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迪倫:搖滾之魂
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2016年10月13日下午一點,瑞典學院將2016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美國音樂家鮑勃·迪倫。自迪倫始,歌詞的深刻寓意與音樂本身變得同等重要,他的歌形塑了工業化國家整整一代人的敏感性, 這位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民謠樂手影響的音樂人遍布全球,尼爾·楊,約翰·列儂,羅大佑……本文原標題《鮑勃·迪倫:搖滾之魂》,載於2011年南方人物周刊
人們都瘋了/時代真奇怪/我被牢牢鎖住/遠在射程之外……一切已今非昔比(《今非昔比》)
在許多人心裡,鮑勃·迪倫(Bob Dylan)約等於60年代的抗議歌手和那首《隨風而逝》,但若真是這樣,他就不是迪倫了——「最重要的,是置身險境去了解事物。」
創作半個多世紀,迪倫不斷改變面貌,也因堅持創新,歷經種種質疑。60年代他以民謠詩人形象深植人心,但卻拒絕被標籤;他決定給吉他插電、高唱搖滾時,被人指為叛徒;70年代成為基督徒、發行福音專輯時,又遭昔日歌迷嘲弄;衝破80年代的低迷期,他又重出江湖,近年轉向布魯斯、藍草風格,神秘地回歸到一個更自由的廣闊天地……比起僅供樂迷膜拜、憑弔的「活化石」,他更是不斷生長的活神話,誠如他在歌里所唱——「人若不顧念重生,就是自尋死路。」
1988年,迪倫入選搖滾名人堂,同年展開全球巡演,自此每年唱上百場,從學校禮堂到國家級體育館,從賭城到梵蒂岡,曲目從未重複,編曲、表演不停翻新。關於這場史上持續最久的巡演,人稱「永無盡頭的巡演」(The Never Ending Tour)。迪倫對這稱呼卻不領情,「世間沒什麼是Never Ending的,想唱就唱,哪天不想唱就不唱了。」
4月初,年近古稀的迪倫將來華巡演,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後一次。對於這場(迪倫自稱)「將集簡單與虛幻於一身」的演出,人們盼著親赴現場,「見證傳奇」。
鮑勃·迪倫
比起大陸過去來自文本的符號化解讀,台灣60年代的文藝界倒是直接浸染於迪倫的歌聲中,林懷民最初的小說《蟬》中有他的歌;余光中效仿他的《隨風而逝》,寫下名作《江湖上》;賴聲川當年駐唱時也愛唱迪倫的歌;如果沒有迪倫,恐怕也沒有楊弦以詩入歌的改編,台灣「民歌運動」便失去了起點;羅大佑的書架上豎著厚厚的《鮑勃·迪倫歌詞集》;受迪倫影響,陳升在自己的歌里也吹起了口琴,並曾表示——「對我們來說,迪倫是神……」
1968年,全球都在風雨飄搖中激動不已的年代,迪倫則隱退農村,在音樂和《聖經》中重新思考人生,「反正我是個局外人,當年我以局外人身份出現,現在我更是個局外人。」
去年2月,白宮舉行了一場紀念美國民權運動的音樂會,迪倫受邀獻唱《時代變了》,他既不參加排練,也不和總統夫婦合影,演完就匆匆離開。對他而言,「政治就是娛樂,就是場運動會,是為那些受過良好教育、西裝革履的有錢人預備的。」
