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 | 金克木：他們「即使戰勝，也將是徹底的失敗」

編者按作為一個中國人，今天這個日子是應當始終銘記在心的。79年前的今天，日本軍隊借口士兵失蹤要求進宛平城搜查，遭拒後悍然進攻，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我們此次推送金克木先生多年前的一篇文章，期待讀者在銘記歷史的同時，更進一步去了解、研究這個鄰國。

《日本外交史》讀後感

文 | 金克木

（原載《讀書》1983年9期）

信夫清三郎編的《日本外交史》（一九五三—一九七二）出版於一九七四年，近來偶然見到。我對日本可說是一無所知，只是作為一個中國普通老百姓，親身經歷了舊中國幾十年歷史變化，處處涉及日本，翻閱這書時不免有些感想。黃遵憲編的《日本國志》和王芸生編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是舊書了；似乎解放後我國還沒有這樣的新書。這書是八個人的集體研究成果，資料豐富，敘述明白，觀點還比較進步；但究竟是日本人寫的書，一般中國人恐怕未必看得下去。聽說近來將陸續出版關於日本的書，我覺得需要有不止一本介紹現代日本而且著眼於中日關係的通俗書。下面談點外行的看法。

第一，日本的政治決定於對外關係。明治維新是由「鎖國」走向世界。信夫清三郎已經注意了，卻還未指出中日關係作為核心之一。一個世紀以來的歷史證明，中日關係不僅影響兩國本身命運，而且影響東亞，以至太平洋，甚至給世界的歷史以影響。我相信，二十一世紀還將證明，中日關係是世界歷史發展中的關鍵之一，因為這裡存在著國際矛盾的一個重要焦點。這大概不需要多說了。

第二，要了解日本政治，一方面要注意關鍵性的對中國關係，另一方面要考察經濟基礎，這是自明之理。但是我以為要真正了解日本，還必須由政治、外交、經濟追尋到文化，也就是國情，也就是日本人。文化中特別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研究當代日本文學藝術。這是國民性的具體表現。這就是說，不僅要知道典型的社會關係模式，而且要知道社會關係中的人的內在和外在的情況，即民族傳統思想感情，日本民族的個性。

不怕貽笑大方，我還想多說幾句我這個完全外行的普通人的微末感想。

我想的是從世界全局看日本如何對待中國，從日本的全球戰略來考察它的對華政策，進而追究其文化淵源。日本是個島國，歷史上雖然從國外接受了不少文化影響，但都是自己接受的，不是被迫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日本從來沒有被外國佔領過。元世祖的艦隊被「神風」吹沉沒了。

電影《最後的武士》劇照

自從明治維新（一八六八）起全局改觀。日本和全世界緊緊系在一起，並且影響了世界。從明治時期起，日本的對外關係決定其內部發展，決定其國際地位。日本成為世界歷史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試看日英同盟（一九〇二，一九〇五）導致了日俄戰爭（一九〇五）。沙皇的戰敗和這一年的俄國革命以及接連而起的伊朗、印度等民族革命運動是互相聯繫的，更不必說對中國的影響了。這一次的心理震動在亞洲至今還未必斷絕。德意日三國同盟（一九三六，一九三七，一九四〇）導致世界大戰是眾所周知的。戰後的日美安全條約（一九五一）的作用至今猶存。追根究底當然是內因最後決定，但是從歷史事件的關係說來，對外關係促進內部變化的「反饋」作用也是明顯的。戰爭勝負不能僅從一國內部經濟解釋；形勢和力量對比的變化不是單方面能決定的。因此觀察日本必須從世界全局著眼，而觀察世界歷史也不能不把日本放在關鍵性位置上。

日俄戰爭期間，日本的宣傳畫

至於中日關係，中國就不同於日本。中國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在內部，因為近代中國是挨打的被侵略的一方。無論葉赫那拉氏、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對外都只能投降，因為他們對內是孤立的，並無力量，對外自然站不起來。日本明治元年（一八六八）發表「御誓文」，一八六九年府、縣設立小學，一八七〇年東京府開設中學，一八七一年廢藩置縣，一八七二年公布學制，實行義務教育，一八七三年公布徵兵令等等一系列措施，是從小孩子起，從文化上，從全民思想感情根本上改變，而又保持了天皇制等等傳統面貌和心理。日本變更政權幾乎沒有經過嚴重的內戰，和舊中國截然不同。因此講中日關係史就要著眼於日本。

明治維新後的新式小學教育

從日本方面說，日本的對外關係中，對中國的關係佔有一個重要位置。這是與日本國運有關的問題。這一著方向路線一錯，全局皆輸。一百十幾年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日本戰敗後的「反省」「檢討」恐怕很少能算是夠得上深刻的吧？對於失敗的教訓似乎不少人至今茫然。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946）

