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擋】梵蒂岡與中國交往史

圖：20世紀初，天主教會在中國設立的教會學校。這些教會學校所傳授的科學文化知識，以及近代的一些教育理念，成為晚清我國教育近代化的有力推動手段。

1929年，在輔仁大學新校舍奠基典禮上，一位來賓發表了一番充滿民族情感的演講：「一個民族復興的所有危機，是在思想方面。外在社會組織的革新，首先應是內在的革新，是精神上的革新。……中國目前正由根基而起革新，我們希望這個偉大的民族能夠突破目前混亂騷動的局面，快速完成復興大業。」然而，這位演講者卻並非中國人，他來自義大利，時任梵蒂岡教廷首任駐華宗座代表。

蒙古帝國的羅馬來使

1294年，羅馬教廷派遣的第一位正式的宗座使節約翰·孟高維諾抵達元大都，拜見元成宗，並遞交了羅馬教宗致東方國君的書信。

這封信實際應該算作教宗給元世祖忽必烈的回信。1265年，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叔蒙忽必烈召見時，從皇帝那裡得到一項任務，要他們帶信給教宗，「大致命教皇遣送熟知我輩基督教律，通曉七藝者百人來。」而這對兄弟最終完成了任務。

據孟高維諾記載，元朝「大汗對基督徒頗寬厚」，但當他邀請皇帝改宗天主教時，就發現「然彼迷信偶像已深，難挽回也」。孟高維諾或許有些失望，他必定不會料到他這一番會面就得到了後來的傳教士爭取數百年都不能得到的禮遇——皇帝明確批准他在大都傳教。

1307年，羅馬教廷終於收到了孟高維諾輾轉多年的來信。知悉他在東方的傳教成績後，教廷設置了汗八里（即北京）總主教區，委任孟高維諾為總主教，統轄中國教務。又過了六年，孟高維諾才收到這個通知——是年，教宗遣來協助他的七名主教有三名抵達中國，其餘四名都客死印度，足見當時東西方往來之困難。

孟高維諾在中國一干就是30多年，自述曾為6000餘人施洗。1328年，他以81歲高齡在大都逝世，教內教外許多人都來為這位德高望重的遠洋來客送殯。此後數年，中國的天主教教務都缺少一名總主持人，於是，1336年，元順帝譴使臣16人赴歐，向教宗要求速派一位主教來華。這個使團雖以兩名西洋教士為首帶隊，但確系正式奉君命西行出使教廷的第一個使團。

1338年，元朝使團抵達阿維農，覲見教宗本篤十二世，向他呈上元帝的書函和禮物。教宗遂於同年12月，向元朝派出了馬黎諾里為首的使團。這一行人一路跋涉向東，1342年方抵達上都，受到元順帝的盛情款待。不過，這次會見為人記載最多的，卻是馬黎諾里向順帝獻上的一匹駿馬，元史稱「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應有誇大）。這匹馬的出現轟動了元朝朝野，時人謂之「天馬」，紛紛作歌詩讚頌，順帝自己也嘆羨道：「人中有脫脫，馬中有佛郎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

可惜，除了獻馬軼事，馬黎諾里在中國並無多少作為。他很快便發現了蒙古帝國的日薄西山，於是在1346年，由泉州走海路離開了中國。他的判斷是正確的，他走後僅六年，韓山童、劉福通借「隻眼石人」挑動天下大亂，元朝統治隨之土崩瓦解。順帝逃往漠北後，尚未在漢人間建立基礎的天主教事業也就在中原銷聲匿跡了。

科學傳教團訪華

有明一代，中國基本處於閉關鎖國狀態，北方絲綢之路長期阻絕，南方也因倭寇侵擾而實行海禁。在宗教方面，大明律明文禁止私人祭天，較之元朝的政策嚴厲了許多。這些不利因素將天主教士來華的企圖一再掐滅，1587年，耶穌會遠東教務視察員范禮安曾依著澳門修院的窗口，遠眺內地長嘆道：「岩石呀岩石，你何時打開？」

歐洲一側卻在這二百年間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新航路的開闢讓西方的船隻往來全球；君主絕對權力的興盛伴隨著封建秩序的衰微；教廷也經歷了宗教改革的衝擊，一面整頓自身弊端，一面積極鼓勵海外傳教，希望做到「在歐洲失去的，在海外補回來」。所謂「保教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劃定的，中國的傳教事業算是被划到了葡萄牙保教權的範圍中，也就是說，到中國傳教的教士需要得到葡萄牙國王批准，對他宣誓效忠，此後方由葡王出資和保護前往。

范禮安雖沒能敲開中國的大門，卻機敏地為傳教士制定了因地制宜的入華策略。他認為，足以完成溝通中國這一艱難任務的傳教士，必能熟練使用中國的語言文字，深諳中國的禮俗、民情，並以此作為基礎去與中國人相交。在范禮安這一策略下，耶穌會很快就培養出了至今最為有名的來華傳教士之一的利瑪竇。