儘管迪倫不買政治家的賬,現任總統倒是他的忠實粉絲,奧巴馬稱,迪倫的歌在他iPod上播放率極高。「我不知道奧巴馬可否當好總統,也許他能做到自己所期望的最好。」迪倫的點評頗具意味,「大多數總統就職時都有最好的意願,最後卻灰溜溜地下了台,例如約翰遜、尼克松、柯林頓……以及杜魯門,好比他們飛得離太陽太近,結果就被燒死了。」
1997年春天,迪倫心臟遭細菌感染,大病了一場,「我都以為要去見貓王了。」然而這場病,似乎把他此前的低迷一掃而空——9月發行新專輯《被遺忘的時光》,拿下格萊美獎年度專輯;2001年又以《今非昔比》拿下奧斯卡電影歌曲獎(此後小金人就陪著他四處巡演),隨後3張專輯《愛與竊》(2001)、《摩登時代》(2006)、《共度人生》(2009)不但大獲好評,後兩張更攻下全美專輯榜首,《滾石》雜誌編輯評價道:「迪倫自從1968年專輯《約翰·韋斯利·哈丁》之後就沒如此『活潑』過。」
人們看到,一個永不停航的搖滾信徒,踏上了「重攀巔峰」的征程。
2004年,迪倫的自傳《像一塊滾石》出版,登上《紐約時報》年度榜,還被提名美國國家圖書獎,媒體將其與《在路上》相提並論,贊其寫作手法直追普魯斯特……迪倫成了有史以來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音樂人。2007年,普利策將特殊貢獻獎獻給他——儘管大家公認「迪倫不需要普利策,是普利策需要他」。
前陣第53屆格萊美頒獎禮上,迪倫受邀登台,歌唱了半個多世紀,那被酒浸過被煙熏過被風吹過的聲喉乾枯得嚇人,倒也散發出老當益壯的舞台魅力,老迪倫表情冷漠,裡面的魂卻是熱的。
「回望過去,我受的大部分影響可能讓人覺得很怪異,我迷戀那些巡迴演出的團體:藍草音樂歌手、表演套索雜耍的黑人牛仔、歐洲小姐、卡西莫多、長鬍子的女人、人妖、畸形、駝背、非洲侏儒、吞火的人、教師和佈道者、布魯斯歌手……我喜歡接近這些人,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尊嚴與自由,還有公民權和人權,以及怎樣保持自我。」
這些歲月的變容,宛如歷經一長串的夢境,怪不得迪倫把「Forever Young」(青春永駐)唱得那麼吃力又感傷,如果你翻出那些老照片,他一定狡猾地說——《I"m Not There》(《我不在那兒》,2007年的迪倫傳記電影)。
是啊,他根本「不在那兒」——他已奔得更遠。
詩篇:「暴雨將至」人要經過多少修途,才能成為真正的男子漢?山要屹立幾年,才會溶入大海?人要多少次昂首,才能面對蒼天?究竟要有幾隻耳朵,才能聽見人民的哭喊?人要活多久,才能重獲自由?……答案啊,飄在茫茫的風中。
21歲時,迪倫已寫下平生最著名的歌曲,一連問了12個沒人能答上的問題。
許多人看來,他把民謠變為犀利的抗議詩和揭示現實的寓言詩,寫出了60年代,甚至整個音樂史上最偉大的數首詩篇。
