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唐少傑）

毛澤東與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

唐少傑（世紀中國）

毛澤東與清華大學"文革"的關係是運動發動者和領導者與當代中國社會 "細胞"互動關係的典型。正是由於毛澤東的直接作用，清華大學的典型性在全國無出其右。而清華大學"文革"中的突出事件及其非凡意義，也對毛澤東的"文革"策略和他所指導下的"文革"進程產生了直接影響，甚至導致了某些轉折。

一　毛澤東批評工作組，扭轉清華"文革"方向

　　1966年6月8日，一支由528人組成的全國最大的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宣布罷免上至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下到學生班級主任、政治輔導員的幾乎所有的清華幹部，接管了清華的各級權力機構。劉少奇直接關心並過問清華的"文革"，其夫人王光美參加了清華工作組而具有顯赫的作用。工作組以及"文革"對所謂走資派、"黑幫"和"反動學術權威"人物的衝擊不久被工作組與更加激進的學生群眾之間的矛盾所超越。以工程化學系902班學生蒯大富為代表的激進群眾同工作組進行了激烈的論戰和對抗。工作組依據過去政治運動的模式，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並加以*多日，50多人被打成"蒯氏人物"，近5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發生數起自殺事件，致使兩人死亡。

　　毛澤東1966年7月中旬回京，7月下旬對派工作組的做法大加斥責，並於7月底指示周恩來親自過問和關注清華大學的"文革"運動，［1］這明確顯示出毛澤東本人對劉少奇及王光美在清華"文革"運動問題上的不滿。毛澤東把自己與劉少奇等人在"文革"伊始之際一些做法上的不同，特別是把在清華等校工作組與激進群眾關係上的分歧，上升到黨內路線鬥爭的高度，上升到"文革"能否在全國範圍按照毛澤東的旨意進行下去的大問題，並把他與劉少奇等人的分歧明確無疑地昭示給廣大群眾。難怪乎，"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頭頭在1966年9月就表示過，他們從8月就切身感覺到了，毛澤東讓"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周恩來）代替"另一位常委"（指劉少奇）來過問清華文革的那耐人尋思的意味，因而，他們不難得出結論：劉少奇在"文革"問題上的做法有悖於毛澤東的主張或打算。8月下旬清華園內就有人貼出了批評劉少奇的大字報，而到了10月，更有人貼出了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

　　實際上，清華工作組問題是所謂以毛澤東為首的"文革""無產階級司令部"與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鬥爭的一個重大回合，從以清華少數激進學生反工作組為突破口，經過10月中央工作會議批判所謂"資反路線"，到1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組授意和操縱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為主的5000多名師生員工進城大*，把反劉少奇、鄧小平的鬥爭公佈於世，推向全社會，到1966年底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數次拒絕了清華紅衛兵要求把王光美帶回清華批判的要求[2]，再到1967年4月10日經"無產階級司令部"同意，在清華召開數十萬人參加的、旨在醜化劉少奇的批鬥王光美大會，通過清華大學這一"前沿"，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文革"頭十個月的分歧直至"分手"。

二　毛澤東與群眾互動的典型個案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出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開啟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文革"群眾運動先河，但是清華反工作組的鬥爭最後卻直指身居中共中央領導職位的劉少奇、鄧小平。同時，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為發源地，"文革"有了一支為其席捲全國的突擊隊--紅衛兵。

　　"文革"前夕的清華附中已孕育了紅衛兵形成的因素，這主要表現在"培養革命接班人"這一帶有"血統論"色彩的活動中。1966年5月，該校預科班651班的一些學生因幾件事情與校方發生分歧，爭執不下，引起全校關注。5月29日，十餘位高年級學生在圓明園遺址處討論形勢和商量對策，決定今後使用張承志曾用過的筆名"紅衛兵"來署名所寫的大字報。"紅衛兵"意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６月２日，他們貼出了有100多人在"紅衛兵"名後簽字的大字報，表示"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很快，北京許多所中學學生前來清華附中觀看大字報，並以各自學校的"紅衛兵"署名來表示聲援。"紅衛兵"這一名稱不脛而走，迅速成為"文革"初期青年學生使用最早和最廣的組織名稱。

