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經濟學科學性的反思

本文發表於《清華政治經濟學報》第1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作者：王生升，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所

在《人性論》中，大衛·休謨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論原則，即不能從「是」的命題推導出「應該是」的命題，這一方法論原則被稱為「休謨鍘刀」。根據「休謨鍘刀」，事實性研究與評價性結論之間存在嚴格的邏輯界分，從前者不能合乎邏輯地推論至後者；惟有加入特定的價值判斷，才能實現從前者到後者的跳躍。據此，古典經濟學家西尼爾和小穆勒將經濟學研究劃分為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兩部分：實證經濟學是有關經濟現象和經濟事實的科學說明，獨立於經濟學家的價值判斷；而規範經濟學是經濟學家從其特定的價值判斷出發，對經濟現象和經濟事實予以主觀評價，並據此提出特定經濟目標及相關經濟政策建議。根據這種二分法，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致力於建立一門「價值中立」的實證科學，並將這一特徵樹立為經濟理論具備科學性的基本要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實證科學」的共識僅僅存在於主流經濟學家內部。在普通公眾眼中，西方主流經濟學在解釋和預測經濟衰退與危機時軟弱無力，它的科學公信力遠遠低於物理學、化學等實證科學。

本文力圖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並不是一套業已被證實的科學理論，而仍然是一套令人大大生疑的假說體系。在這套假說體系的中心，是一類特殊的價值判斷——方法論判斷，「新古典範式」是這一方法論判斷的簡潔稱謂，它在邏輯上先於經濟學理論，統攝著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科研活動過程。不僅如此，現實世界中的利益鬥爭也影響著作為現實個人的經濟學家的科研活動，藉助於從業資格篩選和職業學術訓練等環節，資產階級有效地將另一類價值判斷——「以資本為中心」的利益價值判斷深深地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界，這種價值判斷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範式」的選擇。正是這兩類特定的價值判斷，使得西方主流經濟學無法成為「價值中立」的實證科學，事實上，這種經濟學的歷史合理性主要在於其所承擔的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意識形態功能。

一、實證經濟學尚未獲得證實

對大多數公眾而言，判定一項理論是否是科學的，其根本標準在於這種理論是否已經被客觀事實所證實。例如，有關太陽系內各星體的運動軌跡的觀測數據，證明了牛頓力學理論和運動理論的科學性；1919年日全食期間恆星光線在太陽附近彎曲的觀測數據，證明了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科學性；等等。

在很多人看來，西方主流經濟學是有關「是什麼」的經濟學知識體系，是對客觀經濟現象理性分析的成果，是一門實證科學。迄今為止，西方主流經濟學提供給我們的基本原理，如市場均衡理論、就業理論、貨幣數量理論等，都已經被客觀經濟事實所證實的理論成果。相對於其他的社會科學理論，這些經濟學原理更具科學性，西方主流經濟學因此成為了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它比其他社會科學更接近於自然科學的標準。

然而，將西方主流經濟學視為已經受住實踐檢驗的實證科學的論斷，僅僅是門外漢們的不切實際的樂觀想像。西方主流經濟學從來不是一門已經被「證實」的科學原理，恰恰相反，經濟學界尚未就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形成普遍的共識，處於西方實證經濟學中的主流理論不斷遭到來自不同方向的批評與挑戰。

經濟思想史的常識告訴我們，從亞當·斯密創立古典經濟學以來，經濟學家之間的根本分歧從未消除甚至縮小。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些相互對立的經濟學解釋都能找到支撐其理論科學性的證實性證據。在這方面，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是新古典就業理論與凱恩斯就業理論之間的根本分歧。根據前者的解釋，市場機制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最佳手段；關於這種就業理論的證實性證據，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英勞動市場的自由化改革對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根據後者的解釋，市場機制不能自動實現充分就業，政府干預是解決失業問題的必要手段；關於這種就業理論的證實性證據，是1929年經濟大蕭條後的「羅斯福新政」及二戰後歐美各國政府成功的總需求管理實踐。

