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邏輯的崩潰》28《隋唐大時代（上）》

（第四章 「中國模式」的形成與演變）　　第四節 隋唐大時代（上）　　　　【網閱提要】　　　　　　——隋唐時代表現出相反方向的兩種力量，一種是走向開放社會的趨勢，另一種是回歸商鞅主義的趨勢。　　——在隋朝你看不到秦朝那樣經濟壟斷和「焚書坑儒」一類壓制性的統治，解除了商鞅主義的制度桎梏。　　——但另一方面，片面國家主義的情結也一再浮現。文帝晚年為了追求理想化統治而陷入政治潔癖。　　——隋煬帝選擇了提升內部壓榨的方式來追求宏大目標。　　煬帝把這種目標背離民生的精神一直堅持到底，引發了民眾大起義，隋朝二世而亡。　　　　　　在鼎盛的隋唐時代，表現出相反方向的兩種力量。一種是走向開放社會的趨勢。這不僅因為魏晉以來貴族勢力瓦解了中央集權的結構，而且被稱作「五胡」（匈奴、鮮卑、羯、氐、羌）的北方少數民族「入華」滌盪了商鞅主義的影響。這些少數民族意氣風發，個體成長與族群擴張同頻共振，以天然健康的關係為孱弱的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成為古代中國走向巔峰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推手。另一種則是回歸商鞅主義的趨勢。隋唐都是不折不扣的混血王朝，唐接替隋，隋篡自北周，而北周分裂於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隋煬帝楊廣和唐高祖李淵的父系是漢族，母系則是鮮卑貴族獨孤氏的一對姐妹，唐太宗的長孫皇后也出身鮮卑皇族，他的哥哥長孫無忌是太宗朝一等一的重臣。這種漢與鮮卑的搭配，使隋唐皇帝一方面延續了北方民族的豪放精神，另一方面又以中原正統自居，作為統一帝國的統治者，試圖藉助時代力量，追求秦漢式的超級國家成績。　　比如結束了南北分裂，重新統一中國的隋王朝。它表面上是個與秦朝一樣耀眼而又短命的流星王朝，因而常常與秦朝相提並論，但其實它們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一般認為，這兩個朝代都因為對新國家建設操之過急，超越實際承受能力，把車開翻了。這種說法對隋朝或許合適，對秦朝則失之表面化。因為秦國一直行進在商鞅主義的既定軌道上，帝國時期不過是進入到它的全面展開階段，其敗亡就是商鞅主義的必然結果，或早或遲，與漢武帝製造的社會危機屬於同一類情況。而隋朝經過幾百年的風雨洗禮，尤其是民族大融合，充分顯示出一個混血王朝的開明胸襟和博大氣象。　　象隋文帝楊堅不但減輕農民的租庸調負擔，還罷除了自西漢以來的鹽鐵專賣制度，推行自由經濟政策。隋煬帝楊廣開創寬鬆的學術環境，善待江南士人，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首開科舉，延攬天下人才。另外，文帝父子都十分注意輕法省禁。文帝時修訂的《開皇律》，清算了自古以來殘害身體的肉刑，廢除了刺字、割鼻、砍腳、梟首、車裂一類的殘忍作法，確定了規範的「五刑」：笞（鞭打）、杖（杖擊）、徒（強迫勞動）、流（流放）、死（死刑）。煬帝修訂的《大業律》，在清理前朝苛法的基礎上，第一次，也是專制王朝歷史上唯一一次廢除了謀反連坐罪。總之，在隋朝你看不到秦朝那樣經濟壟斷和「焚書坑儒」一類壓制性的統治，解除了商鞅主義的制度桎梏。

　　但另一方面，片面國家主義的情結也一再浮現。文帝晚年為了追求理想化統治而陷入政治潔癖，發布了許多不近人情的詔令，象「盜邊糧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沒官，行署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坐至死」，「盜一錢以上皆棄市」（《隋書·刑法志》）等等，幾乎把一個清明世界拖入恐怖的泥潭。　　煬帝繼位後雖然糾正了老爹的偏執，卻也生出更大的野心。《隋書·帝紀》中說他「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隋煬帝為自己樹立了「子孫萬代莫能窺」的最高目標，把年號定為「大業」，其雄心壯志可見一斑。他的宏偉規劃，是將首都從西北的長安遷往南北結合點上的洛陽，以此為中心經營帝國，千古傳頌的大運河就是這個藍圖的一部分。這一方案的實現，將使隋朝擺脫北方王朝，尤其是關隴集團本位的狹隘，在全境的基點上展開帝國事業，開闢一個整體驅動的新時代。可他也對秦皇漢武東施效顰，選擇了提升內部壓榨的方式來追求宏大目標。這種方式具有最大排他性和極端高效率的優勢，但也帶來整體傷害和不可預計的風險。　　首先，以突擊的方式營建洛陽，只用10個月時間就完成了新都的改造工程，每月役使200萬人力超負荷勞作。其次，同步啟動了多項浩大工程，比如建築長城，兩次調發丁男120萬。