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之女項蘇云：第一次見父親就成為「永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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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英之女項蘇雲

1938年，項英與女兒項蘇雲在延安的合影。右為項蘇雲

1939年周恩來、葉挺、項英合影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給她起名「蘇雲」，意為「飄來飄去的一朵雲彩」……她兩歲與母親分離，此生再未見面；一生中只和父親生活過12天。她經歷的悲歡離合，是許多中國早期革命領導人子女共同的人生體驗。

1938年，被日本侵略軍蹂躪的中國大地，到處兵荒馬亂，民不聊生。

從江蘇連雲港駛出的一輛貨運火車上，一位30歲左右的青年男子，帶著一個六七歲的小姑娘，坐在車廂的貨物中間。女孩兒有一雙水靈清澈的大眼睛，看上去很懂事，很乖巧。為了趕往西北，他們臨時選擇搭乘貨車。沒有人知道，這個小姑娘就是中共高級幹部、時任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的女兒項蘇雲。那名男子是負責護送她的老師。

「我的童年，就是在四處『轉送』中度過的……」

時隔整整70載，坐在記者對面的項蘇雲已頭髮斑白。當年那個明眸皓齒的小姑娘，如今雙眼的視力幾乎為零。

項蘇雲的家，住在北京西城區百萬庄一棟古樸的兩層小樓里。家中掛滿了歷史相片，每次有客人來訪，項蘇雲都會熱情地向他們介紹照片中的人物和故事。

談起過往，項蘇雲感慨萬千。戰爭使她兩歲便與母親分離，此生再未見面。她一生只和父親生活過12天，10歲就成了孤兒。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為其取名「蘇雲」，意為「飄來飄去的一朵雲彩」。而這個名字，恰恰折射了她的一生:

「從上海飄到江蘇，從江蘇飄到延安，從延安飄到蘇聯，又從蘇聯飄回北京……我所經歷的悲歡離合，是很多人無法體會的，但同時它又是許多中國早期革命領導人子女共同的人生體驗。」

被來回「轉送」的孩子

項蘇雲1931年出生在上海。當時，父親項英遠在蘇區。

對於父親早年的經歷，項蘇雲也是長大後，才逐漸了解的。父親項英，原名叫項德隆，1898年5月出生於湖北武昌一個普通職員家庭。項德隆的祖父以種植花卉為業，當地人曾稱他家是「項家花園」，他的父親是當地縣裡管錢糧簿冊的職員，為人忠厚。項德隆12歲那年，父親不幸早亡，為了謀生，小學畢業後他開始當工人。1920年起從事工人運動，192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二大」代表，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別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31年後，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職。紅軍主力長征後，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書記，中央蘇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贛粵邊堅持游擊戰爭。女兒誕生時，他正在蘇區緊張地工作著。

項蘇雲兩歲時，母親張亮看到女兒可以離身了，便將她交託給周圍的同志，也匆匆趕往蘇區。項蘇雲從記事起，對於父母和家，幾乎沒有概念。

「有一位叫徐文清的老人現在還活著，她曾帶著我在浙江一帶生活過。他們都是地下工作者，經常被跟蹤、追捕，我也跟著他們四處轉移。」幾經周折，有人將項蘇雲託付給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項蘇雲這才安定下來，留在上海英租界陶先生創辦的孤兒院——上海勞工幼兒院。

安穩的日子沒過幾天，國民黨就發現陶行知的孤兒院總是收留共產黨人的孩子，將其強行關閉。陶行知又將項蘇雲由上海轉送至江蘇，寄養在他創辦的江蘇淮安新安小學。

「陶先生把我交給新安小學的教師郭青時，沒敢告訴他我的真實身份。」談起這段經歷，項蘇雲至今難忘。「郭老師對我這個『來歷不明』的孩子心裡沒底，問萬一有意外怎麼辦。陶先生只說，『你盡心就行了，沒人會找你麻煩。』」也就在那個時候，陶行知給她起了「蘇雲」這個名字。因為當時姓「項」的人很少，而項英又是共產黨的知名領導人，為了不暴露身份，直到皖南事變前，項蘇雲一直叫「張蘇雲」。

1938年初，日本侵略軍大舉南進，江蘇即將淪陷，郭青只得將項蘇雲帶往西安。「我們搭貨車走了一段，然後又坐上去西安的火車。我記得火車經過陝西潼關的夜間，突然遭到日軍炮擊，車上的燈頓時全部熄滅了，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發出任何聲響。」

項蘇雲的童年，就是在這樣不停的「轉送」中度過的。在她的腦海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黑夜的恐懼和路途的顛簸。

到達西安後，郭老師從輾轉寄來的信中，得知了項蘇雲的真實身份。他按照信中的囑託，將項蘇雲帶往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說到這裡，項蘇雲拿出一張她珍藏的照片，相片中，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伍雲甫正在給她梳頭。