相互對立的經濟學理論都能夠找到其所需要的證實性證據，這說明了兩個基本事實。第一，經濟學研究領域學派林立，至今仍未出現某個被廣泛認可的基本理論框架。自邊際革命以來，馬歇爾創立的新古典靜態均衡分析逐漸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框架。然而，新古典分析框架獲得主流地位並不等價於這一框架獲得「普遍共識」；事實上，西方經濟學界內部對這一分析框架的科學性與合理性的批評從未間歇過。毫無疑問，西方經濟學界內部對新古典分析框架的最重大挑戰來自於凱恩斯，他在《通論》中的解釋偏離了靜態均衡分析框架，強調產品市場、勞動市場與貨幣市場之間的相互關聯及可能的內在不一致性。作為應對，希克斯、漢森、薩繆爾森等學者努力將凱恩斯的觀點納入到原來的新古典分析框架中，其成果就是新古典綜合派的宏觀經濟理論。由於其秉承了新古典分析框架，因此這一成果迅速被認可為正統的凱恩斯主義，並隨之成為戰後主流宏觀經濟學。但這種做法很快就遭到了另外一些凱恩斯主義者的強烈反對，以瓊·羅賓遜夫人、斯拉法等劍橋學者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強調凱恩斯理論對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革命性顛覆，將新古典綜合派的宏觀經濟學視為凱恩斯思想的「私生子」。「兩個劍橋之爭」及後凱恩斯主義學派的興起，正是這些凱恩斯主義者對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主流地位持久挑戰的有力證明。跳出西方經濟學的界限，新古典分析框架面臨著更多的外部批評，其中最重要的批評無疑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看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只關注於市場供求運動的表層規律，完全忽視了市場供求背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運動，由此形成的經濟理論根本不能解釋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動規律和發展趨勢。

十分明顯，在經濟學領域中存在的上述學術分歧決不是細枝末節的，而是根本性的，是有關選擇何種前提假說和研究方法的根本性分歧。這種根本性分歧的持久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於各流派經濟理論面臨的相同尷尬處境：它們各自都能找到眾多的證實性證據，同時也面臨著眾多證偽性證據的衝擊。以新古典分析框架為基礎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同樣不能擺脫這種尷尬處境。作為一套假說體系，西方主流經濟學遠遠不是一門被「證實」的科學。

二、實證經濟學抵抗證偽性檢驗

作為一套假說體系，西方實證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從未被令人信服地證實過。然而，這種狀況並未引導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將大部分智力資源用於經濟學原理的檢驗；相反，稀缺的智力資源被主要投入到理論模型的精緻化領域。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對經驗性檢驗問題的「忽視」，實際上源於其從古典經濟學那裡秉承下來的防衛性立場。簡而言之，這種防衛性立場要求經濟學家忽視經驗性檢驗的重要性，通過各種「證偽免疫策略」來抵消證偽性證據對經濟理論本身的衝擊，以此來維護經濟理論的正確性和權威性。

通過忽視證偽性檢驗來防衛經濟理論的立場，可以一直上溯至古典經濟學家的論述。在古典經濟學家有關經濟學本質和研究方法的論述中，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這種防衛性立場及其辯護功能。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他在《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其方法》中指出，經濟學研究採用的是演繹方法，經濟學的結論來自於若干抽象假設前提的推導，因此其結論僅僅在抽象的意義上為真。由於存在各種現實性干擾因素，因此經濟學的結論不能用於解釋或預測現實的經濟事件。經濟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並不能成為否定經濟理論正確性的證據。[1]十分明顯，穆勒從經濟理論的抽象特徵出發，在經濟理論與經濟事實之間劃開了一道鴻溝，以此抵禦各種反常性事實對經濟學理論的衝擊。與穆勒相比，另一位古典經濟學家J·E·凱爾恩斯的見解表達了更強烈的防衛性立場。凱爾恩斯認為：經濟學的前提基於人性和世界的基本事實，如「以儘可能小的犧牲獲取財富的慾望」和「自然力量尤其是土地的物質性質」等，這些前提並不包含任何假設的成分，而是絕對為真。從這些「真」前提出發，通過正確的邏輯推論，經濟學分析可以得出相應的「趨勢推論」，即斷言存在何種可能趨勢的推論。從邏輯上講，經濟學理論絕對為真，但這種邏輯為真的理論仍然有可能與事實不符，根本原因在於干擾性因素的存在。因此，經濟學家應該運用經濟事實對原理進行「證實」，其目的不在於檢驗經濟理論是否正確，而在於確認該理論的適用範圍，發現導致理論推論與事實不一致的干擾性因素。通過持續不斷的經驗性證實，經濟學家能夠越來越精準地界定經濟學理論的適用範圍和現實條件。[2]