1961年2月,19歲的迪倫背著吉他和破舊皮箱,從白雪冰封的明尼蘇達來到紐約格林威治村:這裡不僅是全球民謠的中心,也是各種前衛藝術恣意串門子的地方,畫家在「哇?」咖啡館聽著音樂,歌手和詩人在「煤氣燈」酒館的地下室輪番吟唱……自明尼蘇達輟學而來的迪倫,比「村子」里任何人都用功,除了扒帶子學習民謠,他在酒館中吸收各種音樂精華,熱衷費里尼和其他歐洲電影,在咖啡館中傾聽社會主義者激辯革命道路,在朋友家書房閱讀大量魏爾侖和蘭波的詩作,並和女友終日埋藏在劇場和博物館中。
「我看到的傑出藝人都有個共通點,他們的眼神彷彿在說——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我想成為那樣的表演者!」
來「村子」之前,迪倫已熟讀左翼民謠之父伍迪·格斯瑞的傳記,愛上他流浪者的形象,還有用吉他「這個機器殺死法西斯分子」的精神。他來紐約尋找伍迪,去新澤西的醫院探望病重的伍迪,唱歌給他聽,並為他寫下一首《給伍迪的歌》。「伍迪是個激進分子,而我想成為那樣的人。」然而,很快有樂界人士點醒他,純粹模仿毫無意義。
事實上,迪倫的背景與工人出身的伍迪差距甚遠。迪倫從小就等待成名,離家後一路尋找凱魯亞克《在路上》中五光十色的大城市,但伍迪則經歷過粗礪的土地風霜、流過血汗。迪倫所在的各種文藝場所,更多的是波西米亞社群……他們和享樂主義的親密關係更甚於社會主義的引力,這確乎預示著迪倫的創作路線,他的波西米亞性格與左派養分,即將交織出奇異的花朵。
「我唱的民歌絕對不容易入耳,它們並不友善,也不圓潤滑順……歌曲對我來說遠不只是輕鬆的娛樂而已。歌曲是我的導師,它們引領我,帶我到另一種對現實的意識,帶我到某個不一樣的共和國,某個解放了的共和國……一個『看不到的共和國』。」
2010年2月9日,白宮紀念美國民權運動的音樂會,迪倫(左)和美國總統奧巴馬握手
來紐約不到一年,迪倫就被曾發掘出諸多巨星的傳奇製作人哈蒙德簽下唱片合約。1962年3月,他在首張同名專輯《鮑勃·迪倫》中錄下多首傳統民歌,但沒引起太大迴響。
然而他像海綿一樣地吸收各種養分,大量創作並演唱,獨特的風格逐漸成熟。人們說,「看著迪倫走上舞台,他是查理·卓別林,他是迪倫·托馬斯(詩人),他說話像伍迪……」
1963年5月,專輯《自由放任的迪倫》出版,宛如一顆原子彈墜落在60年代初的騷動之夏,這種全新的聲音,結合了艾倫·金斯堡的詩歌想像與伍迪對現實的音樂態度,重新書寫了抗議歌曲。專輯發表兩個月後的新港民謠節上,一直為民權而巡迴演唱的「自由歌手」、彼得·西格和「民謠皇后」瓊·貝茲,在音樂節的最後一夜合唱了《隨風而逝》。
一個月後,1963年8月28日,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舉行了幾十萬人的民權大遊行,馬丁·路德·金髮表了撼動世界的《我有一個夢想》,迪倫和多位著名歌手在此生最浩大的場面一起大合唱了《隨風而逝》,這首歌成了民權運動的國歌。
金斯堡說,迪倫是最棒的詩人。
「我從印度回到美國西岸那會兒,有人給我放了張唱片,當我聽到那首《暴雨將至》,我哭了出來。薪火傳承到了新的一代,從早期的波西米亞和垮掉的一代,到尋找光明和自我激勵的這批年輕人。我被他的修辭鎮住了,這些詩詞簡直就像《聖經》箴言一樣,憾動人心。」