　　清華附中紅衛兵為自己的初步"戰果"而歡欣鼓舞，6月24日至7月27日先後寫出了三篇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派精神萬歲"的大字報。這三篇在"文革"初期歷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文獻，一經同年８月《紅旗》雜誌第11期以及《人民日報》等全文刊出，就成為以"造反"為真諦的紅衛兵運動全線出擊的進軍號。前兩篇大字報經江青轉交毛澤東，毛澤東於８月１日親筆複信清華附中紅衛兵，表示"熱烈的支持"紅衛兵運動。這封信和上述大字報也成為當時正在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文件之一。由於來自毛澤東的首肯，紅衛兵運動於８月下旬從校園沖向全社會。

　　紅衛兵運動對於"文革"的作用主要有三點：一是它所造就的"紅海洋"活動把對毛澤東個人的崇拜和迷信推向了空前的高潮，為"文革"的全面推行提供了精神動力和信仰支柱；二是它所進行的"破四舊、立四新"的活動，為"文革"的全盤展開既創造了特定的社會氛圍，又造就了最初的鬥爭模式；三是它所掀起的大串聯活動給"文革"觸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的每一角落帶來了群眾運動的力量和途徑。無疑，沒有紅衛兵運動，"文革"是難以有其浩大聲勢和全社會規模的。儘管毛澤東在1966年10月24、25日的中央會議上數次說："我還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就鬧起這麼大的事。"［3］但是，紅衛兵的產生及紅衛兵運動的出現完全符合毛澤東從事"文革"的謀略和發動"文革"的動機，以紅衛兵為代表的激進群眾與毛澤東之間從下到上和從上到下的互動是"文革"得以進行的一個必然條件。

　　毛澤東否定了工作組的所作所為，也就意味著肯定了與工作組對立的激進群眾的所作所為。一時間，曾受到工作組不同批評、壓抑甚至打擊的激進群眾擁有了從毛澤東那裡直接獲得的"解放感"，從他們身上煥發出了毛澤東所期望的群眾能量。在"文革"如何對待幹部問題上，毛澤東比工作組走得更遠，他使全國除軍隊以外的各個領域的幹部"靠邊站"，讓文革以"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來進行，致使黨的機構、組織以及國家行政管理機構，除中央一級和軍隊外，幾乎全部陷於癱瘓。毛澤東的這一做法頗類似於17世紀初葉馬丁·路德發起和領導的宗教改革運動。"『文革『是毛澤東的宗教和陷阱"，胡喬木斯言極是。［4］"文革"初期的毛澤東具有集神與世俗領袖、改革家於一身的耀眼的光彩。　

　　另一方面，億萬群眾對毛澤東的鼓動和號召也不是被動的、消極的。他們以自己超乎尋常的想像和行動創造出毛澤東本人未曾預料到的但又完全符合毛澤東本人的"文革"初衷和其政治鬥爭邏輯的"新生事物"。例如，在清華附中產生的"紅衛兵"就是"文革"初期群眾與毛澤東的互動中來自群眾的一個首創。然而，隨著"文革"的深入發展，廣大群眾同毛澤東的互動愈益明顯地展現出二者之間的偏差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背離。因為，十分明顯，置身於"文革"洪流之中的廣大群眾來自廣為不同的階層，具有廣為不同的利益，而毛澤東的"文革"思想和"文革"實踐不可能滿足他們。這就決定了"文革"中群眾與毛澤東的互動不可能完全整合。"文革"中，廣大群眾心中的毛澤東形象以及他們對毛澤東一系列指示、策略的理解和運用，廣大群眾對毛澤東權威的認同和遵從，儘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披上了神聖的甚至迷信的色彩，但決不是始終如一或沒有差異的。正如經歷了當年風雨的尤西林先生深刻地指出的："仔細反省當時似乎無可懷疑的個人迷信狂熱，其實卻從不同的社會階層利益為前提基礎，眾口一辭的『毛主席『實質有著不同甚至對立的含義"。"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與血統論壓制的『造反派『把毛澤東作為永生不背叛民眾的革命家領袖，作為反抗特權階層壓迫的正義帶頭人"。而"有一種紅衛兵對毛澤東的擁戴崇拜實質也以自身既得利益為立場。［5］