通過不斷結交士紳官宦，層層介紹，1601年，利瑪竇終於得以進入北京城，覲見當朝的萬曆皇帝。為免除皇帝的疑慮，利瑪竇甚至沒在上呈的奏摺里提到自己是來傳教，倒是介紹了自己帶來的新奇器物：自鳴鐘、萬國圖志、鋼琴等。皇帝愛上了自鳴鐘，還曾召利瑪竇進宮教太監們維修。然而，利瑪竇終其一生也沒能真正見著萬曆皇帝一面，因為他抵京之時，這位君王早已步入三十年不上朝的怠政期，多少朝臣都不知道皇帝長什麼樣，何況一位外國人呢？

利瑪竇為後來的傳教士打開了一扇門：不要主動對抗中國的儒家傳統，要強調天主教與儒家相通之處，用西方的科學、藝術乃至人文主義哲學去吸引中國的上層知識分子，最終拉他們入教。這種策略為許多傳教士繼承，得到順治尊重的湯若望與得到康熙信任的南懷仁都是科學傳教團的典型代表。不過，在約百年的時間裡，科學傳教團都並沒有為教廷與中國間促成一次正式往來，倒是南明永曆皇帝的小朝廷曾向羅馬遣使求援。

波蘭神父卜彌格和中國教徒安德兩人就組成了永曆皇帝出使羅馬的寒酸使團。1652年，卜彌格到了羅馬，卻因身份遭疑，被持續審查了整整三年，這期間新王朝入主中原的消息已為教廷知曉。雖沒有實質援助，教宗亞歷山大七世仍給南明皇太后及南明朝中的天主教徒龐天壽寫了回信，交由卜彌格返回復命。1658年，抵達越南的卜彌格獲知了南明政權垮台的消息，一病不起，於次年憂憤而死，奔走逃亡中的永曆帝自然也不可能看到羅馬方面給他們的回應。

禮儀之爭

1702年，教宗遣以多羅為首的使團，出使印度、中國，此時距馬黎諾里使團來華已超過350年。然而，與以往的使節不同，多羅背負的是向東方帝王宣示教廷對天主教徒之管轄權的棘手任務。

多羅一行的目的是解決東方傳教士關於東方禮儀的爭議，這個爭議在中國尤為突出。其爭鋒焦點在於：中國的天主教徒究竟能否參加祭孔和祭祖？對於遵循利瑪竇路線的傳教士而言，這個矛盾早為他們的理論化解，他們視祭孔、祭祖為表達尊師、愛親的中國文化，不認為其中存在祈願求佑的成分；但並非所有來華傳教士都贊同這一見解。

禮儀之爭在耶穌會傳教士中也有發生，但主要還是出現在其他修會與耶穌會之間。反對利瑪竇路線的修會主要為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這兩個修會一直奉行向平民傳教的傳統，對耶穌會的上層路線本就頗有微詞，當他們在中國見到耶穌會士允許中國教友進祠堂、孔廟祭拜，更是震驚不已。1643年，多明我會士黎玉范針對耶穌會的17條指控就送到了教宗手裡。

受到指控的耶穌會自然會進行辯解，雙方在歐洲一爭就是幾十年，其間教宗換過幾任，唇槍舌戰的參與者數不勝數，連萊布尼茲都加入了這場爭論。最後，教廷還是站在了反對中國禮儀一方，1704年，他們作出決議，禁止中國天主教徒參與祭孔、祭祖。

1705年7月，康熙皇帝批准多羅入京覲見，並命沿途官員，如禮迎接。諷刺的是，康熙的熱情正是來源於他對耶穌會傳教士在華功績的認可。這位皇帝倒也並非對禮儀之爭毫不知曉，他派出迎接的人中，就有負責觀察教廷使節的舉動、立場者。

1705年12月和1706年6月，康熙兩次接見多羅。儘管這期間多羅已經得到了羅馬決議的消息，面對中國皇帝，他始終沒能講明自己的使命。康熙有意提起禮儀之爭，多羅也不正面回答，只是推說有一通曉中國事務的顏璫主教即將來京。

正是與顏璫的會面最終激怒了康熙，因為他發現這位所謂中國通，竟然不識中國文字。會見次日，皇帝下諭曰：「顏璫既不識字，又不善中國語言，對話須用翻譯。這等人敢談中國經書之道，像站在門外，從未進屋的人，討論屋中之事，說話沒有一點根據。」接著，康熙搶在多羅公開使命之前，對居住在中國的西洋人宣布了管轄權，命所有在中國的傳教士必須領票，申明遵守利瑪竇規矩。多羅見事已至此，遂於1707年1月在南京發表公函，向在華傳教士宣布羅馬教廷關於禁止祭孔、祭祖的決議。

