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澤奇：作為社會責任的學術：費孝通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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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15/05/2032.html

2015年4月24日，費孝通先生逝世十周年。

　　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人口的城鎮化率不斷提高，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4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4.77%；經濟總量也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先生一輩子為之努力的願景，正在逐步成為現實。

　　然而，在中國社會科學界，伴隨著高等學校招生規模的迅速擴大以及各種科研規劃、學術發表的快速增長，卻似乎陷入了內在迷茫：學術發表成了沒有社會追求的目標；在國外學術刊物的發表甚至成了最高褒獎；適應國外學術界的問題也成為了提高學術地位的捷徑；與此同時，一些人（尤其是外國學者）順理成章地認為，中國的社會科學依然處於引進消化階段；中國學術前輩的研究精神漸被淡忘。

　　在此背景下，有人居高臨下地直問，「費孝通在學術上有什麼貢獻？」特別是「費孝通晚年在學術上有什麼貢獻？」

　　思考「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是費孝通晚年的核心社會關懷

　　如果把先生僅僅放在學者的小圈子裡，我理解提問者的意思，是指在社會學或人類學領域，他構建過什麼模型？提出過什麼理論或命題？但是，若把先生放在中國社會、放在中國近百年的發展歷史中，先生之於學術的貢獻，遠不是理論、命題、模型那麼簡單。

　　要理解費孝通先生的學術貢獻，尤其是他晚年的學術貢獻，首先要理解，每個國家的每個時期，學者的學術活動都有要面對的特殊問題，在不同的時期，還有不同的痛點。

　　事實上，我從先生晚年的學術活動和背景可以深切體會到，在經歷了 「文革」之後，20世紀後半葉，中國社會面對的最急迫的問題是「發展」。思考「發展」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便成為了先生晚年學術活動的核心社會關懷。

　　為了發展，政府運用「送出去、請進來」的策略，把中國需要的科技與教育人才請進來；同時，把優秀的人才送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學、科研機構去學習，希望他們學成後回到祖國來建設自己的國家。當然，這些人並不是中國第一批公費留學生。近代以來，中國政府就沒有停止過向外派遣留學生，費先生也是公派留學生。1935年他通過清華大學的中英庚子賠款留學考試被選送赴英國留學。

　　1938年，先生完成了他在人類學學科史上里程碑式的博士學位論文《江村經濟》。那時，國內全面抗日戰爭已經有一年多，先生可以留在國外，可他沒有猶豫，回到祖國，回到了沒有校園的大學，先後在西南聯大、雲南大學執教，並創辦了研究中國社會的工作站：魁閣。

　　在先生的學術生涯中，學術永遠沒有離開社會的追求。先生和許許多多的學者把中國的發展作為科技與教育的目的、作為自己一生的志業，就像先生自己說的那樣，「志在富民」，直接面對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需要。

用社會責任感把學術活動融入社會發展之中

　　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尤其是中國社會的發展，學者的學術貢獻可分為三個境界，一個境界為「技」、一個境界為「德」、一個境界為「道」。對有現代科學訓練的人而言，「技」的境界相對容易達到，達到「德」的境界難於「技」，而「道」則是更高境界。

　　「技」在於提供一個學科的理論、方法、技術，相當於一個學科的「磚瓦」構件。就社會學而言，學者的貢獻在於為人們理解社會提供視角、方法、技術，有貢獻的學者，是學科發展的磚瓦製作匠。在這個層次，從先生早年轉向本土研究的「人類學學科發展的里程碑」到晚年的社會科學「類型比較」、「適宜發展」等，不僅有貢獻，而且是基礎性的貢獻。只是先生沒有把自己的學術追求僅僅定位在這一境界。

　　「德」則在於提供學術在學術界的責任範疇，把「技」的意義，推廣到學科建設之外。就社會學而言，學者的貢獻不僅要建構理論、方法，也要為其他人群提供可茲借鑒的思想和方法。先生一輩子，經歷了幾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在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戰爭環境下，和同行一起，不僅守住了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更讓這些學科的成果變成了有志之士尋求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論依據，他晚年的《行行重行行》突破了《江村經濟》、《生育制度》、《鄉土中國》的學院氣息，把學術變成了中國改革開放學術活動的一部分，為中國謀求發展而做稻粱謀。

　　「道」則更在於把學術活動變成學者的社會責任。學術，不僅在於用「技」為學術群體謀理論、工具、發展，也不僅在於用「德」讓學術活動產生學科溢出效應，為其他社會領域發展作貢獻，更在於用學者的社會責任感，把學術活動融入社會發展的需要之中，為人類社會作貢獻。

　　如果當初先生在戰火中回國是為了中國的民族存亡，那麼，新中國成立後他為社會代言、在70歲以後仍堅持到中國社會經濟建設的第一線調查研究，為的則是一份學者的社會責任，是用自己的行動喚起更多學者的社會責任，讓學術履行社會責任。這應該就是學者學術活動的「道」吧。

　　先生一輩子的學術努力讓我們看到，他融入其中的學術活動與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密切關聯在一起。學術活動如果不承擔學者的社會責任，就遠離了「道」；學術活動如果不解決學術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就遠離了「德」；學術活動如果不解決本分和自律問題，就遠離了「技」；學術必須與學者生活的社會、國家的發展同呼吸、共命運。

　　如果說經濟發展通過引進技術、裝備可以實現，那麼，當代中國的學術，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發展，學習、引進「技」的部分是必須的，可要達到「德」、「道」的境界，則需要深植於中國社會的基礎，需要面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要求，更需要面對國家發展的要求。

　　在中國正在發生的社會變化中，學者們應該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也讓學術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而不只是滿足於構建模型、命題、理論，用「道」鞭策自己，用「德」約束自己，用「技」激勵自己，讓「技」為「德」，「德」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