　　在"文革"群眾兩派鬥爭的高潮時期，不同群眾以及不同群眾派別都會根據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把毛澤東的"文革"策略和"文革"權威加以誇大或加以淡化。1967年4月14日，清華造反派分裂為兩大派別：一是"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另一是"井岡山兵團414總部"，簡稱"四派"。5月23日，在北京舉行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議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的大會主席台上，謝富治把他在22日見到毛澤東的有關情況繪聲繪色地向鄰座的蒯大富傳達。謝講，他向毛澤東講了解決清華問題的三條途徑：第一條讓蔣南翔回來；第二條蒯大富和井岡山兵團總部下台，414上台。毛澤東說，這兩條都不行。謝富治又說，第三條還是兩派聯合起來。毛澤東笑著說："你又和稀泥"。蒯大富回校後多次在不同會議上逐字逐句傳達，後經傳播，團派一些群眾把"414上台不行"當成"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歡天喜地地四處張貼、宣傳。四派有關代表前去找蒯對證，蒯答應糾正，但實際上對此聽之任之。四派最終與團派決裂，同訛傳的毛澤東這一指示有一定關係。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清華髮生的"百日大武鬥"，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30多人終生殘疾，直接經濟損失摺合人民幣逾1000萬元。清華的"文革"時局和發展，已到了非得由毛澤東本人直接過問和直接干預不可的地步了。7月27日，工宣隊進入清華。在7月28日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的談話中，毛澤東多次言不由衷地說："十萬工人進清華，四一四高興，井岡山不高興，我也不高興"。他還說："井岡山小將一個不能抓，一個不能打"。"抓了七個總部委員，一律放掉"。儘管毛澤東不願意看到清華"文革"出現了百日大武鬥這樣的情況，但是他決定派遣數萬名工人組成宣傳隊進駐清華時，他是否想到進駐時的結局？他是否意料到清華團派會以武力對抗工宣隊而造成如此之大的犧牲和損失呢？或者，他是否已充分預想和充分估計到了以扭轉清華"文革"形勢為契機而要使他領導的"文革"發生轉折呢？7月28日凌晨兩點許，剛剛入睡不久的毛澤東被周恩來彙報的電話叫醒，當毛澤東聽到27日工宣隊在清華犧牲慘重的消息時，他的第一個反應是"造反派，真的反了?!"［6］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在"文革"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這次召見是他與大學裡的造反派群眾之關係的一次重整。儘管我們至今還不清楚此次談話的全部內容，但根據正式公布的《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7］，可以看出：（1）以清華"百日大武鬥"特別是"七·二七事件"為契機，毛澤東對紅衛兵領袖的嚴厲批評表明：毛澤東對群眾運動及造反派失去信心，對造反派領袖及紅衛兵領袖已不抱多大希望。他似乎開始告別他過去屢試屢爽的群眾運動模式。毛澤東在1968年之後實際上已不再"啟用"群眾運動了，他再也不想使群眾運動從自己手中"失控"。1968年之後出現的一些"文革"群眾運動的東西，不過是"文革"頭兩三年群眾運動的回聲或遺迹。（2）毛澤東決心，在北京地區和全國結束群眾武鬥，為達到此目的，他醞釀淘汰"文革"初期效過犬馬之勞的紅衛兵領袖，甚至威脅說，不惜動用正規軍武力來結束群眾武鬥。毛澤東的這次召見談話可以看做是對"文革"群眾武鬥的"最後通牒"。毛澤東不但被全國性的群眾武鬥所困擾、煩惱，而且還被這種武鬥弄得窮於應付。（3）毛澤東似乎對北京高校的群眾派別分成"天派、地派"十分不理解，他希望兩派搞成一派，而"文革"群眾之所以分成兩派恰恰是沿著毛澤東的"文革"策略演化而來的。毛澤東在這裡已"超脫"了兩派對立的實際問題，他已逐步開始把群眾問題從他的"文革"全局戰略加以淡化。（4）毛澤東對群眾武鬥所帶來的教育界"文革"如何搞下去的問題也是力不從心。他提出教育如何搞下去的四個辦法，表明他開始置換教育界"文革"的主角，至少表明他開始考慮把學校現有的青年學生從整體上列入"文革"中接受"再教育"的對象。這一點在他8月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中得到了體現。（5）毛澤東明確告知紅衛兵領袖們，派遣工宣隊是他的決定，不容懷疑、否定，更不容抵抗。在召見之後，蒯大富在很小的範圍內傳達，毛澤東講："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嗎？這個黑手就是我，他也不來抓。"這對團派以武力對抗工宣隊進駐清華來說不啻是致命的評判。毛澤東決定派遣工宣隊進駐高等院校，在他看來，根本沒有事先"通知"造反派的必要，也根本沒有對此"討論"的餘地。正是這次召見中，毛澤東下令，為了防止紅衛兵領袖及其相關的群眾像以前那樣篡改、曲解或片面引用他的指示，把這次召見的談話進行錄音備案。毛澤東對紅衛兵領袖及其麾下的群眾不信任感，由此可見一斑。（6）一貫最善於揣摩毛澤東的林彪在這次召見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紅衛兵領袖的"錯誤"："你們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個時期需要幹什麼。"［8］紅衛兵領袖們的"落伍"意味著造反派群眾的"落伍"，意味著紅衛兵運動的衰落。"文革"即將轉入一個新的階段已不可避免。

