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雙語問

　　一

　　所謂「雙語」是指一語言集團的成員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雙語作家，就應當是那些用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寫作的人。但是我們在這裡還想談到這樣一些人，從本質上說，他們不能算是地道的雙語作家――操兩種語言，但用一種文字寫作。再具體講，就是操雙語而用母語寫作的一類，和也是操雙語而用非母語寫作的一類。在當代中國的少數民族作家中，這兩類人數量不少，足以形成一個類型。自然，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他們更應被稱作雙語公民而非雙語作家，但考慮到非寫作語言對作家獲取信息、擴展視野上的作用，考慮到對作家思維機制的內在影響，以及這種影響之下文學作品中或多或少、或顯或隱表現出來的帶有某種規律或傾向的特色，把他們納入我們的研究視野，也就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從來就異常複雜。一民族的人用另一民族的語言創作的情況早有傳統。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便是一個局部的爬梳。該著卷四文學篇中專列出幾個部分，談及詩人、文家、曲家等。當然，這裡是講「華化」，他們是被稱為「中國詩人」、「中國文家」之類。至於是否化而不同、化得是否乾淨徹底、是否尚留有西域人的文化心理、會講自己「世家」的語言，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倒可以由此看出，民族之間語言屏障的被打破，實在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關於操雙語的零星記載，還是可以找到的。例如毗鄰中原的諸民族――如內徙入塞的鮮卑、氐、稽胡等民族，多識漢語。這大抵是自然融合的結果。也有強令推行的，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明令三十歲以下的鮮卑人必須改用漢語，否則的話「當降爵黜官」 [1]。 雙語人群的大量出現，就為雙語作家的出現提供了基礎。可舉一個特殊的例子：元代後期雲南行省梁王巴匝拉瓦爾密之女阿蓋，曾作有一首悼夫詩，該詩兼用了漢語、蒙古語、棘語，頗為獨特：

　　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閑雲到滇海。　　心懸明鏡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　　欲隨明月到蒼山，娛我一生踏里彩。　　吐嚕吐嚕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　　雲片波粼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　　肉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風瀟洒。

　　也不止是「華化」。舉蒙古為例，元以後蒙古人退回大漠南北。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率部駐牧青海湖畔，兩次派使入藏延請索南嘉措，二人於1578年相會於仰華寺。索南嘉措和俺答汗互贈了尊號，並舉行了大傳戒法會。自俺答汗迎請索南嘉措傳黃教於蒙古，漠南蒙古其他各部以及漠北蒙古各部的汗王，都先後信奉了黃教。貴族平民於是紛紛出家，甚至到衛藏遊學。蒙古僧俗各界人士以精通梵文、藏文為榮耀。那時便有相當數量的雙語作家湧現出來。我們可以從在烏蘭巴托出版的兩卷本《蒙古作家藏文作品選》中，想見當時這一盛況。順便提一句，這部書是較早編迄的，隨著史料的不斷發掘，現在已知的用藏文創作的蒙古作家有五百人之多，已然是一個獨特的群體。

　　再如女真與蒙古。「由於蒙古與女真地域毗連，關係密切，許多女真人不僅習蒙古語，而且連書文往來也用蒙古字譯寫。後來，他們雖在蒙古文字的基礎上創造了滿文，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女真地區仍並行使用蒙、滿兩種文字。」[2]語言文字上的關係如此緊密，不在文學活動中有所反映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歷史上雙語作家中成績突出的是清代蒙古族傑出作家尹湛納希。他自幼從塾師學會了蒙古文、漢文、滿文、藏文，且蒙、漢古典文學造詣頗深，歷史知識豐富，又擅長丹青。他以小說家出名，還寫了不少散文和詩歌，又曾將《紅樓夢》和《中庸》譯成蒙古文（已散佚）。他創作的長篇小說《一層樓》及其姊妹篇《泣紅亭》的故事，是沿著璞玉和爐梅、琴默、聖如的愛情線索展開的。這裡可以明顯地看到尹湛納希學習《紅樓夢》的藝術手法來結構故事、摹寫現實的痕迹。

