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人集體憶特朗斯特羅姆

特朗斯特羅姆中風後在家中單手彈鋼琴。

記「我的一生」。想到這幾個字，我眼前就出現一道光。細看，是一顆彗星。最亮的一端，頭，是童年和成長時代。核心，最密的部分，是童年早期，我們生活最主要的特徵在那裡已被決定。我試圖回憶，試圖穿越那裡。但在這密集的領域裡移動很難，很危險，感覺我在接近死亡。彗星越往後越稀疏——那是那較長的部分，尾巴。它變得越來越稀疏，而且越來越寬。我現在處於彗星尾巴靠後的部分，寫這些字的時候我已到了六十歲。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

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去世時，和他4年前獲獎的消息傳來時一樣，24小時之間，詩人們做出了強烈的反應——如果你是一個詩歌愛好者，你昨天必然被特朗斯特羅姆刷屏。

「春天荒涼的存在」，這是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四月與沉默》的開頭，春天就像是一個不吉利的季節，無數的詩人讚頌它又詛咒它，海子在春天卧軌，特朗斯特羅姆在昨日的離開又為這個季節增添了幾分離愁別緒。

2011年，在缺席了15年之後，終於有一位詩人再度登上了諾獎的舞台——特朗斯特羅姆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可是在那一刻，這位詩人早已因中風而喪失了說話能力。他的太太站在領獎台替他發言時顯得有些驚訝。在詩歌已經在文學領域顯得越發邊緣的這個時代，在瑞典本土的文學家幾乎很難被諾獎所青睞的「約定俗成」背景下，特朗斯特羅姆的獲獎的確顯得出乎意料。翻譯過他詩歌的中國詩人黃燦然曾提到，「當特朗斯特羅姆獲諾獎時，我完全沒料到，因為已完全不去想詩人得獎了。」而北島得知自己的老朋友得獎後則顯得冷靜，「在我眼中，特朗斯特羅姆大於諾貝爾獎。把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他，與其說是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驕傲，不如說是瑞典文學院的驕傲。這個獎給不給他，他都被公認為當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隱喻的巨大呼吸

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用略顯冰冷的瑞典語寫成，對表達手段有著完美的控制，幾乎沒有任何虛飾的修辭，著眼在日常現實中創造奇蹟。「醒來就是從夢中往外跳傘」，這是特朗斯特羅姆最著名的詩句，他的詩歌從不藉助洶湧澎湃的抒情，反倒是那些隱喻之外「不在場」的語言，讓他的句子充滿了力量。特朗斯特羅姆很早就明白了簡潔主義的價值，懂得了用詞越少而詩歌越有表現力的道理，「凝練，言簡而意繁」是他對自己的要求。諾貝爾獎獲得者布羅斯基曾公開承認：「他不止一次偷過特朗斯特羅姆詩歌里的意象。」

他曾是博物館中流連的少年，是少年犯管教所的心理醫生，也總是把生命撲在鋼琴上。特朗斯特羅姆未能當成作曲家，他的詩卻深受著音樂語言的影響，跳躍的節奏感，想像力滋生的音調。「灌木中詞在用新的語言嘀咕：『母音是藍天/輔音是黑枝杈/它們在雪中漫談』」。1990年，他因為中風喪失了說話的能力，但是他繼續寫詩，並且用左手單手彈鋼琴。幾年後詩人已能用左手流暢地彈出幾支巴赫的樂曲。他說：「寫詩時，我感覺自己是一件幸運或受難的樂器，詩找到我，逼我展現它。」

與特朗斯特羅姆曾交往密切的美國詩人羅伯特·勃萊說：「他的詩有點像一個火車站，從非常遙遠的地方駛來的火車都在同一個火車站小停。一列火車的底盤可能沾著若干俄羅斯的雪，另一列火車的車廂里可能擺著鮮花，車廂頂上可能落著一層魯爾的煤煙。這些詩之所以神秘，是因為詩中意象行駛了漫長的路程才抵達那裡。」

