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費孝通的人生史

撰文：楊清媚

編者按：

　　1936年，費孝通來到太湖東南岸的開弦弓村。日後這個有長久絲織業歷史的村莊將以「江村」聞名世界。圍繞著這個小村莊，費孝通拓展了自己關於中國社會的調查和思考。一如他的導師、英國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所說：「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時值「江村調查」80周年之際，有必要回顧費孝通先生的人生史，探尋他的研究在何處奠基，在哪裡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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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1月2日，費孝通出生於江蘇省吳江縣城富家橋弄的一個沒落紳士家庭，祖上號稱「江夏費」，據稱原自山東而來，公元18世紀即定居於此，累世望族。費孝通祖居是在吳江同里鎮，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鎮上有名望的讀書人，家戶頗為殷實，費家擁有田產和當鋪，楊家擁有碾米廠和榨油行。但費家到了費孝通祖父這一代已經家道中落，開始變賣田產，而他的外祖父楊敦頤則棄官從商，在蘇州開辦紡織廠，興辦實業。費孝通的父親費璞安曾在清末最後一場科舉考試中獲得生員資格，後留學日本，歸國後應張謇邀請任教於中國第一個師範學堂——通州民立師範；對於這段經歷，費璞安後來特意為費孝通取名「通」字以表紀念。不久，費璞安在辛亥革命中參與吳江光復事件，被選為縣議會議長，後又任江蘇省教育廳視學。費孝通的母親楊紉蘭畢業於上海務本女學，重視教育，創辦吳江縣第一個蒙養院。費孝通幼年時即曾和哥哥、姐姐一起在這個蒙養院里接受啟蒙。

吳江之地隸屬蘇州，地處太湖流域腹部，為今稱之長江三角洲的一部分。明代之時此地絲織業大興，至清代更盛，農民惰於稼而勤於蠶。吳江所在是史上江南之地，士人之風尤盛；在清代之時，一縣之地曾有九家書院。江南士子在明清之際中國社會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們是多項藝術、文學和學術變革的居主導地位的發動者。艾爾曼曾通過對清代中期常州學派的研究，指出早在明代江南地區的紳士階層已經依賴宗族形成地方性的學術團體，他們在朝堂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這些地方性學術團體的學術變革以及後來向中央朝廷的挑戰，實際是他們在帝國滅亡的信心危機下尋求的解決方案。他認為從宋代紳士階層已有建立超越地方血緣關係的黨派政治的嘗試，在這個嘗試失敗，蒙古人建立元朝之後，士人才訴諸地方宗族組織；明代黨爭試圖復興，但又遇到了滿清，士人只得再次求助於宗族制度。也就是說，江南士人的地方主義實際來自於他們對客觀歷史斷裂的體認，在外族入主華夏之後，他們在心態上仍延續著帝國的想像，欲從地方重建道統。這種斷裂實際在南宋之時南北劃江而治就已經開始出現過。費孝通自小生長與從學在這一種地域學術傳統的脈絡之中，為其後他的鄉村研究乃至小城鎮建設的布局埋下了伏筆。

1916年到1920年，費孝通在吳江初等小學讀書。這所小學的校址是原先供奉雷神的雷震殿，因而通常也叫雷震殿小學。當時這所小學開設的課程有國文、算術、地理、修身、作文、理科、體操、鄉土志、歷史和圖畫等，費孝通後來回憶說他最喜歡聽的課程是鄉土志。在這段時期，費孝通的父親費璞安擔任江蘇省的視學，每次出差回家總要帶回幾部新的地方志，年幼的費孝通已經對這些志書很感興趣，經常翻閱。在他的理解中，「地方志就是記載各地方地理、歷史、名勝、人物和風俗的書，其實也就是沈校長所講的鄉土志和現在正在編寫的鄉土教材。」實際在江南地區修地方志有深遠的歷史淵源。在南宋以前還未有地方志這一說，關於地方的記載被稱為地記或圖經，以圖為主，文字為輔；在南宋之時，江南地區開始出現脫離圖經體例的地方志，代表之作是范成大的《吳郡志》，已具備成熟的地方志形態。很快，修地方志在各地區成為普遍現象，不僅名都重邑均有圖志，還出現了第一部鄉鎮志。至明代之時，江浙一帶修地方志數量之多已據全國之首，其勢到清代不衰，此時全國基層修志數倍於往，江浙地區所修鄉鎮志亦屬最多。費孝通所在的吳江震澤鎮此時也有了自己的《震澤鎮志》。清朝末年，在鄉鎮志外還出現了大量為各地學校作教材用的鄉土志。民國承其餘緒，以江、浙、川、滬和兩湖編纂最多。清代大部分方誌皆屬官修，其主持編纂者往往是地方長官和名望紳士，以費家的家學名望，費孝通的父親費璞安極可能也與修纂地方志的工作有關。費孝通正是在他喜歡的地方志里浸濡了江南士人的心態。