　　歷史上雙語作家的例子極多，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在今天的中國，情況也大致如此。《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收入現當代少數民族作家36人，其中只用漢語和兼用漢語創作的佔一半以上。如果我們考慮到現今中國共有56個民族，現行民族文字計有21種（而實際上，真正通行本民族文字的只有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傣等不到十個民族），這種局面就不難理解了：一些民族沒有通行文字，還有一些民族因歷史原因已改操漢語（如滿族），書面創作自然要用別民族語文。

　　這種情況也不是我國所獨有的。通常的情形是，同一民族的所有成員操一種被視為母語的語言，也就是他們在家鄉孩提時代與親屬和鄰里兒童的交際語言。然而並不是世界上有多少種語言就有多少個民族。例如操英語的不僅有英格蘭人，還有美利堅人、英裔加拿大人、蘇格蘭人、奧爾斯特人、英裔澳大利亞人、英裔紐西蘭人等。以英語作為母語的總共有3·8億人，其中在英語的故鄉――歐洲僅佔17％。與此相似的是，西班牙語是中美和南美大多數民族的母語，其中包括古巴人、墨西哥人、哥倫比亞人、阿根廷人、委內瑞拉人和秘魯人等。總之，操西班牙語的人口總共有2·4億人，而在其故鄉歐洲講這種語言的還不到總數的12％。世界上有1 億多人講德語，除德國人自然將它作為母語外，還有奧地利人、德裔瑞士人、阿爾薩斯人、盧森堡人將它作為母語。相近的情況，還有法語等。

　　若干民族共用一種語言的情況並不少見，這從上面列舉的資料已可明白。還有一個民族使用不止一種語言的例子。生活在大不列顛島上的威爾士人就是一個雙語民族，他們既講英語，也使用本民族的威爾士語。類似的情況還有愛爾蘭人。前蘇聯民族成員眾多，情況就十分多樣。莫爾多瓦人就操兩種頗為相似、但又完全獨立的語言――埃爾加語和莫克沙語。在人口總數只有13·8萬的卡累利阿人中，63％的人認為卡累利阿語是他們的母語，其餘的人，則已改操俄語。至於人數很少的維普斯人，只有上了年紀的人，還記得他們本族的母語，而一般中青年人則只會講俄語。「總之，根據1979年人口普查，蘇聯共有1800多萬公民以其他民族的語言作為母語；最常見的是散居在各地的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以及其他許多長期與俄羅斯人雜居的並在經濟和文化上受其深刻影響的民族，他們也都改操俄語。現在，蘇聯有五分之四的居民能以俄語交際自如。」[3] 在中國境內，操雙語的少數民族在多民族雜居地區極為普遍。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第二語言是漢語。也有不同的情形，例如新疆的錫伯族，素有「翻譯民族」之稱，他們中的許多人會講周圍民族的語言。

　　從上述介紹可以看出，操雙語的民族和操雙語的民族成員都不罕見。雙語現象無疑是個世界性的現象。回到中國，回到雙語文學的話題：《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所收入的少數民族作家，只是少數民族作家中的一小部分。根據1995年的統計，中國作家協會共有少數民族會員389人，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的會員已達兩千餘人，其中操雙語的作家不在少數。　　二　　造成雙語作家不斷出現的現實原因，是我們接下來要分析的：

　　第一個原因是統一的社會政治機體中文化的趨同性。

　　在統一的社會政治機體――國家――內部，存在著一種文化整合效應：民族之間的壁壘在逐步打破，文化上的差異在縮小，交流和彼此滲透日益廣泛。這是多民族國家內比如會發生的現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隨著歷史條件的不同，隨著民族關係的變化，而表現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漢民族佔全中國人口總數的90％以上，便具有了佔優勢地位的文化影響力，因而在今天的中國，各少數民族在語言－文化上的趨同現象十分明顯。這也不是在今天才會發生的現象。中國歷史就已多次證明，政治統一與文化一體化趨向從來都是相呼應的。雙語文學現象，作為文化相互滲透的一個特殊側面，在政治上的大一統時期會體現得尤為充分。順便說一句，翻譯文學的勃興，也大體與雙語現象形成呼應。

