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這把殺豬刀

　　如此說來，恐懼是不可戰勝的了？當然不是。我之所以形容其為殺豬刀，就是因為人類有別於豬羊等本能性動物的標誌之一，是我們有控制本能的思維和意志力，而當我們的意志錘鍊得足夠堅強的時候，恐懼就將失去淫威。

　　在這裡，我以一個人為例，瓦茨拉夫·哈維爾，柏林牆推到後捷克第一任民選總統。

　　哈維爾被譽為促成了後極權主義結束的思想家和實踐家。所謂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從鼎盛走向衰竭的時期，這個時期，極權的「總發條已經鬆了」，極權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在制度層面依然沒有多大變化，極權這部機器還在依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從社會層面看，雖然這一時期的極權者經常作出「親民」的姿態，強調「依法治國」，但大眾已經沒有了以前的狂熱，回應的歡呼聲寥寥，人們都在埋頭掙錢，很少關心飯碗以外的事情，因此消費主義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人性之冷漠已經到了幾近麻木的地步。但是總的來說，極權主義的核心特徵沒有變：「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這個自欺欺人的「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用謊言製造恐懼，用恐懼維持謊言。

　　哈維爾的後半生就生活在這種後極權主義時代。面對瀰漫於整個社會的恐懼與謊言，他的追求看似很小，實則非常巨大，那就是追求「無權者的權力」。

　　「無權者的權力」是什麼？——「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

　　說真話做實事的權力，本應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但是在獨裁和極權社會裡，這卻是一項罪過、一個罪行。哈維爾說：「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由於追求說真話這一人類最基本的權力，哈維爾多次被捕入獄，柏林牆推到的那一年，他是直接從獄中出來參選總統的。

　　和曼德拉、昂山素季一樣，哈維爾也是一個戰勝了恐懼的人，一個殺豬刀殺不死的人。

　　關於恐懼，哈維爾在他的著作中舉例：一個蔬菜店的經理在他的櫥窗里貼了一個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類似的標語我們已經見怪不怪）任何人都知道，貼這樣的標語，並不是因為那個經理雖然只是經營著一個小店，卻放眼全球、心懷全世界乃至抱有要去解救世界上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們的偉大理想，他不過只是因為恐懼。標語是官方批發蔥頭和胡蘿蔔時一起發下來的，經理必須遵命貼在櫥窗上，否則就會有麻煩上身。什麼麻煩？眼前立刻就可能降臨的麻煩是：訓話，撤職，甚至到「局子里」走一趟。不可預測的麻煩是：孩子的學習和就業、配偶的工作、甚至父母的生活，都有可能受到連累。這些麻煩所引起的恐懼使他不由自主地垂手就範，他要向當局宣示：「你們讓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我很聽話，我是個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應該過上平安日子。」——哈維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其實和貼上「我膽小怕事，最守本分」的標語是一樣的。這種唯命是從的可鄙的心態，正是可鄙的權力的基礎。

　　在極權的淫威下，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恐懼。教師手捧明知是滿篇謊言的教科書，卻依然振振有詞地宣講；台下的人明知台上的傢伙在慷慨激昂說假話，卻依然熱烈地鼓掌和舉手；對分派下來的「政治任務」，明知是洗腦和粉飾，卻依然一本正經地執行……所有這一切，都源於極權高壓下所形成的條件反射般的恐懼：怕失去工作，怕遭遇不公，怕惹禍上身，怕既得的利益被剝奪……

　　那麼，怎樣才能戰勝恐懼，拋卻謊言，從而回歸本應該有的坦蕩、正常的生活呢？如上面所言，哈維爾給出的答案極其簡單而有力：「人人說真話」！「在真實中生活」！

　　說真話，這本應是人類最起碼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對極權主義卻是極其可怕的事，因為它動搖了極權賴以生存的謊言的根基。

　　真話的威力是巨大的。一個孩子指著國王喊「他光著身子呢」，大家即使有目共睹，卻因恐懼而裝瞎作啞，那麼那個孩子的下場可想而知。可是，如果大家都拋卻了恐懼，勇敢地表達真實，異口同聲地喊呢？那麼那個國王的下場也可想而知。哈維爾說：「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所謂時機成熟，就是大多數人開始無所畏懼地說真話的時候。

　　拋卻和戰勝恐懼，既有個人自身認識的原因，也受社會大環境的制約。哈維爾的前半生生活在極權主義鼎盛或曰瘋狂時期，在那個時期，生活的邏輯是「我開腔，我一定滅亡」，布哈林、季諾維也夫、托洛斯基、斯蘭斯基（亞洲的就不說了，你懂的）……對不同政見者，甚至僅僅是發牢騷者，極權者實行的是鐵血政策，一言不合就舉起屠刀，將其從肉體上消滅。那時候，一個血肉之軀想要戰勝恐懼表達真實，冒的是捨棄生命的風險，那樣的勇氣，非一般人所能具有。而且，個人發出的聲音，如同一片樹葉飄入大海一樣，瞬間就被極權的巨浪吞沒於無形。而到了「發條鬆了」的後極權主義時期，人們多少爭取了一些「說真話」的空間，於是敢不敢直面謊言說真話，敢不敢捨去一些利益使自己生活在真實中，就更多地取決於個人的覺悟和認識，取決於人們的良知是依然沉睡還是覺醒，取決於人們的頭頂是否還懸著一把恐懼的殺豬刀。

　　哈維爾在其著名的總統就職演說《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中說：後極權主義的世界是一個荒誕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沒有個性化的人，沒有「我」，所謂「人民」代表了一切，頂多再加上「祖國」、「階級」這麼幾個詞兒，這些詞兒已經成了極權者掩蓋罪惡和謊言的遮羞布。極權主義造成了我們的道德淪喪，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應心對我們來說已經習以為常。我們已經學會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關心別人而只顧自己，因為我們全都已經適應了這個極權制度，接受了這個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份力。我們的恐懼，我們的順從，就是它得以運行的基礎和潤滑劑。我們必須勇敢起來，相信我們良知的聲音，換言之，人們有權拒絕為適應政治需要而壓抑自己內心深處感到的道德要求，過說真話的日子，做一個說真話的人！

　　只要你第一次發出了真實的聲音，你的良知就睜開了眼睛，這是戰勝恐懼的第一步。恐懼與良知較量，你就會發現良知的力量有那麼巨大。恐懼是外來的，而良知發自你的內心深處，當良知醒來的時候，你將無所畏懼，因為此時你已經堅信，你是對的。

　　對於哈維爾堅持不懈地呼喚人們講真話、爭取「無權者的權力」的舉動，曾在中國紅極一時的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不無嘲諷地認為，他這樣做既使自己遭遇牢獄之災，也對結束極權徒勞「無用」，頂多使自己出了些風頭罷了。但是，僅僅幾年之後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歷史就給了昆德拉一個響亮的回答：哈維爾的所作所為——有用！

２０１６．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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