迪倫寫下這首歌的時間與古巴導彈危機的時刻相近。7座悲傷的森林、12片垂死的海洋、被狼群包圍的嬰兒、不斷滴血的樹枝、上千個沒有舌頭卻仍在講話的人……一系列叫人喘不過氣來的超現實象徵,撕開一部核戰過後的黑暗啟示錄。迪倫深信,「這首歌的濃密意象,足以讓每句話都成為一首歌。」儘管當時大規模反戰運動尚未開始,迪倫卻已寫下20世紀後半頁最響亮的反戰歌曲。
1963年12月,迪倫獲頒一個人權獎,獲得左翼和自由派對他最大的肯定,這個20剛出頭的毛頭小伙上台領獎時,顯得非常不自在:「我沒帶吉他,但我可以講話,我代表前往古巴的士兵,謝謝你們頒這個獎,那些士兵都很年輕,我經過多年才成為年輕人,而今我真為此感到驕傲。今晚每個人頭上都蓋著茂盛的頭髮,這讓我覺得你們也還年輕,一切都在蓬勃生長。」隨後他開始半調侃起來,「老人頭髮掉光時,他們就該下台。我看低那些統治我的人,他們為我制定規則,卻都頂上無毛,這令我憤怒。對我而言,再沒黑白人種、左右黨派之分,只有上和下,向下非常接近大地,我只想奮力向上,全然忘記政治這樣的瑣事。」
這番醉意表述,讓大夥驚訝且憤怒——原來迪倫不是那種訓練有素的乖寶寶,他大膽反抗,聲明自己不是政治詩人,也不是什麼左翼僕人,而是個獨立的吟遊詩人。
1964年1月新專輯《時代變了》問世,黑白封面上,迪倫眉頭緊蹙,向下冷冷睨視,彷彿要用凌厲的目光殺死世間一切的罪惡和不義。人們紛紛在牆上掛起這張蒼鬱的面孔,一個反叛力量的鮮明代表,正挺立在混濁的時代洪流中。
你最好趕快開始奮力往前泅泳/否則你就會如大石般沉落海里
同名歌曲中,迪倫警告父母,不要批評自己不了解的東西,兒女已不為你所掌控;他警告政客,要傾聽人們的吶喊;他大聲宣告,時代正快速變遷,沒人能擋住歷史前進的步伐,迪倫很清楚:「我想要寫出一首偉大的歌曲,一種主題性的歌。」
迪倫召喚人們向新時代起義,他自己也開始了冒險之路,專輯末尾,他通過一首《不平靜的告別》透露了出走意圖:離開剛登上的「民謠之王」寶座,向一個新的方向前進。
幾月後發行的《鮑勃·迪倫的另一面》專輯中,他嘲諷自己過去的投入(《我的過去》),也質疑運動本身(《給羅曼那》)——對歌中獻身民權運動的女子說,你被騙了;在《自由的鐘聲》中,迪倫第一次跳出為某個特定階層寫歌的框框而關注個人的尊嚴,錄完這首歌,他解釋道:「看看四周,人們把責任推給槍炮和炸彈這些殺人武器,可這個題材已變得越來越無聊,世界所面臨的真正危機比炸彈更深層……我不屬於運動的一部分。」
迪倫已受夠了「抗議歌手」的標籤,甚至反感貝茲要他出面「擔當一整個世代的良心」。——「我不想再為任何人寫歌,不想成為什麼代言人,我只想從我的內在出發來創作音樂。」
「猶大!」——你不再唱抗議歌曲了?
——誰說的?我所有的歌都是抗議歌曲,我的工作就是抗議!
1964年初,迪倫早已露出不安現狀的苗頭,「我常問自己:你會去聽迪倫的演唱嗎?一個人,一把吉他,一架口琴,太單調了!」
那時,從倫敦飛抵紐約的「披頭士」已正式「入侵」美國流行樂市場,每到一處,他們便受到女孩們夾道圍堵,再大功率的音響都會被尖叫聲所淹沒。
列儂很想見見迪倫,在一名記者的撮合下,迪倫到了「披頭士」的演出現場,歌迷們幾近瘋癲的反應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演出結束後,他來到「披頭士」下榻的酒店。
