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教育思想

07-20

第804篇：中國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朱熹的教育思想

逍遙行者

2011年4月16日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叉仲磚，號晦庵。南宋時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代集理之大成者；也是宋以後一住重要的哲學家和影響深遠的教育思想家。

一、生平教育活動　　朱熹出生於書香門第，父朱松是二程(北宋理學奠基者洛陽程顥、程頤兄弟倆人)的再傳弟子羅從彥的學生，朱松以二程思想教育朱熹。具有強烈求知慾和好學不倦的朱熹自八歲起即通讀儒家經典。他對孔子極為崇敬，曾這樣說過：「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朱子語類》卷九三)。　　朱熹於19歲起考中進士到69歲罷官回鄉，在半個世紀中從事講學活動歷40多個春秋，即使在他五次出任地方官吏期間，也經常從事教育活動。他在任職期間，極力提倡設置州學、縣學和書院。如於24歲出任福建同安縣主簿時，辦過縣學。知南康軍時(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曾重建白鹿洞書院，並參與講課和制訂了一整套學規。在宋代初年，白鹿洞書院乃全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是故朱熹對後世書院的影響是十分重大的。淳熙十年(1183年)，又曾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收門徒，傳播理學。61歲，知福建漳州時，「時詣州學，訓誘諸生，如南康時」(《朱子年譜》卷四上)。65歲高齡，知湖南潭州時，仍提倡州學、縣學，修復嶽麓書院，且親臨講學。《朱子年譜》曾這樣記述當時他在該書院講學情況：「先生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已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前來聽講者極眾，「座不能容。」史載，朱熹19歲那年，即紹興十八年(1148年)，他與揭陽的鄭國翰為同科進士，倆人遂成莫逆之交。鄭國翰初授福建莆田縣令，歷任兵部郎中，後由於目睹國事日非，遂辭官歸里，修建藍田書庄於湯坑飛泉嶺(今屬豐順縣南礫)，招生授徒，以「澹」名軒，學者稱他為「澹軒先生。」當時，朱熹常至揭陽鄭國翰家中作客，且共同講學於藍田書庄，宣揚理學，名震四方。據《豐順縣誌》載：有一次，他倆人同游飛泉嶺時，朱熹興緻勃勃，即興賦七絕一首云：「梯雲石磴羊腸繞，轉閣飛泉碧玉斜。一路風煙春淡泊，數聲雞犬野人家。」同時，朱熹還手書「落漠鳴泉」四字，且榜諸攬勝亭，還鐫刻於石壁上。其遺迹至今尚依稀可辨。　　宋紹熙五年(1194年)8月，經宰相趙汝愚推薦，朱熹被任命為煥章閣侍制兼侍講，給寧宗(趙擴)皇帝講學，但為期僅46天即被罷免。同年11月，朱熹回到福建考亭(今建陽縣)時，曾在此前修建的竹林精舍(後更名為滄州精舍)，繼續他的教學和著述事業。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日，朱熹病逝，終年71歲。朱熹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還親自編寫教學用書，且注釋儒家典籍作為教材。其著述共有七八十種之多，其中最著者有《四書集注》、《詩集注》、《楚辭集注》、《通鑒綱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等，影響極其巨大。據《鑒略要注》稱：到南宋朱熹出，當時「四方仰之如泰山北斗，至謂天下第一人。」朱熹的影響是遠遠超越了國界的。

二、關於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朱熹重視教育對於改變人性的重要作用。他從「理」一元論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出發來解釋人性論，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義、禮、智」封建道德規範的觀點。他說：「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

與關於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聯，朱熹主張學校教育的目的在於「明人倫」。他說：「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慾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在朱熹看來，要克服「氣質之偏」，革盡「物慾之蔽」，以恢復具有的善性，就必須「盡人倫」。所以，他強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也明確把上述五倫列為「教之目」，置於首位，指出「學者學此而已」。

從教育的目的在於「明人倫」的思、想出發，朱熹嚴厲抨擊了當時以科舉為目的的學校教育。他認為：「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然而，當時的學校教育卻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利祿而已」，完全違背了「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的本意。他尖銳地指出：這樣的學校，其名「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舉，整頓學校。朱熹針對當時學校教育忽視倫理道德教育，誘使學生「懷利去義」，爭名逐利的現實，以及為了改變「風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狀況，重新申述和強調「明人倫」的思想，在當時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同時，他對當時學校教育和科舉制度的批評也是切中時弊的。三、論「小學」和「大學」教育

