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開拓歷程·4-6

二十二 「講求實際的善男信女」——沒有理論基礎的信教自由

弗吉尼亞的各個教區範圍都很廣，這自然影響了該地傳播宗教的具體效果。一七四O年時，即使小的教區也有大約二十英里長，擁有分散各地的約七、八百白種人，大約有一百五十戶人家。較大的教區可能有六十英里長，如果它向西南延伸，達到弗吉尼亞和北卡羅來納之間的模糊邊界，那就面積甚至更大。各個教堂之間相隔約為十英里以上。亞歷山大·福布斯牧師（他本人的教區育六十英里長、十一英里寬）在一七二四年埋怨說，「教區範圍過大不僅使人們沒法做禮拜，而且我發現自己花廣九牛二虎之力想為他們做點事，結果卻往往徒勞無功。有時我遠道跋涉五十英里安排在一戶人家講道，但就在那天，氣候忽然變壞，結果參加集會者寥寥無兒，甚至根本無人間津，有時則因為下大雨後河流沼澤漲水，無法渡越而不能前來。於是我只好鬱郁而歸，既不能為人們做任何有益的事，也不能使我自己滿意。」他曾經從數量角度試探人們對宗教的熱忱。他認為，教區的人願意走五、六英里路去教堂，這已經夠虔誠的了，但若要他們走十至十五英里，那就實在太遠了。而且，由於黑奴和未經同化的自種契約傭工大量擁入，以至謹慎的種植園主不敢也不願意家裡連一名成年男子都不留下，丟下莊園無人照管。

由於沒有一個教會中央權力機構把宗教儀式統一起來，而且教堂禮拜用品奇缺，結果造成一種比較隨便的局面，這是與英國教會原有的精神不相符合的。一七一五年，一位參觀者星期日去弗吉尼亞近海地區的教掌訪問後寫道，「在牧師佈道完畢後，所有的男人都掏出煙斗，裝滿煙葉，抽上一袋。」我們不能肯定當時究竟有多少人如同後來鄰州北卡羅來納的教徒所做的那樣，帶著狗上教堂，使查爾斯·伍德馬森牧師氣惱不已。但是我們的確知道，有些教堂連舉行洗禮用的聖水器都沒有，有些教堂的牧師沒有白色法衣穿，還有一些教堂，人們常常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領聖餐，而不是跪在聖壇面前。休·瓊斯牧師寫道，「在一些具體小節和習慣方面，每個牧師在自己的教區里多少都是獨立自主的。」教堂里的許多儀式逐漸改在家裡舉行了。

教區範圍很大……許多人死後屍體沒法運到教堂埋葬，於是往往把他們埋在庭園或果園裡，全家遺骨埋在一個地方，那塊地一般都是圈圍起來的，樣子很氣派，栽著常青植物，墳墓維護得相當整潔。這樣一來，人們也就習於在家裡舉行葬禮佈道，許多鄰居和朋友都來參加；如果你堅持要在教堂舉行喪事佈道和儀式，那麼他們會說不舉行算了，除非完全按照他們那一套辦。有時為廠好玩、習慣，更經常是由於非如此不可，還在家裡給孩子和婦女洗禮，否則的話他們乾脆就不受洗了。他們還常常往家裡舉行結婚儀式，不管是在什麼季節或時候。

美國幅員如此遼闊，以至英國需要幾十年神學論爭才能解決的事，在弗吉尼亞卻可以迎刃而解。弗占尼亞人按自己的特殊方式，甚至並非存心要幹什麼，就「清洗了」英國教會等級森嚴和過分強調儀式的氣氛。這些難道不止是馬薩諸塞的請教徒們聲嘶力竭地攻擊的缺點嗎？

當宗教精神在美國廣闊天地得到「凈化」時，它也就傳播開了。我們越是深入理解弗吉尼亞教會的精神，也就越懂得為什麼弗吉尼亞在十八世紀不僅能夠成為信教自由的庇護所，甚至還能成為既有傳統教會又使政教分離的最早幾個殖民地之一。在弗吉尼亞，這一過程開始於一七七六年：而在康涅狄格，政教台一持續到一八一八年，在馬薩諸寒持續到一八三三年。我們無須親睹國外有關教旨之爭的颶風，便可清楚理解弗吉尼亞人的中庸之道。

