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新民：面向未來的制度關懷——科舉制度廢除一百周年答客問（上）

面向未來的制度關懷（上）

——科舉制度廢除一百周年答客問

張新民︱文

乙酉仲冬歲杪，有客自東南來，相與衡文評史，談古論今，因及於科舉考試，乃嘆之曰：如此盛行一千三百年之制度，影響中國文化既深且鉅，而一朝廢止，倏忽之間，竟已百年。其間之滄桑變化，則有如驚雷破柱，怒濤振海，極盡詭譎之狀。而影響人心世態，更非翻天覆地不足以形容。誠可謂世道異變，成功者大矣哉！惟世風澆漓，迄未淳正，有心君子，黯然傷焉。古人之世，倏而為今之世，今人之世，亦倏而為後之世，倘不及時總結，彰明得失，以垂鑒戒，則難免來者之譏矣。於是遂邀約同道多人，舉行紀念學術研討之會，往複辯難，爭論不已，高見暢發，多有宏論，機鋒所在，時有裨益。深夜孤燈，眾皆散去，客復來詰問，至曉方休，遂有此對談之作。凡有所答者，皆因問而起，雖為一時興到之言，未能相悅以解，然亦可略釋疑滯，稍辨眩惑矣。倘若牽於所聞，以今日論文規範繩之，不察古人早有此一體，因舉而笑之，則徒與耳食無異也。雖然，文章得失，惟在寸心。知之罪之，豈敢有辭？矧衰年病目，不堪作述，欲盡厥旨，輒佳期渺難預卜。所可勉者，讀書治學之道，朝聞夕死而已，守先待後之責既在，即不可使身心一日空閑。文字因緣，實亦關涉天意，區區個人，曷能強行了斷？惟印鴻之爪尚存，心志則早入於雲霄，所謂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耳目不著處，戰兢無息時是也。扈繼增、王尤清、瞿家儒諸君以為尚可觀覽，乃慨任筆錄整理之役。修改校畢，無以鳴謝，謹略書數言，以抒情愫焉耳。 丙戌初春吉日迂盲叟自識於花溪象王嶺西麓天一館之晴山書屋。

一、科舉制度的開放性精神與理性精神

問：科舉制度的廢除迄今已有整整一百年歷史了，聽說您所主持的中國文化書院召開了一次紀念學術研討會，能不能談談這樣作的目的和想法？

答：1905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一度盛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遭到了廢除，中國政治制度從此發生了整體性的轉型，思想文化也開始醞釀深刻的變化。100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新對其反思——包括舉行學術會議，即以科舉制度百年祭的形式對其進行反思，我想意義是極為重大的。科舉制度從隋唐創立至清末消亡，經歷了世界各國極為罕見的長時段發展歷程，應該如何總結它的利弊得失，如何分析它的制度架構方式和運作機制原理，如何看待它後面的價值理念和文化精神，我認為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學術課題。應該說，這一制度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賡續，對儒家思想的傳播發揚，對於中國政治制度的損益完善，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重建中國文化不能不考慮典章禮樂方面的問題。中國古代文明之所以能夠光輝燦爛，典章禮樂正是其中的核心關鍵之一。

問：科舉作為一種選官制度，經歷了哪些階段性的變化，我指的主要是科舉制度產生之前的階段性變化；參照過去的選官制度，科舉在權力結構中究竟發揮了怎樣的實質性作用？

答：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並非歷來一成不變。大體而言，或者從理想型的角度進行歸納，先秦時期是世卿世祿制和客卿制，兩漢實行察舉制，魏晉南北朝時期則為九品中正制。各個時期的制度都有相應的社會結構與之配合，透過歷史的脈絡自可發現它們本身的特色。但可以肯定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世家大族操縱地方政治，壟斷社會資源，分享並支配著權力系統，由此而形成了一個強大腐朽的利益中心集團。直到實行科舉制度之後，權力才遂漸向民間開放，向社會各個階層開放。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不論寒庶，不分貧富，不管身份貴賤，不計門第高低，都可以通過科舉步入國家權力管理系統，成為政治精英集團中的一員。這當然是制度形態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即以制度化的用人方式，積極地配合了唐宋以後文明世界的合理建構。

