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內部革命札記——反思「午夜凶鈴」-共識網-《領導者》雜誌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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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衛平：內部革命札記——反思「午夜凶鈴」 作者：崔衛平發布時間：2010-3-23 12:06:37: 在紀念揚·帕托切克那篇小文中，我運用了一個「內部革命」的提法，需要進一步表述。在我看來，政治體制改革是八十年代一個修正主義的神話，是一個外科手術的思路。實際上，這個神話已經尋找不到補充它的能量。需要尋找新的起點與動力。（本段有刪節——編者注）　　新的起點與動力是否可能是一條相反的道路？比如，這回拿出的，不是關於國家前途命運的設計圖，不是關於社會進步的總體方案，也不是關於國計民生的一攬子計劃，而是有關每一個自己的計劃，他的道路，他的前景，他自己的方案。這不是等於說每個人都必須將它們寫在紙上，告訴別人，而是說每個人都需要面對和清理自己，在自己身上先站起來。　　他需要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意識到自己是這天地之間的一個人，一個能生也能死、能愛也能被愛、能作惡也能行善、能受傷害也能夠贈與、能負起責任也能迅速墜落的一個人。在時間的長河中，他只是一個很小的瞬間。從前在開學的第一節課上，我經常讓同學們掐一掐自己，能夠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嗎？的確不會是夢吧？實實在在地存在於自己身上，將根扎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跟著別人「夢遊」。　　這樣的個人，也是開放的存在。他來到這個世界，世界已經事先給他預備了許多東西。物質上的，還有傳統、習俗、道德、秩序，所有這些保證了世界的延續和這個人的到來。一個人的出生就是接受世界的贈與，同時也呼喚著與這個世界潛在的關係，呼喚那些更為深厚的根源和價值。當他離開這個世界時，她是不是比他來時變得更好還是更壞？這是他個人的一項使命，僅僅有關這個世界的使命很小的一部分。　　只有作為獨立和有力量的個人，才能考慮對自己本身和對這個世界負責。我們看到太多不負責任的人，他們是沒有作為個人對事情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在整個事情的鏈條當中，看不到有名有姓的個人這個環節。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曾經站出來說：「這件事情由我來處理，最終由我來負責。」人們習慣於隱匿於體制之中，以體製作為自己的面貌和借口，而不願意表達出自己的是非善惡。只要自己還在體制之內，他就更願意是體制的代理人，體制的傳聲筒，體制的組成部分，以及體制本身。　　體制也是這麼要求他的。這個體制特殊之處在於，它不僅是世俗權威，掌管著最高的世俗權力和巨大的世俗財富，而且是精神和真理的權威，它自稱洞徹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真理，涵蓋了歷史前進的方向和宿命。因而，在它面前，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情況下他的看法、他的立場不足為取，他的個性恰恰是最不需要的。如果一個人想在體制之內呆著，他最好是採取體制賦予他的命名和身份，他的意義就是他在體制之內的意義，他的價值就是他在體制之內的價值。除了獲得體制的肯定，其餘他一無所有。　　天長日久，體制的本性進入了他的人性，前者修改和替換了後者，他長得越來越像體制，變得與體制一樣遲鈍和鐵石心腸，失去了他應該具備的基本常識和原先的敏感。不同在於，體制是主體，是支配的力量；他作為「客體」，是被支配的對象。處於等級制度的不同位置上的人們，只是不同程度地受著體制的制約，他們都願意聲稱自己是不自由的，是無可奈何的。體制於是成了脫離人的控制的一頭怪物。它彷彿有它自己要去的目標，而它要去什麼地方，它的前景如何，沒有人知道。即便是它有一個方向，有多少人能夠認同，也完全是個問題。　　這樣的體制，與更早時期的教會十分相似。