在弗吉尼亞，能夠容忍信教自由的關鍵是講求實際的妥協精神，正是這種精神在英國老家建立了英國教會，井在這種教會移植到美國之後賦予它新的生命活力。在獨立革命的無政府狀態時期，組織政府並把弗吉尼亞團結成一體的是埃德蒙·彭德爾頓這樣一個本地傳統教會的忠誠支持者和其他類似人物。據周遊各地的佛羅倫薩人菲利普·馬齊伊稱，彭德爾頓有個眾所周知的綽號，叫做「中庸人物」。弗吉尼亞人並不熱衷於宗教教條，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他們往往對此一無所知。喬治·華盛頓雖然是一個積極的教區委員，卻很可能講不出弗吉尼亞教會和任何其它教會之間的區別，他只知道本地傳統教會在所有事情上主張中庸並且是當地維護高尚情操的堡壘。

弗吉尼亞人並不是宗教難民，由共同的狂熱擰在一起而建立起白己的社會；他們是英國生活方式的崇拜者，希望在大洋的這一岸保存這種生活方式的長處。他們渴望增加人口，對神學則缺乏興趣，這使他們一般說來在執行針對不同見解者的法律方面比較鬆弛。他們甚至能容忍羅馬天主教徒和教友會教徒，只要這些人保持安寧。威廉·菲茨休是一位忠誠的聖公會教徒；他的鄰居喬治·布倫特是一名天主教徒，雙方和睦共處，相安無事。菲茨休甚至制訂了計劃，讓天主教徒搬來，在他們自己的地盤定居。同時：他也力圖吸引法國胡格諾派教徒。許多其他著名的弗吉尼亞聖公會教徒也部試圖使他們的殖民地變成所有高尚的基督教徒的庇護所。儘管法律明義禁止，教友會教徒約翰·普萊曾茨還是當選為公民代表，只是因為他拒絕進行就職宣誓才把席位空了出來。一六八七年，英王詹姆斯二世發布詔書，停止執行反對非國教徒（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法律。消息傳到弗吉尼亞，人民歡欣鼓舞、擊鼓鳴槍，表示慶祝。總督行政委員會並發表聲明表示謝意。公民代表院當即同意接受斯塔福德縣一名當選的羅馬天主教徒為公民代表。對教友會教徒，弗吉尼亞人仍然準備隨時施加壓力，因為他們一如既往不願意幫助保衛社會，而且他們到處巡迴流動，使自己成為弗吉尼亞的敵對者一一法國人和印第安人——獲取情報的源泉。但是即使對教友會教徒，弗吉尼亞人也是具體情況具體對待的；十八世紀初，托馬斯·斯托里得到弗吉尼亞人的信任，他們允許他四處自由活動，傳播異端邪說。

那些希望本地公民牢固團結以加強弗吉尼亞實力的人，不可能對神學作過分細緻的煩瑣分析。弗吉尼亞的公民包括不信奉國教的英國移民、蘇格蘭移民、愛爾蘭移民、法國胡格諾派教徒、德國移民和荷蘭移民。一七五O年，英國貿易局明智地勸告弗吉尼亞總督行政委員會說：「關於戴維斯先生這位長老會教走的問題，由於信教自由和傳播宗教自由是人類真正自由十分寶貴的組成部分，並且對發展和充實一個以貿易為生的國家十分重要，因此應當把這點永遠作為英王陛下殖民地的神聖原則。」當然，弗吉尼亞也必須時時約束那些威脅殖民地和平和安全的在宗教問題上的搗亂者。弗吉尼亞人在一六四O年禁止請教徒遷入，一六六二年禁止教友會教徒集會；一七七O年，即一百年後，他們還監禁了狂熱的浸禮會牧師。但是，這些都只是一時的緊急措施，並不表示存在普遍的迫害情緒。