古典經濟學家的這種防衛性立場，意味著經濟理論完全擺脫了經驗性檢驗的約束，證偽性事實對經濟理論的衝擊事實上被徹底消解了。顯然，這種「防衛性證實」立場的辯護色彩太過濃厚，它不斷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也就不足為奇了。

1934年卡爾·波普爾出版了《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證偽主義」科學標準逐漸成為知識界大多數學者的共識。「證偽主義」的興起對上述防衛性辯護構成了嚴重挑戰。受此影響，弗里茨·馬克盧普、保羅·薩繆爾森、米爾頓·弗里德曼等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系列著述，強調運用經濟事實對經濟學假說的真偽進行檢驗。弗里德曼在《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一文中指出的，「經濟學理論實質上是一種假說體系，我們根據其對相關「解釋」現象的預測能力來評價其科學性，唯有事實證據才能檢驗該理論的真偽。更確切地說，唯有事實證據，才能評判該理論是否被暫時接受或摒棄。」[3]。

然而，上述學者對「證偽主義」的強調也僅僅停留在了口頭，在實踐中通行無阻的仍然是對經濟理論的防衛性辯護。這種言行不一的典型例證，是弗里德曼關於回報最大化假說的檢驗。弗里德曼強調，「回報最大化假說的另一類更加重要的證據，來源於該假說在具體問題上的無數次應用，以及在反覆應用中，該假說推論與現實結果並沒有發生抵觸這一事實。然而，我們很難為這一證據提供文件證明，這是因為它散落在為數眾多的備忘錄、文章和專著之中，這些材料主要與特殊的具體問題相聯繫，而與對該假說的檢驗並不相關。然而，在很長時間內人們對該假說的持續使用與普遍認可，以及未能創立和廣泛接受另一種邏輯嚴密、自圓其說的替代性假說這一事實，間接而有力地證明了該假說的價值。」[4]對此，阿奇博爾德批評到，「不管弗里德曼在其他地方說了些什麼，他並沒有真正對檢驗收益最大化假說感興趣，而是想方設法去鞏固這個假說。……此外，一個假說所保持的時間和缺少一個廣為接受的對手並沒有提供對『它的價值的有力的、間接的公開承認』，……每一個人們曾經堅持過的荒謬的教條都是以這種理由來辯護的。」[5]

一旦當證偽性事實的規模與影響超出了「可忽略不計」限度，如何處理證偽性事實與理論的不一致性，就成為經濟學家無法逃避的任務。一個相當普遍的選擇方案，是為既有的理論增加新的輔助性假說、或者修正既有理論的邊界條件，以此抵消證偽性事實對理論本身的衝擊，維護既有理論的有效性。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70年代「滯漲」現象對凱恩斯主義理論構成了巨大的衝擊，然而「有效需求原理」並未因此退出歷史舞台。一大批年輕經濟學家通過引入價格粘性等新的輔助性假說，以重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解釋力，這就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興起。另一個近在咫尺的例子，是2008年金融危機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挑戰。席捲全球的經濟大衰退，並沒有從根本上瓦解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自由放任原理。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的工作重心，不是力求尋找引起危機的外部因素，就是修正自由放任原理的假設條件，其根本目的在於消除證偽性事實的衝擊而不是證偽自由放任原理。

[1]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其方法」，《經濟學的哲學》，北京：世紀出版集團，2007

[2] 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第87-9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3] 米爾頓·弗里德曼，「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經濟學的哲學》，北京：世紀出版集團，2007

[4] 米爾頓·弗里德曼，「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經濟學的哲學》，北京：世紀出版集團，2007

[5] 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第12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三、方法論判斷是抵抗證偽性檢驗的關鍵

