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海盜的心愿

中國曾有機會成為橫跨海洋的大帝國，但錯失了兩次千古難遇的時機

前面已經說了中國有這樣一塊地方——大福建地區，這塊地方具備了海洋文明萌發、成長、壯大的一切有利條件，他們天然應該去遠航。可以說，萬事具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為何？就是統治階級的允許和配合。

在中國歷史上，只要統治者稍稍放寬對大福建地區的管制，這個地區的海洋貿易就會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

中國曾經有兩次海洋文明大發展，融入世界的機會：一次是宋、元時期，一次是明末清初。

宋、元時期，宋代的統治者雖然也想控制民間貿易，但是由於北方與遼、金、西夏對抗，陸路全塞，只有通過海路來與海外進行貿易。宋朝鼓勵海外經商，獎勵對海外貿易有貢獻的人。一方面招來番商來華貿易，一方面在各個口岸設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尤其到了南宋，竟提出「開洋裕國」的政策。又因為偏安於杭州，因此對東南沿海的海外貿易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政府的鼓勵下，兩宋以來，中國的海洋貿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其標誌是海外華商網路形成。那時中國海商數以萬計，資產百萬的大海商亦不鮮見。南宋初，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載銅錢十萬緡入洋」，「泉州楊客為商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這樣的記載在宋代一些筆記書牘中比比皆是。

海外華人聚居地出現，華商成為中國海外貿易的主導。宋元時期，海外華人已經開始有自己的聚居地。宋代的高麗「王城有華人數百，多閩人因賈舶至者」；泰國的華人勢力已經達到了和國王一起建造佛寺；泉州商人在緬甸一帶經商而不回；爪哇新村和蘇門答臘的舊港有華人數千家；而且華人有了自己的組織機構和武裝。梁道明為爪哇數千家之首，陳祖義為舊港當地的華人頭目，嘯聚數千人馬。

造船業空前發展，一批著名大港出現，甚至可以說出現了一批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宋元時期，造船業十分發達，所造大船載重可達600多噸，載人500多人。13世紀初，中國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

海外貿易的貨品是什麼呢？唐以前中國的海外貿易主要是奢侈品——絲綢和貴金屬，但到了宋、元時期，瓷器、紡織品、日用器皿等大宗貨物已經成了外貿的主要商品，並且已經有一大批人從農業中脫離出來，專門生產這些出口商品。

元代對待海貿的政策承襲宋代的政策，也是鼓勵海外貿易。元時的海外貿易的盛況僅僅從馬可波羅對泉州港的描述就可見一斑。

宋元時代，中國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海洋國家，中國的海洋文明程度絕不亞於地中海上的西方國家。

可以說宋、元時期是中國海洋文明的黃金時代，這也是歷史給予中國掌握海權、成為海洋大國的絕好機會。

但遺憾的是，這次機會被代表農耕文明的明王朝給葬送了。中國在成為海洋大國最為關鍵的時代遭遇了最不具有海洋精神的朝代。

那時哥倫布還沒到達美洲，麥哲倫還沒環球，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人還不是「海上馬車夫」，英國人和法國人還不知太平洋在哪裡。

歷史給了中國以機會。中國早就有了全球化，早就加入了WTO。那是在800年前。那時中國用不著和南中國海和印度洋的沿岸國家談加入的條件，他們全唯中國的馬首是瞻。

經濟也是政治。中國商人的網路在「北洋」和「南洋」形成時，一個勢力圈、影響圈也就形成了。那時的中國要想成為歷史上羅馬那樣的帝國，或者波斯和阿拉伯那樣的帝國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那時的南中國海完全可以成為「中國湖」。

這些機會被明朝的統治者葬送了。我們不能指望明朝的統治者為中國開疆拓土。據《明成祖實錄》記載，太祖朱元璋多次告誡子孫：「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

明王朝在海洋中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鄭和七次下西洋。但是鄭和下西洋只是為了宣示國威，撫慰四方，以期換來萬國來朝的盛世景象，它的目的並不是發展海洋貿易，推動海洋文明。鄭和下西洋只是證明了中國有實力、有能力成為一個海洋大國，但其所作所為卻預示了中國海洋文明的衰落。鄭和下西洋代表的完全是官方壟斷的朝貢貿易，而排斥了民間的私人貿易。

鄭和動輒萬人的龐大艦隊，七下西洋，歷時三十多年，若是西方國家派遣，一路上不知要宣布佔領多少領土，建立多少殖民地，一個龐大的中華帝國必將建立。但是鄭和所到之處，不僅不扶持華人勢力，而是與當地政府及原住民一起鎮壓華人，在明史中就記載了鄭和鎮壓了前面提到的佔據馬六甲海峽的陳祖義所率領的五千多華人。