在十八世紀中葉之前，持不同見解的教派——長老會、浸禮會和教友一一已在殖民地的生活中取得了公認的地位。一七二八年，威廉·古奇爵士在就任副總督的演說中說，「如果你們當中有任何人經過真正的深思熟慮而仍與本教會具有不同見解，我認為，這些人對自己的信仰執拗不舍，是與基督教的精神相符的，因而決不可能與英國教會的利益不一致。」執行反對教友會教徒的法律看來不是為了維護宗教的正統，而是為了防止暴力或者防止教友會教徒在巡迴傳道的掩蓋下幫助本殖民地的軍事敵人。一七二一年，喬治國王縣的法院拒絕受理對不去聖公會教堂的人們的指控。因為被告們聲稱自己是長老會教徒。一七二四年，同一個縣的漢諾威教區為一批持不同見解者建立廣一座教堂，並為這些人的牧師提供工資，而不強制他們去教區的教堂做禮拜。一七四四年，弗吉尼亞殖民地把這一態度寫入法律：那一年的法律雖然仍要求每個人定期到教堂做禮拜，卻允許弗吉尼亞人到他自己選擇的教堂去，井認為這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十八世紀四十年代，好鬥的長老會教徒（有時名為「新光」）侵入弗吉尼亞，帕特里克·亨利牧師（著名的帕特里克的叔父，任漢諾威聖保羅教區的聖公會牧師）描述他們的所作所為說：他們使用令人心驚肉跳的字眼和新杜撰的詞句，咆哮如雷，叫囂什麼法律恐怖，並且詛咒謾罵，罵老年人是蒼頭老鬼。還不分青紅皂白地亂罵：該死的，殺千刀，人還活在世上，靈魂已進了地獄，下煉獄的貨色，魔鬼的化身，比魔鬼還要壞一千倍等等、等等。整個過程中，傳道者提高嗓門，進行狂暴的煽動，兇狠地跺腳擂桌於，直到聽眾中比較軟弱的那些人嚇得又哭又喊，跌倒在地，好象發羊癲瘋症的人那樣抽搐著，使旁觀者驚訝得無所適從。而如果被嚇成這付樣子的只是少數人，那麼傳道音就再次狂暴地激動起來，高喊你們當中難道就沒有更多皈依主那穌基督的人么？他們照樣咆哮如雷，直到相當多的與會者都陷入上述狀況。傳道者居然還誇耀說，這部是上帝的巨人力量在他們的心靈中起了作用……而那些沒有反應的人則往往全被譴責為沒有心肝的壞蛋。

他警告說，這樣的牧師什麼事都幹得出來。這種「狂熱激動的傳道者」，自稱「最終肯定能升入天堂，好象他們本來就已身在天堂似的。」他們可能使犯罪的人受到鼓舞，充滿信心，相信沒有任何罪惡能使他們得不到拯救。儘管公共秩序受到威脅，亨利牧師仍然沒有放棄把「新光」引入正途的希望。他甚至允許他們的領導人之一喬治·懷特菲爾德到他的講壇上傳道，條件是在講道之前先朗讀英國國教的公禱書！

如果弗吉尼亞人在這種鼓動性的福音傳教士的古怪動作面前嚇得渾身戰慄的話，那也不能責怪他們。要求乖癖反常的傳道者登記他們傳道的地點，這難道不是大專橫了嗎？許多人根本就拒絕這樣做，在這次粗野的福音派運動中，最轟動一時的案件莫過於薩穆埃爾·戴維斯牧師「案件」。當局曾在一七四八年同意批准他為分布在五個縣的七所禮拜堂的牧師，但是他們拒絕批准他主持更多的禮拜堂。他們迷惑不解的是，他究竟想搞一種新的四方遊盪而不留在個教區的傳道方式呢，還是打算搞一個宗教煽動者聯絡網，由一位超級牧師領導，使他們老是那麼瘋瘋癲癲？

所謂「分離的浸禮會教徒」是一七六七年左右侵入弗吉尼亞的。「正規的浸禮會教徒」在弗吉尼亞已整整居住了十年，一向用安無事，從未受到法律的干涉；實際上，在後來浸禮會的遊盪者們來到這塊殖民地之前，弗吉尼亞的記錄上從來沒有一個浸禮會教徒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受到過任何處罰。這批新來者中，有許多是非神職佈道者，沒有資格取得執照，剩下的人是由他們的教派委任聖職的，但是他們拒絕服從要他們登記領取牧師執照以及註明「佈道地點」和禮拜堂的簡單規定。在一七六八到一七七六年間被投入監獄的有近五十名「分離的浸禮會」傳道士，他們被監禁不是因為宗教上的罪名，而是由於「擾亂安寧」或者拒絕交保保證在以後保持安寧。

