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中國崩潰論」：西方的意識形態武器

來源：《紅旗文稿》2015/12　作者：梁玉春

歷經30餘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現實國際體系的推動者和建設者，亦有意與西方發達國家達致良性互動，成為這些國家的夥伴而非對手。然而，面對中國的和平崛起，西方還是對中國採取了遏制策略。但在選擇遏制中國的路徑時，他們已不再更多採用20世紀中後期對中國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剛性遏制」政策。因為，對中國的「剛性遏制」，只能強化中國的獨立自主和反西方傾向，無助於達到其 「教化」中國的目的。「剛性遏制」的低效，促使西方摒棄以往咄咄逼人的「攻勢」戰略，轉而選擇「柔性」策略。在意識形態領域製造關於中國的妖魔性話語，就是西方遏制中國策略之首選。而「中國崩潰論」就是西方意識形態妖魔化中國的話語載體之一。

一、「中國崩潰論」：從學術話語到政治話語的轉變

2000年，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教授托馬斯·羅斯基先後發表《中國的GDP統計發生了什麼？》和《中國的GDP統計：該被警告？》兩篇論文，運用統計學方法，對中國統計數據進行比對性分析，指出中國能源消耗增長與GDP增長等存在不合邏輯的負相關性，進而質疑中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性。這是從學術層面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否定性論述。兩篇論文的觀點，當時並未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此時，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研究，應該說只是學術研究領域的正常探討，未有政治性因素的介入。

2001年7月，美籍華人章家敦出版英文專著《中國即將崩潰》，認為中國經濟存在虛假繁榮，不久將崩潰。章家敦曾在中國上海、香港生活，對中國經濟有一定程度的感性認識，因此其觀點獲得美國部分政界人士及學者的認同。該書出版後引起較大反響，美國國會還就此專門召開聽證會。2002年1月，美國《中國經濟》季刊主編斯塔德維爾撰寫的《中國夢》出版，預言中國即將出現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此論助推了「中國崩潰論」的政治性轉向。

2002年初，西方一些具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主流媒體，如美國的《新聞周刊》、《中國經濟評論》和英國的《金融時報》、《經濟學人》等開始大量報道托馬斯·羅斯基的觀點。至此，關於中國GDP數據真偽和中國發展趨勢的純學術研究，由於西方主流媒體介入，開始向政治領域轉向、蔓延。在國際話語權被西方主流媒體主導的背景下，「中國崩潰論」雜糅了西方某些政治勢力對中國的惡意企圖，成為他們妖魔化中國的標誌性話語。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再度拋出「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即將崩潰，中國共產黨也將隨之垮台。但是，中國經濟不僅沒有崩潰，反而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有效應對，成為國際經濟擺脫低迷困境的「引擎」。

2013年至2014年，中國致力於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調整經濟結構，提升經濟質量和效益，有意識地降低了經濟增速，將經濟增速控制在合理可控區間。但是，這也使「中國崩潰論」再次回潮。美國學者沈大偉在2015年3月6日的《華爾街日報》刊發名為「中國即將崩潰」的文章，認為富人移民國外、壓制異見政治人士、官員腐敗、官員木訥和經濟陷入系統性陷阱，將導致中國「崩潰」。前些年，沈大偉曾對中國發展持樂觀肯定態度，多次應邀到中國訪問，在中國思想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他提出「中國崩潰論」，一反其此前對中國的認知和肯定，出乎國人意料，在國際上也引起了較大反響。

「中國崩潰論」罔顧中國的發展實績，向國際社會繪製了一幅中國行將「崩潰」的虛幻圖景。而這種虛假「鏡像」又以數據為支撐基點，以章家敦的華裔身份為親歷性佐證，以名家學者的學術之名，極具欺騙性。一是妖魔化中國的國際形象，弱化中國的國際吸引力，有可能動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心。二是對西方國家政府決策產生負面影響，有可能形成對華不利的政策，進而惡化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增加中國發展的國際成本。三是降低外商投資中國的意願，特別是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強的當下，外資的減少將阻滯中國的經濟發展。四是誤導西方民眾對中國的認知，不利於中西方民眾交往交流，增進互信和友誼。對此，我們應該保持高度警惕，切不可掉以輕心。

二、「中國崩潰論」緣何被西方屢屢拋出

2001年以來，在錯綜複雜的國際經濟政治博弈中，每當國際國內形勢出現一些不利於中國發展的癥候，西方就會拋出「中國崩潰論」，預言中國即將「崩潰」。 因此，「中國崩潰論」，可謂既是老話題，又是新言說，雖然屢被證偽，但總是會被西方不斷利用。西方熱衷於討論和宣揚「中國崩潰論」，主要有以下原因：