科舉制度的原則是以考試為中心的公平競爭原則，除了皇權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用世襲的方法長期壟斷權力資源，權力的轉移方式明顯合理了，也更加有活力和有朝氣了。大量寒庶出身的人通過科舉進入權力中心，從而或多或少改變了一部分人有才無位的邊緣狀況。科舉制度不僅提高了「寒人」參與政治的信心和熱情，更重要的是還為他們進入權力世界提供了制度性的合法化路徑或步驟。民間諺謠「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田舍郎」自然是權力之外的邊緣人，但一旦科舉高中，便可直入權力中心，成為「天子堂」中的策問對象。身份的改變完全是憑藉公平競爭的科舉考試，政治與社會之間也有了相互聯繫的建制化暢通渠道，這樣的制度當然是典章禮樂文明精神的一種體現，也是中國人在歷史文化中積漸而成的政治智慧的一種傑作。中國一千多年來就實行這樣一種制度，從而吸納了大量的政治文化精英，可以說唐朝以後的政府，基本上都是士人的政府，讀書人的政府，而不是貴族集團的政府，也不是軍事集團的政府。除了皇權只能世襲，不向外開放之外，所有的權位都是流動和開放的。貧寒之士進入官場既然已是常見之事，於是權力系統也就成了開放性的結構，形成了可以上下流動的空間。下層民間人物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權力中心，同時中舉之後上層人物也可以從中央派到地方。這樣選上來派下去，體制就有了結構性的流動，各個階層之間也有了社會性的互動。譬如唐以後布衣為宰相的人便很多，他們轉換身份之後必然會給權力系統帶來一些活力。「士商互動」在明清兩代也成為普遍的文化現象，甚至國家政策也因此而有不少調整。流動還反映在地域上，由於科舉考試在不同的地方分別舉行，無論鄉試或會試，都聚集了大批的人群。戊戌維新就是由會聚在京城的各地舉人首先發動的，這就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公車上書」。而北方人到南方做官，南方人到北方做官——基本的原則是地域交換，迴避本鄉，流官制度不僅導致了文化的交流，而且也為地緣政治貫注了活力。權力的支配作用雖然也醞釀了不少人間悲劇，導演了無數怪誕荒謬的人生場面，但同時也推動了儒家價值的傳播，促進了大傳統知識的滋衍。儒家價值之所以能迅速覆蓋全國各地，大傳統知識之所以能很快成為統和性的文化力量，不能說與科舉制度的廣泛推行沒有關係，更不能說「士」的流動空間的擴大就沒有對其產生影響。權力與知識、體制與價值的互動和制約，或許也是頗值得探討的文化現象，但無論如何，科舉制度的樞筦作用仍十分重要，它所凝聚的社會資源更不能輕易忽視。就科舉制涵蓋的地域而言，一般都有文廟或孔廟的符號化標誌。文廟或孔廟具有兩個雙重的象徵意義：國家與價值，權力支配力量與知識支配力量。權力管理系統與文化傳播系統不斷耦合，它們通過科舉制度的聯結作用也獲得了驚人的一致。中國大一統格局的不斷強化，自然也受到儒家建制活動的深刻影響。

問：現代型的國家管理機構都是文官政府。文官政府才能保證權力運作的理性化和效率化，以避免社會秩序的失范，防止非理性因素的干擾，。同時政府官員又必須是流動的，開放的，即通過流動和開放最大限度地組合社會優勢資源。科舉制度能作到這一點嗎？