　　這種現象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文化的變異畢竟與生物的變異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通過不同種類線間的傳播來延展。相分離的文化傳統與相分離的生物世系群不同，是可以通過結合而趨同的。農業經濟與游牧經濟、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是不同的，但可以結合，使自身不同程度地結合有對方的成分，產生所謂的半農半牧形態。另外還有這樣的情況，某些文化的種系在一般進化過程的階段中，可以不按進化等級的秩序，而直接跳躍進入新的階段（如鄂倫春族在17世紀中葉處於父系家族公社階段，20世紀中葉進入毗鄰公社階段）。這種跳躍是外來文化傳播的結果。此一文化趨同性，不止是彼此影響的結果，如果只講這一點，就會有許多現象無法作出解釋。趨同有時表現在相互分離的平行發展的不同文化傳統中，這種對同類環境同類適應的現象，在文化中也比在生物現象中更為普遍，這來自於更為內在的原因――人類在發生上的同一性和整體性，或所謂「人類靈魂的整體性」。

　　變異的限度，與同質化的廣泛發生，是文化進化中一事物的兩個方面。文化在時間空間中的傳播，是由非遺傳機制引起的，所以文化進化的傾向，就一如既往地表現為差異的不斷縮小，同質化演進不斷增強。這種趨同走向在語言上的體現，就是雙語人群和人數的增多，並逐步演化為大語言對小語言的吞併，一些語言或快或慢地消失掉、死滅掉，另一些語言集團膨脹壯大。與這一過程相伴生的，是雙語作家在某些階段的增多。自如，隨後又會逐步減少。

　　我們是在分析文學現象，所以在文化趨同中，我們自然格外關注審美趣味的趨同性。在當代中國文學中，體現在各民族文學的審美趣味的趨同性，就表現為作品主題、題材、體裁、樣式、風格諸方面的同質化和相似化。以我們所論及的範圍而言，此類現象相當顯著地存在於這半個世紀以來各民族地區文學發展的過程中。綜觀之，當時各民族文學的總體面貌――其興奮點、律動、甚至語體風貌――都與作為主潮的漢族文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翻翻當代民族文學史書籍，讀者會記住這樣一些現象：歌頌共產黨、謳歌人民當家作主人的全新生活、描繪新舊事物的對立和鬥爭等等，成為當時各少數民族文學的主旋律。這裡無法詳細列舉，因為這樣的作品在當時實在是太多了。不同民族的作家群之間，自如存在著諸多差異，這無庸贅言，但是作家飽滿的政治熱情，作品中明亮的色調，描寫生活時作家的基本立場，甚至結構故事時的框架，抒情時的激越情緒，卻又那麼地彼此貼近。

　　第二個原因，是「閱讀人口」問題。文學作品的職能，要通過閱讀行為才能兌現，這是不言而喻的。據法國學者羅貝爾·埃斯卡皮的統計數字，漢語集團有兩億一千萬閱讀人口。[4] 這是指整個華語世界而言的，且其所據為何我們也不清楚。但是有一點十分明確，那就是在中國，漢語的閱讀人口是個十分龐大的數字。中國各少數民族的閱讀人口，我們至今未見到統計數字，但是考慮到他們人口基數的普遍不大，考慮到其中一些民族的教育水平的相對低下，我們可以推斷出他們閱讀人口的數字普遍不高。這從少數民族文字的文學出版物的印數上就可以看出來。以蒙古族為例，中國境內有蒙古族約480萬（1990年統計數字），蒙古文文學作品的印數通常以千計。即使是本民族內家喻戶曉的作家的作品也大抵如此。這與漢文的文學暢銷書動輒數萬數十萬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作者總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來讀他的作品，希望他的作品在更大範圍內產生影響，何況漢語文是主流文化的載體，是在中國境內幾乎可以到處通用的官方語文，也就難怪有些作家雖然精通 本民族語言文字，卻仍是選用漢語從事創作了。一位已故老作家的話，從另一個方面說明，少數民族作家們是多麼渴望自己的作品能以漢文出版，能與幾億人民見面：