1920年費家從吳江搬到了蘇州，費孝通也從小學進入了蘇州振華女校高小班就讀，一直到1924年。1924—1928年，費孝通從振華女校附中轉到蘇州東吳附中念書。他入學不滿一年即跳級升入初中三年級，並開始在雜誌上發表文章，多為短篇小說和文學評論。這段時期在哥哥費振東和費青影響下，他也參與一些學生運動。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聯合戰線破裂，國民黨搜捕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費青去了上海，費孝通留下繼續念書，次年進入美國耶穌教會創辦的東吳大學醫預科，在校期間曾擔任校學生會秘書，校刊通訊秘書。1930年，費孝通因參加反教會學潮被勒令轉學，於是北上北平，轉入另一所教會大學燕京大學讀書；時任校務長的是美國長老會牧師司徒雷登。

從1930年到1933年，費孝通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開始了他正式的學術訓練。在這裡，他遇到了1929年剛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的吳文藻，並選聽他的社會學課程。社會學自20世紀初從西方引進中國以來，30年間已有一批社會學家，並成立了中國社會學學會，但主要是教會學校設立專業，且各校授課教材均以外文為主。吳文藻是國內用中文講授「西洋社會思想史」的第一人，並終身致力於「社會學中國化」的事業。費孝通後來的學術道路與吳文藻有密切關係。除此之外，費孝通還跟著從美國密歇根大學回來的博士楊開道學習過社會學調查方法和農村社會學。通過吳文藻介紹，費孝通認識了張君勱並常聽他的哲學課，兩人來往較多，還為張君勱所辦的《再生》雜誌投稿。相比之下，他對張東蓀的哲學課就沒那麼熱衷，在這門課上拿了他大學全部課程的最低分。張君勱和張東蓀都是當時知識界的名人，並且一度有密切的合作。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思想界爆發的「科玄論戰」首起自張君勱於1923年在清華大學所做的「人生觀」講演。這場「科玄論戰」也叫「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不僅是20世紀中國哲學論爭的焦點，也對其後的走向產生深刻影響。在這場論戰中，張君勱主張科學與人生觀分開，提倡自孔孟以至宋元明的理學, 主張對西方文化採取批判吸收的態度；與他對壘的丁文江則主張科學萬能, 可以支配人生觀；隨著論戰展開，梁啟超、胡適、陳獨秀等人也捲入其中，不久還出版了雙方的論戰文集。費孝通認識張君勱的時候「科玄論戰」已經結束，但是其餘波未平。張君勱隨後的學術探討一直在反思和回顧論戰中的問題，並於1934年再寫「人生觀論戰之回顧」一文，再度申明他並非反對科學而是重在對科學萬能論的批判；他深知科學對於改變中國有重要意義。張君勱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問題探討後來為方東美、熊十力、馮友蘭等新儒家代表人物所接續。這段時期費孝通與張君勱的接近無疑也使他近距離接觸了一些新儒家的問題意識和關懷。張君勱和張東蓀二人都是在談「唯心哲學」，而費孝通之所以傾向張君勱而不喜張東蓀的原因如今已難確知，況且張東蓀是20世紀中國爭議極大的人物，其行為和思想的複雜與矛盾是當時年輕的費孝通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不過可以說明的是張東蓀通過對康德先驗哲學的改造，在知識論上提倡「交互視域」，即不同文化在交流中取長補短以容納交流的雙方；進而在中國改革方案上實際視西學與中學為無差別的等類「知識」，提倡以西學「填空」中學所無，這在提倡「本土化」的吳文藻和費孝通等人那裡可能很難被接受。