「我們有Speed(安非他命,當時服用這種興奮劑算是合法的),」他們中有人隨口說道。
「我可不用人工合成的東西,」迪倫語氣很堅決,「不過,你們要想嘗嘗地上種出來的天然產物,我這兒倒有。」
4個大男孩面面相覷,他們很久沒有這種低人一等的感覺了,迪倫不慌不忙地從口袋裡掏出煙葉,卷了根紙煙遞給大伙兒,沒多久,整屋子的人都大笑起來……就這樣,歐美音樂史上兩巨頭的首次會面在大麻引發的笑聲中過去了。列儂因迪倫一句「你們的歌詞空洞無物」開始重視起創作的深度;迪倫呢?他第二天就租了把電吉他,回家擺弄起來。
1965年春,迪倫的新專輯《席捲而歸》出版,人們發現,《時代變了》封面上那個穿粗布襯衫的「抗議歌手」全然不見影蹤,身著西裝的迪倫懷裡抱著他心愛的寵物——一隻名叫「滾石」的長毛貓,背後則斜倚著一位紅衣少婦,正以完美的手勢捏著一根香煙,整張照片流淌著曖昧的小資情調。
「不要跟隨領袖/當心你的停車計時錶……不聽氣象預報/你也知道風往哪裡吹。」首曲《地下鄉愁藍調》,迪倫機關槍似地吐出所有挑釁、俏皮的歌詞,伴著強烈的搖滾樂把聽眾震個措手不及……《席捲而歸》可謂迪倫打造「民謠搖滾」的初步嘗試,這是他首張銷量過百萬的唱片,在「披頭士」的家鄉還登上了英國排行榜首位,榜單前10位中還包括他的前兩張專輯。至此,迪倫已邁入搖滾明星的行列。
1965年7月,迪倫披著時髦的黑色皮夾克,出現在新港民謠節的舞台上,身後是一支事後很快就被他拋棄的五人樂隊,他用自己最沙啞的嗓音,唱起那種在很多人看來意味著墮落與謊言的電子噪音,氣得民謠前輩彼得·西格差點用斧頭劈掉電源線。
帶著一切記憶與命運/潛入波濤之下/明天來到之前/且讓我把今日忘懷(《鈴鼓先生》)
在各種軟硬毒品的作用下,迪倫拚命工作,他常常深夜坐在打字機前,叼著煙,噼里啪啦敲下一行行充滿晦澀意象的詩句。插電事件後,很快他又推出了自稱最滿意的《重訪61號公路》,正是從這張專輯開始,迪倫被後來諸多崇拜者捧上了神壇。1966年春,花哨迷人的《美女如雲》(雙唱片合集)把那個民謠運動的靈魂徹底抹去。
人們難以相信,那個唱著《上帝在我們這邊》、光明昂揚的民謠詩人,轉身成為搖滾客,墜入另一個黑暗囂烈的世界,花不完的錢,睡不完的姑娘,還有嗑不完的葯……紀錄片《別回頭看》記錄了這一時期的迪倫:極瘦、神經質、臉色慘白如厲鬼,但卻high得不行。
民憤愈積愈烈,最後在1966年5月27日倫敦皇家艾伯特大廳徹底爆發。
「猶大!」
觀眾席里迸出個尖音,周圍人拍手叫好,隨即掀起一片噓聲。
迪倫的身子畏縮了一下,他頓了頓,走上前冷冷回應道:「我不相信你。」那人的詛咒還在大廳迴響,好似一場蓄謀已久的「審判」……迪倫握緊那柄Fender Telecaster(電吉他),一股鬱氣翻騰而上,他歇斯底里怒吼道——「你是個騙子!」
前奏響起,「老兄,別這樣。」一位樂手害怕場面失控,輕聲提醒道。
迪倫迴轉身,對樂隊喊道:「TMD把音樂玩到最大!」然後猛一跺腳,重重地刷下吉他,狂風驟起,地裂山崩,歌詞在顫慄:浮華的過去、荒誕的現實、徹底的背叛,整個世代的沉淪……音場澎湃,發出振聾發聵的警報,直到那股被壓抑的憤慨——Ahhh!How does it FEEEEEL?