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採取的防衛性立場，在整個科學界中都有類似的回應。在自然科學的典範——物理學的發展過程中，物理學家也同樣表現出程度不一的防衛性傾向，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牛頓引力理論面對天王星「反常性」運動時的辯護。19世紀初期，有關天王星的觀測資料與牛頓引力理論的計算結果之間出現了越來越大的「誤差」，牛頓引力理論的正確性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面對這些質疑，一些物理學家提出了新的輔助性假說，用以辯護牛頓引力理論的正確性。他們認為，在天王星以外存在一顆尚未被發現的新行星，其存在導致了天王星運動軌跡的異常。亞當斯和勒維耶還依據牛頓引力定律，對這顆假設行星的位置和體積進行了估算。1846年9月23日，天文學家伽勒依據估算結果在誤差不到1度的位置發現了一顆新行星——海王星。

「海王星」被發現的事實表明，防衛性辯護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在科學發展過程中，防衛性辯護並不全是錯誤理論的遮羞布，有些防衛性辯護構成了理論進步的重要環節，對科學發展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科學史中防衛性辯護的持久存在，意味著證偽性檢驗的實質並非理論與經驗的二元對立，一種若隱若現的「信念」凌駕於理論和經驗之上，對科學家的證偽性檢驗活動實施了總體指導。20世紀60年代，科學哲學家家托馬斯·庫恩和伊姆雷·拉卡托斯分別提出了「範式」理論和「科學研究綱領」理論，這兩大理論對科學體系中的「方法論判斷」進行了剖析，揭示了這種判斷對證偽性檢驗活動的統攝作用。

作為一名熟悉自然科學史的物理學博士，庫恩發現，科學家的科研活動從來不是單打獨鬥，科學家總是隸屬於某個科學共同體。各個科學共同體間相互區別的關鍵，在於其所信奉的不同「範式」。從表層內容看，「範式」由基本定律、模型、方法、技術等構成。在這種形式的下面，還隱藏著更深層次的引申內容。馬斯特曼認為，「範式」首先隱含著某種特定的社會-心理層面的價值判斷，如對科學成就和研究方法的評價標準；其次，「範式」還隱含著形而上學層面的觀念態度，即某種特定的自然觀和「世界圖景」。以經典力學為例，其「範式」的表層內容包括牛頓運動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將這些定律應用於物體運動的分析方法、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種測量技術。而該「範式」的深層內容，則包括了有關物理學進步標準、科學研究方法等問題的評價標準，以及將物理世界看做力學機械系統的自然觀等哲學觀念。庫恩指出，「範式」對科學共同體的科研活動具有方法論指示功能。一方面，「範式」具有認識功能，它培育了科學家的特定認知體系，從而能夠識別出特定問題並提供標準化解決方案；另一方面，「範式」具有綱領功能，它為科學共同體的工作指示了方向，並規定了解決新問題的方法論原則。[1]庫恩的「範式」理論表明，所有科學研究都內涵著某種特定的價值判斷，即方法論判斷，它實際上是科學理論體系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哲學基礎。

與庫恩不同，拉卡托斯沿著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線索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理論。拉卡托斯指出，在科學理論體系的中心是各種「科學研究綱領」，這些綱領將科學理論體系劃分成不同的門類和流派。牛頓的引力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及馬克思主義等，都是科學研究綱領。科學研究綱領是有結構的，它包括兩個部分：第一，約定的「硬核」位於研究綱領的中心，由若干基本假說構成，是一個綱領區別於其他綱領的關鍵，是不可放棄、不可否證的；第二，由各種輔助性假說組成的 「保護帶」環繞在「硬核」周圍，通過調整輔助性假說的內容，「保護帶」有效地抵禦了反常性證據的否證衝擊。拉卡托斯指出，基於科學研究綱領的結構，存在兩種基本的方法論規則，即反面助發現法和正面助發現法。反面助發現法的功能是保護「硬核」，它告訴科學家應當避免哪些研究途徑，從而禁止把否定後件推理的矛頭指向「硬核」，即禁止對「硬核」的否證。正面助發現法的功能是指示科學家的工作方向，主要包括如何改變和發展綱領、如何修改和精鍊保護帶等指令，即科學工作的研究方向、次序和政策等。[2]不難看出，科學研究綱領中包含著一系列方法論判斷，反面助發現法和正面助發現法實際上是對這些方法論判斷的運用。