　　毛澤東對清華"百日大武鬥"的處置引發了"文革"歷史的重大轉折，這一點在８月以及之後進一步顯現和確定下來。在對8月25日發表以姚文元署名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的批閱中，毛澤東已明確把"文革"初期造反派群眾及紅衛兵學生在內的知識分子從整體上列入"文革"的對象，他絕不允許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搞什麼"獨立王國"，絕不容忍高等院校的造反派們搞所謂"多中心論"。毛澤東派出工宣隊進駐教育界、文化藝術界、出版界、科研機構等，不僅沒有解決這些領域的"文革"矛盾和危機，而且使這些矛盾和危機更加複雜和深重。從1968年底開始，當年曾為"文革"開路小將的一代青年激進學生奔赴農村、農場，在廣闊天地接受"再教育"。在此意義上，清華"百日大武鬥"敲響了紅衛兵造反運動的喪鐘！

三　工宣隊："文革"群眾組織消解的標誌

　　初看起來，毛澤東派工宣隊與劉少奇等派工作組有著驚人的相似，即在形式上都是從上層、從外部來領導某一單位（或部門）的"文革"，都是力圖對"文革"的群眾運動加以有序而又有效的管理或制約。但是，二者卻有內容或本質上的差別。劉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組是突出以往行之有效的黨的上級垂直領導的傳統，旨在把"文革"群眾運動納入黨所指定的軌道運行。毛澤東派出工宣隊，則是他對他難以駕馭並且很有可能勢大失控的群眾運動的無奈，也是他對他曾藉此發動、依此成勢的"文革"群眾運動政策的自我否定。派出工宣隊恰恰是在"文革"進入了一個危機性的關頭，由毛澤東所做出的一個轉折性的決策而表現出他本人被動地應付群眾運動所造成的群眾武鬥局勢，表明了毛澤東在他與群眾的互動中不可能是完全自主的。毛澤東派出工宣隊的做法直接動搖以至逐漸消蝕了作為"文革"初期主力和支柱的群眾運動及造反派的基礎，使得"文革"的中、後期遊離了"文革"初期的群眾運動主題或主線。工作組在清華等校只駐了五十餘天，工宣隊一駐就是七八年。工宣隊的問題直至"文革"結束才告結束，使得清華大學乃至整個教育領域大傷元氣。

