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蘇軾對詞體革新的歷史性貢獻 ? 國學網

張慶

　　宋初詩文為「淫巧侈麗，浮華纂組」的西昆體所籠罩。作品多作於酒筵歌席遣興娛賓之際，內容多為「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為君持酒對斜陽，旦向花間留晚照」等流連風月、感傷時序的閑情閑愁，與「綴風月，弄花草」的西昆體詩文既無什麼差異，亦未逸出花間詞的側艷樊籬。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突破詞的傳統格局，提高詞的文學地位。蘇軾的出現，真正打破了「艷科」藩籬，革新浮靡詞風，給詞以新鮮的血液和生命力。他主張詩文應「有為而作」，在「文以意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表現世間萬物，抒寫主體情性；「衝出常言，法度去前規」，使得「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把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帶到詞壇，引詩入詞，在詞的內容、題材、風格、情趣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富有開創性的革新。

一、「以詩為詞」——突破詩尊詞卑的詞論

　　蘇軾詞的突出特點是「以詩為詞」，他「以詞的軀殼而賦予詩的神氣」。

　　「以詩入詞」是蘇軾對詞體解放的巨大貢獻，在詞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以詩為詞」，簡單說來，就是用寫詩的方法寫詞，把詩的題材、形象、意境、創作方法盡情入詞，使詞「詩」化成為新的獨立詞體。「以詩為詞」本來是陳師道對蘇詞的評論（《後山詩話》）。陳氏以為「以詩為詞」不是詞的「本色」，其源固出於保守的詞學觀，但在客觀上卻準確地揭示了蘇詞這一手法開創性的特色。

　　歷來，人們對詩與詞的區別，有所謂「詩庄詞媚」的說法：詩言志，詞寄情，詩為「正道」，詞為「艷科」。換言之，詞只是表現男女戀情、離愁別恨或充當歌舞宴席上娛賓工具的藝術形式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久而久之，這種觀點自晚唐五代的「花間派」詞作流行以來，數百年間逐漸演化成一種程式化的專寫艷情的綺靡陳腐的格套。此即所謂「艷科」詞。到了北宋初年，詞體便由於題材、內容的雷同和狹窄而走向了衰落。此時，蘇軾毅然舉起了「有為而作」的大旗，把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推進到詞的領域中去，「以詩為詞」，從而打開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雞漫志》）。蘇軾對舊詞體的改造並不是隨心所欲的，他對詩詞的關係有一個十分精闢而符合藝術規律的看法，即認為詩、詞原是共源而分派，同工異曲的；詞不過是「長短句詩」而已。蘇軾從理論上提倡詞在表現深厚的情感內容，要有高遠的立意和闊大的境界。他的詞學理想是推賞唐詩的氣象和境界。蘇軾用唐詩之審美標準以衡詞，其用意自然是希望宋之小詞能具有唐詩高華渾厚之美，正是他一貫的「以詩為詞」觀念的體現。

　　他還明確指出：「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祭張子野文》）這就是說，詞只是詩的「後裔」，詞即是詩。在他看來，詞之於詩，既是相對詩的不同文藝體裁，又是詩的產物，更是詩人不同創造形態的創造物。即詞來源於詩，與詩同質異體。「以詩為詞」是蘇軾的詞學本體論。在蘇軾看來，詞在本質上可以同詩一樣，表現主體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寫人生之遭遇，反映社會的盛衰和歷史的浮沉；可以像詩一樣有山光水色般的清麗，又可以如唐詩般的高華悲愴，氣象恢宏，可以有鐵馬金戈、鼓角齊鳴的壯觀，更可以有天風海濤浩浩蕩蕩的氣勢。可見，蘇軾「以詩為詞」的理論，旨在呼應自己為詞拓境千里的創作實踐，為詞注入強烈的主體生命意識，突出表現了抒情主題的個性風貌，擴大詞的抒情功能，把小詞的艷科小道的品質地位提到詩的地位上來，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注重以詞陶寫情性，是其倡導詞的詩化的一個重要內容。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與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藝形式結合到一起，注入詞中，改變了五代以來詞所緣之情多為相思眷戀的狹隘性，開拓了詞的抒情功能，予詞以詩的清高，提高了詞的品位，也增強了詞的生命力。在《江城子·密州出獵》中，作者熔鑄了磅礴的詩的意境和詩的氣韻，令人耳目一新，心胸振奮：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詞的上闋寫圍獵場面，渲染出詞人的外在「狂」態，特別是「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詞人與孫權相比，用典自然。這裡更含蓄顯現出他勇武豪壯和有所作為的品格，從而使詞充滿了詩的豪情，詩的韻致。詞的下闋則寫作者內在「狂」態，結語表現作者要求保衛邊疆，為國效命的決心。