　　對一個作家來說，他的作品被譯成漢文，能與幾萬萬人民見面，這是一件多麼光榮而令人興奮的事情啊！此外，蒙古文作品，只有被翻譯成漢文之後，才能成為祖國各民族的財富。[5]

　　再一個原因，是文學圈子的反響問題。這裡所謂的文學圈子，主要指批評界和文學藝術的有關管理部門。簡單地說，用大民族文字創作，就有效地避免了跨語言傳通的種種障礙，且易於為佔據中心地位的評論園地和有關部門了解；如果進而得到認可，甚至褒揚稱讚，或者更進一步在某個較大的區域以及全國範圍內獲獎，那就更好了。你的作品通過別人翻譯，也可能獲得這樣的成功，但是這中間會有很多的限制：首先，通常只有一部分，而且往往是很小的一部分能有幸得到譯介。例如新疆地區維吾爾、哈薩克文字的作品，翻譯過來的就較少。一位研究者若是讀不懂這些民族的文字，那就連這些民族當代文學的總體水平、基本狀況都難以了解，更別說去深入地理解了。一般的漢文讀者則更沒有可能去了解這些民族的文學狀況。另外，譯者對作品的遴選是否得當，譯者本身的素質、經驗和技巧水平，某些文體自身具有的難以克服的屏障……都不易使翻譯恰到好處，達到理想水平。舉個眼前的例子：景頗族青年作家岳堅曾用景頗文發表了小說《誰的過錯》，並未引起文壇的注意。這也難怪，因為能讀景頗文的人本就不多。後來他自己將其譯為漢文後，便得以在全國少數民族文學評獎中獲獎。他自己也因此在一定的圈子內名聲鵲起。文學圈子的這種作用，一直表現得十分充分。在五六十年代少數民族文學發展過程中，就已經有過充分的體現。在今天，這種作用不僅較以往沒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強。新時期以來，凡是創作成績突出、名氣也大的少數民族新起作家，都是直接用漢文創作的。鄂溫克族的烏熱爾圖、藏族的扎西達娃、土家族的蔡測海、回族的張承志……這決不應該用巧合來解釋吧。自然，這裡有些民族以漢語為母語，有些民族沒有自己的通行文字，但是不能否認，他們的成功也部分地得益於他們作品所用的是能獲得最廣泛閱讀的、能方便地為文學圈子接收的漢語。

　　如果借用傳播學著名的「拉斯韋爾公式」來看作品效應問題，就更好理解雙語現象了。這個公式是：

誰 說了什麼 通過什麼渠道 對誰 取得了什麼效果

　　它在文學過程中就具體化為：

作者 作品 作品物化形式――閱讀行為 讀者 閱讀效果

　　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少數民族雙語作家的某些優勢就顯示出來了：

雙語作者 A文作品/B文作品 閱讀行為 A族讀者/ B族讀者 AB族閱讀效果

　　真正的雙語作家，就這樣伸手「抓住了兩個世界」。

　　所以，當一個作家為了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直接閱讀他的作品，希望佔據主流位置那個文學圈子能直接對他的作品作出反應，而去選擇他民族語文（在中國，則多數情況下是選擇漢語），是毫不奇怪的，也不應受到絲毫不負責任的指責。

　　雙語作家出現的一條較為內在的原因，就是相當數量的雙語作家是通過漢語文開始接觸文學作品，並最終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這種文學啟蒙，連帶著語言－思維的內在影響，都易引導作家用漢語表達的思維定勢的形成。這種例子也非常多，我們翻翻當代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談和回憶文學道路的文章，就可以找出大量的例證。總之，文學創作初期大多經歷的「模仿」階段，正是最容易體現這種情況的。

