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文化:除了「反哺」,還應有「跪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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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反哺」: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
「文化反哺」,是南京大學周曉虹教授提出來的一個著名概念,指的是在急劇變革的時代中,傳統的代際關係發生了顛覆,出現了由年輕一代將文化及其意義傳遞給年長一代的文化逆傳承現象。
周教授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老師,在課題上聆聽他的娓娓道來又高屋建瓴的講課,是我求學期間難得的智識享受,個人也從中受益匪淺。201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周教授的著作——《文化反哺:變遷社會中的代際革命》一書。近日,該書獲得了第五屆「陸學藝社會學發展基金會社會學優秀成果獎」,這是成立與2008年國內專門獎勵社會學領域教、學、研優秀成果的重要獎項,每兩年評獎一次,獲獎者都是在社會學領域做出特定貢獻的人,在此衷心地祝賀周老師。
從公開資料看,作為一個概念的「文化反哺」提法,最早出現在1988年。其時,正值改革開放十周年之際。隨著中國打開國門,擁抱全球,傳統的鐵板一塊的社會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各種新現象、新思想、新情感如同潮水般湧現。特別是,國門的打開,讓國人看到了母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巨大落差,這種落差通過包括影視、遷移、口耳相傳等方式投射到個體的認知上。新舊文化、中外文化在彼此接觸中相互碰撞、衝突、涵化。其中,由文化差異引發的文化震蕩,在代價關係上得到了最為顯著的反映。
文化震蕩中,保守的父親與激進的兒子之間的認知與觀念差異,幾乎成為中國家庭都必須要面臨的共性問題。經過短暫的親子文化震蕩的痛苦後,在中國「師夷長技」的趕超型現代化時代洪流的席捲下,對新文化、新知識、新現象更容易接受的子代,成為新時期文化的主角,代表了這一時期中國代際文化承繼中的新形象。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受潛移默化的影響,還是時代趨勢對傳統優勢的碾壓,在中國的代際文化傳承中,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這就是周曉虹教授提出來的「文化反哺」,作為新時代文化代言人的子代,開始以「文化逆傳承」的方式,對以父親為代表的親代文化進行逆襲。
「文化反哺」式的親子代際文化「逆傳承」,也在大量經驗事實中得到了證明。並且,這種文化逆傳承,不僅在技術層面可以觀察到,如,子代向親代反向傳授電腦知識、講解世界其他地區的新鮮與新奇等,還在思想觀念層面可以觀察到,即,子代的文化價值、文化傾向與文化立場,開始逐漸地侵蝕甚至取代親代過去數十年積累、沉澱下來的世界觀與認識論。
二、貢獻與局限:對「文化反哺」的反思
毋庸置疑,作為一種文化逆傳承現象的「文化反哺」,極為生動、形象地刻畫出了改革開放以來代際文化的新變化與新現象,特別是,通過「文化反哺」,親代也實現了「開眼看世界」,認識到了自身知識的局限。這無論是對於新時代中國文化的總體更新,還是對於親代融入世界、擁抱現代文明,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然而,「文化反哺」並不是新時代代際文化的全部。全球化與現代化背景下的新舊文化、中西文化、親子文化的接觸與互動,還有其他形態,即,在「逆傳承」的「文化反哺」之外,還有親子間斷裂式的文化衝突。事實上,不同文化,無論是在新舊、中西還是在親子維度上的再融合,其最終結果的形成,隱藏在其背後的是文化權力的較量與戰爭。
「文化反哺」,並非總是溫情脈脈的。相反,作為一種文化權力戰爭的結果,其在過程中卻可能是充滿動蕩與危險的。經驗已經證明,沒有一種文化,會拱手讓出自己的既有地位的。新文化,要想取代舊文化的地位,從來就沒有依靠單純的溝通與說服來實現。正如近現代以來,在文化場中,新文化的每一次進步,都是在與舊文化的艱難鬥爭才獲得的。文化逆傳承,本質上是關於文化傳承權力的一次反轉。子代,獲得了對新時代文化現象的定義權與解釋權,而親代卻只能選擇接受,並通過內卷化的涵化,讓自己接受新文化。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文化反哺」只不過是在代際文化權力關係中的一種結果,是一種較為成功的代際文化互動,儘管其背後或許是親代滿滿的委屈與痛苦。在代際文化權力關係中,除了親代妥協性的對文化逆傳承的接受後,同樣還存在的是事實就是,親代與子代在文化權力的鬥爭上,互不相容,彼此看不慣。這一現象,同樣可以在經驗層面能夠觀察得到。如,即使到今天,依然可以看到,特別是受「俄狄浦斯情結」影響,作為父親的親代,放棄自己的文化權威,全盤接受子代的文化逆傳承,依然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三、從「反哺」到「跪乳」:新代際文化關係的再平衡