日本當然不乏有識之士，但有些人還象西楚霸王項羽一樣，以為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他們竟不覺得打中國是侵略，自以為是，不會知錯認錯。這種人不懂得中國人當年為什麼會抗日，不了解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也不了解日本人自己。他們承認戰爭失敗，可不知道即使戰勝，也將是徹底的失敗。日本即使霸佔了也不可能統治那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假設日本如願趕走了英美，得到了太平洋和東亞，它必定會喪失日本自己。它將由分裂而變質而崩潰，結局會比戰敗更慘。一個普通日本人成為駐外佔領軍人就不再是原來的老百姓，他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他成為國外的統治者就可以為所欲為；在國內原有的日本傳統社會規範對他都不再適用，全被拋棄。這不僅日本，別的國家也一樣。這是歷史的報復，難道還用證明嗎？日本軍國主義者只看到「英國國旗上太陽不落」，不知道那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紀的舊話，到了二十世紀就不靈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無論是什麼國，不論大或小，用武或用文，想全世界都聽他一國的，是辦不到了。如果部分辦到就立刻背上大包袱，或軍事，或經濟，或文化，不一定什麼包袱，而看不出來的是文化包袱，終將使本民族文化變質以至毀滅。現在已經有不少歷史事實證明，到二十一世紀必然還會繼續證明。這種霸權主義野心不但是行不通的，而且是自招滅亡的。這是海盜和流氓的心理狀態，決不能用於國家統治，更不宜於對外關係；可以說用於內則亂，用於外則亡。這隻適用於當年葡、西、荷、法、英等舊殖民主義的對外劫掠時代。現代直到二十一世紀，再走老路只有自取滅亡。

因此，從伊藤博文（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時任首相）、山縣有朋（一八八九—一八九一年任首相定大陸政策）、大隈重信（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任首相提「二十一條」）等人開始，到田中義一（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任首相）畫出侵略藍圖，最後定下這項關係日本國運的最高決策。到第二次大戰後全盤失敗。但是過了不到三十年，日本又面臨最高決策問題。田中角榮對中國講友好。這個決策尚未形成藍圖。日本人會下圍棋，當然知道這是布局問題，不是中盤戰術問題，更談不到收官子佔便宜。下圍棋時「打入」也要選擇「點」和「次序」，否則必然困死。田中義一和田中角榮都不是孤身一人，他們當時是代表一項決策的人，同美國的尼克松一樣。後一個田中所處時機不同，方向路線未明，還談不到畫什麼友好藍圖。我們普通中國人只希望鄰國決策人冷靜分析歷史，取得真正教訓，這是關係到二十一世紀日本國運和世界大局的大事。我們中國普通人則特別需要全面了解日本國情、人情。

我設想有一本書著眼於文化，不是只分析怎麼樣，而且進一步追究為什麼會這樣；不是只找尋決定性的物質因素，而且探討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是還發現具體典型。美國人研究日本從《菊與刀》（一九四六）以來有了成績，現在是日本文學史專家。十九世紀歸化日本的歐洲人小泉八雲通過歐洲文化觀察日本作介紹，有過影響。當前世界上繼印度學、中國學之後又有日本學，研究日本方興未艾。若把外國人以及日本人自己的觀察所得集合起來，再就其文藝表現、風俗習慣、言談舉止等加以驗證，對日本人大概可以有所了解。

《菊與刀》和森貞彥的《如何閱讀<菊與刀>》（東京圖書出版，2015年3月）

日本人是有獨特傳統的民族。看起來日本古代受中國文化影響，近代又學英國，又學德國，戰後又有一股美國風，彷彿是個外來文化大雜燴。甚至語言中也是這樣：漢字和漢語詞減少了，西方外來語又加多了。方塊字和假名並列，拼音和不拼音的文字元號相混。宗教上既拜佛廟，又拜神社，也不拒絕基督教。在外人眼中，日本人既有文明禮貌一面，又有野蠻殘忍一面，既深沉，又淺薄，很難理解。其實這種二重性正是日本民族的特色之一。這個至今還有「萬世一系」的皇室的現代化國家是有自己的傳統的。中國人不易欣賞《古事記》，會覺得那既不是歷史，又不是文學；其實那裡面也埋伏著日本文化的一點奧妙。

明治時代修訂的《古事記》

略提另一點為例：日本的佛教決不是中國的佛教，更不是印度的佛教。佛教本來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後來表面上斷了。其實這個招牌或符號對印度人沒有很大意義，連「印度教」這個招牌或符號也不是印度人自己起的。經過中國的從前所謂西域這塊多民族文化變壓器，也經過南海及其他路線，佛教傳到中國大發展，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所謂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幌子之一。在日本卻又是一種情況。那是日本的文化，是又一種「神道」。

