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人口危機需要迅速而果斷的抉擇

梁建章、黃文政

2015年3月15日，李克強總理在回答記者提出的關於人口政策的問題時說：「去年我們已經開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現在正在推進，也正在進行全面的評估。我們會根據評估的結果，也考慮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結構變化的情況，權衡利弊，但是必須依照法律程序來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

李總理提到對單獨二孩政策「進行全面的評估」，反映的是一種謹慎的態度。但各種調查顯示，中國的生育意願都已經遠低於更替水平，更不用說通常比生育意願要低得多的實際生育率。在未來10年，處於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數量將萎縮超過43%。這意味著，即使全面放開甚至鼓勵生育能夠將每對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數顯著提升50%，年出生人口也將大幅萎縮（1.5*（1-0.43）=0.855）。每延遲放開生育一年，都會有無數女性因為生育期結束而永遠失去給孩子多添一個兄弟姐妹的夢想，其中不少人將最終遭受失獨的人倫慘劇。中國早已經陷入嚴重的低生育率危機，取消生育限制刻不容緩。錯失當前的機會不僅會人為造成無數家庭悲劇，也讓中國未來逆轉人口頹勢更加回天無力。

至於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一年來的效果，申請人數遠低於預期是人口學界絕大部分學者的普遍共識。我們根據全國各省市區累計102次報道的估算更是表明，該政策實施滿一年後的實際新增人口將不到國家衛計委在政策實施之前所預測的約200萬的三分之一，而且申請人數整體上在逐月減少，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第二年會出現反彈。實際上，在2013年11月15日，中央公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的當天，我們就撰文預測，放開單獨二孩對生育率恢復正常的作用是杯水車薪。如今，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一年的效果完全印證了我們當時的判斷。

可以說，單獨二孩實施時間和積累的數據足以對政策的實施情況作出全面的評估。只要能實事求是，秉持基本的學術倫理，而不是像衛計委那樣不顧事實地混淆是非、刻意曲解人口數據，就能夠明確地判斷單獨二孩遠不足以有效緩解中國的嚴重低生育率危機。我們認為，隨著公眾對人口問題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放開生育的呼聲越來越強烈，置如此明顯的結論於不顧，聽任利益攸關部門的一面之詞，一再貽誤人口政策的逆轉時機，將嚴重危害社會對政府判斷力的信心，並且可能最終演變成政治危機。

在這種形勢下，即使要進行全面評估，那也應該公示評估機構並明確其責任，最大限度地避免讓部門的不當行為危害到政府的整體信譽。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九條，行政機關對於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和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參與的政務信息應主動公開。人口問題攸關國家戰略和社會發展，計劃生育政策更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需要公眾廣泛知曉。因此，我們建議公布評估機構名稱和參與評估的人員名單，且公布評估報告，並對於評估過程中的誤判行為予以責任追究。由於衛計委的部門利益與人口政策方向密切相關，我們也建議衛計委及其下屬部門在評估過程中完全迴避。

中國自1980年開始實施以一胎化為基調的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該政策的長期執行是中國陷入嚴重低生育率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人口政策需要重大逆轉的現在，對比當前和當年的背景，了解兩個時代的異同，將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了解當前的形勢和進一步拖延政策逆轉的荒唐之處。

當年實施一胎化政策的主要原因是擔心生育率過高。其實在此之前，隨著中國在1971年實施了相對柔性的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就直線下降；到一胎化實施前一年的1979年，生育率就已降至離更替水平不遠的2.75，更是遠低於當時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中國目前處於嚴重低生育率卻是不爭的事實。過去20年來，中國生育率一直低於更替水平，最近幾年的抽樣調查數據更是節節走低，已經處於世界最低之列。為何當年在時間和空間的比較上，都不算高的生育率被認為高到需要強力壓低，而當前無論何種意義下都是處於極低水平的生育率卻要繼續維持？

當年實施一胎化政策一定程度是受到海外人口控制思想的影響。其實在此之前，人口控制思想在全球已經式微，各種預測都已經全部破產，相應的理論也被學術界所摒棄。相比之下，低生育率危機目前已成為越來越多國家關注的問題。隨著日本、歐洲等低生育率問題進一步惡化，特別是養老金面臨困境，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全球對低生育率危機的負面影響的認識更加深刻。為何當年被海外逐漸摒棄的人口控制思想在中國得到推崇，而當前引起國際普遍憂慮的低生育率危機卻不能讓政府警醒？

當年實施一胎化政策缺乏獨立的學術支撐，相關研究假設荒誕，論證粗糙，其所有預測結果很快就被證明遠離基本現實。到1979年，中國已有15年未進行人口普查，宋健使用全國戶籍資料和公安部門在一個縣、一個縣級市的資料代替全國資料，做出引起高層震動的百年人口預測，而且完全沒有考慮到世界各地生育率隨經濟發展普遍下降的事實（梁中堂，2014）。相比之下，目前對人口問題的各種獨立研究已經非常深入和全面。即使在其章程里把人口控制列為目標的中國人口學會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公開支持全面放開，甚至鼓勵生育。為何當年沒有可靠的理論基礎的一胎化能得以強力執行，而當前由眾多學者論證的政策調整卻舉步維艱？