超越政治使他的詩歌更永恆

伴隨特朗斯特羅姆獲獎的外界反響卻紛爭不斷，從歡騰到困惑再到生氣，種種聲音混交在一起。學界和讀者間的種種聲音批評他的詩過於沉浸在個體世界中，缺乏對社會和世界現實的關注。而更讓特朗斯特羅姆難過的是，「政治」原因一直以來帶給他的質疑。彭博社曾評論「這位艱澀難解的詩人不過是憑藉他『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指責』所具備的政治正確精神而獲獎。」而在中國詩人于堅看來，「特朗斯特羅姆是放棄了雄辯這一西方傳統」。他的詩遠遠超越政治，而是關注那些比「社會」或許更宏大的人類議題——生命、死亡、歷史和記憶。這讓他的詩不止在西方，在東方世界甚至更廣闊的範圍里也得到了強烈的共鳴。「看/黑暗正烙著一條靈魂的銀河/那就登上你的烈馬火車，離開這個國家！」

政治所帶給特朗斯特羅姆的困擾幾乎沒有間斷過。他出版詩集《音色與軌跡》和《夜視》期間，恰逢冷戰時期。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瑞典的文學氛圍也隨著全球的政治氣氛而改變，作家們被要求有明確的政治立場和訴求。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悅然回憶起那一段，「對政治立場不屑一顧、潛心打磨純文學的特朗斯特羅姆曾被指責為『保守分子』。」特朗斯特羅姆雖然感到難過，卻一直對政治抱著警覺和防衛的姿態。在冷戰的後期，他的詩集《夜視》出版了，這個名字似乎包含著某種隱喻——在多重意義上的黑暗年代裡，保持看清事物的能力。

「也許正因為他在冷戰期間拒絕任何一種政治立場，讓他能在鐵幕背後自由地穿梭，與更多元的文化接觸，讓他在文學世界中有了更通透更明亮的眼睛。」《衛報》評論到。

追憶與評價：

王家新：特朗斯特羅姆是範例性詩人

王家新：詩人，詩歌評論家。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可以說是20世紀下半葉歐洲現代主義詩歌最後的一個代表，他把這種風格寫到極致，但我不想稱他為大師，在我看來，他是一個範例性的詩人。

特朗斯特羅姆寫的詩歌並不多，一共才兩百來首，但是幾乎每首都是精品，不是靠數量、規模、體例或者聲勢取勝，而是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持久的生命力，過去了很多年，依然那麼耐讀。在這方面，他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他也知道什麼是永恆、偉大的詩歌，他的寫作也說明他的要求之高。這都給詩人提供了一個範例。

我個人在上世紀80年代就接觸過托馬斯的詩歌，那時還是零散的譯介，當時我就想應該有人來集中翻譯他的詩歌，出一個單行本。後來，南海出版社要出托馬斯中文詩集，我在其中溝通、聯繫出版社——當然主要是出於對托馬斯的看重和熱愛。

2001年，李笠翻譯出版了托馬斯的這一本「詩全集」，我寫了一篇跋文，叫「取道斯德哥爾摩」。在這篇文章中，我表達了對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的喜愛，對翻譯的讚賞等，用這個題目，意思是中國的詩歌「取道」西方詩歌，然後回到我們漢語的深處。

後來，2009年，李笠組織包括我、藍藍還有其他一些詩人，去拜訪特朗斯特羅姆。他的太太精心照顧他。他那時已無法交流，吃飯時，他喝一點威士忌酒。我感到，他寧靜，內斂，像個老小孩。托馬斯這種內在、智慧、寧靜、超然的性格，我也很喜愛。

于堅：他獲「諾獎」是母語的勝利

2001年，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到昆明來，我們就認識了。後來，我去瑞典，他邀請我去他家。老頭人挺好，雖然坐在輪椅上，看他的眼神、動作，給我的感覺他是一個有力量的人，並不是所謂的「文弱書生」。