　　總而言之，「以詩為詞」的手法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詞體。

二、「情性之外，不知有文」——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

　　蘇軾的一生升沉不定，備歷險難。他有經世濟民的抱負，有獨立的政治見解，耿直敢言，黑白分明，內外如一，而生活於派系傾軋嚴重，朝政反覆無常的北宋後期，仍要激流勇進，卓然自立，無可避免會受到他人的排擠。同時，也遭受了非常多的毀謗和打擊。但他始終保持著對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他重視文章的社會功能，強調文要「有意於濟世之用」，反對空虛無實的形式主義之風，提倡「有意而言，有為而作」的現實文風。所謂「言必中當世之過」，就是要言之有物，避免「未有甚得於中而張其外」（《李方叔書》）。他還要求文學創作要反映人民疾苦，「佇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十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這又使他的現實精神具有了強烈的人民性。在他的詞中，可以看到他抒寫人生之遭遇，反映社會的盛衰，歷史沉浮，山川之秀美等方面的作品。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放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變革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可以像詩文一樣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可以充分廣泛描寫外在世界和內心世界。正如元好問所說，東坡詞是「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

　　蘇詞的內容把他的政治生涯，人生的遭遇揉合在一起，含有廣闊的生活內容，豐富多彩的知識，形象鮮明生動。如《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這是一首悼亡詞，作者用平易質樸的語言寫對去逝十年的亡妻的哀思，並融入自己仕途坎坷的身世之感，感情極為深摯。詞人在悼念王弗的時候，觸發起自己對十年來艱難的人生經歷，宦海風波的一番回顧。這首詞上闋寫作者對王弗的思念，下闋記夢中還鄉，深切地表現心中的悲痛。而在另一首《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中，作者借習武出獵抒發了自己報國殺敵的志向，但由於朝庭內部劇烈的明爭暗鬥，迫使他離京外任，「書劍報國」的壯志難酬，從而在他內心興起遲暮的苦悶和牢騷。在詞中作者以魏尚自況，顯示自己希望能得到朝庭的信任和重任，以效力疆場，實現抗擊侵擾之敵的宿願。蘇軾有這首豪放詞，是當時以革新政治為主要特徵的時代精神的曲折反映，他以敏銳的時代感和富於開拓的創造精神，使其詞在脈脈柔情的傳統詞風中，敲響了慷慨激越，縱橫奔放的豪邁鼓樂，從而解放了詞體，擴大詞中的創作意境，賦予詞以鮮活的思想和生命。

　　元豐五年，蘇軾在黃州寫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揭示了作者不得志的心情，透露出欣慕古人，渴望建立功業的心情：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作者面對長江抒發感慨，喟嘆人生的短暫，長江之無窮盡，無數的歷史事件和傑出人物像被波浪所淘汰一樣，已經無影無蹤了。人物雖已成為過去，但他們的功業卻仍然留在人間。作者面對祖國大好河山，想起歷史上出現的悲壯場面，古今人事的變化，更感到時不待人，而此時自己不能成就事業，發出了人生短暫的嘆息。

　　同時，蘇詞的部份作品還深入探索人生哲理。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作者詠月而兼懷人，抒寫了對人生的感悟和對親人的思念，表現出對於現實人生的執著態度和豁達胸懷。上片寫對月飲酒，以問月發端，由現實進入幻想，又由天上回到人間，展現了作者內心出世與入世的矛盾和自我解脫的感情變化過程。下片寫對月懷人，作者由月到人，由古到今，將物理的變化與人事的遷移聯繫起來，對人生的悲歡離合，作出了具哲理意味的解釋。在為月解脫的同時以理遣情，得到自我慰解，進而發出了美好的祝願：「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作者表現的情感有些壓抑，但境界開闊高遠，基調是積極樂觀的。全詞在敘事，抒情與議論的結合描寫中，有對現實迫害的憤慨與藐視，有對人生的執著，有對人生哲理的議論，有對弟弟的深切懷念。現實的迫害使它產生出世之想，而這種想法是暫時的，一剎那的。他的執著人生，熱愛現實，對現實的熱切希望戰勝一切。同時在這首詞中，也流露出一種無法解脫而又要求解脫的對整個人生的厭倦和感傷，表現了一種對人生社會的懷疑情緒。