答：與中國政治空間流動開放的格局相較，歐洲差不多要到17世紀才出現類似的情況。17世紀以前，歐洲基本上仍是貴族世襲政治，野蠻性的軍事力量經常操縱政府。東學西漸即學習中國的科舉制度之後，他們才開始將權力向社會各個階層開放，最終形成了一套現在的文官制度。「禮失而求諸野」——我們現在反而要向西方學習，重新建構自己的文官制度，建構新的公務員考核制度。其實中國很早就有了一套嚴密的考試選拔制度，政府很早就是文人的政府，是知識水準極高的文官階層主政的政府，是廣泛吸納各階層精英並由其構成的政府。這樣的政府是高度理性化和人文化的，施政決策的措施也是非常實際的，即使皇帝不理性或非理性，官僚系統也是非常理性的。士大夫階層可以通過手中掌握的權力對皇帝進行限制，相權所代表的理性力量始終是政治結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決策因素。甚至即便是制度的設計權和安排權，也並非皇帝一人可以任意私心操縱或左右，作為政治主體而想有所作為的士大夫，他們也有很大的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權力。像北宋初年趙普對宋太祖說：「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就是相權行政理性系統遏制皇權非理性行為的一個最佳話語表達。趙普是重視儒家價值的政治精英，他奉行的正是「以道事君」，「以道抗勢」，「勿欺也，自犯之」的儒家原則。即使皇帝個人憑情感來處理天下大事，使皇權呈現出非理性的晦暗的一面，但也決不能武斷性地認為皇帝任何時候都是非理性的。同樣是宋太祖，也有因自己一個很小的錯誤決定，便長久坐在殿堂中反悔不樂，自嘆「天子容易為耶」，即非常理性化的常規情形。唐初的貞觀之治，便是魏徵、房玄齡等一批非常理性化的讀書士子，與同樣非常理性化的唐太宗結合，敢於在政治文明新格局方面有所作為的具體成果。

二、精英政治與「取士」原則

問：權力導致腐敗是迄今為止仍無法避免的制度文化現象，可以肯定即使是科舉制度也難以例外。當然，制度文化的現象學表現極為複雜，所謂「利」與「弊」都表現在這種複雜性中。我想知道的是，科舉制度的選士取向，會不會也是造成弊端的原因？從原因入手才可以看出問題的複雜性。

答：科舉制度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極為巨大，圍繞科考中舉產生了極為複雜的各種社會現象。千千萬萬的個人和家族，也因為中舉與否而興衰起落，形成了不同的命運形態，演繹了無數感人心魄的人生故事。這些都值得大力研究，重新給予合理的評價。我想強調的是，由於科舉制度的帶動，教育也興盛起來。教育內部存在著官學系統和民間私學系統，但無論正面或負面，也無論其中有著何種程度上的差別，它們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科舉制度的影響。從總體上看，也可說是學校培養人才，科舉制度選拔人才，就精英政治的範疇而言，它們都是中國幾千年政治體制的核心組成部分。學校講什麼呢？主要講儒家經典，有很強的價值色彩，主要是人文主義的取向，而不是功利主義的取向，儘管功利對社會的存在和發展也極為重要。傳統士大夫是在熟悉儒家經典之後，再去實踐性地掌握與錢糧兵谷有關的為政之道的。這也是科舉制度的一大特點。尤其表現在它的考試內容上，科考題目一般都是從四書五經中摘出一句兩句，由考生進行詮釋性的發揮。我們雖不能說儒家價值就能完全內化在他們的生命中，但必然會對他們的思想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則是斷無疑義的事實，儘管其中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異化現象，權力導致腐敗同樣是中國歷史上不可迴避的普遍事實。

問：科舉制度的異化是什麼時候產生的，這是否與精英政治的取向有關呢？

答：科舉考試包括詩賦、明經、策論。唐代之所以能成為一個詩歌的大國，跟唐代重視進士科有很大的關係。宋代較為強視明經科，經義成為科考的主要內容，因而也影響到理學的發展。明清以來出現了八股文，考試的客觀性檢測標準雖然有所加強，但也越來越形式化和技術化，於是科舉制度開始顯得僵硬與異化。形式化和技術化都違背了儒家創立科舉制度的本意和初衷，都違背了儒家以制度改造人性的本源性理念，於是科舉制度開始弔詭性地走向儒家制度計設的反面，最後則不得不歸於衰歇。