特朗斯特羅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認為是母語的勝利。獲「諾獎」，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傳奇，你寫的故事只有你那個地方才有，有人因為這個獲獎；有一種是發揮了語言內在的魅力，不是靠傳奇，而是靠你對語言的貢獻。特朗斯特羅姆就屬於後一種獲獎者。

這樣的詩人，他的作品被翻譯成另外的語言時，我覺得會有很大的障礙。每種語言總是有無法進入的部分，不能「通」的部分，從這個角度來說，他的作品翻譯成漢語，有的感覺不錯，但是也有很多給人的感覺並不強烈。我認為，這不是詩人的問題，也不是翻譯者的問題，而是語言的問題——它就是有這樣的障礙，你無法翻譯過來。他一首詩要寫很長時間，想得太多，但寫得節制，把要表達的東西一層層地「藏」在語言的迷宮裡面，你可能翻譯了第一層，翻譯不到第二層，他還有第三層、第四層，永遠讓翻譯者顧此失彼。所以，有的詩歌，氣勢翻譯出來了，另外的東西則喪失了。

當然，特朗斯特羅姆首先是瑞典文學的「集大成者」，在世界各地主要是歐洲有很多「粉絲」。可能他對北島等朦朧詩人影響比較大。對於他的詩歌，我很欣賞，但不會去學習。

于堅：詩人。（新京報記者 伍勤 吳亞順）

廖偉棠：特朗斯特羅姆，一把隱藏的音叉

相對於琴鍵、音錘，還是這個自喻更加接近動蕩的二十世紀里一個詩人的自我期許：「一把隱藏的音叉/在嚴格的寒冷中/發出它的音符。」(《冬天的程式三》，馬悅然譯)。特朗斯特羅姆也是一位優秀的鋼琴演奏家，他熟悉一切音樂的困頓——現代藝術在面臨當代的政治衝突時的兩難，如果你發聲便可能被誤讀，正如海頓所作的德意志之歌日後被納粹用作張揚民族主義一樣；而如果你不發聲，就是對惡的縱容。於是在嚴寒之中，詩人表示，他最起碼可以做一把音叉，告訴世界，無論爾等如何顛倒混亂，詩始終鳴響著一個標準，恰如康德所說的頭上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律。

因為有了這種堅持，在那首詩的結尾，特朗斯特羅姆才能寫道：「我站在星空下/感覺到世界在我的外套里/爬進爬出/像在一個蟻冢里」，這種自信遠承美國惠特曼的自我之歌，其中國變奏則像肖開愚的《北站》「在北站，我感覺我是一群人」。而相對於兩個大國，瑞典無限退隱於歐洲的最深處，特朗斯特羅姆無限退隱於時代的最深處，卻因此能感覺繁囂現世之狂亂不過是蛛絲馬跡。我們應驚訝他早在1960年代的這首詩就預言了五十年後這個在無限擴展的蟻冢里爬進爬出的互聯網世界——即使它無限廣闊，它也依然是一個蟻冢，詩人卻始終站在星空下。

在1960、1970年代，狂飆突進、積極介入，是時代對它的詩人的最振振有詞的要求，如果你選擇做一把隱藏的音叉，就被取消了作為鋼琴、作為電吉他的資格。當時的歐洲左翼詩人和批評家曾多次批評「不合時宜」的特朗斯特羅姆，「認為他忽略參與社會政治活動，責備他為保守與資產階級。其實，托馬斯自己是一個左傾的自由主義者。」(馬悅然《巨大的謎語》序言)特朗斯特羅姆在1979年的一個訪談中曾如是反駁：「他們要求我投靠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語言。我的詩處理屬於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事務，以及社會問題，是相當自然的，因為我的平常職務是心理專家。我一向工作和社會現實很密切，而這些始終會間接進入我的詩里。但我從未視我的寫作是某種意識型態的工具。」在同一訪談中他也指出「語詞政治」才是詩人更應該警惕的。