在1932年9月—12月，時任燕大人類學系主任的吳文藻邀請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派克（Robert Park）來華講學。派克開設「集合行為」和「研究指導」兩門課程，大力提倡以人類學方法進行社會實地調查，還親訪北平市井、監獄和妓院。社會學要做深入的實地調查，以探查社會關係變遷的原則，這一點深為吳文藻所贊同。早在1930年，燕京大學就在北平清河鎮建立了社會學研究實驗區，吳文藻曾主持過工作。派克講學期間，他和一些學生包括費孝通、林耀華、楊慶堃等人，翻譯和介紹了派克的社會學、人文區位學、人性論、社會歷程分析等理論觀點。在他們的討論當中，始把「community」譯為「社區」，由此「社區研究」之名逐漸響亮。同一時期或先於此時，晏陽初主持的平民教育運動、陳翰笙主持的農村社會調查運動、梁漱溟主持的鄉村建設運動已經開展，紛紛號召知識分子從城市走到鄉村。1933年，針對鄉村建設中的實際問題，費孝通寫作「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一文，以姐姐費達生在蘇州參與創辦的開弦弓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的經驗，提出基於原有的城鄉聯繫，在農村開展工業化的實驗，以舒緩社會變革的痛苦。並針對「鄉村運動」，又撰文「社會變遷研究中都市和鄉村」，表明「中國問題」不是一個「鄉村問題」，研究中國現代社會變遷，都市和鄉村同樣重要；研究鄉村應以民族學研究部落的方法進行。同時，他開始介紹以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為代表的英國社會人類學功能學派的「文化」概念及研究方法。在這一年夏天，費孝通從燕大畢業，並在吳文藻的推薦下，進入清華大學研究院社會學部跟隨俄國學者史祿國學習人類學，成為當時在清華學習人類學唯一的學生。

值得一提的是，顧頡剛和潘光旦也是費孝通在燕大認識的著名學者，隨著聽課和交流增多，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逐漸密切起來。費孝通明確提到顧頡剛用地方志研究社會史的方法深深影響了他的學士論文以及社區研究，而這篇「五易其稿」的論文「親迎婚俗之研究」實際有一個「重量級」的指導陣營，包括吳文藻、顧頡剛、潘光旦、王佩錚、派克和史祿國，可以想見費孝通在這三年中在學業上是相當活躍的，其視野的拓寬、學術基礎的奠定和學術風格的濡養無不在此關鍵時期。

史祿國原來設計讓費孝通在清華學習6年，每兩年分別學習體質人類學、語言學和社會人類學，但因後來史祿國要離開清華，費孝通只完成了體質人類學部分。1935年夏，費孝通畢業，獲得碩士學位。史祿國讓他到少數民族地區調查1年，之後申請公費出國進修。經張君勱幫聯繫，李宗仁同意由廣西省政府提供調查經費，1935年9月，費孝通與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南下，赴廣西進行「廣西省人種及特種民族社會組織及其他文化特徵研究」。他們選擇大藤瑤山的瑤人為研究對象，費孝通負責體質測量，王同惠負責社會組織風俗調查，途中紀行以《桂行通訊》為題登載在京津報刊上。同年12月16日，在從花籃瑤轉向坳瑤村寨調查途中，嚮導失引，費孝通誤踏虎陷，身受重傷，王同惠尋救溺亡，調查中斷。消息傳出，社會震驚。費孝通扶棺出山，在悲痛中以驚人毅力開始寫作《花籃瑤社會組織》，以完成亡妻遺志。這本書是費孝通第一本社會實地調查的成果，吳文藻稱之為在非漢族團進行「社區研究」的首個實例。在費孝通瑤山調查期間，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結構－功能學派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 Brown）應邀到燕京大學演講，提倡比較社會學，建議以鄉村為單位在中國開展社區研究。費孝通認為，布朗的比較社會學與社區研究的理論基礎直接相關，影響了後來抗日戰爭期間他所主持的雲南魁閣工作。

1936年6月，費孝通從北平返鄉休養。吳文藻已幫他聯繫到英國政治經濟學院馬林諾夫斯基門下攻讀博士學位，9月出發。出發前這段時間，費達生帶費孝通到開弦弓參觀她參與創辦的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費孝通根據在村子中進行的社會調查材料寫了一個提綱，連同《花籃瑤社會組織》的書稿一併帶到了倫敦。接待他的是馬林諾夫斯基的大弟子弗思（Raymond Firth）。弗思看過費孝通對花籃瑤和江村調查的節略之後，讓費孝通以江村材料為藍本做博士論文，題目叫做《中國農民生活》。不久之後，費孝通在馬林諾夫斯基的席明納上被正式介紹給他。馬林諾夫斯基此時剛剛在美國哈佛大學三百周年紀念會上見到了吳文藻，並了解到吳文藻帶著司徒雷登寫給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介紹信，準備申請在中國開展「社區研究」的計劃，費孝通也在這個計劃中。馬林諾夫斯基於是決定親自指導費孝通完成這篇博士論文。費孝通跟著他學習的兩個學年內分別學習了他的「文化論」和「文化動態論」。在倫敦求學期間，費孝通和他的燕大師友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也保持著他邊行邊寫的習慣，為天津《益世報》專欄「倫市寄言」寫連載。1938年夏，費孝通的博士論文「開弦弓，一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通過答辯，交付出版時改名為Peasant Life in China（即《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曾多次重印。馬林諾夫斯基盛讚這本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