庫恩和拉卡托斯的分析表明，科學知識是一種有結構的系統，這個系統的基礎是一種特殊的價值判斷——約定的方法論判斷。庫恩將這些約定的方法論判斷稱為「範式」，而拉卡托斯則稱之為科學研究綱領。這類特殊的價值判斷，首先是不同科學理論體系相互區別的深層次根源。其次，它們還規範著科學家的科研活動，約束其「信仰」特定理論，以防禦性策略應對反常性事實，以此保證理論本身具有抵禦證偽性衝擊的韌性。

[1] 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 邱仁宗，《科學方法和科學動力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四、實證經濟學中的方法論判斷

與自然科學一樣，經濟學研究中也蘊含著方法論判斷，這類價值判斷的存在使得「價值中立」的實證經濟學僅僅是某些經濟學家一廂情願的幻想。與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領域的分歧要大得多，不同經濟學家組成不同經濟學流派。使這些經濟學流派相互區別彼此的表象，是這些流派所堅持的不同經濟學結論。毫無疑問，經濟學結論的差異，源於這些流派所信奉的不同的前提假設及分析方法。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不同經濟學流派會選擇不同的的前提假設和分析方法，那麼，方法論判斷的重要性立刻凸顯出來。事實上，方法論判斷這類價值判斷，構成了經濟學各流派的「範式」或「研究綱領」。

在西方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創立的新古典經濟學蘊含著一系列特定的方法論判斷，這些價值判斷構成了實證經濟學研究中的主流「範式」或「研究綱領」，我們可以稱之為「新古典範式」或「新古典研究綱領」。從根本上說，「新古典範式（研究綱領）」包括三大方法論判斷，即：個人主義原則、形式邏輯原則、以及均衡分析原則。這三大方法論判斷貫穿到經濟行為及市場活動的分析中，形成了西方實證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消費者均衡理論、生產者均衡理論、單個市場均衡理論、貨幣均衡理論、就業均衡理論、以及一般均衡理論等等。

「新古典範式」中首要的方法論判斷，個人主義方法論原則，「經濟人」假說是這一方法論原則的自然結果。大多數有關「經濟人」假說的爭論，都集中在在「自利」與「利他」、「理性」與「非理性」這兩大主題上，而往往忽略了這一假說的方法論性質及其綱領功能。「經濟人」假說的實質，是對個人主義方法論原則的認同與運用，這一方法論原則從根本上統攝著西方實證經濟學主流理論的研究方向和預期成果。因此，「經濟人」假說的真正意義，在於其對市場經濟關係的個人主義解構功能。

學者馬爾科姆·盧瑟福指出，個人主義方法論原則的關鍵，是從個人行為理論出發構造有關社會系統及其變遷過程的宏觀理論。[1]也就是說，「個人主義」要求排除一切先於「個人」存在的社會關係，純粹獨立的「個人」是全部實證經濟學的最初起點。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看來，當把各種社會關係因素從個人行為中剔除後，「個人行為」的屬性只剩下「自利」和「理性」；據此，理性自利的「經濟人」成為實證經濟學主流理論的合理邏輯起點。然而，理性自利的經濟人行為並不必然會演進出分工與交換的市場合作關係，掠奪和戰爭同樣是理性自利行為的合理歷史結果。因此，在「新古典範式」中，「經濟人」事實上隱含著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屬性，即市場交易屬性。換而言之，市場交換關係是唯一被「新古典範式」所認可的社會關係結構，它構成了「經濟人」進行理性選擇的制度性前提；而與特定生產資料所有制相關的整個生產關係結構，則被完全排除在「新古典範式」的視野以外。正是基於這種個人主義方法論原則，西方實證經濟學構建起有關市場經濟活動的一般模式，即各種類型的市場交換理論。由於排除了以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製為核心的生產關係，因此，「經濟人」相互區別彼此的唯一特徵就在於其偏好和稟賦的差異，全部的經濟活動都是平等個人間的交換活動。根據這種個人主義方法論原則構建起來的市場關係體系，實質上是一個「扁平型」的簡單交換網路，而不是一個多層級結構的複雜系統。在這個「扁平型」的交換網路中，階級分層、剝削、統治、暴力等表徵社會系統結構與功能的範疇，根本沒有存在的可能與必要。與這個「扁平型」交換網路相適應的政府，自然是充當「守夜人」角色的最小政府，其唯一功能就是維持市場秩序與提供公共物品。