學校培養人才，科舉制度選拔人才，權力架構安排並使用人才，前者「造士」，後者「用士」，科舉制度則介於二者的中間，發揮了「取士」或「選士」的作用。與此同時，還有御史監察彈劾制度，獨立於相權而單獨運作，形成了一套架構完整的政治權力體系。但就其宏觀性的特色而言，仍可以說中國古代政治是精英政治，是由士大夫群體來管理和控制國家及社會的典型精英政治。「以天下與人易，以天下得人難」，選拔人才歷來都是國家頭等大事。「學而優則仕」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雖然它不斷遭到今人的指責和批評，從現代人的視域看，其他領域的確也都同樣需要優秀人才，但無論如何，我們總不能讓權力系統成為庸劣之輩的棲身之所吧！國家官吏對社會的影響極為巨大，因此，無論古代政府或現代政府，實行的一概都是精英政治。選拔官員只能是才德標準，而不能是包括家世身份在內的其他標準。試問如何才是客觀的評判標準呢？現在西方文官制度對官員的選拔仍是考試，考試的背後仍是選賢任能的原則，可見科舉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則和精神理念依然沒有過時。

問：科舉制度既然要「取士」，就一定有「取士」的原則。這些原則的具體內涵是什麼，它與科舉制度的廢除有關嗎？

答：大體作一歸納,科舉制度略有以下幾條原則。（一）公平競爭原則。取士不問家世，不講血統，不看門第，不查三代，勢家大族與孤寒貧窮之士一樣平等競爭，也就是過去所謂「懷牒自進」，不必經過任何人的推薦。而取與不取，也一概依據成績。同時又有各種措施嚴防考官營利，儘可能地杜絕考生作弊，將妨害公平競爭的各種可能性因素降到最底限度。政體的公平性即意味著其運作機制上的合理性，它至少在消極方面有效地遏制了權力壟斷帶來的各種社會弊病。（二）選賢任能原則，也可稱為精英原則或擇優錄取原則。無論經義、詩賦、策論或其他科目，都要通過考試來測定「士」的才能。由於考試內容主要體現的是儒家價值，因此才能之外，其實還有品德的要求。「賢」與「德」在古人看來關係政治秩序極大，甚至直接就是政治體系有無合法性的基礎，所以必須通過儒家經典的教育和考試來加以強化，雖然僅憑考試不能完全看出德性境界的高低，紙上的「仁義道德」並不等於實踐中的「仁義道德」，按地域分配名額取士的方法，也或多或少妨礙了擇優原則的具體落實。但「才」的標準仍貫徹其中，「德」的要求也隨時都有體現。「尊德性」與「道問學」兩條儒家發展的主線，應該說在科舉考試製度上或多或少也有體現。（三）人文性原則。科考題目主要為人文性的內容，目的是博通墳典，熟悉孔門精義，以便將來能成為禮治或德治的表率，從而更加積極地推行儒家提倡的教化工作，達到國家文治的秩序化穩定目的。（四）文化素質原則。考試必須以知識的掌握程度為中心取向，但傳統知識所反映的則是舉子的綜合文化素質。這種綜合文化素質也是能力的體現，但所謂能力並不是單面的某種特殊才能，而是由文化素養涵化出來的綜合性整體才能，包括道德才情和智商能力兩個方面。

如果我們不僅從政治史、制度史的角度看問題，而是把視域擴大到社會史、文化史的諸多領域，就會看到科舉制度對中國文化心理和生活習俗既深刻又廣泛的影響。大量的詩歌文學作品，甚至史學、哲學、藝術等諸多領域，都難免不留下科舉制度影響的痕迹。至於科舉制度為什麼會廢除，原因極為複雜，稍後我們還可以討論和解釋。

三、科舉制度的歷史意義及其社會動員力量

問：科舉制度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的確很大，討論隋唐以後的歷史已無法將它剝離出去。但我在這裡還想提一問題：即它究竟產生於何時，學術界有無較一致的看法？

答：科舉制度的產生有幾種說法，這裡不妨稍加列舉。最早有推至漢代的，也有主張始於魏晉南北朝的，最盛行的仍為隋代說。而隋代說又有隋文帝與隋煬帝兩說。大體可說是發端於隋，定型於唐，完善於宋，發展於明清。如果再往前追溯，漢武帝時期創建太學，置五經博士，設弟子員，分科射策，在某種程度上也可看成是科舉制度的前身，是非嚴格意義上的准科舉制度。我們不難看出制度史因革損益的變遷過程，的確是源遠流長並隨時修正調整的。不過，我個人認為，中國古代制度化的選官方式，仍主要有薦舉和考試兩種。隋代以前大體以薦舉制度為主，隋代以後則以考試製度為主。薦舉制度本身是一種非常好的制度，但由於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具體操作時會因人為因素的介入而導致不少問題。何況畏權勢，懼私禍，任愛憎，快恩仇一類的事，已作為歷史的經驗反覆呈現在人們的面前，所以必須另外尋找一種更加客觀化和理性化的選官路徑，於是科舉制便應運而生了。