明王朝可以說是把中國的封建專制和重農輕商的傳統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海禁就是一個例證。繼明太祖朱元璋之後，明成祖朱棣更加變本加厲：他規定把沿海能夠去遠洋的尖頭船都改成不能破浪的近海平頭船。從此南洋、北洋、印度洋再也見不到那乘風破浪的中國船了。

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專家，他是這樣說的：「成宣時代積極經營南洋以後（我對這話保留意見），南洋已成為中國之一部，無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文化方面，均為中國之附庸。南洋之開拓及開化，完全屬於中國人之努力。假如政府能繼續經營，等不到歐洲人的東來，南洋諸國已成為中國之領地，合為一大帝國，或許世界史要從此變一樣子。可是政府放棄了這責任，並且不願意繼承前人的偉績，退嬰自守，聽其自然。這擔子便又重新放到無數的無名英雄身上。他們不但沒有國家的力量做後盾，並且冒著違反國家法令的危險，憑著勇氣和求生的慾望，空拳赤手，乘風破浪，到海外去開闢他們的新世界、新事業。」

歷史給中國的又一次機會是明末清初。明末海禁部分開放，南中國海又風帆競發，東南沿海的中國人又蜂擁海外謀生。但這時的南中國海已經不是宋元時期中國人主導海洋的局面了。

正如吳晗所說：「八十年後，歐洲人為了找尋香料群島陸續東來。他們不但擁有武力，作有組織的經營，並且有國家的力量做後盾。不到幾十年，便使南洋改變了一個樣。自然而然地替代了以前中國人的地位。瓜分豆剖，南洋成為了歐洲人的殖民地。華僑寄居籬下，備受虐待和殘殺，中國政府不能過問。這是中國史上一大轉變，也是世界史上一個大關鍵。」

這時的海洋已經是武裝的海洋，西方殖民者的槍炮，決定此時的海洋貿易必須有武裝保衛。但是中國商人具有頑強的生存能力，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海商集團還是崛起了。這其中的代表就是鄭芝龍的武裝海上集團。1633年，鄭芝龍在金門料羅灣與荷蘭人的艦隊決戰，打敗荷蘭人，從此荷蘭人退出福建沿海。鄭氏集團成功地控制了海上貿易，海商遠洋貿易要到鄭氏這裡領牌照。馬尼拉的傳教士金提尼描寫了鄭氏集團的實力：「僅在廈門水域的水師就多達13000艘帆船，成千上萬分布在海上的船隻聽命於這個王國……」

鄭氏海商集團的崛起，中國人第一次有了武裝對抗並戰勝西方殖民者的龐大的海商集團，給了中國又一次開創海洋文明成為海洋大國的機會。

但這次機會又被來自北方的清王朝葬送了。

清王朝的海禁比明更嚴厲，為了清除鄭氏集團，清王朝不僅僅是禁海，還要求海遷，就是沿海居民從海岸線一律後退30里或50里。這可能是歷史上最大規模、最蠻橫的「野蠻拆遷」。可以想見這種海遷政策對瀕海居民的生路造成多大的影響。

後來清政府放鬆了海禁，但這時出海的中國人，再也不是天朝貴客的商人，而是整船整船的被誣稱為「豬玀」的勞工苦力。海洋已經瓜分完畢，早已沒有中國人的位置。但是這塊具有海洋文明精神的土地還不安定，還在躁動，他們一次次地試圖衝出禁錮，奔向海洋。

中國文化中並不缺乏海洋文明，在我國東南那塊新月形的土地上，它綿延不絕，數度輝煌。

遺憾的是，從康梁的「戊戌變法」到孫中山的北伐，他們都被來自北方的農耕文明戰勝了。

直到有一天，一個小個子的四川人，他雖然來自內陸盆地，但是他熟悉海洋，他在法蘭西做過勤工儉學，就是一邊工作，一邊學習，這個綿里藏針、沉默寡言的人在法蘭西的工廠里，一邊做著鉗工，銼著工件，一邊想著什麼，誰也不知道，但是中國重拾海洋文明的希望，竟然落在了他的肩上。

1979年，他在中國東南沿海那塊新月形土地上的一個海灣邊，划了一個圈，後來這個圈不斷擴大，很快布滿了這塊犬牙交錯的港灣型海岸。從此中國又一次從這裡走向海洋。

歷史是很有意思的。當我聽到中國終於加入了WTO，我想到了王直，400多年前的一個海盜。其實我們做的，正是實現了王直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