就很少不是「淺薄的胡適之一流」和自由派的冤家……我想，這與梁先生特具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道德意氣，以及文字中隨處透發的天命在身的個人自信，莫不相關。

然而，假如世間的讀梁者，並非都是這樣特殊的「梁漱溟主義」者；假如他們對有關梁先生的駁難攻訐，沒有一讀的雅量，但對梁先生在此情此景中的反應，總該有了解的興緻吧？！由梁先生哲嗣培寬先生翻檢爬梳整理而成的《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二巨冊，就是這樣令讀梁者窺見實情、推見至隱的著作。但限於篇幅，拙文不能就此書之內容有所敘述，而欲直接進入有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往來書信，以便重新討論胡、梁等人有關「文化」論述的得失。

□趙尋（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研究員）

不同的生活態度，決定文化與文明走向？

「適之先生：

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猶未自知也。冥邇來服膺陽明，往時態度，深悔之矣。

復謝。順候起居 漱冥頓首 四月四日（1923年）」

這是梁先生在接讀胡適《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3年4月1日《讀書雜誌》）之後，連續三天里與適之通信的第二封。

因為梁第一函（4月1日）中有「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原無嫌怨，曷為如此？」等語，胡在次日的答函中為自己解釋之餘，反唇相譏：「認真太過，或武斷太過，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並舉梁著中兩處針對自己的酷評為例，使梁先生以只能「含詬忍辱」，以此相答。但如此看，「冥邇來服膺陽明」一語，完全成為蛇足，而細讀胡先生評論，則知並不那麼簡單。在論及宋學釐定格物致知的理路以來，科學方法的興盛之後，胡先生曾明確指出梁先生對此閉眼不見，只因為他「成見太深」：

「故近世八百年的學術史上，他只認『晚明泰州王氏父子心齋先生、東崖先生為最合我意』，而那影響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朱熹竟一字不提！他對於朱學與清朝考據學，完全閉眼不見，所以他能說：『科學方法在中國簡直沒有。』」

而且，不管怎麼說，以一向被視為偏宕自放的泰州王氏父子代表「孔家哲學」，都顯得過於無當。稍早前，張君勱在《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1922年2月《東方雜誌》）中，即引梁啟超先生之言，對此加以質疑：「梁先生又引孔子之言『仁』、言『中庸』……以證孔家自得之樂，以為出於直覺。所謂自得之樂，是否孔子唯一面目，已是問題。梁任公先生告我，梁漱溟之孔學，乃陽明門下泰州一派，則自得者，則孔子之一部而非全體也。」所以，儘管泰州王學正是梁先生的儒學底蘊，他也不能暫時收起這舊的招牌，打出陽明的旗號。

但，王陽明的「良知良能」，是否就是柏格森的「直覺」（intuition）？以「直覺」重釋良知良能，是否就能擺脫胡適的追擊，別開儒家的生面？

此處無法引證張君勱、劉伯明等人當年對此一「格義」的責難（俱見陳崧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對胡適之一年前所刊《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中有關柏格森哲學的長幅譯介，亦只能點到為止。但梁先生都對這一失敗，心知肚明，《梁漱溟往來書信》中多處皆直認不諱，《致黃河清》一函尤為醒豁警策：

「此書既以闡揚孔孟學理為旨歸，而所以講明之者，卻濫引西人近代學者所用本能instinct、直覺intuition等名詞術語，以為即是良知良能，即是仁，即是義，而不曉得根本錯誤,嚴重錯誤！本能、直覺在人類生命中處於生活工具地位，而人類生命本身則通乎宇宙本體……」

讀梁者均知，如果「intuition」與「良知良能」之間的這一格義「完全錯誤」，則梁先生有關西/中兩種生活態度的公式——直覺運用理智，還是理智用直覺——皆成無可理喻之辭，不能成立。但事實卻是，1923年10月底，梁先生在更加意氣飛揚的《答胡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講演中，一再表示，只要「東方化」與「西方化」之間的差異無法否認——哪怕僅僅只是作為「一種風氣、色彩、精神、趨向」意義上的差異而存在，西、中、印三條道路的論述，就仍可成立。

因而，我們不能不提出本文最根本的問題：難道真的僅僅是對於生活的不同態度，就可以決定文化與文明的特殊走向與不同未來？只要有不同的生活態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文化和文明？

什麼是文化？什麼是文明？

「文化」與「文明」觀念的分離

「文化並非別的，乃是人類生活的樣法。……但是在這裡還要有聲明：文化與文明有別。所謂文明，是我們在生活中的成績品——譬如中國所製造的器皿和中國的政治制度等，都是中國文明的一部分——生活中呆實的製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樣法是文化。」

儘管一向都清楚梁先生的論述就是如此，但重新閱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卻仍倍感陌生和刺激：「生活中呆實的製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樣法是文化。」以「呆實製作品」指「文明」，以「抽象的樣法」指「文化」，在今日稍微嚴格的學術生產中，已罕見有人敢於使用，卻無疑是百年來以物質歸文明，以精神指文化的濫觴——「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世俗劃分，不過是它的略加引申而已。

而且，我不能不提出自己的一個觀察：那就是「文化」與「文明」觀念的分離，也始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呆實的製作品」與「抽象的樣法」的這個二分法。

雖然在評論中胡適只是說「梁先生把文化和文明分作兩事，但那個區別不能自圓其說」，接下來的也只是以「文化作為民族生活的樣法，是根本大同小異的」來破梁先生設立的分別。但「科玄論戰」結束不久，在回顧一次世界大戰對國人影響，並重申對現代文明態度之時，胡適之開首就說,「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東方文明為精神的(Spiritual)……這種議論，本來只是一時的病態的心理，卻正投合東方民族的誇大狂；東方的舊勢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氣焰。我們不願『開倒車』的少年人，對於這個問題沒有一種徹底的見解……」（《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1926年6月6日《現代評論》）

「『開倒車』的少年人」，這自然不能不說是包含了梁先生以及張君勱先生的。其對於文明的界定，也似乎別有深意：「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的作品，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物質的。」

中國思想界「文化」話語之真正肇因

我知道，這樣說很可能使人產生某種對梁先生的不敬之感。然而，正好相反。一百年後，當我們以真正嚴肅的心情思考《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價值之時，其人其書一百年間無遠弗屆、至今尤甚的巨大影響，卻正可能如夜空的煙火，在照亮我們的視野後，留下更深的黑暗和危險。

而只要我們不再抱持偏見，我們將發現，五四運動以來，突然出現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文化」話語，並非肇因於梁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及梁任公的《歐遊心影錄》，而與從挑戰世界權力失敗跌入深淵的德國進口的「特殊主義」的「文化主義」的支配性有關。它不僅終結了此前以維多利亞「文明」為中心的時代風尚，終結者恰好是這一運動的兩位中心人物：嚴復和梁啟超；而且，這一以特殊主義「文化」為標誌的文明理論，將以其對直接、原始、剛強、堅質的人心的召喚，譜寫民族、土地、英雄的神話。

梁先生並非先知，在「天下溺，援之以道」的夢想一再飄散之際，梁先生沒有忘記蘇軾對前輩韓愈的禮讚：「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

這也恐將成為民族主義時代的最高讚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