當年實施一胎化政策導致了無數民眾的困惑和不滿，甚至引起民間的強烈反彈，強制墮胎、強制結紮、牽牛扒房各種強制措施更是激起普遍的民怨。相比之下，中國目前對人口政策的逆轉是民心所向、民意所歸；即使鼓勵生育也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為何當年不顧社會阻力，冒天下之大不韙強勢推行一胎化，當前坐擁廣大民意支持的政策逆轉卻遲遲不能實現？

簡言之，當年的情況是，借用國際上正在被摒棄的人口控制論，使用各種粗糙和荒謬的論證，不顧民間的強烈反對，強力推行一胎化政策來壓低其實並不算高的生育率。而當前的情況則是，漠視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對低生育率危害的論述，忽視各種深刻和全面的論證，坐擁民意的普遍支持卻一再拖延政策調整，錯失應對日益嚴重的低生育率危機的寶貴時機。

可以說，當年的一胎化是一件沒有可靠理論支持的，卻被強力推行的政策；當前的取消生育現在則是一件有各種理由支持，但卻遲遲不見行動的政策選擇。如果說當年做了不該做的事情是一個錯誤，那麼當前不改正這個錯誤將是錯上加錯。實際上，無論在人類歷史上，還是世界範圍內，自主生育幾乎都是常態。現在全面放開生育，把生育權歸還給家庭，只不過是恢復生育的正常狀態，也是維持民族正常繁衍的最低要求。對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時間實在是匪夷所思。

李總理在提到人口政策評估時強調，「也考慮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結構變化的情況，權衡利弊」。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李總理明確表明，「我國有13億人口、9億勞動力資源，人民勤勞而智慧，蘊藏著無窮的創造力，千千萬萬個市場細胞活躍起來，必將匯聚成發展的巨大動能，一定能夠頂住經濟下行壓力，讓中國經濟始終充滿勃勃生機。」這一論述與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的有關「兩國人口的巨大力量」的表述一脈相承，表明領導層視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為發展巨大的力量，完全迥異於之前官方文件提到中國人口規模時那種「人口多，底子薄」的唉聲嘆氣的無奈。

我們之前的文章也從資源、環境、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大國博弈等各個方面進行了全面論述，龐大的人口規模是中國的核心優勢，但卻被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當成最大的劣勢來消減。現在中國的生育率遠低於更替水平，未來人口的長期的急劇萎縮已經不可避免。在正面看待人口規模的觀念下，全面放開並及時鼓勵生育順理成章。

李總理還提到，「必須依照法律程序來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毫無疑問，要對中國人口政策進行重大改革，就必須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對此，全國人大代表江源波在今年兩會上提交的「關於儘快啟動對《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執法檢查的建議」認為：《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以來，我國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並沒有協調發展，相反，我國的人口形勢持續惡化，各地還出現了不少侵犯公民生育權的計生惡性事件。因此，江源波建議全國人大啟動對《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檢查評估，刪除《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那些以限制生育為目標的內容，保留維護婦女兒童權益的內容，並增加鼓勵生育、有助於提升生育率的內容。我們認為，江源波代表的建議案很好地體現了李總理的理念，希望她的建議能夠在全國人大審議通過。

李總理在回答了記者關於創業和創新的問題時提到：「我還到過許多咖啡屋、眾創空間，看到那裡年輕人有許多奇思妙想，他們研發的產品可以說能夠帶動市場的需求。真是高手在民間啊，破繭就可以出蠶。」

我們對創新和創業與人口關係的研究證實，年齡結構越年輕的社會，創新和創業活動越旺盛。尤其在高新技術領域，現有企業的創新和新企業的誕生都需要從業者學習新知識，接受新想法和新挑戰。一般來說，30歲左右是創新和創業的黃金年齡，40歲後學習新知識的能力和承受風險的意願都會下降。同時，在人口老化的社會中，年輕人掌握的社會資源和歷練的機會都受到影響，這讓數量本來就少的年輕人的創新和創業能力都受到進一步的壓制。換言之，人口老化對創新創業的活力的打擊是雙重的。

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現在日本在高新技術領域的創新和創業能力日漸衰弱，整體經濟更是長期低迷，這背後核心原因是日本長期低生育下人口結構的嚴重老化。此外，隨著社會年齡結構的老化，產業和公共政策也會向維護中老年人的利益方向傾斜，因而越來越趨於保守，更進一步抑制了社會經濟的上進動力。因此，提高生育率，避免年輕人口數量的雪崩式萎縮，緩解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對保持社會創新和創業的活力，提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至關重要。

總而言之，無論是從單獨二孩政策實施效果來看經濟和人口的協調發展，還是從保持創新和創業活力的角度來看，都應該立即全面放開並及時鼓勵生育，這既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精神，也符合李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推進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改革」的要求。應對人口危機需要的是迅速而果斷的抉擇，錯過這一時機，將讓中國付出難以承受的歷史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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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兩本書：《中國人可以多生！》、《人口危局：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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