1938年秋，費孝通離英返國，因廣州淪陷改往雲南。他參加吳文藻主持的雲南大學社會學系，並由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在社會學系下設一個由燕京大學和雲南大學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後因戰火遷到呈貢魁閣。從1940—1945年，魁閣工作站存在期間，其成員共有十多人，包括費孝通、陶雲逵、許烺光、田汝康、張之毅、史國衡、谷苞、胡慶鈞、瞿同祖、張宗穎、王康等。作為這個小團隊最早的頭兒，費孝通沿襲由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席明納」制度而來的學風，組織實地調查、學術討論和再調查、再討論。在這段時局最為緊張、研究經費短缺、物質生活條件惡劣的時期，「魁閣」成員創造出不少成果，如費孝通《祿村農田》、張之毅《易村手工業》、《玉村農業和商業》、田汝康《芒市邊民的擺》、史國衡《昆廠勞工》、胡慶鈞《呈貢基層權力結構的研究》等，風格多樣。費孝通自己的研究聚焦於鄉土社會，進行社區類型比較研究與理論探討。除了「魁閣」的工作，費孝通還在雲大和西南聯大兼課，並繼續在報刊雜誌發表時評、政論和學術論文，包括《益世報》、《今日評論》、《大公報》、《中央日報》等，一度與顧頡剛就「中華民族是否一個」的問題進行爭鳴。1943年，費孝通接受邀請赴美國訪問，臨行前與潘光旦等教授赴大理講學，寫「雞足朝山記」紀行。赴美後，繼續寫《旅美寄言》在《生活導報》連載。「魁閣」的主持工作則由許烺光接手。訪美期間，費孝通一方面根據祿村、易村和玉村的研究編譯出Earthbound China（《土地束縛下的中國》，即中譯本《雲南三村》）一書，一方面設法籌措研究經費，同時多方接觸美國社會科學界，爭取留學機會，想促成中美合作計劃（後因客觀原因未成）。1944年夏，費孝通回國，繼續在雲南農村調查。

1945年，抗戰勝利，接著內戰爆發，費孝通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寫了大量的時評和政論文。1946年，因「李、聞事件」受暗殺恐嚇，他由友人協助到英國避難。次年2月回國，到北平清華大學任教，一直到1949年。這3年間他的兩本外訪文集《重訪英倫》和《美國人的性格》出版；同時繼續「魁閣」時期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探索，進行理論總結，寫作了《生育制度》、《鄉土中國 鄉土重建》、《皇權與紳權》等著作，並先後有《從社會結構看中國》、《雜話鄉土社會》、《爐邊天下》、《鄉土複員論》等文論系列，刊載於《觀察》、《大公報》等著名報刊，成為他寫作「豐收期」。

1949年初清華大學已經先於北平解放，毛澤東邀請費孝通、雷潔瓊、嚴景耀等訪問西柏坡。同年，參加北平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費孝通在《我這一年》中寫下：「1949年在我是一個『學習年』。……一個富於生命的大千世界莊嚴地在我眼前展開，一切使我低頭。」他撰文討論大學改革和社會學系改革問題，又接受任命帶領中央訪問團第三分團到貴州少數民族地區訪問，寫作「貴州少數民族情況記民族工作」、「兄弟民族在貴州」系列文章。繼而又到中南地區訪問，擔任廣西分團副團長，寫作「關於廣西壯族歷史的初步推考」及有關民族政策和民族民主建政的文章。1951年費孝通出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開始取消社會學系。國務院從燕大、清華、北大、北平研究院歷史所、中國科學院考古所、輔仁大學、中山大學等單位抽調了一批原來從事社會學、民族歷史、文化和語言研究的知名學者，組建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為開展民族調查和民族研究打下基礎。研究部最初由費孝通負責，師友吳文藻、潘光旦、林耀華等人各任研究室主任。此時，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全面開展，費孝通一邊寫檢討，一邊工作。1954年，他訪問呼倫貝爾草原後寫作的「話說呼倫貝爾草原」一文，在《新觀察》發表。