庫爾佩珀縣治安推事兼教區委員威廉·格林上校一七六七年二月七日寫信給在他的教區傳道的浸禮會牧師說：「我體會那穌基督福音只會容忍溫文爾雅的論點。任何人如果超出這點，那麼不管他對自己的意見是如何欣賞，也無論他是英國國教中人還是再浸禮會信徒，或者以其他任何名義或稱號傳道，我認為都不具有真正的基督精神。」他的解釋也許可算作弗吉尼亞「講求實際的善男信女」的宣言：就我來說，我自問可以同基督教任何派別的好人和平友愛地相處：我也不認為有必要同一個與我想法不完全相同的人發生分歧或爭吵。我寧可由於他的個子或膚色與我不同而和他爭吵。不應該把思維活動的差別考慮進去……上帝對人是一視同仁的，因此，如果我們自以為上帝的仁慈只限於賜給某一特定的民族或教派的話，那真是天大的自以為是和傻話。

僅僅幾個月後，總督行政委員會的成員、威廉斯堡的約翰·布萊爾上校就敦促他的聖公會夥伴們要剋制容忍。他說，因為這些浸禮會教徒還是做了些好事：他們改造了一些罪人，幫助了一些人改過自新，並且制裁懶漢，迫使他們供養家庭。

在教友會教徒佔優勢的賓夕法尼亞，富蘭克林對教義的多樣性也感到高興，他認為教義雖然多種多樣，上帝各有不同，但殊途同歸，都引導人們走向高尚和富有成果的生活。然而弗吉尼亞人已經習慣於另一種想法。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把一切人都包括在他們的教會內：把英國人的教會改變成弗吉亞亞人的教會。他們的教會不是一群善行昭著的聖徒們的聯誼會，也不是良心純潔的人們的協會，甚至不是掌握「真正教義」的信仰相同的人們的教派。它是一個鬆散的講求實際的聯合，參加的人所信仰的基督教精神以各種不同的和無法言喻的方式幫助他們成為良好的英國人和高尚的弗吉尼亞人。它是把一切善良的人們集合到一起的一個方便而龐大的組織。

帕特里克·亨利牧師把自己的聖公會講壇借給異教徒喬治·懷特菲爾德使用，這一類型的戲劇以一千種不同的方式一再重演。面對所謂「偉大覺醒」的發動者和狂熱煽動者，弗吉尼亞人的第一個直覺反應就是把他們拖進弗吉尼亞教會，向他們學習一切美好的東西，而且用一種富有感染力的高尚人格和端正品行感染他們。毗鄰的馬里蘭的傳統教會，在本質上和弗吉尼亞的教會很難區分。休·瓊斯牧師於一七四一年在那裡報告說，他發現教會裡充滿了「樂觀熱情、自然神論和開明的自由主義」。

在一個沒有主教，或者甚至沒有教會集會的地方，由誰來貫徹正統的教義呢？弗吉尼亞有許多頭面人物，其中包括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斐遜、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麥迪遜，他們的宗教主張是難以歸類的。這並不是說他們是非正統的聖公會教徒：誰也不能肯定要做弗吉尼亞教會的優秀成員心須信仰什麼。他們都是統括一切的教會的成員：在這裡「統括一切」的意思並不是指它擁有一套適用於所有人的教義（因為它的教義是含糊的、不明確的），而是指除了狂熱分子和煽動家外，所有都可以生活在這個教會裡，而不必放棄自己信仰的準則。這確實是二十世紀美國宗教生活主張各種教派相互交流的前兆。

英國十八世紀的高級神職人員寫了一些書籍，智慧卓著，堪稱偉大作品。教會精神生活最貧乏的時代之一，居然是教會人員撰寫哲理著作最為豐富的時代之一。伯克利主教、巴特勒主教和霍德利主教為創立新世紀而戰鬥，力求使神學現代化。但是，隨著每一位都闡明了自己的想法和澄清了自己的特點，他也就把自己同鄰居夥伴們分隔開了。弗吉尼亞沒有這種作品，不僅是因為它沒有主教，而且是因為它的領導人對這種聲譽不感興趣。弗吉尼亞知識生活的這種「弱點」，正好拯救了這個社會，使它不致發生神學上的分裂。