朱熹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基於對人的心理特徵的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為「小學」和「大學」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階段，並分別提出了兩者不同的任務、內容和方法。8歲至15歲為小學教育階段。朱熹十分重視這個階段的教育，認為小學教育的任務是培養「聖賢坯璞」。他說：「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子這裡定，已自是聖賢坯璞了」。同時指出，「蒙養弗端，長益浮靡」，若兒童時期沒有打好基礎，長大就會做出違背倫理綱常的事，再要彌補，就極為困難了，「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因而，他認為小學教育對一個人的成長非常重要，必須抓緊，抓好。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強調以下三點。首先，主張先入為主，及早施教。在朱熹看來，小學兒童「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很容易受各種思想的影響，而一旦接受了某種「異端邪說」，再教以儒家的倫理道德就會遇到抵觸。因而，必須先入為主，及早進行教育，「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使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扦格不勝之患也」。其次，要求形氛生動，能激發興趣。朱熹接受程頤等前輩學者的思想，認為在對小學兒童進行教育時，應力求形象、生動，以激發其興趣，使之樂於接受。在此思想指導下，他廣泛地從經傳史籍以及其他論著中採集有關忠君、孝宗、事長、守節、治家等內容的格言、訓誡詩、故事等，編成《小學》一書，作為兒童教育用書，廣為流傳，產生了重要影響。再次，首創以《須知》、《學則》的形式來培養兒童道德行為習慣。兒童道德行為習慣的形成有一個從不自覺到逐步自覺的過程。15歲以後為大學教育。大學教育是在「小學已成之功」基礎上的深化和發展，與小學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學教育內容的重點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大學教育任務也與小學教育不同。小學教育是培養「聖賢坯璞」，大學教育則是在坯璞的基礎上「加光飾」，再進一步精雕細刻，把他們培養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才。他寫道：「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在大學教育方法方面，朱熹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積累了許多成功經驗，其中兩點值得注意：其一，重視自學。他曾對學生說：「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隻是做得個引路底人，做得個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在教師指導下重視學生的自學與研究，確是大學教育中一種重要的方法。其二，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相互交流。朱熹不囿門戶之見，進行不同學術觀點之間交流的做法，長期以來一直是學術史和教育史上的美談。朱熹認為，儘管小學和大學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教育階段，具體的任務、內容和方法各不相同，但是，這兩個階段又是有內在聯繫的，它們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它們之間的區別只是因教育對象的不同而所作的教育階段的劃分，並不是像「薰蕕冰炭」那樣截然對立。朱熹關於小學和大學教育的見解，反映了人才培養的某些客觀規律，為中國古代教育理論的發展增添了新鮮內容。四、關於道德教育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理學教育的核心，也是朱熹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朱熹十分重視道德教育，主張將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說：「德行之於人大矣……土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就是說，德行對人有重大意義，不僅可以修身，而且還可以推而廣之去治人、治國。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於優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單純追求知識，人就會像離群的「游騎」，迷失方向，而找不到歸宿。朱熹關於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立志朱熹認為，志是心之所向，對人的成長至為重要。因此，他要求學者首先應該樹立遠大的志向。「問為學功夫，以何為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人有了遠大的志向，就有了前進的目標，能「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如果不立志，則目標不明確，前進就沒有動力，「直是無著力處」，他說：「所謂志者，不是將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又說：「學者大要立志，才學便要做聖人，是也。」(二)居敬朱熹強調「居敬」。他說：「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還說：「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見，「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養方法。 (三)存養所謂「存養」就是「存心養性」的簡稱。朱熹認為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善性，但同時又有氣質之偏和物慾之蔽。因此，需要用「存養」的功夫，來發揚善性，發明本心。他說：「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從另一方面來說，「存養」又是為了不使本心喪失。「聖賢干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同時，從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務來說，「存養」是為了收斂人心，將其安頓在義理上。 (四)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檢察。「省察」即是經常進行自我反省和檢查的意思。朱熹認為一個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養，就應當「無時不省察」。在他看來「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傾，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因此，為了使人心不「淪於亡」，做事不「陷於惡」，經常進行自我反省和檢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這一見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強調防微杜漸，同時又重視糾失於後。 (五)力行朱熹十分重視「力行」。「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為先，而力行以終之。」他所說的「力行」，是要求將學到的倫理道德知識付之於自己的實際行動，轉化為道德行為。朱熹的這些見解，已經觸及到道德認識轉化為道德行動，道德行動接受道德認識的指導，並檢驗道德認識的正確與否等這樣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問題。

朱熹的上述見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帶規律性的東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鑒之處。總之，朱熹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繼孔丘之後的又一個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動和教育思想，大大地豐富和充實了我國古代教育寶庫，對於我國封建社會後期教育的發展曾產生過重大影響。因此，認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動和教育思想，不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點，而且也有助於了解元、明、清時期教育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