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錯誤的方法做正確的事情?

　　現在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做正確的事情；然後是正確地做事情，而且做正確的事情比正確地做事情更為重要。當然，如果能夠正確地做正確的事情那該是多好，那就相當完美了。做正確的事情,是價值論判斷,正確地做事情是方法論判斷。就價值論與方法論來說，當然是價值論判斷更為重要。　　但問題就在於「正確」的事情中的「正確」怎樣來判斷？天下事情中，所有的科學研究都在追求「正確」，判斷是「正確」還是錯誤，恐怕遠非容易的事情。由於每個人的學識眼界與才能的不同，往往會對同樣一件事情產生出完全不同的判斷結果。判斷正確還是錯誤，是一個人膽識、學問、見識、眼界、才情的綜合素質。有時通過調查研究，有時通過直覺，有時通過反覆試驗才可以得出正確的判斷。基於價值理念的不同，我也發現，中國的教育與日本的教育就有很大不同。我們認為「正確」的事情，他們恰恰認為是錯誤的。比如，我們以為一間學校人數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因此，才會全國遍地開花式地大搞教育城大學城。一間小學弄到上萬學生，還嫌發展得不夠。這樣的事情，日本人認為絕對是錯誤的，日本的小學基本上沒有超過一千學生的。為什麼我們認為是正確的事情，在日本人那裡認為是錯誤的呢？這就是價值觀不同造成的。當一個人預設了一種價值觀的時候，他們判斷事情的正確與否就會產生相應的變化。日本人是把學校的教育定性為是「育人」的地方，而不是產生經濟效益的機構。自然不會去把學校辦成追求經濟效益的機構，不會用教育直接掙國民的錢，不會把孩子作為人質抵押品來盤剝每一個家庭，而是完全圍繞著怎樣才能夠有利於孩子的成長來設置學校。學校的教育要落實到每一個學生的生命身上，就不可能是那樣大規模兵團作戰模式的教育，因為那樣肯定會把一個個鮮活的具體的人的生命，埋沒在一個個抽象符號里。　　人最可怕的是，明明在做一件錯誤的事情，還理直氣壯地大聲呼喊：只要目的崇高，方法與手段都可以不擇。當年的「大躍進」，大概就是錯誤的目標與錯誤的方法的完善結合的產物。其實，人，是作為手段與目標的高度一致的產物，二者是很難分開的。當一個人用非人的卑鄙下流的手段去實現所謂「崇高」目標的時候，就陷入了無窮無盡的災難深淵。如果一個人為了孩子好，就可以用粗暴的方法對待他，以為只要動機好，方法與手段都可以不擇，那麼最後就會很難判斷究竟怎樣才是真正的善。過去為了革命的崇高目標，為了解救全世界四分之三受苦受難的人，因此可以用奴役整整幾代人，甚至世世代代的人，讓他們過著饑寒交迫的筍式生活的方式去實現。最後發現，人家所謂的受苦受難也遠不我們為了解救他們所受的苦難多。因此，與其想到解救世界四分之三受苦受難的人，不如先解救自己。與其說要八百年以後鞭屍，不如現在就直接給他一個耳光，與其用卑鄙下流的方法去實現所謂「崇高」的目標，不如用崇高的手段與正確的方法去做一件那怕是錯誤的事情。人的生命本來就是一個過程，人的幸福與價值是在過程中實現的。也就是說，人做的事情，方法與手段的崇高其實也是很重要的，某些情況下，可能還是更為重要的。有的學校，為了所謂的評估優秀而集體造假，說目標才是最重要的，方法與方式不重要，其實當一間學校用造假的方式去實現優秀的目標時，這間學校已經遠非優秀，甚至已經遠離了教育的求真精神。它已經通過公然的造假活動，把學生給教育壞了。　　做正確的事情就是目標方向要找對，正確地做事，就是實現目標的路徑與方式要正確。盧梭也說過，一個人在錯誤的道路上狂奔，不如站在原地不動。有時不做比做好，有所不為，比有所為好。這就是所謂「不折騰」。把事情做錯了，是折騰。把正確的事情用錯誤的方法去做了，也還是折騰。因為那樣很可能會產生完全相反的結果。因此，事情的正確與否常常不是天定的，而是在做的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與手段決定的。因為正確與錯誤常常不是取決於目標，而是取決於過程與手段及方法。教育活動尤其如此。因為教育是培養人的活動，而人，是目標與手段的統一體。用造假的方式去實現優秀的目標，就完全背離了培養人的這一特性。因此在這裡就容易出現一個悖論：為了實現優秀，我們就必須造假，但是一旦造假，其實早已經不合格了。　　因此所謂用錯誤的方法做正確的事情，其實也是不對的。做正確的事情，與正確地做事情，其實是價值信仰與科學方法上兩個層次的問題。事情正確與否，常常是由價值信仰來決定的。是否是在正確地做，那是科學層次上決定的。　　跑到哪裡去，是思想決定的，怎樣跑得更快一些，是由腳部肌肉決定的。要想做正確的事情並且正確地來做，我想還是不要空喊口號。不如靜下心來思考一下，何謂正確的事情，何為正確地去做。當我們說著同樣的話語的時候，心中的目標與方式其實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我們的文化中，自古就缺乏求真的精神與方法，現在面向西方文化補上這一課特別重要，求真是要靠民主法治與科學精神與方法，不是靠反覆追問動機，也不是靠背誦聖人偉人語錄，這裡的奧妙玄機真是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