　　工宣隊進駐清華，給清華"文革"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這使1968年7月之後的清華"文革"類似於工作組時期那樣，已不是由清華人自己所能擺布的。來自毛澤東身邊的中共中央警衛部隊（8341）的軍代表充當工宣隊的領導人，他們的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已很難表明他們是工人階級的普通一員了。他們常常強調自己是"毛主席派來的兵"，"清華大學是毛主席的點"，著重顯示出毛澤東對清華大學的特別關注以及清華大學非同一般的地位和角色。在1968年開始的"斗、批、改"階段和1973年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都把清華大學的若干經驗作為典型，昭示全國。例如，毛澤東把工宣隊炮製的《清華大學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報告》轉發給全國，並把它作為所謂"六廠二校"經驗之一，樹立為"斗、批、改"的一個典型，通過給清華老教授的一定"關注"稍許緩解全國許多老知識分子的苦境。例如，他同意清華工宣隊提出的對所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劉仙洲、錢偉長"給以出路"的建議，並把這一"經驗"批轉全國。

四　清華大學成為文革"教育革命"的基地

　　1969年春季之後，毛澤東的"文革"戰略發生重大的轉移，逐步恢復"文革"中被衝擊和削弱的黨政領導及其權威，以取代過去兩年多混亂無序的群眾運動。標誌之一就是毛澤東指名"保護"蔣南翔這位教育界被"文革"打倒的"最大對象"。在1970年8月22日下午舉行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前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說："對蔣南翔這樣的人留下來好。"［9］當時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之所以未能付諸實施，是因為尚處在"勞動改造"中的蔣南翔對清華工宣隊炮製的《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鬥》一文表示不滿，在發表此文的刊物上，理直氣壯地寫下了批評意見並送交給工宣隊，這使他的所謂"被解放出來"拖延數年。

　　《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鬥》一文是工宣隊進校近兩年工作的總結概括。此文受到毛澤東的重視，並在《人民日報》、《紅旗》等報刊上發表，成為"文革"高等院校"教育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範文。

　　清華的"教育革命"體制始於1970年，完全符合毛澤東50年代以來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舉措，它包括六個方面：一是所謂工人階級必須掌握"教育革命"乃至學校一切工作的領導權。在清華長期出現了工宣隊與校黨委、校革委會並列掌權及並列署名行文的局面；二是對原有教師邊改造、邊使用，建立以工人、學員和原有教師三結合的教師隊伍；三是開門辦學，廠校掛鉤，校辦工廠，廠帶專業。所謂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新體制實際上大大削弱了基礎教學，阻礙了科研，而一味片面從事生產；四是招收有一定的社會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人員為學員，堅持以階級鬥爭為主課，使他們"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工農兵學員與工宣隊一起成為學校的主體，而廣大教師則動輒得咎，成為"教育革命"改造的對象；五是大破所謂買辦哲學、爬行主義，編寫無產階級新教材。這種教材往往是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的傳單式的東西；六是結合生產、科研任務，堅持群眾路線，實行新的教學方法。而這種方法往往不過是"文革"大批判的變種。

　　"教育革命"是毛澤東"文革"理論中時間最久、範圍最廣和規模最大的烏托邦實踐，清華大學成為這一烏托邦實踐的主要基地。證明："文革"時期的"教育革命"是一場反知識、反科學、反理性、反現代化的運動。它以打亂正常的科學研究和教學秩序、整治知識分子、製造師生關係對立等為其主要內容，它幾乎是伴隨著"文革"的破產而破產。

　　1973年10月，為了配合和指導批林批孔運動，在毛澤東的部署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判組逐步形成，這一在"文革"中以"梁效"而著稱的批判組實際上是毛澤東"文革"理論的別動隊。據當事人回憶："『梁效『應是毛澤東通過謝靜宜、遲群掌握的寫作班子。毛澤東直接向謝靜宜下達指示和要求，然後再由謝和遲向『梁效『頭頭轉達、貫徹。『梁效『所宣揚、倡導的是毛澤東的理論和思想。"［10］在"梁效"先後的40餘名成員中，清華人員只佔10名，這與清華是一所工科大學有關。至1976年10月，"梁效"共發表了181篇文章，它們對當時"文革"的動態和走向起到了全局性的影響和指導性的作用。"梁效"是毛澤東與大學特定教師群體合作從事思想指導和理論鬥爭的產物，它成為"文革"特殊形勢下獨一無二的准意識形態"領導"部門。