那是種什麼感覺?你孤立無援/你無家可歸/你默默無聞/像一塊滾石……
當時在台下叫罵的觀眾或許沒想到,這首長達6分多鐘的《像一塊滾石》,將隱喻堆疊進電聲,最後橫亘為搖滾史上的里程碑。
演出結束,迪倫只說了句「謝謝」,便和樂隊匆匆離開舞台,和先前一樣,沒有返場,也沒有謝幕——1965年秋至1966年夏、從美國到英國巡演的每場演出,迪倫都在對抗台下的叫囂,對抗人們對被背叛的憤怒與對未知的惶恐,正如他在《瘦子之歌》中所唱的:某件事正在發生,但你對此一無所知……
結束長達9個月的巡演,迪倫已筋疲力盡,只想躲回伍德斯托克鄉間,和新婚妻子好好過日子。然而,7月29日的明媚午後,他騎的那輛「凱旋牌」摩托沒能凱旋,車子後輪突然卡死,車身在路上滾了數圈。據說,迪倫整個人被拋向空中,腦袋著地,頸骨開裂……此後17個月,他從地球表面消失了,死亡的傳聞四處流竄……
廣為流傳的,還有一批神秘的「靴子腿」(bootleg)私錄唱片,算是成就了早期盜版行業。隱居期間,迪倫和樂隊在鄉間一幢粉色大房子的地下室即興玩音樂,錄製了大約100首老歌和原創新作,其中14首新歌被製成《地下室錄音帶》,《你無處可去》、《太多微不足道的事》等歌曲被PPM和「飛鳥」等唱紅。迪倫轉向鄉村搖滾的樂風,還影響了「西蒙與加芬克爾」、「老鷹」乃至REM等團體,甚至滲透到90年代的另類鄉村搖滾。
1975年,當年地下錄音室中誕生的若干作品正式發行,一舉登上排行榜前10名,其中包括《憤怒之淚》、《我終將獲釋》、《百萬美元狂歡》等名作。有樂評說,這些流淌著草根氣息與超現實意象的歌曲,「彷彿在妓院與懺悔室之間徘徊」。事實上,迪倫真成了基督徒,並發行過3張福音專輯,昔日歌迷嘲弄道,「你不是說『答案在風中』?這下你找到答案了。」即便如此,無人能阻止他奪下格萊美獎的最佳搖滾歌手。
雅歌:那些「鑽石與銹跡」「在我的歌里,痛苦確實是愛情不可少的一部分。痛苦、性、謀殺、家庭,它們都有一席之地,當然還有仁慈、榮譽、寬容,這些也都包括在內。」——迪倫
今年2月24日,67歲的蘇珊·羅托洛因肺癌辭世。
上世紀60年代初,這個昵稱蘇西的姑娘,見證了迪倫從默默無聞到橫掃歌壇的過程。
「她是我見過最性感的尤物!」1961年,17歲的蘇西初識迪倫,令他昏眩,「以前丘比特之箭曾從我的耳邊飛過,這次它直接射中了我的心,把我拖進愛的深淵。」
當時迪倫剛到紐約,還常在朋友家蹭睡,1962年夏,蘇西遠赴義大利進修,飽受相思之苦的迪倫為她寫下多首情歌,「我曾愛上一個女人,她就像個孩子,我給她我的心,但她還要我的靈魂。」蘇西回紐約後,這對小情侶住進了西四街161號公寓,他們勾著手相依走在雪後的街道上,這幀溫馨的照片很快成為新出爐的專輯封面。
「那天非常冷,鮑勃為了賣帥,一定要穿這件夾克上街,沒走幾步就凍得全身哆嗦。」2009年,蘇西在其新出版的回憶錄《放任自流的時光:追憶6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中寫道:「他穿的夾克非常薄,因為形象就是一切。我們的公寓很冷,所以我穿自己的毛衣,再套一件他的厚毛衣,然後才穿上大衣,我覺得自己活像一根義大利香腸,看上去很肥。」
蘇西的父母都是共產黨員,當年她也積极參与民權運動,政治意識深深影響了迪倫。「我當時在種族平等促進會工作,時常有人打來電話,『天哪,某某被打成爛泥,某某進了醫院』。」蘇西把黑人艾米特·提爾由於朝白人婦女吹口哨而被毆打致死的事件講給迪倫聽,成就了他的早期名作《提爾之死》。「那是個充滿創傷的時代,世界很瘋狂……你不能對外頭的世界視而不見,我想鮑勃也有這種感覺。」