　　上面我們大略地談到雙語作家出現的一些現實原因，和主觀原因。客觀現實條件和主觀上作家的自我調整，就是雙語現象大量生成的基礎。 　　三

　　那麼，雙語作家的前景如何呢？

　　這一問題的闡述，應與語言功能作用的分析掛鉤，應在顯示雙語作家特殊性的側面著力。

　　我們知道，「語言一由下面的四個要素組成：語言是一種（1）任意語音的（2）結構系統，（3）系由一定群體的人們習得和使用的一種工具，（4）以標明和劃分他們環境中的事物、過程和經驗。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二者都是後天習得的，並用以傳達價值觀念、信仰、感知和規範的。」[6]

　　語言與思維的關係更是相互依存――我們思維的內容和思維的方式體現了我們所操語言的作用，而這些語言又體現了我們思維內容和思維方式的功能。思維和語言的表達，二者都體現出文化的作用。正因為如此，不同文化的成員觀察周圍世界的方式便不同。西摩·弗系的一段話異常生活化地解釋了這種差異是怎樣產生的：「七千二百個將於下一個小時之內誕生。剛剛墮地的那一刻，他們彼此是多麼相象，這以後的差別就與時俱增了。他們之間的差別之所以逐漸增大，是因為他們出身於不同的家庭，進入了不同的文化環境――進入了一種在特定的地域經歷了長時期的發展才形成了的生活方式之中。從出世以後，每個孩子就受著種族中心意象的熏陶――認為他的祖國、他的人民、他的一切，不僅與其他人的不同，而且還比他們優越。成年人教導說，他們的行事處己的方式是自然的，是正確的和道德的。而居處異域的人們――那些『野蠻人』和『外國人』――的生活方式則奇怪得不可思議。我們的文化是正統的文化；他們的文化不過是一種文化而已。」 [7]

　　簡而言之，每個人都是按照思維的物質外殼――語言所呈現給人的樣子而與他的客體對象生活在一起的。這也就決定了下述事實：從辭彙層次上看，名稱與概念的多寡往往代表著感情與生活的特殊方向。游牧民族關於牲畜有分類極細的不可勝數的辭彙，而農業民族在土壤、作物方面的辭彙也是數量十分驚人。從思維層次上看，不同語言之間的真正差異不在於辭彙，也不在於辭彙的構造，而在於概念的構造。因此，對經驗材料的不同的組合和關聯方式，就形成了不同的理解模式。

　　語言與思維既然存在著這樣生死相依的關係，那麼掌握兩套語言會發生什麼情況呢？首先可以說，不會帶來文學和語言的毀滅。其次，因為這是把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同的觀察世界的方法聯繫在一起，而這，將會使一種新的認識水平產生。所以，很好地掌握另一種語言，是一種幫助，一種附加作用，是從語言和形象上去觀察世界的一種補充手段。這種說法不僅在理論上完全成立，還有大量事實為證。列夫·托爾斯泰嫻熟地掌握了法文，曾用法文寫文學散文，但是這並不妨礙他成為最偉大的俄語民族作家。與此情況相同的還有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俄羅斯作家，正是他們創造了俄羅斯文學的古典遺產，取得了在俄羅斯文學中的頂峰地位。

　　我們關於雙語作家，「從旁」已經說了不少的話。雙語作家自己怎麼說呢？在這裡我們想特別介紹一下吉爾吉斯斯坦作家欽吉斯·艾特馬托夫，這不僅因為他是一位有著世界聲譽的雙語作家，還因為他的「處境」與中國的少數民族雙語作家有許多相似之處。