五　劉冰等人的信敲響了"文革"的喪鐘

　　"文革"進入到1975年，鄧小平開始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領導工作，他對"文革"的積年弊端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在這一背景下，一場關係到否定還是肯定、拋棄還是堅持"文革"的鬥爭也在悄然進行。1975年8月和10月，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柳一安、惠憲鈞和政治部主任呂方正四人寫信給毛澤東一事，拉開了這場鬥爭的帷幕。

　　劉冰是工宣隊進校後所謂解放出來最早並重新擔任原職的清華幹部，另三位寫信者則是1968年來清華的工宣隊負責人。他們一致厭惡遲群這位當時清華第一把手兼"通天人物"的跋扈作風和惡劣品質，他們寫信的目的在於把遲群從清華"搬掉"。他們明確地認識到此事只有通過毛澤東的首肯方可實現，他們也真切地意識到寫給毛澤東的信惟有通過鄧小平的轉交方可達到。他們寫給毛澤東的第一封信旨在抨擊遲群，第二封信則把遲群和時為清華第二把手的謝靜宜連在一起加以抨擊。從這兩封信里，絲毫看不出有反對毛澤東或不滿意毛澤東的跡象。［11］

　　愈是接近生命盡頭的毛澤東愈是擔心他自己生平兩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在他身後的命運。面對鄧小平的整頓形勢以及鄧小平與"四人幫"的鬥爭，毛澤東相信了"四人幫"及他的聯絡員的讒言，再加上鄧小平明智地拒絕了毛澤東提出的由鄧小平本人來主持起草一個關於"文革"的決議文件的要求，毛澤東決定開展"批鄧"的鬥爭。

　　傳達毛澤東對劉冰等人來信的"指示"只標明了月份，沒有標明日期，並且最早是在1975年11月3日下午有53人參加的清華黨委擴大會上作了部分傳達（批評鄧小平的那一段"指示"暫未傳達），後在11月18日才向清華萬餘名師生（北京大學有1600人參加會議）作了全文傳達。毛澤東把劉冰等人的來信看成是矛頭對著他本人的，他非常不滿意鄧小平轉交這兩封信，認為鄧小平偏袒劉冰等人。類似於以往毛澤東看待清華出現的問題決不限於清華一樣，毛澤東把劉冰等人寫信一事說成"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直至次年４月，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澤東都認為是"劉冰惹的禍"。[12]

　　從1975年11月中旬開始，劉冰等人寫信一事演變為"教育革命大辯論"。一個月後，又演變為全國性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被遲群等人所把持的清華大學處於"文革"最後一場運動的風口浪尖，一時間，全國許多地區和單位或部門數十萬人先後湧入清華大學觀看大字報，進行所謂學習、參觀。在京的中央黨政軍機關上千名領導幹部也被安排來清華"學習"。清華幾乎停止了正常的教學工作，專門從事所謂"批鄧"鬥爭。據不完全統計，先後貼出了數十萬份大字報。在十個月的時間裡，劉冰等人先後被批鬥達上百次，其中劉冰本人被批鬥達214次。[13]從清華園濫殤的"批鄧"鬥爭，並沒有使"文革"取得決戰性的最後勝利，而是更加凸顯出一個嚴峻的問題：毛澤東身後的"文革"將何去何從？

　　實際上，由清華"教育革命大辯論"所帶來的"文革"最後一場運動恰恰表明了"文革"已走入了歷史的死胡同。1976年發生的"四五事件"證實了這一點。同年10月，在毛澤東去世後不到28天，"四人幫"被一舉粉碎，遲群等人在"四人幫"被擒不到兩小時就被一網掃盡，清華大學乃至整個中國從此獲得了新生。在此意義上，劉冰等人寫信事件意味著敲響了"文革"走向窮途末路的喪鐘。

注釋：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3］《學習資料》（四）清華大學印，1967年。

［4］轉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尤西林《文革境況片斷》，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

［6］轉引自《共和國曆程》中卷，光明日報出版社，1997年。

［7］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此材料是由謝富治在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召見之後，留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整理出來的。可能還有另一份關於此次召見的書面整理稿，至今沒有公布。

［8］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

[ 9 ] 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10］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明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11］余習廣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2］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13］《清華大學》報，1978年10月28日。

來源：《粵海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