問：制度的異化歸根到底是人的異化，科考中舉後的士子與權力結合後，是否也有異化問題，從今天的文化視域看，應當採取何種措施才能有效地加以防範呢？

答：所謂科舉制度，其實便是以制度化的方式分科考試，並從中選拔權力機構必不可少的管理人才。由於科舉制度本質上就是一種選官制度，選官即意味著「士」與權力的結合，於是權力導致腐敗的現象必然會不斷發生，權力支配知識和控制知識更是常見的歷史現象。但從總體上看，科舉出身的「士」仍與現在的知識分子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絕大多數都是道義擔當之士，如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甚至晚近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頗有代表文化道統和社會良知發言的氣魄和精神。我始終認為，中國古代有兩個最好的制度，一個就是科舉制度，再一個就是御史監察制度。哪怕官品很低的監察官，都可以直接向皇帝負責，彈劾位居要品的高官大員。這一彈劾制度較為有效地保證了科舉制運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元與清兩代，依據錢穆先生的看法，主要推行的是部族政權統治，而不是士人政權統治，在權力分配上蒙古人與滿人遠遠超過了漢人，儘管科舉制度存在著各種弊病，但我們看到，科舉出身的漢人官員犯貪污罪的，仍遠遠低於非科舉出身的滿人和蒙古人。科舉制度廢除後，軍閥統治內戰時期，槍杆子原則成為第一原則。武人專制，強藩割據，腐敗滋生，貪污盛行，不僅精英階層的秩序化結構紊亂了，而且民間社會的秩序化結構也破壞了。因此，從政治體制與社會秩序的結構性關係看，科舉制度的廢除導致了中國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無序化狀態。雖然在舊秩序已崩潰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空隙時期，也一度出現了各種學說競相爭鳴討論的思想自由局面，其影響之巨大和深刻，甚至有人比喻為西方的啟蒙運動。孫中山當時思考如何重新建構合理的現代性政治制度，當然不能不包括選官制度的建制問題，於是便有了五院的制度構想和安排，其中就有考試院和監察院的設計。現在為什麼要用考試的方法錄用公務員？就是嘗試如何有效地將精英人物選拔出來，使政府管理層成為智慧和才能的集中地，從而更好地保障國家和社會的秩序化正常運作。古代禮部管取士，吏部管選官，這種作法或許啟發了孫中山的制度設計與安排。權力的相互制約能有效地扼制選官過程中的舞弊行為，考試製度的中立化或許也是一條合理的建制出路。

問：歷史不允許假設，但我在這裡仍想問一假設性的問題：如果沒有科舉制度，中國歷史又會呈現出怎樣的發展面相呢？

答：研究科舉制度演變的歷史，也可以探尋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這一制度有效地維繫了中國的大一統格局，綿延了中國的典章禮樂制度文明。如果沒有科舉制度，我個人認為古代的政治必定更專制、更黑暗,壓抑和摧殘人性的程度也一定會更頻繁、更酷烈。有人將科舉制度稱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外的又一大發明，就是著眼於它對西方文官制度文明成就的影響而言的。

問：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權力世界的士子畢竟是少數，他們在權力世界之外的生活社區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中國古代大、小傳統的交流，中心與邊緣的對接，渠道是多方面的，科舉制度或許也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具體情況我們仍不很清楚，你能簡單給我們介紹一下嗎？

答：科舉取錄者儘管是少數幸運者，但卻具有很大的社會動員力量。晁沖公《夜行詩》說：「老去功名意轉疏，獨取瘦馬趨長途，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這裡描寫的正是宋代農村的情形。說明極為僻遠的孤村野寨，即使勞作一天之後，也有人在通宵達旦地挑燈夜讀。以「為國求才」為主要目的訴求的科舉制度，或多或少都在不同時期發揮了「勸人為學」的作用。中國古代農村至遲宋代以後就形成了耕讀傳家的傳統，前面提到的梁啟超就是在這一傳統氛圍下度過自己的童年生活的，獲得「西南大儒」尊稱的鄭珍也有類似的家世。他們後來的立身處世不能說與科舉制度的影響毫無關係。