1西方對中國實力上升和自身實力下降的焦慮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以罕見的速度保持了高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升，國際地位明顯增強，成為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國。2007年，中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後，中國積極應對嚴峻挑戰，成為世界經濟擺脫衰退的「牽引機」，令世界各國矚目。2009年，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即使目前中國主動調低經濟增速，7%的增速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反觀西方發達國家，30多年來，經濟增速一直較低，特別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普遍陷入經濟低迷，至今未有顯著起色。

面對中國的快速發展，特別是中國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提議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得到諸多國家的積極響應，紛紛加入，彰顯了中國不斷增強的國際影響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尚未做好接受中國崛起的心理準備。他們不願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出現了自我「身份焦慮症」。「我還是原來的我嗎？」「我還是世界的主導者嗎？」這些疑問，衝擊著西方國家所謂的自尊。他們不願看到一個曾被其視為「東亞病夫」的國家向當今世界的中心地帶位移，焦慮自身國際影響力的下降，憂懼自身中心地位和既得利益受到來自中國的所謂「威脅和挑戰」。但是，中國和平崛起的事實又迫使他們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大國身份。這使西方國家陷入對待中國的矛盾心態。因此，他們屢屢拋出「中國威脅論」，正是為了掩蓋其因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和對自身的發展缺乏自信而陷入的迷茫和惶惑。

2西方意識形態偏見

由於人類社會工業化、現代化發端於西方，並在西方取得領先地位，西方國家習慣以現代文明的「發源地」和「中心」自居，「西方中心論」應運而生。「西方中心論」將其現代化進程普泛化為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唯一路徑，將西方政治模式視為全球普世性的唯一範式，凡是不符合其發展道路的另一種選擇，都被指涉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另類；凡是不實行西方式民主的國家，都被定格成專制政體和所謂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逆子。「維護『民主優勢』論的正確性，即西式民主是繁榮的前提，發達國家都是西式民主國家」的狹隘心理，使西方國家慣於以西方的視角審視外部世界，總是以西方的立場和價值觀為坐標，評判非西方文明實踐。這使西方的判斷難免囿於視野的狹窄而出現偏見。這種偏見已固化為西方意識形態的「基因」，影響著西方國家「自我」對「他者」的認知。

西方對中國引入並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給予肯定，但對中國不照搬其政治模式，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開創出迥異於西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道路，橫加指責。目前，中國更加註重推進漸進式民主即增量民主和協商民主，並未對西方民主進行激進式「橫的移植」，使西方寄予中國政治改革「休克療法」的願望更難以實現。基於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西方將中國的政治體制貶損為專制政體，不認可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道路，自然會妖魔化中國。

3西方意識形態霸權

相對於其他國家綜合國力和物質生活的比較優勢，西方自恃其自身較高的文明發展程度，認為其文明為世界的發展和繁榮做出了主要貢獻，代表人類社會發展的唯一方向；西方的價值觀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是唯一具有全球普適性的文明模式；東方發展受益於西方文明惠澤，是對西方文明學習模仿的結果。這種思想經過五百餘年的培育和積澱，在西方人的潛意識裡，早已固化為心理優越和思維定式，進而發展成極端的霸權思維。西方習慣於以世界霸主的身份和人類救世主的姿態俯視全球，主導並制定國際體系規制。但凡不符合其價值觀、社會制度的另一種發展路徑，都被其視為異端而淪為對立面。

作為新興國家，中國的和平發展之路相異於西方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強國必霸之途。中國關於和平發展與建設和諧世界的理念，表明了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繁榮的積極力量。遺憾的是，中國採取的有益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行為，並沒有得到西方一些國家友善的回應，反而將中國假想為現實和未來的「敵人」。中國願意與世界上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合作、發展、共贏，構建和諧世界，但是，快速發展的中國被西方意識形態幻想為其追逐全球霸權的「障礙物」。在西方視域中，中國既然是其意識形態霸權的阻礙者，就應該被塗抹上「污衊性釉彩」。在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持續外溢下，只要西方將中國視為其拓展霸權的對手，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和聲譽就可能遭受來自西方意識形態的損毀。

4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思維

西方意識形態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典型範式，自從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和發展以來，就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尤其是現實社會主義國家，或明或暗地採取敵視、演變和消滅戰略，試圖將人類社會制度架構轉型為資本主義單軌制，在全球建立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霸權地位。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標誌著冷戰格局的結束。然而，西方並沒有摒棄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思維，仍將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臆想為對立物，意欲進一步削弱社會主義的現實力量。