　　蘇詞以反映農村生活，田園風光，鄉土人情為題材的作品則別有一番風味。如在徐州寫的《浣溪沙》描寫了村姑、醉叟、絡娘和賣瓜人等農村人物，描繪了清新秀美的農村生活場景，洋溢著濃郁生活氣息。而「捋青搗麥軟飢腸，問言豆葉幾時黃」，則反映了民間的疾苦。再看《鷓鴣天》：「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鳥時時見，照水紅蕖細細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轉斜陽。殷勤昨晚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刻畫秋日農村景象，鮮明生動，歷歷如見。上片四句分別取四組景象，遠景近景相同，聽覺視覺互用，動態靜態結合，宛如一幅幅變動的圖畫。下片寫人的活動和感受，表現詞人對生活的熱愛。

　　在蘇軾的眾多作品中，他不但用詞寫前人慣寫的題材，而且用詞寫政治情懷，報國壯志，民生疾苦，農村生活，朋輩情誼，貶居生涯……空前拓寬了詞的創作視野。詞到他手中，確實做到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

三、「自是一家」——婉約正宗之外開創豪放詞風

　　蘇詞的風格剛柔兼具，多姿多彩，橫豎爛漫。他的詞同他的詩文一樣，往往以意為主，任情流瀉，故其風格也隨著內容特點，情感基調的變化而變化。他的詞具有詩的沉鬱，詩的豪放，詩的淳樸。正如陳之說的：「讀其詞而入其境如見其人，江山氣象，人物風流，高情逸懷耿介曠達，而絕異於傳統小詞的女兒情態；讀其詞可以感奮激昂以壯擊揖中流渡江復國之雄氣，也可以寧靜澹泊東籬種菊潔身自好。」蘇軾革新詞風，並非單純反對婉約，而是要改變婉約風格獨主詞壇的局面，使詞的風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發展，形成婉約，豪放，清麗，韶秀，曠遠等風格同秀共榮的局面。他在《與鮮於子俊》中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頗為壯觀也。」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於柳永詞的「風味」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抒情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同時可以看出，蘇軾在婉約正宗之外開創豪放詞風，是相當自覺的，也頗有自知之明。

　　在《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全詞由中秋賞月而引起抒發，引起想像，問天，遊仙，想宮闕，寫玉宇，直到對月之「陰晴圓缺」的探索。體現出蘇軾豪放詞的特色，筆勢超邁，格調雄鍵，而別有一種飄逸空靈，富有浪漫主義色彩，「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胡寅《酒邊詞序》）。詞上片全為寫景，因景抒情，因月及人。現實的黑暗使作者要離開現實，幻想遊仙天上，但又不能忘卻現實，並用「起舞弄清影」來安慰自己。下片由月及人，由人及情，作者熱愛生活的思想、懷念親人的深情，又為詞帶來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作者從自然現象中找到解答，他的沉鬱心情因自然現象的啟示而得到寬慰。詞的結尾「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表達了樂觀、豁達的胸襟。此外，語言自然流暢，特別是詞中多處化用前人詩賦中的句子，達到了渾然無跡的程度。再如《念奴嬌·赤壁懷古》，詞的起句直寫「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以詠嘆式的句法寫景寫情，境界闊大，感情深厚，寫得概括而有氣勢。接著寫亂石、驚濤，全為古戰場設色，氣勢雄偉，氣魄宏大，渲染了古戰場的自然景色的雄奇，為古代風流人物的出現構成濃厚的環境氣氛。下片以「遙想」由景物轉入古代英雄，生動地描繪了赤壁大戰的場面，而「小喬初嫁」，「羽扇綸巾」、「談笑間」的具體細緻描寫，十分鮮明而突出地刻畫了周郎「雄姿英發」的形象。全詞意境開闊，氣勢磅礴，其風格可用「豪放」和「高曠」來形容，但結束在「人生如夢」低沉音調上，形成豪放而沉鬱的風格。這是蘇軾在遭受了「烏台詩案」打擊之後的抒懷之作，借赤壁的雄奇景色和歷史英雄的豐功偉績抒發其功業無成的感慨。