但是，從總體上看，科舉制度的吸納力量畢竟有限，像唐代每次錄取的士子，一般都不超過二、三十人，咸亨四年的錄取額為79人，就算最高的了。宋代一般錄取額為一、二百人，有時也在五百人以上，宣和元年的805人則為破記錄的突破。清代更打破了上千人的閥限。但無論如何，未錄取者總是多數。現在要問，未錄取的士子，他們的出路如何？他們當然不像現在的知識分子，可以經商，可以當老闆，可以當企業家，可以從事專門性的技術工作，也可以在大學講堂中教書藏身。一句話，「士」生活在一個尚未充分分化的農耕文明時代，社會的結構決定了選擇範圍的狹小，根本就不可能像現在這樣通過各種專門化的職業，去謀取生存發展或實現抱負的機會。就古代的「士」知識分子而言，能實現自己理想的最佳方式便是「入仕」，但很不幸的是仍有大批「士」的群體被阻塞在科舉選官的窄門之外。他們分布在民間社會或鄉民村落的廣大地域上，形成了一個數量很大的士紳群體。這一士紳群體擁有一個共同的符號-----儒生，也就是儒家的身份性符號。他們是地方性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散布在各個具有宗法性特徵的社區村落，成為穩定民間自治秩序的重要因素。中國古代鄉村社會秩序的維持主要就依靠這一批人，國家的行政力量到達縣一級就自行終止，至少是國家的行政編製機構只下貫到縣一級，再往下就是一個廣大的民間自治的宗法與倫理結合的秩序化空間，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鄉民自治社會。

這樣，政治權力架構中的精英和農村自治社會中的鄉士精英，他們共同建構了一個完整的他律與自律巧妙結合的社會結構。中央政治與鄉民政治本質上並沒有完全割裂，但投入的人力財力即成本代價卻極為微小。原因之一就是存在著士紳這樣一個具有儒家文化身份的特殊群體。他們不能通過科舉進入權力結構或高層政治中心，但仍活躍在基層社區和家族中，並發揮出巨大的秩序化協調作用。他們同時具有大傳統與小傳統兩種身份：前者可以讓他們代表官府向民間社會發言，權利話語或國家意志通過他們的解讀也能更好地傳達給民間。後者則使他們成為民間社會或地方利益的代言人，以他們為媒介可以隨時把農民的聲音向上轉達給國家權力系統，以便權力擁有者更好地了解民情民意，從而更好地推行國家行政功能必不可少的教化工作和其他施政工作。在這一意義上，也可說他們既是政府官員與地方百姓溝通的橋樑中介人，又是儒家倫理與民間倫理對話的實踐執行者。

四、地方社會與耕讀傳統

問：如您所說，士紳群體畢竟沒有進入國家體制，他們的文化身份來源於對大傳統經典的了解和熟悉，他們的政治身份產生於宗法家族成員的擁護或承認。他們熟悉地方事務，積累了大量的地方經驗，具有很強的解釋能力和行動能力，也有很高的話語支配力量和號召力量。但我更想知道的是，國家權力對地方秩序有無影響，它以怎樣的形式進入地方社會呢？