中國在八十年代引入的日本電視劇《姿三四郎》劇照

但看《姿三四郎》電視劇中那個關鍵人物，專任「當頭棒喝」的和尚，就可以知道。他樣子象是禪宗和尚念語錄，其實在宣揚日本所謂「大和魂」。這也許是要領吧？外國人很難體會，日本人習以為常，絲毫不覺，因此都說不出來。這情況有點象印度。可能中國也是這樣。民族文化長期傳統大概都有這一特點。如果這話不錯，那就可以找一找佛教在這三個大國這樣發展的內在條件。這事說來話長，但有一條不知是否有人說過。印度有種姓，中國講門第，日本重等級，三國文化傳統都不具備近代資本主義商品交易中的「平等」。日本人似乎尤其如此：我勝，你聽我的；我輸，我聽你的；必須分出高低上下。佛教講「平等」，但那是承認不平等的「平等」，是承認入世的出世，是一種巧妙的綜合，所以能適應這三國傳統而發展。

佛教的根本教義和基督教的「原罪」說法截然不同。「無明」不是上帝。出生無罪。大家有罪就平等了。印度、中國、日本在文化思想上都有自居為「大」的因素。這裡包孕著危險的一點：不勝即負，非上即下。但另有一點：這三國都善於吸收並融合外來文化成為自己的。佛教恰恰本身也有這兼容和同化的「自大」特色，所以能溶入三國文化，和原在印度創始時的以及傳入其他國的不一樣。這三國的立國之道就在於文化，在於載運文化的人。這不是指具有數量的人口，而是指具有質量的人。這是三國的力量所在，是首要的本身「能源」。日本過去的錯誤可能在於掌權者不認識或忘記了這一點。從明治以來就以人附屬於武器，遭了失敗；戰後又以人附屬於機器，似乎成功，但失敗的種子仍在其中。要以人馭物，不能以人屬物。人也是物質的，不過是有精神的物質，不是機器人。有文化傳統，萬不能忘記。只要物，不要人，即使富國強兵，最後也必然會一敗塗地。這正象那可能源於印度的故事一樣：騎在樹枝上鋸樹，決不可鋸自己騎的那一枝，否則必然摔死。日本近代對中國的失敗歷史大概正失敗在這一點上：把自己的人當做炮彈或機器使用，忘記了那還是個能下圍棋的活人，是能品茶道，賞花道，擅書道，會柔道等等，而且講人情並有主動性的人。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會發展變化，還可以有革命性的變化，但拋棄不得；拋棄越多，失敗越大；若徹底拋棄，必然徹底失敗。歷史不缺乏證明。

夏目漱石《心》（1952）

從日本人情風俗的文藝表現去探求社會心理習慣，這大概是現代外國人和日本人自己都十分注意的。遠的如夏目漱石的小說《心》被外國人當做了解日本人心理的讀物，這且不論。近的如川端康成的《雪國》，有吉佐和子的《恍惚的人》，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等等，幾乎文學作品中都含有一種其他國家的人少有而不大懂的心理狀態。

彷彿曾經有人以為這是火山島國的地理條件，缺乏資源的經濟條件，信奉神道和佛教的文化條件，造成短促的徘句和速謝的櫻花的心情。好象也早有人說過這是一種「危機感」。這本《外交史》中也幾次用了這個詞。這和拚命精神是有聯繫的吧？此外，明治初期小說就反映政治，有民權小說，國權小說。一八八五年東海散士（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是當時暢銷的通俗政治小說，《外交史》也提到了。以後有此起彼伏的流行文學，例如風俗文學、記錄文學（一九四九）、劍俠小說（一九五五）、偵探小說、科學小說（一九五六）等等。還有幾次審判文學案件，如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案（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七），薩特的《墮落的繁榮》案（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還有作家芥川龍之介的自殺，三島由紀夫的「切腹」。把這些和現代政治事件聯繫起來，日本人的社會心理狀態是不是處處可見一斑呢？這方面的探索很難，但不能不注意。

以上是我翻閱信夫清三郎的《外交史》以後的拉雜感想。就我的經歷所知戲擬一個「回目」，不妨附在末尾，以博專家一笑：

1. 所謂《田中義一奏摺》的戰略模式及其淵源。2. 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與東亞形勢。3. 少壯軍人政變與犬養毅之死（一九三二年五·一五事件）。4. 廣田弘毅登台時的全球政局（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5. 關鍵性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6. 近衛文麿的對華戰略和「大東亞共榮圈」。7. 希特勒、東條英機和致命的一九四一年。8.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一一全球政局的大轉折。9. 「艱難時世」——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10. 五十年代的東亞——全球政局的矛盾焦點。11. 「生態」和「國民性」、「危機感」、櫻花和武士、「大和魂」。12. 新日本的新戰略模式——從「大東亞」到「太平洋」？13. 「時勢造英雄」——田中角榮「庶民首相」。

14. 首相「輪流坐莊」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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