此後，羅馬又於1720年遣嘉樂使華，嘉樂與康熙多番會面，事態稍有緩和，但羅馬與北京間的鴻溝始終難以填平。康熙漸生禁教之意，教廷方面的態度也日趨頑固，最終於1742年7月，教宗本篤十四世發布《自上主聖意》通諭，重申對祭孔、祭祖的禁令，曠日持久的禮儀之爭暫時告一段落，作為犧牲的則是耶穌會在華苦苦經營百餘年的上層傳教事業。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與中國上層走得太近的傳教路線成了壓垮耶穌會事業的最後一根稻草。真正下令禁止天主教的皇帝，並非之前對天主教積累諸多好感的康熙，而是此後繼位的雍正。他對天主教士抱有特殊的仇視，原因在於康熙晚年的奪嫡鬥爭中，傳教士和宗室中的天主教徒站在了皇九子及皇八子一方。私人仇恨加上天主教在禮儀之爭中表現出來的威脅，讓雍正下定了禁教決心。

來之不易的中梵建交

中國再次與教廷扯上關係，是在雍正禁教100多年後。這時，國內天主教傳教形式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兩次鴉片戰爭後，傳教士在華不但獲得了相當程度的傳教自由，還獲得了足以蔭庇中國教民的特權，中國天主教徒人數迅速增長，與非教徒之間的矛盾也與日俱增。

整個19世紀及20世紀初，天主教傳教士在華的行動都有賴於列強堅船利炮的保護，其中最為強勢者是法國，東方保教權也主要成了法國的特權。漸漸地，中國天主教會因與法國軍方來往密切而染上了殖民主義氣息，仰拿破崙三世鼻息，反倒把正受歐洲民族國家擠壓而落寞的教廷置之不理。

教廷當然不願坐視法國這種作為。早在1861年，他們就開始了與清廷洽談通使的嘗試：教宗向同治皇帝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遣義大利教士徐類思進京呈遞，可惜，徐在動身去北京之前，於1862年9月逝世於武昌。

教廷方面的主動沒有成功，清廷方面，洋務運動領袖李鴻章也於天津教案後意識到了法國保教權的危害。1884-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教宗良十三世致信光緒皇帝，感謝他在戰爭期間對傳教士的保護。李鴻章聞之，嗅出了教廷方面的誠意，於是開始委託英國人敦約翰代為聯絡梵蒂岡，商討雙方互派使節的可能。

這一次，敦約翰會見了教宗，並順利達成共識。雙方頂著法國的反對商定了諸多事務，1886年8月1日，教宗正式任命阿里雅底總主教為駐華大使。然而，就在阿里雅底即將啟程之時，法國政府向教廷發出了最後通牒，聲明教廷若就此一意孤行，法方將撤回駐教廷大使，廢除雙方訂約，並停止發放每年對法國教會的津貼。在如此壓力之下，阿里雅底赴華日期被無限延後，教廷實質放棄了與中國直接往來的權利。

梵蒂岡再次與中國溝通建交，是在1918年，其時這邊已是北洋政府當政。法國再次提出強烈反對，然而與30多年前不同，它威脅教廷的手段已經不足，於是它轉過身來要挾北洋政府。利用對教廷在一戰中「親敵」的指控，法國成功拉攏了英國及義大利，一齊勸告中國勿接受教廷使節。中方當時正苦於向日本討還外交權益，不敢同時得罪西方列強，於是將這廂做了犧牲，建交事宜又被無限推遲。

當時，國內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運動也影響到了天主教會，天主教徒里的馬相伯、英斂之，外國傳教士里的雷鳴遠（1926年加入中國國籍）都成了有名的愛國人士。在這種背景下，教廷終於下定決心，1922年，第一位駐華宗座代表剛恆毅受命來到中國，而教宗給他的指示之一便是：「中國應該屬於中國人。」

剛恆毅對中國的天主教本土化運動抱有極大同情，他來華後，首個重大任務就是促成中國籍主教來掌控中國教會。1926年9月，六名中國籍主教在梵蒂岡參加祝聖大典，剛恆毅記錄這歷史性的一刻稱「這幾位頭戴金冠的亞洲人，平日很少有表情的面容，現在卻大為感動」。大典結束後，新任主教的趙懷義和趕來參加盛典的雷鳴遠都激動得淚灑滿襟。

儘管有這一段佳話，梵蒂岡與中國的正式建交卻遲遲未能達成。反倒是偽滿洲國，在1934年2月搶先與教廷完成了「建交」。屈從軸心國壓力的梵蒂岡，遲至1942年6月才與中華民國正式建交，謝壽康任中國駐教廷首任公使，教廷方面則表示第二任宗座駐華代表蔡寧的職務暫不更換。

1946年4月，教廷終於宣布在中國建立聖統制，由中國人主教逐漸取代以往的代牧負責教務。7月，教宗遣黎培理任第一任駐華公使。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之際，黎培理奉教廷之命仍然留在大陸，但他並沒有選擇同新中國政府合作，當年7月，還向全國各教區發布教廷的敕令，要教徒不得參加共產黨，不得宣傳和閱讀支持共產主義理論的書刊。1951年9月，黎培理及其秘書終因從事敵視和反對新政權的活動而被驅逐出境，國內天主教教務改由與梵蒂岡無關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掌管。從此，大陸與梵蒂岡不相往來，迄今已60餘年。

記者／趙新宇

本文刊載於《鳳凰周刊》總5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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