特朗斯特羅姆的詩並不迴避世界中所謂不純的一面：政治，他對年份和死亡同樣敏感，他在歷史拐彎處敲擊琴鍵。只要讀過他全部作品，會發現他的詩標題常常帶有年份，而皆為時代之惡作證。如《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的晚上》寫美軍重新空襲越南，他自稱「來的是我，一個看不見的人，也許叫一個巨大的記憶僱傭來正在這時活著。」(馬悅然譯)，一九九零年寫的《過去的東德十一月》影射東歐烏托邦的破滅：「被夜裡的夢打得青一塊紫一塊」，原來某種夢是能傷害人的。但特朗斯特羅姆僅用語詞的獨立自由來建築他的反抗場域，自然為激動的當代人所不滿足。

廖偉棠：詩人，現居香港（南方都市報）

李笠：最後一次探望特朗斯特羅姆

此刻，當我帶著熱度寫這些文字的時候（我在床上整整躺了兩天，我十多年沒這樣病過，不知這是否與他的離世有關），不禁又想起25年前在特朗斯特羅姆的夏日別墅藍房子的一次詩歌對談——那是唯一的一次，4個月後，他癱瘓失語，我們因此而失去了所有語言交流的機會——

問：你認為詩的特點是什麼？

答：凝練。言簡則意繁。

問：詩的本質是什麼？

答：詩是對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認識，而是幻想。一首詩是我讓它醒著的夢。詩最重要的任務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

隨著歲月的流逝，上面的對話，也成了我的寫作信條。特朗斯特羅姆成了我的影子，常常，寫作時——太陽破雲而出的一瞬——影子就會閃現，低語：「節制，詩當凝練，精準。」

是的，詩的力量在於凝練。特朗斯特羅姆的詩始終貫穿著這一審美理念，即，用最少的詞語製造最豐富的內涵。他的詩如精心打造的一隻首飾盒，那裡鑲嵌著黃金、瑪瑙、珍珠和寶石，有高貴的整體平衡，也有極致的細節的精美。

翻譯特朗斯特羅姆給我的詩歌寫作帶來了極大益處，這是詩藝的經典範本，就像學書法的人找到了王羲之的帖。特朗斯特羅姆無疑是一個現代的「唐代詩人」——除了西方的現代主義的諸多特點，他也能像王維孟浩然等詩人那樣擅長營造意境。意境（有時也稱為「境界」），王國維在其《人間詞話》中指出：「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境界而已。」而用特朗斯特羅姆的話說：「我常常從一個物體或狀態著手，為詩建立一個『基礎』。這基礎有時是一個地點。詩從一個意象中漸漸誕生……我用清晰的方法描述我感受到的神秘的現實世界。」他的代表作《風暴》《樹與天空》《孤獨》《宮殿》《夜曲》等，無一不是意境的經典顯現。這裡，直覺和理解、情感和思維、意識和無意識相互交融、恰如其分地傳遞了內心體驗，巧妙地做到了心與物的協調統一而心馳物外，意與境的渾然一體而意溢於境，和李白的《靜夜思》、崔顥的《黃鶴樓》等唐代優秀詩作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特朗斯特羅姆的詩在表達上和中國古詩有著驚人相似之處，比如：「穿轟鳴之裙鞠躬的噴氣式飛機／使大地的寧寂百倍地增長。」（《冰雪消融》）它讓我們想到南北朝詩人王籍的「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的名句；「預感戰爭爆發而目瞪口呆渾身冒汗的花朵」讓我們想到杜甫的名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移情絕唱；而「流淌的寶劍／正銷毀著記憶／小號和佩帶／在地底下生鏽」（《短詩三章》），又何嘗不是杜牧《赤壁》中的「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的回聲或共鳴？而共鳴，則無疑體現了世界詩歌大師們抵達的精神境界。

「太陽已低垂／影子像巨人。很快／一切是影子。」既完美地體現了特朗斯特羅姆的俳句風格，也表達了詩人對時間利爪下生命的悲劇性的清醒認識，它用禪宗的方式說出了死亡。

李笠：詩人、翻譯家，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詩全集的翻譯者。（南方周末）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