「新古典範式」的第二個方法論判斷，是形式邏輯方法論原則，靜態分析方法是這一方法論原則的直接後果。19世紀80年代門格爾與施穆勒之間的方法論之爭，確立了演繹方法的權威地位，形式邏輯推理隨之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唯一認可的分析工具。之後形成的「新古典範式」側重於局部市場均衡分析，這進一步強化了形式邏輯推理的靜態特徵，這意味著辯證邏輯規律所要求的普遍聯繫與矛盾運動的方法論原則被完全放棄。在靜態的形式邏輯方法論原則指導下，西方主流經濟學將市場關係視為一個既定條件，是經濟人理性選擇以合理使用稀缺資源的外部框架。

不難看出，依據這種方法論原則形成的市場經濟觀，不過是牛頓經典力學理論在社會科學中的翻版，市場關係對應於經典物理學中的不變時空系統，經濟人行為對應於經典物理學中的物體位移運動。保羅·薩繆爾森在1948年發表的著作《經濟分析的基礎》，揭示了新古典經濟學內含的「對應原理」，即：如果要保證比較靜態分析成立，則必須要求市場經濟系統具有動態的宏觀穩定性；也就是說，新古典經濟學的比較靜態分析總是暗含著特定的系統動態穩定性假說。[2]「對應原理」的存在實際上否定了那些引起市場經濟動態不穩定的因素，特別是否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對抗性矛盾。而一旦否定了這些對抗性矛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就不再具有實質性內容，它實際上已被排除在經濟學分析之外。顯然，這一結果與個人主義方法論原則對抽象市場關係的肯定是前後呼應、內在一致的。

從價值論到價格論的轉換，突出反映了新古典經濟學對靜態形式邏輯方法論原則的貫徹。古典經濟學中的商品價值概念具有多種不同的內涵和外延。從辯證邏輯的維度看，這並不是思維邏輯的混亂，而不過是社會生產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在思維中的再現。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導致社會生產關係發生變化；這種變化隨之改造了商品生產與交換的內容與形式，商品價值概念因此具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但從靜態的形式邏輯維度看，社會生產關係的變化與「動態系統穩定」假設相互衝突，有必要通過「假定其他條件不變」，來把這種變化排除在經濟學分析視野以外。一旦否定了社會生產關係的變化，價值概念的多重涵義立刻被視為邏輯混亂的根源，價值理論因此被排除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議題之外。此後，新古典經濟學家的研究重心集中到市場交換活動的量的規定性方面，而有關市場交換活動的質的規定性，即市場交換背後的社會生產關係則被完全忽略了。

「新古典範式」的第三個方法論判斷，是均衡趨勢方法論原則，均衡分析方法是這一方法論原則的自然結果。隨著資本主義文明在物質生產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被很多人視為自然和諧的理想狀態，經濟、政治及社會矛盾僅僅是這一理想狀態的短暫插曲。均衡趨勢方法論原則從根本上正是源於這種「和諧經濟圖景」的本體論判斷。「新古典範式」在認同市場經濟和諧觀的基礎上，將這種和諧細化為各類市場均衡的線性加總：產品市場均衡意味著，市場供求雙方各自實現了效用和利潤最大化，二者利益和諧共生；要素市場均衡意味著，要素供求雙方各自實現了收益最大化，二者利益和諧共生；總供求均衡通常表述為薩伊定律或一般均衡理論，它意味著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可以同時實現均衡，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利益都是和諧共生的。

事實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矛盾是多重的，這些多重矛盾不僅直觀地表現為各階層間的矛盾衝突，而且也表現為經濟結構的持續性失衡和宏觀經濟的周期性危機。然而，在均衡趨勢方法論原則的支配下，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主旨，不在於試圖否定均衡趨勢本身，而在於揭示引起經濟偏離均衡態的干擾性因素。在經濟思想史中，通過增加新的輔助性假說來維護均衡趨勢方法論原則的例子一再出現，其中最為典型的當屬凱恩斯革命的新古典改造。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及繼起的凱恩斯革命，迅速擴大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論的影響力，這無疑對「新古典範式」的總供求均衡原則構成巨大挑戰。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一大批主流經濟學家開始致力於調和凱恩斯革命與「新古典範式」的分歧。經過希克斯、莫迪利安尼、克萊因、薩繆爾森等學者的努力，凱恩斯革命最終被同化進「新古典範式」中來，並由此形成了以新古典綜合派為代表的正統凱恩斯主義理論。在正統凱恩斯主義理論框架中，基於有效需求不足的非充分就業狀態，或者源於勞動市場貨幣工資剛性，或者源於貨幣市場的流動偏好陷阱，或者源於商業不景氣引起的投資缺乏利率彈性。第一種原因被視為工會壟斷或政府干預對自由競爭原則的人為扭曲，而後兩種則被視為市場經濟過程中少之又少的極限狀況。當出現源於總需求不足的市場失衡時，市場自身能夠通過「凱恩斯效應」和「庇古效應」自動調整到均衡狀態，政府干預的主要功能在於縮短這種調整過程的時限。經過上述弱化，凱恩斯革命所涉及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成為「新古典範式」的特例，充分就業均衡仍然成為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常態。[3]