答：由於士紳群體總是能代表傳統與價值發言或行動，具有地方文化權威和政治權威的雙重話語權，所以我們決不可忽視他們在穩定和建構地方禮儀人倫秩序方面的巨大作用，也決不能低估他們在調節和處理地方民間糾紛事務方面的巨大功能。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國家權力與地方文化的互動，不僅爭取到了雙方的主動認同，而且也獲得了巨大的活動空間，雖然社會的變遷最終還是削弱或解構了他們活動的文化基礎。中國古代的農村秩序完全是自足自發形成的自治秩序，是充滿了活力機制的自然秩序，但其中國家的規訓和范導作用也極為巨大，尤其在公共利益和集體事務方面仍保持著強有力的干預力量和組織力量，只是與現在的實質性規訓和范導力量相較，它更多的是採用象徵和符號的方法而不是權力力量和行政手段而已。也就是說，除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強迫性的集團移民，必須動用國家權威行政力量外，政府對地方社會的控制，通常都是憑藉文化的軟性力量，通過一套人人都能共識共認具有經典依據的政治詮釋學，並以地方精英和鄉土權威為中介來實現的。這是一個自上而下不斷滲透的過程，最終的結果便是地方秩序都納入了國家秩序結構之中。有人用「內卷化」一辭來形容，我認為也很恰當。我們不難看到，國家控制地方社會，憑藉的不僅是「權力網路」，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個「文化網路」，二者之間孰輕孰重，當然仍要作具體分析。國家政權與地方社會在利益上既一致又矛盾，但總體上看，國家作為更為主動的一方，其解決之道仍是成功的，這不僅使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獲得了高度的整合，而且也顯示出中國人特有的政治智慧和管理智慧。總之，國家力量無論以何種方式進入地方社會，要想爭取地方人士的主動認同，就不能不利用地方文化資源，也不能不維持民眾願意接受的「公正」形象。這是我們嘗試問題探尋之前，必須時刻注意的一個大問題。

問：制度既然會異化，就說明它存在著問題，可以培養「好人」，也能夠滋生「壞人」。譬如范仲淹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但同樣重要的是，歷史上也有秦檜一類奸術害國的人物。從這樣的視域出發，我們能說科舉制度背後的理念是純正的嗎？難道沒有必要重新檢討儒家制度設計的目的訴求或價值預設嗎？

答：您的這一看法，我並不反對，但也有些異議，不能完全苟同。因為權力的異化，歷史的弔詭，制度的變質，官員的腐敗，是任何歷史時期都存在的現象。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時代，只要有權力，有依據權力運作原則組織起來的政府，就必然會有異化，難免不出現腐敗。這不僅見諸中國歷史，更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即使我們置身於其中的現代社會，難道就沒有異化和腐敗?異化和腐敗會導致理念走向自己的反面，但我們卻不能用異化的反面來規範和否定理念。長期以來，制度秩序的原則性依據都是由儒家理論來提供的，科舉制度最為根本性的理念依據就是儒家的選賢任能，但這一理念是否得到真正的貫徹卻很成問題。我們只能說科舉制度部分地落實了選賢任能的理念，但也難免不會遭到權力的利用、拉攏、踐踏和扭曲，有如讀《四書》的目的異化成了謀取功名，罪過當然不在《四書》而在謀取功名的士子。

科舉制度的變質和變味，權力系統的異化和腐敗，包括出現秦檜這樣的奸臣，或者產生其他反面或負面意義的歷史人物，都並不意味著這一理念錯了，該扔進垃圾堆了，也不等於一切制度架構都該徹底否定，社會可以不需要管理和范導了。而只是說制度架構在實行過程中變質了，實行這一制度的人出問題了。就像最近的「鄭家棟事件」一樣，我們不能因為鄭家棟是博士，就否定整個博士培養制度。我們只能重新依據價值理念，對培養博士的具體方法，尤其是對工具理性的侵蝕和學校的市場化辦學模式，以及師資道德水準和學術操守等一系列問題作出反思和批判，才能更好地完善今後的博士培養制度。理念與現實之間，無論任何時候都存在著張力。我們雖然反對激進主義強迫現實立刻變成理念的作法，但也不得不承認，統治這個世界的仍然應該是理念而不是現實本身。

當然，一般說來，制度秩序的合法性基礎，大多是由作為意識形態的理念來提供的，而理念本身則必須通過歷史文化，才能實現自己的豐富性和具體性；離開了歷史文化，便談不上理念的發展和實現。問題不在於該不該具有理念，而在於我們有沒有理解和落實理念的能力。但我們也得隨時追問，理念是否遭到邪惡目的的利用，是否由於政府的玩弄而完全虛假化或偽善化？意識形態是否已與現實生活脫節，或者根本與民族文化的價值理想衝突？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理念必須出於歷史文化自動自發的選擇，而不是某些人權力意志的外在強加。實現人的內在德性真理的程序雖然主要由宗教而不是政治來提供，但我們也不能讓政治自外於德性真理實踐的場域之外。這是我反覆強調理念對人類實踐的重要性的原因，想必您已經明白蘊涵在其中的道理了！