馬克思欣賞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宗教批判——假如上帝是everyhting，那麼人就是nothing。在我們這裡，體制是一切，個人什麼也不是。這個句式可以繼續擴展：體制是光明，個人是黑暗；體制是榮耀，個人是恥辱；體制是崇高，個人是卑賤；體制是富有，個人是貧困；體制是有力量的，個人是喪失力量的；體制是積極的，個人是消極的；體制是高高在上的，個人是匍匐在下的。　　在今天強調「個人」，是強調一種責任感。責任感不是抽象的，是具體的。責任感只能存在於個人身上，是每一個人願意對自己所做的事情負起責任，對社會和民族的現在和未來負起責任。缺少個人便缺少責任感；在沒有個人的地方，便沒有人負責，不存在負責這種至關重要的行為。在這個意義上，500多年前那位德國牧師路德倡導的宗教改革——個人直接面對上帝而不是通過教會權威的中介，是否可能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任務？　　假如不通過教會的指引，我們是否還能夠閱讀經典，掌握這個世界古往今來的真理？不通過教會的指引，我們是否了解和面對這個世界，掌握這個世界的真相？不通過教會的指引，我們是否能夠獲得恰當的學術眼光和其他判斷事物的眼光？不通過教會的指引，我們是否能夠取得基本的判斷是非善惡的立場，判斷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是否不通過教會的指引，一個法院便能恰當地審理一個案件，一家報紙和出版社便能夠找到自己的讀者？一個大學老師便能運用自己的知識來回答同學們的問題？　　真理不可能僅僅掌握在教會手裡，是非不可能僅僅由教會來定奪。人們自身的生活及其意義，不可能僅僅由教會來頒布，而是需要人們自己一點一滴來創造。其實在這裡遇到的，還是現代性起點上的那個古老問題：理性與權威。是服從理性還是服從權威？服從自己的良知還是服從教會？這個問題正以從未有過的尖銳，擺在許多人面前。　　即使在大學裡，效忠也是第一位的，追求真理的學術活動排在它之後。衡量一個教師是否合格的首要標準，不是看他的學術能力和創新能力，而是看他是否規規矩矩，是否在需要的時候心領神會，提供有效的配合、合作。說該說的話，不說不該說的話。其萎縮的人格和萎縮的學術眼光，對於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影響，對於我們民族精神創造性的損失，對於我們民族未來活力和競爭力的減損，是難以估量的。在這個問題上，也許即使有人想「負責」，最終的結局也是他所承擔不了的。　　需要拿開教會的手，拿開教會對於我們的視力、聽力和心靈的全權包辦。需要運用我們自己的眼睛去看，運用自己的耳朵去聽，運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判斷，運用自己的價值來進行衡量。在一些在所謂已經有「定論」的問題上，在所謂敏感的人或事件方面，尤其需要堅持大是大非的態度，堅持真理的原則，堅持道德與價值的立場，堅持一個理性的民族所需要長遠的眼光。只有具有長遠的眼光，我們民族才可能是生生不息、富有希望的。　　這並不是說，「個人」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在某種極端的情況下，在整個環境處於某種密不透風、失去平衡的情況下，在整個社會濁水橫流、泥沙俱下的情景中，最有可能的是——在個人那裡，保留了良知、愛、忠誠、勇氣、榮譽這樣一些人類久經考驗的價值。最有可能，在堅持個人良知的時候，是在堅持我們人性的最後一道防線，是在構築我們社會最後一道堤壩，是在堅守我們有關歷史光榮（而不是恥辱）的最後一道風景。　　舉幾個例子。1976年唐山地震時，唐山地區青龍縣委書記冉廣岐，聽信科學家的地震預報，及時通報全縣人做好防震準備，最終使得全縣47萬人，沒有一個因房屋倒塌而死亡。他說：「別人拿烏紗帽當烏紗帽，我拿烏紗帽當尿憋子（尿壺）」。他還說：「批林批孔，在屋裡能批，在院子里也能批」。這樣一個違反「常規」的舉動，是他一個人作出的決定，是他一個人經受的巨大壓力。這個人了不起！他是我們這個循規蹈矩、不負責任的年代裡，最為偉大的英雄。能夠做出這種事情，才是真正對人民負責的。　　同樣，為了能讓上級領導及時地得到最新地震預報，唐山地震時時任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華北組組長汪成民先生，在辦公大樓里，貼出了他平生第一張大字報，那上面僅僅是新的情況通報，它們當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對於這位兢兢業業的知識分子來說，這也是一個十分「出格」的舉動。