正如周曉虹教授指出的那樣,「文化反哺」是改革開放後新舊、中西、親子文化震蕩的一種現象,是全球化與現代化背景在中國文化場中博弈的一種新景觀。作為一種現象的「文化反哺」,在文化劇烈震蕩與衝突的改革開放之初,具有極其鮮明的意義。特別是,從代際關係上看,其時親代的文化成分,主要是源自於建國後的主流意識形態,而子代的文化,則是「向西看」新文化的信徒。親代與子代之間,在自身的文化沉澱源頭上,具有明顯的差別,而這種差別,正是構成文化逆傳承的基礎。
然而,當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第40個年頭的時候,改革之初所出現的劇烈文化震蕩與衝突,如果不是不復存在的話,那麼在烈度與強度上,也是大幅降低。更為重要的是,40年的時間跨度,足夠一個新的代際的產生。事實也的確如此。那些在改革之初接受新文化洗禮的,大多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人,而現在,80後、90後已經從曾經的子代轉變為親代了。
新代際的產生,是一個具有典型社會學意義的現象,其影響同樣深遠。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處於改革開放40年節點上的新代際,早與改革開放之初的舊代際有著根本的不同:在改革開放之初,親代與子代,各自所獲得的文化,就像涇水和渭水一樣分明,來自於不同的源頭。而當下,親代與子代,他們所獲得的文化,基本上都來自於同一個源頭。親代與子代文化根底上的同源性,就意味著在當下,「文化反哺」式的逆傳承,已經失去了其曾經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文化反哺」的存在,至少需要兩個前提:
一是親代與子代在文化習得上的差異性。目前看,在當下,親代與子代文化上的差異,已經不是根本性的了,充其量是技術性的。
二是用以逆傳承的「反哺」文化具有自身的優越性。這也是在上一代人中,子代之所以能夠反哺,而親代之所以接受「反哺」的根源。放眼當下,子代文化自身的優越性,似乎也無法得到保證。如,近期在以00後為代表的子代中,「王者榮耀」變成了「王者農藥」,出現了多起因遊戲文化而造成的親子衝突悲劇。在這裡,子代所接受的文化,不但不先進,反而會對自身的身心健康有著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
事實上,之所以說,「文化反哺」在總體上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就在於其與改革開放的特定時空相關聯。「反哺」的基礎在於,選擇趕超型現代化之路的中國,在國家層面默認了西方文化的相對優越性與先進性。也正是國家層面的默許,才讓代表時間文化沉澱向度的親代文化,敗給了代表空間文化入侵的子代文化。
新的時代、新的格局,呼喚新的代際文化關係。尊老愛幼、孝敬父母,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長輩,也其自身的生活經驗,為晚輩提供指導,避免其走彎路。這是中國文化中的常態,而「文化反哺」這一文化傳承中的插曲,則是一種變態。
作為一種特殊時空背景下的變態現象,是時候退出舞台了,或者至少要將其限制在合理性的限度之內。縱觀當下,有多少案例是打著「反哺」的名義,在進行事實上叛逆。在具有同源性的當下親子代際文化中,「反哺」式的文化逆傳承,無論是在重要性還是在緊迫性,都大幅降低。
文化是一個歷史傳承,而歷史傳承,則主要靠代際傳承來實現。回歸常態的代際傳承,既必須又合理。在回歸常態的代際文化傳承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歸文化上的「跪乳」。
《增廣賢文》有言曰:「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作為子代,把自己習得的新知識、新技能,反哺給親代,確實是親子關係中的應有之義,但絕不是親子關係中的全部內容。
對於子代來說,對於親代文化同樣要永遠保留一顆「跪乳」之恩。之所以「跪乳」,不僅在於親代傳承下來的文化,是個人經驗與體驗的沉澱與積累,是去粗取精後的再選擇,同樣,親代對子代的文化傳承,在生物本能上,也是真誠的、無保留的。
以「反哺」來無視「跪乳」,既是對親代文化的侮辱,也是對親代情感的褻瀆。一個健全的親子代際文化,理所當然的是「反哺」與「跪乳」共存,特別是在總體上,要以「跪乳」為主,而不是「反哺」旗號下製造出來的代際文化衝突,甚至是子代對親代的文化挾持。唯如此,才能營造出一個連綿不絕,又不斷自我更新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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