[1] 馬爾科姆·盧瑟福 《經濟學中的制度》，第3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2] 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第110-114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3] 布賴恩·斯諾登、霍華德·文、彼得·溫納齊克，《現代宏觀經濟學指南》，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五、方法論判斷背後的利益鬥爭

以上分析表明，實證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一樣都蘊含著特定的方法論判斷，它不可能實現絕對的「價值中立」。不僅如此，由於實證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係，因此，經濟學家的研究不可能完全超越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的現實影響，這使得另一類價值判斷——利益價值判斷——強烈影響了經濟學家對特定方法論判斷的選擇，「價值中立」經濟學在現實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生長的空間。

在米爾頓·弗里德曼看來，利益價值判斷在經濟學研究中僅僅具有次要的地位，「……有關公共政策的分歧，主要地根源於對行動導致的經濟結果的不同推測，從原則上說，通過實證經濟學的發展，我們就能消除這些分歧。」[1]即便如此，弗里德曼仍然不得不同時承認，「在某種程度上，有關實證經濟學和規範經濟學的混淆是無法避免的。……實證經濟學的結論似乎是、並且確實是與一系列重要的規範問題直接相關。」[2]與弗里德曼的樂觀判斷相比，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對規範性價值判斷的地位表達了更為謹慎的見解。索洛指出，「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具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信念和各種各樣的價值觀。但是，所有的社會科學研究不同於研究材料強度和血色素分子結構，它們和意識形態、利益和價值的關係特別近。不管社會科學家是否接受和是否知道這些，甚至是否和它們做過鬥爭，但他對研究領域的選擇、提出的問題、不願提出的問題、他的研究框架、他的用詞方式，都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他的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3]

「新古典範式」是西方主流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判斷的核心內容。在選擇這套方法論判斷體系時，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客觀上受到了資本利益集團的巨大吸引和扶持。上一節的分析表明，「新古典範式」所設定的研究綱領有助於生成出一種認同資本主義制度合理性的經濟理論，這無疑與資產階級的總體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通過對新古典經濟學發端史的考察，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佩雷曼揭示了「新古典範式」利益價值取向。佩雷曼指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工人階級運動的理論支持及其巨大影響，導致很多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性憂心忡忡，他們覺得有必要將經濟學重建為一門關於交換而非生產的科學，其結果是1870年前後出現的「邊際革命」。「通過強調對交換關係做形式上的數學化處理，經濟學家就可以擺出一副更加科學的姿態。而且，從交換的角度進行的經濟分析在遮蓋利益衝突方面似乎相對更有效一些。因為雙方都必須從自願的交換中得益，否則交換就永遠不會發生。」[4]伴隨著這種研究主題的變換，是「政治經濟學」名稱被「（純粹）經濟學」的取代。通過這種名稱的變換，「馬歇爾期望他的讀者像他一樣接受經濟學為一門客觀的科學，能夠代表社會的整體利益。據認為，這一新的經濟科學可以證明作為一個整體的資本家（區別於具體的資本家）的利益就是整個社會的最佳利益。」 [5]

「新古典範式」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合理性的認同，使得它迅速成為資產階級及其國家的「上乘之選」。憑藉其對經濟資源的控制權，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有能力左右「從業資格篩選」環節。在「消費者主權」的名義下，資產階級及其國家以更高的買方要價來釋放出對「新古典範式」的顯著需求，從而遴選出那些信奉「新古典範式」的經濟學家，並將其中的佼佼者樹立為經濟學研究的精英與權威。正是在這裡，利益價值判斷對西方實證經濟學的發展發揮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