　　蘇軾開創了豪放詞風，但不只是以豪放詞著稱。他寫戀情，傷感的詞，則委婉而細密，如悼念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這首詞的情感內涵要比一般專寫男女之情的詞來得厚重，而文筆的縈繞迴環、細膩綿密又近似之。再如《卜運算元》：「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全詞塑造了一隻孤獨寂寞的鴻雁形象，寄託作者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後孤獨、迷惘的心境和孤高不屈的態度。寫得幽深清絕，每個意象都凸現幽寒的氣氛，全詞籠罩了一層濃厚的孤獨和感傷。再如《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將春日思婦的形象與飄舞的楊花相互映襯，層層渲染一種哀怨的情緒，又寫得特別輕柔、細巧。還有一些寫日常瑣事雜感或田園風情，生活習俗的小詞，則清新、淳樸、風趣輕鬆，像《浣溪沙》第一首：「麻葉層層苘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搗麥軟飢腸，問言豆葉幾時黃？」上片三句，每句看出一初夏鄉村的特徵性事物，寫作者一路行來的所見所聞的景象。首句以層層疊疊的茂葉，構成初夏世界的基本色調。熱烈而又沉靜，以作物的茂盛襯托出農村的生機，而二三句則寫鄉村的氣息人情。下片則寫作者以太守的身份尋訪農家，垂詢田叟，親切如話家常。全詞散發著濃郁的生活氣息。而在組詞二首中，寫村女相擁觀使君，「旋抹紅妝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排踏破茜羅裙」，亦寫盡農家女子的情態，盡現給我們一種淳樸天然之美，為歷來詞中綺羅脂粉的女性世界增添另一種色彩。

　　蘇軾改革詞體的創新精神，除了主要表現在上述三個方面以外，在用題序、用典故以及對待音律的態度方面，亦有所體現。

　　蘇軾之前的詞，大多是應歌而作的代言體，詞有調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絕大多數詞並無題序。蘇軾則把詞變為緣事而發，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體，所以詞作所抒寫的是何種情志或因何事而發，必須有所交代和說明。然而詞體長於抒情，不宜敘事。為解決這一矛盾，蘇軾在詞中大量採用標題和小序的形式，使詞的題序和詞本文構成有機的統一體。如《江城子·密州出獵》、《念奴嬌·赤壁懷古》等於詞調之外另加標題；《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等則於詞調之後加上小序。蘇軾之後，多數詞人即把題序作為填詞的常規。

　　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於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這種方式在詩文中並不鮮見，而在詞中經蘇軾開先河，後繼者不絕如縷，尤以辛棄疾為突出。如蘇詞《江城子·密州出獵》用孫權射虎、馮唐見召典，辛詞《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連用孫權、劉裕、劉義隆、廉頗典，都屬善用典故的範例。

　　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範圍卻往往不為音律所拘。正因為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也在所不顧。對此，後人褒貶不一。王灼《碧雞漫志》說：「東坡先生非醉心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換言之，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後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陸遊說，蘇詞「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顯然對蘇詞的聲律特色表示理解。而李清照卻頗有微詞，認為蘇詞「往往不協音律」。儘管各人所見不同，但都說出了蘇詞不以音律損害氣韻的特點。這一特點，從詩歌發展的大趨勢來看無疑是進步的，至少是無可厚非的。

　　綜上所述，蘇軾在詞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貢獻。他擴大了詞境，改變了詞風，開創了詞作的新階段，特別是開創了有別於傳統的婉約詞而自成一家的豪放詞，使宋詞展現出全新的面貌，而影響了以後許多詞人的創作。蘇軾，堪稱我國文學史上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堪稱我國詞壇上一顆光照千秋的巨星。

參考資料：

[1]唐宋詩詞賞析．張碧波、李寶[2]梅影笛歌．朱惠國、馬興榮[3]詞作精品賞析．葉桂剛、王貴元[4]中國文學史綱要．李修生[5]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呂慧鵑、劉波、盧達[6]宋遼金元文學史．羅斯寧、彭玉平[7]東坡樂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