1956年，中共中央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出台，國務院成立專家局專門處理知識分子問題，任命費孝通為副局長。他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調查期間，同時了解知識分子的情況，並於次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隨著「鳴放」開展，恢復社會學的呼聲也漸漸大起來。在舊同學澳大利亞人類學家格迪斯（William Geddes）到訪江村之後，費孝通也再訪江村，並在《新觀察》上發表了調查報告。旋即又在《光明日報》發表「『早春』前後」一文，剖白他寫作「早春天氣」時的心態。2個月後，反右鬥爭開始，費孝通被打成右派。一直到「文革」，他的江村研究、紳士研究、知識分子研究以及學科建制討論均受到系統的批判。期間曾一度摘掉右派帽子，進行翻譯工作，1962年還隨政協考察團視察內蒙古，寫作「留英記」一文。「文革」期間他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1972年因接待隨尼克松訪華而來的老朋友費正清夫婦，調回北京。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這十幾年內，除了編譯資料，他不能發表任何文章。

1978年，胡喬木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將費孝通調任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同年費孝通出席在日本京都舉辦的東亞學者學術討論會，演講題目為「對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改革的體會」，還重訪廣西大瑤山。他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從這一年開始，他恢復了邊行邊寫的實地調查，也恢復了和國際學界朋友的聯繫，多次出訪不同國家和地區。1980年5月，中共中央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改正錯劃。

1979年3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籌備處召開社會學座談會

受中共中央委託，1979年，社會學重建工作在費孝通的主持下開展，首先成立了社會學研究會，他被推選為會長。費孝通一邊組織籌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和部分高校的社會學系，一邊組織進行教師人員的培訓、開辦講習班、編寫教材、試辦社會調查基地等基礎工作。費孝通關於學科重建設想，在1980年3月他赴美國丹佛接受本屆國際應用人類學年會頒發的馬林諾斯基紀念獎，所作的題為「邁向人民的人類學」演講中；1982年的「關於社會學的幾個問題」；1985年的「重建社會學的又一階段」等文章中，曾多次得到申明。1981年，費孝通接到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他赫胥黎獎章的通知，他在英國政治經濟學院的老師弗思（Raymond Firth）建議他談談江村1949年以來的變化。這促成了費孝通三訪江村，並以此為線索，展開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研究。他在餘生，又多次到訪江村，總共有26次訪問。他認為由江村開始的這項社區研究的特點，在於跟隨農村經濟發展的勢頭，從江村擴大到吳江七鎮，然後一年一步從縣到市，從市到省，從沿海到內地，從內地到邊區。根據不同的條件下社區發展的不同道路，應用比較的觀點區分不同模式，從城鄉結合的基礎上升到經濟區域概念，逐步看到整個中國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區位格局。這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收錄在《行行重行行》（1993）一書中。國際學界不僅對這20多年中國大陸發生了什麼變化感到好奇，也對費孝通這段沉寂的時間裡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感到好奇。早在70年代費孝通返京不久，就收到過美國歷史學家阿古什（David Arkush）以他為題材寫的《費孝通傳》初稿，80年代初費孝通訪美的時候也曾接受阿古什的訪談。這本傳記引起國際學界多方關注，為此，費孝通寫了「我看人看我」一文作為回應。

1985年，費孝通調離中國社會科學院，到北京大學組建社會學研究所（1992年4月更名為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擔任所長，並開課、培養研究生；1986年，在費孝通提議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設立了社會學博士後流動站。從建所開始，費孝通承擔了多項「六五」到「八五」國家社會科學重點課題，包括「小城鎮研究」、「小城鎮與新型城鄉關係綜合研究」、「邊區與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問題研究」、「中華民族凝聚力研究」等。在這些課題期間，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各地考察上，訪問了黃河三角洲地區，廣東、浙江等地的經濟開發區，廣西、甘肅、內蒙古、四川、吉林等省份的少數民族地區。1988年，他到聯合國接受當年大英百科全書獎；下半年又赴香港在泰納（Tanner）講座主講，題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特點」。同年出版了《山水·人物》散文集，紀念《新觀察》主編儲安平；並寫文章紀念梁漱溟；還在《瞭望》雜誌上發表「全國一盤棋——叢沿海到邊區的考察」，提出要重視東西部發展的相互關係。這一年，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接待的第一位來訪的國外人類學家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對他的人生經歷進行了英文訪談，發表在美國《當代人類學》（Current Anthropology）雜誌上。