開鑿大運河，動用700萬人次。此外，筑西苑，繕離宮，伐木造船，不一而足。據史學家胡如雷估算，楊廣在位的8年時間裡，全國上馬了22項大工程，動用3000多萬人次。每年平均要徵用400萬左右勞力，幾乎是全國男丁的總數。民工奔波於各個工地之間，常年不得喘息，也荒廢了田間作業，影響到生產生活。最後，以無情的手段驅使民力，使許多民工因不堪重負倒斃在工地之上。史書記載「僵仆而斃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隋書·食貨志》）。　　如此作為，自然引發民怨。煬帝下令收繳民間所有鐵叉、搭鉤、鋒刃一類的利器，以為這樣就可以確保政權安全。也就是從這裡開始，隋的法治風格由寬鬆一變而為濫刑，那些曾經被廢止的斬頭、車裂一類的酷刑又恢復了，一直發展到刻意多捕濫殺，徹底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大業九年（公元613年），處理楊玄感造反事件，煬帝就交待御史大夫裴蘊：「楊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可知天下人不要太多，人多了就會相聚作亂。不多殺的話，不足以警戒後人」。裴蘊秉承旨意，傷人唯恐不多，將但凡與楊玄感有過交往的士人統統牽連入罪，甚至將領過楊玄感救濟糧的百姓盡行活埋於洛陽城南。　　這種內部民生與外在指標的背離，達到了如此荒誕的程度，以至鑄成了國際笑柄：據《資治通鑒》記載，大業六年（公元610年），西域各國使節和商人齊集洛陽。隋煬帝為了誇示富強，正月十五月圓之夜，在皇城外大街盛陳百戲。演奏樂舞者多達18000人，聲傳數十里。燈光照耀如白晝，從黃昏到天明。整個演出活動，一直持續到正月底。外國人請求入市貿易，煬帝命令商人整飾店面，廣積珍貨，穿上華美的衣服，賣菜也得用龍鬚席鋪地。規定外賓經過酒店，店主必須盛情邀請，酒足飯飽，分文不取，宣稱：「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外商中也有明白人，指著用綢帛裝飾的樹問：「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國人慚愧不能對答。　　其實，知道慚愧說明還有良知和底線在，並不是最壞的情況。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總統一行參觀明十三陵時，看到在攝氏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下，好多身著綵衣的小朋友三三兩兩，或打羽毛球、或跳繩、或聽收音機，好一幅歡樂景象。精明的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記者一眼就看出這是中方的有意安排，於是報道說，中國人「演了一場戲來給我們看」。第二天，中國總理周恩來專門向尼克松致歉：「我今天代表我們的人民向你們道歉，弄虛作假，實在豈有此理」（《尼克松助手憶:周恩來自我批評令尼克松感動》）。對此，我是相當不解的。政府拿百姓的孩子粉飾太平，結果把胭脂擦在了屁股上，人民不欠外國人道歉，而是政府欠人民一個道歉！最低，煬帝不敢代表隋朝人民向西域人檢討。　　大業七年（公元611年），黃河泛濫，山東、河南漂沒30餘郡，百姓紛紛賣身為奴。據說隋文帝臨死之前，府庫囤積的糧食可供全國五六十年支使，所以政府並不缺乏救濟能力。煬帝這時不去體恤災民，反而繼續搜刮地皮擴軍備戰。貧民榨乾了，就向富戶逼捐。如大業六年，課天下富人買軍馬，一匹貴至10萬錢。九年，令關中富人依財產多寡貢獻毛驢運糧，多的要出幾百頭，每頭驢子的價格都上萬錢。於是，四境之內「萬姓力殫」、「中民竭產」。饑民以樹皮充饑，樹皮剝光了熬土面，直到人吃人。煬帝把這種背離民生的精神一直堅持到底。民怨鼎沸之際，發生了彌勒教攻擊建國門的民間造反，禮部尚書楊玄感的內部叛亂，他仍然三征高句麗，追求完勝功名。結果卻大遭敗績，首次渡過遼水的部隊30多萬人，最終逃回來的只有2700人。這次遠徵發兵百萬餘，糧草轉運超200萬之眾，「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百姓病累倒斃者「道路枕籍」。　　遠征失敗與民眾的反戰情緒相呼應，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反隋之亂從第一次遠征開始激化，迅速波及四川以外的所有地區，史書形容當時「天下之人，十之八九為群盜」，煬帝也在執政的第14個年頭被衛士縊殺，隋朝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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