組織經過查實，決定將項蘇雲繼續轉送到延安。「那年我7歲，我們乘著一輛卡車從西安到延安，走了整整五天五夜。卡車上還有劉志丹的女兒、肖勁光的兒子、中共華北局情報部長王世英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另外還有高崗的兒子、張國燾的兒子，他們原本是準備去蘇聯的，但由於國民黨的阻撓沒有去成，也乘車返回了延安。」

到延安後，項蘇雲被送進了延安保育小學的前身魯迅小學學習。

父親問我「你叫什麼？」

1938年秋天，項英來到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已經7歲多的項蘇雲，第一次見到了父親。她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這會是自己和父親的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那天我正在學校吃飯，忽然老師告訴我，有人接我去見我爸爸。後來，朱德老總帶我來到大禮堂，那裡正在舉行迎接我父親的歡迎會。」

走進禮堂，小蘇雲卻不知道哪個人是她的父親。情急之下，她走上了主席台，轉身面對整個會場，看著所有的人。「陳雲過來把我領到一排座位前，對朱德旁邊的一個人說『老項，這是你女兒。』我記得父親一把抱起我坐在他腿上，第一句話竟是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幾歲了？』這個問題，實在不像是在問自己的女兒。」

項蘇雲告訴記者，在見到父親之前，她不知道什麼是父親，腦子裡沒有「父親」這個詞的概念，因此「見到了也沒什麼激動的」。父親問什麼，她就答什麼，項蘇雲甚至不知道該怎樣和父親表示親昵。

「直到現在我還後悔，當晚父親要我一起回去，我卻不肯，覺得爸爸很陌生，迫切地想回到學校。」項蘇雲客氣地對父親說:「宿舍的同學還在等我，我要先回學校去。」那一晚，窯洞里的大通鋪上，一排女同學都點起了油燈，圍著項蘇雲問東問西。

在延安保育院，項蘇雲還見到了小自己4歲的弟弟，「第一次由爸爸給我們洗手、洗腳、穿衣服。和爸爸相處的那些天，他對我們照顧得很好，他可能是在儘力彌補他的歉疚，我想這也是父親難得一次體會到天倫之樂。」

項蘇雲的家中，珍藏著一張照片，是項英帶著女兒去保育院看兒子時，馬海德醫生為他們拍攝的，也是父親與他們姐弟唯一的一張合影。「這張照片還是上世紀50年代，我去周總理家玩，鄧媽媽送給我的。看到它，我愣住了，默默地流淚，無法言語。」

幸福的時光太短暫了。為了躲避敵機的轟炸，有一天，延安保小的師生躲進山洞裡去上課。晚上，老師告訴項蘇雲，她的父親白天來過學校，想再看看她。但是學生們都進山了，項英讓老師轉告女兒，他接到任務，要離開延安。

「我和爸爸連一個正式的告別都沒有，就這樣永遠分開了。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就是永別。」半個月後，西安來人給項蘇雲捎來了幾樣東西，是父親帶給她的一封信、一筒餅乾和一副手套，這竟然成了項英留給女兒最後的遺物。

「長大後，我總是拚命地回憶和父親在延安的接觸。我告訴自己，父親把他一生的父愛，都在那12天給了我。」

項蘇雲通過這張照片第一次知道了母親張亮的樣子

「4821」每年的聚會合影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9000餘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開始北移。1月6日，當部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7個師約8萬人的突然襲擊。新四軍激戰七晝夜，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大部分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與國民黨軍隊談判時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中壯烈犧牲。副軍長兼政委項英和副參謀長周子昆在地下黨的帶領下，轉移到了附近山上的蜜蜂洞。

蜜蜂洞洞內狹小，只能睡4個人。於是，項英、周子昆、警衛員黃誠和副官劉厚總睡在裡面，其餘人在外面搭帳棚住。他們始終沒有被國民黨的部隊發現，然而，項英和周子昆卻倒在了叛徒的槍下。

事發前一天晚上，項英、周子昆等人還點著蠟燭，用樹枝做的棋子下棋，劉厚總在旁邊觀看。不料，到了後半夜，劉厚總突然下黑手槍擊三人，將熟睡中的項英、周子昆槍殺，黃誠受重傷。附近的警衛員聽到槍聲後趕來，劉厚總已經逃跑。項英與周子昆的遺體被就近掩埋。項英遇難時，年僅43歲。

「皖南事變」後，項蘇雲開始只是得到消息，說組織和父親失去了聯繫，項蘇雲沒有哭，10歲的她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孤兒。4年後，陳毅來延安籌備「七大」會議時，項蘇雲才知道父親已被叛徒殺害。這時她已經14歲了。

談起母親張亮，項蘇雲的記憶更加模糊，她拿出一張母親的照片，說:「多年來，我就是依靠這張模糊的照片，撫摸著母親的手，看著母親的臉，感受著遙遠的母愛。」照片是在解放後，項蘇雲偶然得到的。「我去上海參觀，住在一個朋友家裡。一天，他家裡來了位客人，突然說有一張張亮的照片，是從上海黨的一大會址紀念館要來的。這是我長大後，第一次看見母親的模樣。」