　　首先，艾特馬托夫明確認為，雙語現象的出現是有其必然性的。「當今世界交際工具和信息交流急劇發展，群眾的文化程度和人民的修養不斷提高，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文學來講，生活正普遍地實現工業化，在這種勢頭下，出現了一系列與兩種語言緊密相連的特殊問題。使用兩種語言成了新時代中年輕的民族文學的突出現象。」[8]這是就雙語現象出現的客觀環境而言。在文學領域內情況也是這樣。艾特馬托夫認為，每一種當代的蘇聯民族文學，都有兩個傳統，一個是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一個是俄羅斯文化的傳統。人們從童年時代起，就有機會了解這兩個傳統。用艾氏的話說，就是兩股流水、兩道河床匯合到一處。而且，這還是一個複雜的、多種形式的、內容極其豐富的過程。這種過程會「促進新型作家的形成」。

　　這些論述，不僅十分符合當時蘇聯的現實情形，而且也十分符合我國建立共和國之後各少數民族作家的整體情況。我們知道，一些少數民族作家著手嘗試用本民族從來沒有過的文藝體裁樣式表現生活，還有不少作家在本民族文學傳統之上，大膽地吸收借鑒漢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例如當代蒙古族詩人的政治抒情詩，就是蒙漢兩種文學傳統融合統一的產物。相對於傳統的蒙古韻文文學，它是嶄新的一路，但它同時又廣泛地多方面地蒙古古典文學和某些民間文學的養分。至於那些歷史上就與漢族有著密切關聯，早已改操漢語，風俗習慣和文化心理素質上又深受漢族影響的少數民族，這種「匯合到一處」的特徵就更加充分了。新時期以來，少數民族作家圈子中「慢半拍」――即在追蹤時代脈搏、敏銳地表現新事物、提出新問題上，少數民族文學總是較漢族文學慢半拍――的說法，正好說明漢文學的影響力和引導力。另外，個別作家提出的「寧肯歐化也不漢化」的文學主張，恰恰從反面說明，「漢化」是一種多麼有力的趨勢。

　　再回到艾特馬托夫的論述上來，既然雙語現象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客觀存在，人們，特別是作家們，該如何對待它呢？那就是要有積極的態度。所以他說：「不充分利用外族高度發展的文化成就，就不可能發展我們多種民族的精神文化」。他認為，在現實中完全有可能保持民族語言，並創造條件促進這些語言積極吸取外民族精神和物質生活中的新財富、新形式，從而不斷豐富和完善自己民族的語言。他還警告說，如果閉門自鎖，只會得到本質上的假文化。不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就意味著堵塞本民族文化發展的源泉。也就是說，以保持所謂「民族特點」為最終目的，就會導致目光短淺，與世隔絕，這是沒有出路，沒有未來的做法。

　　也認識到雙語現象不可避免了，也意識到應該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它了，問題是否就得到解決了呢？沒有。艾特馬托夫提醒我們，還要注意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大民族語言逐漸排擠和吞噬小民族語言的危險性」。對於那些熱衷於實現一體化的意見，對於那些取消少數民族文化的長處和特點的意見，「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

　　主觀上已經有了較為之正確的認識，客觀上有嫻熟地運用雙語創作的可能性嗎？艾特馬托夫認為完全有可能：「我要說，至少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一個人在童年時代，就能從本質上深刻掌握他平行接觸到的兩種語言，這是可能的，而且還能更多一些，如果這些語言從開始就能對他發生作用的話。對我來說，俄語不亞於母語――吉爾吉斯語，我從童年時代起，吉爾吉斯語就是母語。」

　　[1] 《魏書·咸陽王僖傳》。　　[2] 《中國北方民族關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 《民族·種族·文化》。尼·切博克薩羅夫、伊·切博克薩羅娃著，東方出版社。　　[4] 《文學社會學》〖法〗羅貝爾·埃斯卡皮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5] 《納·賽音朝克圖評傳》，建磊、特·莫爾根畢力格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6] 《跨文化傳通》，薩姆瓦等著，三聯書店。　　[7] 同上。　　[8] 見《民族文學研究》1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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