包括汶川地震之後，四川教育廳官員林強，主動請求轉讓奧運火炬手及觀奧資格，並說出「真相比榮譽更重要」。還有那位自殺的北川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翔，據艾未未後來說，他們所獲得的死亡學生名單，有部分是這位馮先生提供的。　　這些人身在體制之內，同樣受著體制的束縛，但是卻站了出來，站了起來，擁有了一個超出體制的視野和力量。他們依據自己良心的行為，在我們全民族所有人面前樹起了崇高的榜樣。他們昭示了良知與真理之光，提供了為人為官的標杆和尺度，貢獻了我們社會進步所需要的有力槓桿。他們是我們民族的鹽，是我們重建民族精神最可寶貴的資源。　　那些匍匐在體制之下的人們，是否也需要一點理解？當然，體制是最為重要的資源的提供者，對於許多人來說，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來源。人們需要物質資料，需要與這個世界進行物質交換，需要滿足自己身體方面的各種需要。也因此，圍繞著身體這個必然性，人們認可現實秩序的必然性，將後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之上。在體制的大秩序之內，安置了自己的小秩序；在體制的大算盤旁邊，放上一把自己的小算盤。　　人們將它叫做「日常生活」。這個怠惰的日常生活及日常秩序。如同我們的身體是密不透風的，圍繞著身體的日常生活也是密不透風的。它不歡迎被打攪，更喜歡各式各樣的借口，並一有機會就屈服。有人喜歡掛在嘴上，「生活費、醫療費、養老金，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當然。但實際上他要的比這個要多得多。然而，地位、榮譽，世世代代的名聲，它們能夠建立在諸如身體這種脆弱的東西之上嗎？僅僅是維護自己身體的活動，能夠成為這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理由嗎？那將是非常虛無的。尤其是對於那些從事精神活動的人們來說，最終將自己的工作縮減為服務於自己的身體，這是不可思議的。　　我們身體內部最為虛無的東西，便是「恐懼」。無法掩飾的恐懼，有理由和沒有理由的恐懼，你能夠從許多人眼睛裡讀到，從他們佝僂的身軀與奇怪的走路姿態里讀到。人們的面孔被它扭曲了。但是恐懼這個東西，真的不是對於我們的讚美，也不是對於我們社會生活、公共生活的讚美。運用恐懼進行統治，是運用虛無進行統治。　　我們的身體需要尊嚴被恰當照料，但是我們的尊嚴絕不止於身體，不能把我們的生命減縮成身體。馬克思最初批評資本主義的動力在於，將工人減縮成「胃」的存在。我們不能僅僅作為一個「胃」的存在，將服從身體的必然性，當作唯一天大的事情。那樣的生命沒有尊嚴。尊嚴也不是「讓」你有尊嚴，「讓」來的尊嚴不是尊嚴本身。　　我們在人世間匆匆路過的生命需要打開，需要一個意義，需要與這個世界同在，與這個世界更為深厚的價值根源同在，與他人同在。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之後，我們是將自己最為美好的那部分留在了這裡，把我們在這個世界中的創造和對於她的祝福，留給子孫後代。世界是開放的，我們也是開放的。這就需要我們走出自身，走出身體這個囚籠，走出僅僅將良心鎖在浴室里，鎖在裝潢漂亮的四堵牆之內，以及僅僅限制在體制所賦予的身份之內。　　因此，所謂「內部革命」，並非頭腦中的革命，並非退回到人們各自身上，退回到人們互相之間的隔離和隔絕當中。相反，這是一個「走出來」的革命，是一個站起來、站出來的革命。從形形色色的囚禁和被囚禁當中解放出來，勇敢地與他人站在一起，這是自我革命，是「一個人的革命」。稱之為「內部」，是為了區別於「外科手術」的框架，是以個人為起點，並認為個人這個起點是非常重要的，如同阿基米德的起點，它能夠撬起一個世界。儘管起點並不等於終點。　　這並不是一場發動，而是一個小小的儀式。需要一次儀式般的舉動——「為」了自己並「對」自己做些什麼。不要將自己置之腦後，不要將自己僅僅弄得灰濛濛、灰溜溜的。而儀式的意義在於，它是一個小小的停頓，是一個休止符，是與日常生活秩序拉開某種距離，哪怕是臨時的。從某個暫時的斷裂當中，我們來看清自己的位置，看清自己，包括回到我們年輕時那樣一些夢想。哪怕這之後再度返回到原有的軌道之中，但是風景已經不一樣了。　　為什麼需要這樣一個儀式？因為此前人們已經忍受太長時間了。伴隨著恐懼，人們在張望和等待，寧願讓自己停留在萎靡不振之中，屈從日常規則的支配。但也許那也是必要的。人們需要為保護自己的生活做一些準備。