在西方經濟學界，是否信仰「新古典範式」，已經成為一名經濟學家能否進入主流學術圈子的首要條件。對於這一點，曾任美國國防部首席經濟學家的阿蘭·安瑟芬的回答非常清楚。他指出：「我們（在國防部）運用的分析工具，是最簡單、最基本的經濟理論概念和最簡單的量化方法。完成這類工作所要求的只是透徹理解和——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是——信仰諸如邊際產出和邊際成本這些概念是適當的……。我們（在國防部）運用的經濟理論，是那種我們當中大多數人在大學二年級時學的東西。之所以需要博士加盟，只是因為直到他們經歷了研究院生涯並（通過流行經濟理論）獲得了既得利益之前，許多經濟學家並不相信他們所學過的經濟理論。」[6]

特別是當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時，資產階級及其國家對經濟學家的「篩選」會更加積極，利益價值判斷對實證經濟學的影響也表現得更為明顯。艾德華·赫爾曼的研究表明，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滯漲困境時，「公司聯合體繼續保持攻勢，想要改變智力環境以證明降低工資和稅收的合理性。商界將大量的錢投入思想儲蓄庫中的『保守派的迷宮』，為『自由企業』教席的得分提供資金，贊助了許多大學裡的系列講座和學者的個人研究。用遺產基金會首腦埃德文·福爾納的比喻說，就像寶潔公司銷售肥皂的意圖一樣，商界的意圖就是讓知識市場提供支持適當的政策結論的研究和『專家』意見。這是一種強有力的、有特定結論的知識服務『需求』。」 [7]由此產生的直接後果是，以「芝加哥信條」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經濟學——更美化的稱謂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迅速成長為美國經濟學的主流趨勢，私有權優先性、市場靈活性及國家干預無效性等保守主義觀念相應獲得美國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可。對於這種狀況，彼得·華倫不無驕傲的表示：「文化多元主義、女性主義、解構主義和其他時髦的激進思想潮流的緩慢侵蝕，已經擴散到美國大學的幾乎每個研究分支。但經濟學看起來已形成一種抵抗這類疾病的免疫力，它是未被激進左翼思想佔領的少數幾個專業之一。被大批教授所詛咒的市場資本主義在經濟系依然非常繁榮，凱恩斯主義在這裡一直無法阻止古典自由市場思想的各種分支的成長壯大。」 [8]

[1] 米爾頓·弗里德曼，「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經濟學的哲學》，北京：世紀出版集團，2007

[2] 米爾頓·弗里德曼，「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經濟學的哲學》，北京：世紀出版集團，2007

[3] 羅伯特·索洛，「經濟學中的科學和意識形態」，《經濟學的哲學》，北京：世紀出版集團，2007

[4] 邁克爾·佩雷曼，《經濟學的終結》，第6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5] 邁克爾·佩雷曼，《經濟學的終結》，第6-7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6] 邁克爾·佩雷曼，《經濟學的終結》，第19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7] 邁克爾·佩雷曼，《經濟學的終結》，第21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8] 邁克爾·佩雷曼，《經濟學的終結》，第21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總結

在《政治經濟學的範圍與方法》一書中，約翰·內維爾·凱恩斯強調，對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區別的混淆，是大多數經濟學謬誤的根源，經濟學家的任務是創立一門準確無誤的、實證科學的政治經濟學。[1]然而，上文的分析表明，儘管西方主流經濟學以實證科學自居，但它並不是「價值中立」的客觀科學，「新古典範式」所代表的方法論判斷及旨在維護資本總體利益的價值判斷，從根本上規制了西方實證經濟學的選題、方法、結論及政策建議。2008年夏秋之交爆發的金融危機及隨後的全球性經濟大衰退，沒有引起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的自我反思與批判。究其原因，就在於上述兩類價值判斷對西方實證經濟學研究的強大統攝力。經濟思想史中的無數事實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從來不是一門價值中立的實證科學；相反，特定的方法論判斷和利益價值判斷緊密結合在一起，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實證研究」規定了基本研究綱領，它從根本上統攝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

[1] 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第91-96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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