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出現，彰顯著社會主義的生命與活力，卻是西方國家不願看到的景象。只要世界上還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只要中國仍然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美國等西方國家就不會放棄冷戰思維，一定會繼續污損社會主義中國的國際形象，壓制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空間。

三、如何看待和應對「中國崩潰論」

當前，西方國家的話語霸權使妖魔化異質國家的行為成為其習慣性偏好，以至中國常常淪為他們的醜化對象。對此，中國如果不能有效應對，將對自身造成嚴重影響。因此，必須採取措施，有效應對「中國崩潰論」。

1保持定力，將「中國崩潰論」視為「成長的必然煩惱」

人類社會的政治實踐一再表明，後發國家在由弱轉強的進程中，一般都會遭遇既成大國的遏制。任何在國際社會權力結構中的席次靠近既成大國的新興國家，都將被既成大國假想成對立物。新興大國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也會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表現出一定的活躍性，這將被既成大國視為威脅，即使新興大國不斷表明其無意挑戰既成大國的地位，既成大國出於鞏固既有地位和利益的需要，仍然會將新興大國視為潛在或現實的對手與敵人，採取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意識形態等多維手段，醜化新興大國的國際形象，制約新興大國的崛起。

20世紀上半葉，美國在崛起的過程中，也曾經遭受英國、法國等既成大國的惡意排擠。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起飛之後，大量收購美國等既成大國的知名企業，引來美國的應激性反應，即使日本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方面追隨美國，且被美國視為其在亞洲的戰略盟友，仍然遭到美國的強力擠壓。日元被美國逼迫升值，致使日本經濟長期處於低迷狀態。近年來，俄羅斯憑藉其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快速崛起，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並逐漸展現昔日的「大國風骨」，同樣遭遇了美國和歐盟的打壓。中國當前遭受美國和日本的遏制排擠，恰是當年美國和日本崛起進程中遭遇壓制的現實翻版。因此，對「中國崩潰論」，應該保持從容淡定的心態，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把「中國崩潰論」當作發展過程中難以規避的「成長的必然煩惱」和「發展成本」。

2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進一步增強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提升國民的生活水平，是破解「中國崩潰論」的利器。中國經濟發展中不是不存在問題，但存在一些問題並不意味著就會崩潰。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府對經濟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具有清醒認識，並進行了有效治理。近年來，中國政府有意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實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的措施，主動將經濟增速從高速降為中高速，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經濟質量和效益都在提高，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鑒於中國經濟總量的巨大，即使經濟增速稍稍下降，其規模在世界上仍然十分可觀，每年增量相當於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規模。所以，對中國經濟的調速換擋，一定要保持定力和信心。

中國當前正以全面深化改革為內驅動力，以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為保障，致力於政府簡政放權，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倡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營造良好的環境，並針對經濟下行壓力，採取諸如以積極的財政政策為主軸，增加公共支出等一系列措施，確保經濟穩定增長。只有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才是對「中國崩潰論」的有力回擊，使其不攻自破。

3建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話語傳播媒體

當今時代，誰擁有強大輻射力、影響力的傳播媒體，誰的傳播能力就強，誰就掌握了國際話語權。目前，具有重大輻射力和影響力的國際性傳媒幾乎都是西方媒體，如美聯社、路透社、BBC和《紐約時報》等。西方話語在國際話語場域佔據主導地位，與西方發達國家擁有強大的國際性傳媒密切相關。中國主流媒體，與西方主流媒體相比，無論從擁有的受眾還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都存在明顯的差距，躋身國際一流媒體行列尚需努力。建立中國的國際性傳媒，建構中國國際話語的生成和傳播介質，將使中國擁有自己的國際話語平台，這既是中國及時應對負面國際輿論的前提，也是中國引導國際輿論具有長遠性、根本性的物質基礎。

4 提升設置國際性議題的能力

西方主流媒體主導並在持續強化國際話語權，不會輕易放棄對國際議題設置的壟斷地位。這就需要中國主流媒體主動作為，積極設置與中國相關、對中國有促進作用的國際性議題，掌控話語導向並大力宣傳，使話語異向服務於塑造中國良好形象、擴大中國國際影響。設置國際性議題要將全球治理中的重大議題與中國的道路、制度與貢獻相結合，需要精心謀劃，先聲奪人，大造聲勢，從而營造於我有利的濃厚國際輿論氛圍。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新疆項目「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認同研究」[項目編號：13XJJA710001]階段性成果）

（作者：新疆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李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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