1935年2月下旬，懷孕五六個月的張亮，與瞿秋白和中央蘇區中央分局婦女部長周月林由贛南突圍到閩西後，同時被俘。他們在監獄中被關押了3年，項蘇雲的弟弟，就是在獄中出生的。被俘時，他們都用假名，沒有露出破綻。3年後，就在張亮和周月林已被保釋，瞿秋白也即將獲得自由時，國民黨突然查出了瞿秋白的身份。瞿秋白被殺害了，張亮和周月林僥倖得以脫生。但是有人卻懷疑張亮和周月林是出賣瞿秋白的叛徒。

1938年春，張亮抱著兒子找到了南昌新四軍軍部，項英曾同妻子、兒子見過面。項蘇雲說:「有人憑空想像，寫文章說，出了獄的母親來到父親身邊，還沒放下行李，就被父親責問是不是叛徒，母親還被父親舉槍打死了。這是十足的謠言。後來母親還把弟弟送到延安，她是在返回皖南找父親時，不幸失蹤，下落不明的。」

就在項蘇雲到達延安的3個月前，母親張亮帶著3歲的弟弟來到延安。「僅僅相差了3個月，我卻錯過了最後一次與母親相見的機會。」長大後，項蘇雲才「東一耳朵西一耳朵，聽到別人議論母親。」

和張亮同時返回的周月林，受此事牽連，解放後還被關了整整12年。直到1979年，人們在當年國民黨的一張報紙上，發現了一篇某「投誠」人員的自供，才找到了真正的叛徒。張亮和周月林終獲清白。

聽到關於父母的各種傳言，項蘇雲說，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當時我和弟弟已經習慣了沒有家的集體生活。父母在我們的記憶中，更像是一個『符號』。」

「4821」每年的聚會

自1939年以後，中央組織部決定，對一些父母不在身邊的幹部子弟及一些烈士子女，在生活上給予照顧和管理。每到周末和假期，項蘇雲和弟弟就會被陳雲、李富春、張浩等領導幹部，輪換接回家裡，他們像對待親生兒女一樣照顧著這些孩子。

「在延安，我們只要往口袋裡裝一把牙刷、一把勺子，走到哪都是家，都有飯吃。」項蘇雲回憶，所有帶過他們的「爸爸」、「媽媽」都覺得她特別懂事，特別乖。「蔡暢媽媽對我特別好，還認我做了乾女兒。」

項蘇雲和弟弟，就是在革命大家庭中長大的，他們自力更生、獨立生活的能力很強，但他們在感情上也更內向，更拘謹。因為「無法享受到在親生父母面前的無拘無束。」項蘇雲回憶，上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弟弟來她家裡做客，只喝白開水，不吃飯。「弟弟說『姐姐，你很困難，我不能吃你的。』你說我們之間的感情親不親，親，但沒有多少溫柔的東西在裡面。」

1948年，中央決定派一批人去蘇聯學習，選擇的都是革命烈士與領導人的子女，有鄒韜奮的兒子鄒家華，葉挺的兒子葉正大、葉正明，肖勁光的兒子肖永定，葉劍英的女兒葉楚梅、李碩勛的兒子李鵬等共21人，項蘇雲也在其中。

「我們在蘇聯學的專業，都是從建設祖國的角度挑選的。葉挺因為飛機失事遇難，他的兩個兒子就下決心製造自己的飛機，去了航空學院，回來後到瀋陽航空工廠工作；鄒家華學機械，進了瀋陽機械廠；李鵬學水電，去了吉林小豐滿電站。『文革』期間，中央成立『4821專案組』，專門審查1948年留蘇的21個『蘇修特務』，這反而成了以後我們同學聚會的班級代號。」

談起一幫同學，項蘇雲的神情活潑了許多。「現在，每年國慶、春節，我們『4821』都要聚會。無論多麼繁忙，只要約定好時間，大家都來參加。」

項蘇雲在蘇聯學的是紡織，回國後，她從最基層做起，在北京第二棉紡廠做車間主任，隨後在紡織部研究所、情報所工作，後來由於視力下降，1984年調到中國科協，1991年離休。項蘇雲說，科協是自己另一項事業的開始。她把科協青少年部保存了下來，帶領中國青少年參加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使中國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奧賽強國。

項蘇雲有個幸福的家庭。丈夫林漢雄，當年與她一起留蘇。1987年至1991年任建設部部長，是林彪的哥哥林育英(化名張浩)之子，他們有兩兒兩女。遺憾的是，項蘇雲的弟弟項學誠於1974年因病去世了。

近些年，項蘇雲視力下降得更厲害，一隻眼近乎失明，另一隻眼也戴著1000度的近視眼鏡。不能看書、讀報，甚至那些珍藏的照片，她也只能靠刻在腦子裡的畫面來講述。但她仍不死心，「只要我還能走，就要繼續為青少年，為這個社會做點有益的事。」項蘇雲說:「在我們那個年代，辭彙里只有『我們』這個詞，很少有『我』，這恐怕是今天的年輕人很難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