問：「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如果科考的動機只是為了獲取權力，我們又如何檢驗呢？科舉制度廢除後，士紳階層還存在嗎？為什麼他們沒有出來為科舉制度的合法延續辯護呢？傳統農村結構以「耕」「讀」為本，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傳統。科舉制度廢除後，這一傳統還有延續嗎？

答：應試科舉的讀書人，或許是為了做官，或許是為了發財，我們無法在主觀上檢查他們的內部道德動因，只能以客觀的方式考核他們的外在知識和才能。制度的建構離不開人性的基礎，但又存在著弔詭性的兩難。因為制度一旦與物質利益相互交涉，就會有偽學者前來鑽營，手段僭越了目的，目的也錯亂為手段，於是「目的王國」便褪變成「手段王國」，「價值世界」也蛻化為「工具世界」。就像生命的安立不能離開道義的價值基礎一樣，倫理的思想資源也不能與政治制度脫緣。雖然儒家倫理思想資源與政治制度之間也存在著緊張，但任何一個真正的儒者都不能容許政治制度脫離倫理思想資源而單獨運作。這也是迄今為止總有一些國家追求政教一體化的原因。建構制度本來是為了人類的福祉，而異化又使制度背棄了人類的福祉。但我們總不能因噎廢食，以為就有充分的理由取消一切制度。天道的特點就是好「反」，我想人事也難以例外罷！

科舉制度廢除以後，的確也引發了各種社會危機。一部分希望通過科舉考試入仕的士紳，他們的仕途通道從此被堵塞了。換句話說，科舉制度廢除之後，鄉村社會的士紳群體仍然暫時存在，他們過去長期維繫和穩定了民間社會的秩序化空間，極為有效地向地方基層輸送了精英倫理資源，也從朝廷那裡獲得不少實際的利益，認同於必不可少的國家控制社會原則，但現在入仕之路卻斷絕了，實際利益也看不見了。他們長時間地在清政府和革命黨之間徘徊觀望，難以抉擇，但科舉制度的廢除卻最終把他們推到了革命黨一邊，不少人舉起義幟擁護辛亥革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感到自己被清政府拋棄了。士紳群體後來逐漸分化解體，與地方精英有關的儒家身份也開始變得黯然無光。精英倫理逐漸遭到世俗大眾倫理的顛覆，國家意識與民間社會之間的聯繫紐帶於是也不能不隨之而改變。

由於現代性的衝擊，城市的發展極為迅速，吸收容量也顯得越來越大，就像海綿具有很大的吸納能力一樣，城市化的進程也吸納了大批鄉村士紳。他們或從政，或經商，或教書，或辦報……，總之，他們不斷從農村湧入城市，城市成了他們發揮才情的天堂。誰也不願意再返回農村——返回農村即意味著在永絕榮望的鄉野生活中空度一生，於是城市與農村之間開始出現了巨大的斷裂性鴻溝，大、小傳統也割裂為兩截。但令人詫異的是，能夠作溝通性工作的士紳群體卻奇怪地永久消失在歷史的縫隙中了，農村自治自律的基礎也毫無準備地就被解構或摧毀了。「耕」「讀」傳家的傳統在不知不覺之中，早已變成了「耕」「讀」分裂的存在現實。由於「耕」與「讀」在鄉村世界的一般觀念中，乃是個人人生或家族群體普遍認同的兩條生命正路，前者可以養身或資生，後者則能夠養性和調心，易言之，即「耕」代表了普通農民的生活世界與勞作世界，「讀」則象徵著他們的價值世界和理想世界，所以「耕」與「讀」的分裂還意味著農村宗法與倫理結合的秩序化結構開始解體或崩潰，大、小傳統之間的交流與溝通也遭遇到了空前的困難或挑戰。草根性的文化資源更由於人為的虛無化而失去了活力，生活世界無論形上或形下兩個層面都面臨著巨大的危機。農民真正成了無人理採的邊緣化群體，只是作為革命的人力資源時才會有人重新想到他們。社會變遷與政治改革一樣，二者都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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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陽明學科》第二輯，巴蜀書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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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婷婷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