進入90年代，費孝通年已80，幾乎每月都在全國各地進行頻繁的考察，但同時也開始更多地撰寫回憶和反思文章，這些涉及他早年學術經歷的文章也與社會學人類學的學科重建密切相關。1990年他寫作「人的研究在中國」一文，回應利奇（Edmund Leach）對他的社區研究的批評。1993年赴日本接受亞洲文化大獎，並在日本九州大學作題為「關於人類學在中國」的演講，談及自己對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之間關係的看法；又赴香港參加第四屆「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宣講「個人、群體、社會——一生學術歷程的自我思考」長篇論文；接著又赴印度出席第四屆英·甘地會議，作題為「重釋美好社會」的演講。同年出版《逝者如斯——費孝通雜文選集》和《人的研究在中國》文集。1994年，費孝通訪問菲律賓，接受拉蒙·麥格賽賽「社會領袖獎」（1994 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Community Leadership），發表題為「社會科學對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貢獻」的演講。農村發展的現狀和前景，仍然是他關注的重點，如「小城鎮研究十年反思」一文，他討論了小城鎮發展與自然人文生態之間的問題。同時，他還接連發表「人不知而不慍——緬懷史祿國老師」、「從史祿國老師學體質人類學」兩篇紀念文章，並出版外訪文集《芳草天涯》。1995年6月，由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承辦的首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召開，費孝通作為學術指導出席，並作長篇演講「從馬林諾夫斯基老師學習文化論的體會」。同年年底，為慶祝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成立10周年和紀念吳文藻逝世10周年，他發表演講「開風氣 育人才」，回憶吳文藻師。1996年9月，「中國文化對世界未來發展的貢獻學術研討會暨賀費孝通教授學術活動60周年」在吳江舉辦，費孝通應邀參加，並為會議帶來三本新出版的文集：《愛我家鄉》、《學術自述與反思》及《費孝通選集》。同年發表「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的經歷和思考」一文，對自己一生學術工作的重點之一進行了回顧和反思。年底，費孝通辭去民盟中央主席的申請獲准通過；一年後他在人大常委的任期也將屆滿。1997年1月，在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費孝通提交長篇講稿「重讀《江村經濟·序言》」，對自己在20世紀30-40年代所進行的農村微型研究和類型比較研究進行反思，並提出人類學社會學應進一步探討人文世界研究與歷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關係。根據他的會場發言整理出「反思·對話·文化自覺」一文，總結他晚年學術反思的心態，並正式提出「文化自覺」的命題。同年5月，在香港召開的第五屆「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上，費孝通作了題為「人文價值再思考」的發言，再度提出對馬林諾夫斯基和利奇的重新思考及回應。次年第三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他提交「讀馬老師遺著《文化動態論》書後」一文，繼續對馬林諾夫斯基文化理論的反思和學習。同時，開始動筆寫「溫習派克社會學札記」（完成後近8萬言），意在重新「補課」。就在這一年年初，費孝通剛剛卸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公職。他與前妻王同惠合作翻譯的舊稿《甘肅土人婚姻》也於同年出版。1999年，《費孝通文集》出版，到2004年已出16卷，大致收錄了費孝通一生公開發表的著述。

從1999年跨入2000年，費孝通的寫作在回憶個人與師友、城市研究與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學補課等內容中展開。他開始談論「精神」、「靈」與「慧」、「境界」、「我」與「心」等問題，閱讀陳寅恪、梁漱溟、錢穆等人的作品。2003年他有兩篇重要文章問世，一篇是「試談拓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文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將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有可能做出貢獻的領域。另一篇是「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思考」，表明他雖然花了六、七十年的時間在追求解決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問題，在今日仍需要對其進行反思，他認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不僅要在實際生活中，也要在歷史之中探索對中國文化核心的「禮」的理解。在同年發表的「暮年自述」中，他談到自己一生在社會當中應該如何定位的問題，「這個問題使我想起20世紀40年代末我寫過的一本書《中國的紳士》。這本書里討論的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一批特殊的人群……我們所謂的紳士也叫士大夫。……我從小有機會接觸這個階層的人，所以對他們比較熟悉，並且在我的一生經歷中看到了這箇舊中國紳士階層最後走過的路程。」2003年末，費孝通因病重入院，不得不停止了寫作。

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因病在北京去世。這位跨越兩個世紀的老人，用他一生的足跡和筆跡，留下了中國社會科學百年歷程的光影。

（本文選自作者博士論文《在紳士與知識分子之間——費孝通社會思想中的鄉土、民族與世界》，由作者授權刊發，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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