然而,隨著迪倫名氣俱增,他和貝茲愈發親密,蘇西最終決定分手。「我再也不能應付壓力、流言、真相、謊言這些圍繞在鮑勃周圍的東西。我找不到自己的空間,處境危險且容易受傷。」多年來,蘇西避論迪倫,直至兩年前回憶錄出版,人們才得知她曾動過流產手術,拿掉了迪倫的孩子,那年她才19歲。
「他是我見過最複雜的人,一開始我以為我搞懂了這人,事實並沒有。我放棄了,我不知道他想什麼,只曉得他曾給過我們什麼。」幾十年後,貝茲在紀錄片《歸鄉無路》中不無感傷地回憶道。
當年,迪倫與貝茲共巡演、同遊行,一個麥克,兩把吉他,吟遊詩人的曠世歌詞、民主女戰士的天籟嗓音,兩人在幾十萬人的簇擁中合唱《隨風而逝》,成為那代人最灼熱的記憶。「那時我們真的很年輕,兩個人都有點嬰兒肥。鮑勃就像個窮苦孩子,即使沒什麼母性特質的女人,也會因他激發出母性本能。後來他搬來和我一起住,他總是站著沉思,用打字機寫歌,然後問我,你覺得這個如何?我仔細讀一遍,把我對歌詞的理解告訴他,他說:真TM好!你看著吧,幾年後,其他那些混蛋,會開始學寫我的這些狗屁東西!」
眾所周知,迪倫後來脫離了民謠陣營,他與貝茲的這段傳奇姐弟戀也畫上了句點。貝茲回憶道:「越戰時政治拉力很強,我認為我們兩個可以合作,但他好像說:我們應該去卡內基音樂廳……他說他想做他的音樂,但我還想做別的事情,當然,我很失望。」
鮑勃·迪倫(右)和「民謠皇后」瓊·貝茲
「不再回頭」的迪倫,曾對貝茲表示——「你相信你可以改變世界,而我知道沒人可以真正改變世界。」分道揚鑣後,貝茲繼續投身人道主義運動,60年代中創立非暴力學習協會,曾因參加反戰集會兩次入獄,1979年創立國際人權社。「這些年,我去遊行、靜坐、集會或坐牢,很多人會問,鮑勃來嗎?我說,他從沒來過,白痴!你何時才明白?或許永遠也不懂!」
1966年初,迪倫錄製了一首11分多鐘的《低地愁容女士》,足足5段歌詞,表達他對新婚妻子莎拉的綿綿愛意。1965年11月22日,他與這位眼神憂傷的蘇格蘭美女秘密結婚,此後12年間兩人育有4個孩子。
莎拉,莎拉!你是我無暇的天使,我今生的摯愛/莎拉,莎拉!你是最閃亮的寶石,我神秘的妻子……生病時你的陪伴,使我堅強……莎拉,噢,莎拉!請不要離開我,永遠別走……
1975年,迪倫與樂隊的合作愈發頻繁,引起莎拉的不滿,兩人感情出現危機,迪倫寫下這首深情的《莎拉》,試圖挽回妻子。他在歌中回憶「孩子們在沙灘玩耍」的天倫之樂,句句充滿對妻子的依戀,然而,兩人的婚姻還是走到了盡頭。迪倫很少演唱這首歌,連其樂隊成員也是1976年莎拉出席時才聽到他現場演唱,口琴聲響起,他的低吟與嘶吼,好似把自己的傷口赤裸裸展現在你面前,令人心碎。
就在同一年,貝茲以當年與迪倫的情誼為主軸,譜下一曲經典的《鑽石與銹跡》。
哦!該死!你的陰霾重現……聽著一個幾光年前熟悉的聲音/我頭暈目眩,直墜深淵……十年前我曾給你買了袖扣/你也有所回贈/我們都清楚回憶能帶來什麼/只剩鑽石與銹跡……
貝茲的唱腔百轉千回,傳遞出難言的愛恨交織,齊豫曾解讀:「鑽石是他們閃光和堅定的過往,鐵鏽是時間變質的烙印。」
幾番情海浮沉,如今老迪倫又成單身;或許,他早年已有預感——「愛就TM那回事兒!」(註:歌名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直譯「愛就4個字母」,英文four-letterword指粗口)
文|李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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