包括在學術方面需要年深日久的積累，以及在相對比較平靜的狀態下，發展出更多不同的學術流派，可供參考和爭議。但是，事到如今，如果我們沒有一丁點兒行為跟得上我們自己所說的，我們曾經所說的，那麼這一切還有什麼意義？　　這不等於說必須脫離體制，而是說，從此建立起一個警惕，建立起一個阻遏。尤其是當體制與良心發生矛盾衝突時，會有一個參考的選擇，將事情往良心的方向傾斜，讓自己往良心的方向多靠一些，往真實和真理的方面多靠一些，不會特別難的。一般來說，也不會有太多的代價。很大程度上，這只是一個習慣問題。我們已經被習慣牢牢粘住，習慣恰恰是真理的對立面。　　代價不是完全沒有。然而，人總是在付代價，各種各樣的，是不是？站在屈從與日常規則這一邊，付出的則是良心的代價，勇氣的代價，追求真理的代價，是不是？這個代價是不是也很沉重？每個人都希望有折衷的好方案，但它總是遲遲不出現。我們是不是就這樣一天天延宕下去？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已經從這個世界上拿走許多東西，再返還一點給她、用以回饋和增強這個世界本身，有何不可？犧牲不是目標，但是在我們的詞典中，是否不要絕對刪去這個詞？我認同帕托切克所說的：「為某些事情做出犧牲是值得的。」同樣他認同他的這個表述：「靈魂的憂慮」。　　團結工會的工人們，有著對於自己行為更好的理解，它們不是我們教科書上說的那些，僅僅物價和經濟的原因，在TimothyGartonAsh那本《波蘭革命》的書中，記述了這位英國記者在1981年的波茲南所見到的：一個有著蒼白面容、穿著髒兮兮夾克衫的小個子男人說道：「你看到了，這是一場靈魂的革命。」波蘭哲學家JosefTischner形容：「良心成長為森林……團結工會是由覺醒了的良心成長起來的巨大的森林……革命發生在靈魂的領域。」「一場靈魂的革命」，你相信嗎？　　那些有靈魂的人，有深厚根基的人，也是在這個世界上有根基的人們。因為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他們不需要團團圍住權力，須臾離不開權力，相反，他覺得自己便是一個自足的小宇宙，是一個神奇的存在，有著無限的潛力和能夠發展出許多力量，他有許多自己的事情要做，他的興趣、他的探索將他引向更為神秘有趣的世界，他在其中更加能夠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成就。在遠離權力的地方，他能夠生活得很好，甚至是更加好。　　這樣遠離權力反而會感到快樂的人們，相比較而言，有可能對於權力有著某些免疫力。他們如果不幸進入權力，那只是一樁公共服務而已。《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傑弗遜曾經是一位律師，同時還是語言學家、科學家、農業學家、教育家和城市設計師及建築師，是弗吉尼亞州大學的創辦人和校園設計師。這樣的人，如果他不當總統他也會過得很好，他不會認為權力才是人生的頂峰，便也可能不會對於權力表現出那樣的攫取和貪婪。　　難道就不能在權力之外，發展出別的思路？難道就不能擺脫權力爭奪的眼光，來看待所有這些事情？每回有西方記者說，「你們持不同政見者」，我都要糾正一下，不是的，我只是「持不同生活見解者」。（如果本國的官員這樣來稱呼，我倒是願意接受，因為這樣的人不被允許存在。）當我看到我的周圍、我的國家存在那麼多醜陋的事情，這會讓我感到恥辱。當我目睹我的同胞遭受法律不公正審判，我的尊嚴便受到了嚴重傷害，我的自由便是不完整的。　　以體製為起點，與以個人良知為起點，這是不一樣的。自由是我們每一個人動手解除自己身上的符咒，自由是每一個人「對」他自己「做」些什麼，自由是一個一個愛好自由的人，他們願意挺起胸膛做人，呼吸自由的空氣，而不是像俘虜一樣排起隊來，「魚貫」等待「被解放」。不難想像，更多的人擁有了自己的起點之後，他會在自己的那個位置上，做出許多有利的事情。那將是我們「良心的森林」到來之際。尤其是擁有一定社會地位和聲望的那些人們，應該負起更多的責任。　　不同的人們以不同的疑惑打量我們，到底你們這些人想要做什麼？應該有比「取而代之」更好的思路。那些認同「內部革命」的人們，那些決定「為」自己和「對」自己做些什麼的人們，同時強調自己做的任何事情，絕不是以攫取權力而出發點，絕不是為了「彼可取而代之」，我們這些人對於掌握權力沒有任何興趣（實際上誰來掌握權力是天下百姓的事情）。只是在這樣一個昏暗的時代，我們願意忠於自己，堅守自己的良知，承擔起對於我們民族未來的責任，承擔起我們民族價值和精神重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