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陸軍剿滅的海寇——大明水師的衰落 

明代最讓人困惑的一個矛盾是，一方面航海成就震古爍今，空前絕後，另一方面卻被一些小小的海寇騷擾得狼狽不堪。從明初直到明末，斷斷續續，東南沿海倭患持續兩百多年。倭亂並非心腹大患，只能算癬疥之疾，但是纏身日久，也讓一個大帝國顏面盡失。我們則可以從中窺測明朝海禁政策帶來的後果。

明初便有倭患。明太祖曾遣使日本，要求對方前來朝貢，並約束倭兵越海來中國騷擾，日本方面毫不理會。太祖威脅說：「今吾與日本止隔滄溟，順風揚帆止五日夜而耳。」也許朱元璋想起元朝遠征日本的敗績，最後還是忍下這口氣，寧願耗費巨萬，在漫長的海岸線上多建衛所，嚴防死守。明以前的史料里沒有「海防」一詞，古代中國的威脅始終在北方，為了防禦倭寇，明人開始談論海防。

所謂倭患，也是筆糊塗賬，從前我們說倭寇是「日本武裝侵略集團對中國沿海的破壞和掠奪」，但是，當時的《籌海圖編》「敘寇源」部分就指出：「今之海寇，動輒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入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有之，夫豈盡倭也。」有人估計日本海盜頂多佔三成，倭寇中的領袖和主要成員都是中國人，「假倭為寇」而已。即使真正的倭寇，也沒有官方背景，而是來自九州的貧困邊民，缺錢少船，只能算中國海盜的僱傭軍。

海盜的對手是水師。說起大明水師，那可是曾經隨同鄭和下西洋的水軍，世界上第一支遠洋艦隊，裝備有當時最先進的福船(一種誕生於福建沿海的優良海船船型，底尖上闊，首尾翹起)。15世紀中期，倭患暫歇，蒙古部落俘獲了明朝皇帝並直逼京城，北方邊塞吃緊，海防廢弛。嘉靖年間倭患復起，愈演愈烈，賦閑已久的明朝水師束手無策，還要招募漁船來巡防。《明史》描述說：「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舶至，輒望風逃匿，而上又無統率御之。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汪直(即王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

倭寇不過一些嘯聚島嶼的海盜團伙，烏合之眾，但動輒「連艦數百」，攻城略地，可見明朝廷已無海上控制權。當務之急，顯然是造船鑄炮，恢復水師的光榮，與倭寇外海決戰，以免戰火殃及內地。抗倭名將俞大猷正是這樣建議的：「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我專備於陸，賊舟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逸在彼而勞在我，非計也。」楊博也認為平倭長策，最好是邀擊于海中，他批評海岸防守是「棄門戶而守堂室」。但是反對的聲音也不小，更有人抨擊將官力主海戰是因為易於躲閃，好推諉責任。最後，「固海岸」、「嚴城守」的海岸防守派佔了上風，到處修城築寨，準備殲敵於陸地。

讀靖倭史料，有一點大出我的意外。那些海盜其實最怕水戰，官兵則懼怕陸戰。……

王直死後，倭患愈烈，才有戚繼光練新軍之事。戚家軍雖然也有水師，但最終平息倭亂，主要還是依賴陸軍在粵閩浙地區來回奔波。1562年冬，倭寇攻陷興化府城，天下震動。福建巡撫譚綸等向朝廷建議局部開放海禁，他引一句民諺說：「弊源如鼠穴，也須留一個；若還都塞了，好處俱穿破。」1567年，朝廷開放漳州月港，准許商民前往東西二洋貿易(日本除外)。默默無聞的月港，一變而成為明末海外交通貿易的中心，商舶百貨叢集。自從有了月港這個「老鼠洞」，海寇紛紛變成合法的海商，倭患便逐漸平息。戚繼光撿了個現成便宜，宣稱蕩平倭亂都是戚家軍的功勞。

一個曾經擁有全球最強大艦隊的帝國，卻被層出不窮的小海盜騷擾了兩百多年，最後由陸軍收拾殘局，實在是一種嘲諷。歸根結底，這是海禁的惡果。海禁使得維持一支強大的水師十分奢侈；同時，海禁迫使眾多走投無路的沿海居民鋌而走險，從事走私貿易，造出一批批新海寇。海禁沒有使海洋更安全，反而因為逼良為盜，變得更加兇險。（撰文／蕭春雷?節選自《中國國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