威廉－瑪麗學院是一六九三年經發給特許狀創立的，目的是「培養優秀的牧師」。第一任院長是詹姆斯·布萊爾主教代表，弗吉尼亞教會的業務領導。正統的聖公會神職人員認為該學院是「一個好處甚多和值得稱讚的苗圃，是抵制弗吉尼亞不斷蔓延的不同見解的堅強堡壘」。但是這所學院從來沒有實現它的某些英國創辦者所尋求的那種培養神職人員或神學理論的目的。相反，它變成了溫和的、統括一切的、世俗文化的堡壘，而這種文化正體現了十八世紀弗吉尼亞的生活。在這所學院創立三十年後，休·瓊斯牧師提出了弗吉尼亞成功的神職人員應該具備的要素他們都應該是比常人閱讀過更多書和見識過更多世面的人，應該比英國教區所訂的要求更高：他們必須是能夠談論和懂得比普通哲學和純理論倫理學更為高超的學識的人，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對人性和事業有一定的造詣，並且博覽群書；他們可以有象紳士那樣的舉止，會開玩笑，富幽默感，而又不過分自由放任；他們可以是優良的學者，但務必不要成為玩世不恭之徒；他們可以是善良的基督徒，但務必不要成為禁欲主義者。他們應該在小事上讓步而不要造成亂子和危害……。

弗吉尼亞在宗教上毫無激烈情緒，但我們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弗吉尼亞人對宗教沒有感情。在弗吉尼亞領導人的心目中，宗教本身就培育信教自由的寬恕之道，他們不願為神學上的個別小事而爭論不休。他們的聖公會教會具有統括一切和妥協寬厚的精神，使信教自由的寬恕之道早在爭取通過宗教自由法之前就已成為弗吉尼亞的一項宗教制度。幸運的是，在各種持不同見解的教派從英國國教分離出來之前，在十七世紀英國成為宗教怪物棲居的原始叢林之前，被正確地稱為「老自治領」的弗吉尼亞已經成為自成一體的社會了。甚至在十七世紀，弗吉尼亞也沒有染上清教徒時代那種狂熱和瘋狂勁，而是怡然自得地保持著遙遠的距離。而且，弗吉尼亞有充分的時間鞏固本地傳統教會這種統括一切的精神。

十八世紀晚期，赫克托·聖約翰·德·克雷夫科爾在美國評論道：「迫害、宗教上的自豪感、對矛盾的愛好，這些就是世上通稱為宗教這件東西的精神糧食。在這裡，這些動力都已消失殆盡；歐洲的熱情只是局限於那個地域，經過長途跋涉，到了這裡，它就揮發完了；熱情在歐洲是一個包裝嚴密的炸藥包，到了這裡它已在廣野里燃燒完了，一點作用都未起就消耗凈盡。」人們常常把中庸之道誤解為冷漠無情。測量由於神學觀念不同而引起的相互仇視，比衡量對上帝的熱愛要容易得多，因而那些動輒為宗教而大開殺戒的時代和國家就取得了最富有宗教氣息的聲譽。

我們嚴格信守的這種宗教自由精神在美國是得到支持的，它的聖徒就是偉大的弗吉尼亞人。要把這種精神解釋清楚，並不需要任何人謀求以某些新的「開明」的東西來取代傳統才能做到。沒有教權主義，就不可能有反教權主義。把偉大的弗吉尼亞人同法國的「無神論」和「理性主義」等同看待，是在已有既成事實之後好久才實現的，這樣做的人主要是一些象蒂莫西·德懷特這樣的神學積極分子，他們不能設想一個高尚的社會可以經受得住教義上的多樣性。但是弗吉尼亞的現實生活否定了圖書館式的分門別類的做法。正如許多弗吉尼亞人對共和制政府的信任來自他們與種植園主貴族政治下擁有產業的紳士交往的愉快經驗一樣，在寬容豁達的弗吉尼亞教會下培育成長的人們，也不可能被宗教信仰的多樣性所嚇倒。他們在自己秩序井然的社會裡早已見識過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