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晚年為什麼不回紹興

兩年內三次到紹興，到紹興必不可少的內容是參觀魯迅故居。

最近一次到紹興是在2010年9月，匆匆忙忙又看了一遍魯迅故居。我邊走邊想，魯迅後來為什麼再也沒回過故鄉。1919年12月29日魯迅最後一次離開紹興，是為了變賣新台門周宅，接母親魯瑞和妻子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到北京居住。直到1936年10月19日去世，享年56歲，也就是說在他生命的最後17年里始終沒有回過老家。自從1927年10月魯迅和許廣平一直生活在上海，上海距離紹興，大概140公里左右，這點距離即使在交通不算髮達的當年，也不足以成為魯迅不回紹興的理由，這裡面一定有值得玩味的其它原因。

魯迅先生在《答〈戲〉周刊編者信》中說：「中國人幾乎都是愛護故鄉，奚落別處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這脾氣。」魯迅應該也和別人一樣，對自己的故鄉懷有深厚感情，他在後來的許多散文中總是回憶著少年時期在紹興的生活，但是他同時又在避諱著紹興，警惕著紹興，表現出一種與家鄉漠然隔絕的態度。甚至當別人問他的籍貫時，魯迅都不願意說自己是紹興人，而籠統地說是浙江人。

對此周作人曾分析過紹興人為什麼不喜歡「紹興」：「但是紹興人似乎有點不喜歡『紹興』這個名稱，這個原因不曾深究，但是大約總不出這幾個理由。第一是不夠古雅，于越起自三代，會稽亦在秦漢。紹興之名則是南宋才有。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但用吉祥字面做年號，妄意改換地名，這是很可笑的事情。第三是紹興人滿天飛，《越諺》也登載『麻雀豆腐紹興人』的俗語，謂三者到處都有，實際上是到處被人厭惡，即如在北京這地方紹興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認是紹興人；魯迅便是這樣，人家問他籍貫，回答說是浙江。」

事情果真這麼簡單嗎？紹興人真的名聲不好嗎？

當然不是，紹興自古為魚米之鄉、富庶之地，文化悠久、名人輩出，在全國同等城市中紹興的各項指標應該都是名列前茅，生於這樣的名城應該是一種驕傲，不可能因此而迴避。不錯，過去有「無紹不成衙，無徽不成當」之說，紹興是出過不少師爺，清代官署中的幕僚，紹興籍的人較多，師爺之名有時含有貶義。梁實秋當年在跟魯迅打筆仗時，曾就魯迅的籍貫加以諷刺，說因為他是紹興人,便「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梁實秋《關於魯迅》)這一點，正是魯迅所忌恨的。但是師爺畢竟是有一定地位、有一定文化的，不是所謂窮苦下層引車賣漿者流，這不應該是魯迅從感情上抗拒紹興二字的理由。

一般來說，一個人的少年經歷決定著他的人生走向，決定著他的性格特點。我們不妨從少年魯迅身上尋找原因。

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紹興一個官宦家庭，但在他13歲那年，祖父周介孚因科場舞弊案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去世，家境便迅速敗落下來。少年的魯迅經常出入藥店和當鋪。在《吶喊自序》中，魯迅談道：「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里……我從一倍高的櫃檯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檯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葯……有誰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家庭的敗落讓身為長子的少年魯迅背負了沉重的負擔，這當然給他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陰影,而造成他精神上的陰影又遠遠大於物質上的困頓。

在物質生活上，周家雖然敗落了，但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周家的敗落是和以前相比，生活上較之一般人家不會差很多。對魯迅來說，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打擊。周家過去在紹興應該說是聲名顯赫，這從周家新台門宏偉的建築規模上可見一斑。魯迅的祖父周介孚33歲(1871年)考中進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曾在京做官。在當年不大的紹興城，周家自然是受人尊敬的名門望族。但不幸的是祖父卻因科場舞弊案入獄，這在當時當地肯定是轟動一時的新聞，尤其是在重視讀書、文化氛圍濃厚的紹興，科場舞弊這種不好的名聲為家屬帶來沉重的精神壓力。祖父出事後逃到上海，魯迅到鄉下外祖父家避難，其後祖父自首，被判斬監候入獄，隨時有被處決的危險，父親功名不就，重病纏身，少年的魯迅一度生活在緊張焦慮驚悸的狀態中，他感受到的不僅僅是因為生活變故帶來的心理落差，更是精神上的壓抑。請注意這一句話：「在侮蔑里接了錢……」我以為，讓魯迅感到侮蔑的決不僅僅是質鋪里的夥計，也許還有周圍數不清的熟人，甚至親人，人們看他的表情是怪怪的，眼光是冷冷的，語調是涼涼的，世態炎涼對敏感的魯迅造成的傷害是刻骨銘心的，讓他「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正是在紹興，魯迅第一次看到了社會人生醜惡無情的陰暗面，於是產生了「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的想法。1898年，18歲的魯迅第一次離開家鄉，到南京求學，隨著他的成長，少年時代紹興生活留下的巨大陰影讓魯迅對故鄉在感情上產生了隔膜，這是後來他不願提起紹興、不回紹興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造成魯迅不回紹興的原因，我以為和他的夫人朱安有關。朱安也是紹興人，家庭富足，名門之後。他們的婚姻是由魯迅的親戚做媒，母親魯瑞做主。魯迅對這一段婚姻痛心疾首，稱是：母親送給他的禮物。當時魯迅正在日本，是母親將他召回紹興，魯迅身不由己扮演了新郎的角色。新婚之夜揭開蓋頭，他第一次見到新娘，不禁大失所望，眼前的朱安瘦小枯乾，面色黃白，尖下頦，薄嘴唇，寬前額。魯迅心裡的苦惱和憤恨是可想而知的。婚後的第四天，他便和二弟周作人返回日本。

在日本留學7年後，1910年魯迅回到紹興擔任師範學校校長，他這時的狀態是：囚發藍衫，喝酒抽煙，意志消沉，荒落殆盡，其內心的痛苦壓抑是可想而知的。他長期住在學校宿舍，儘管離家並不很遠，走路只需幾十分鐘，但魯迅每周只回家一次，主要是看望母親，對妻子朱安幾乎不聞不問，兩人形同路人。一旦有機會他一定會逃離家鄉，以躲避痛苦的婚姻。果然，1912年，他應國民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職，第二次離開故鄉。

對魯迅不喜歡妻子朱安，許多人為尊者諱，說是因為朱安是一個舊時代的女人，不識字，纏小腳，和魯迅沒有共同的志趣等等。但是最根本的我以為還是因為朱安不漂亮，缺乏女性起碼的魅力，朱安的外在條件，魯迅在婚前並非一無所知，但是他和朱安未謀一面，婚前也許還心存幻想。新婚之夜新娘的身材相貌讓他徹底絕望，這才是讓他遠離妻子的最主要原因。

這之後，魯迅在北京最終與許廣平相戀，兩人幾經周折，於1927年10月在上海共同生活。

魯迅在感情上從來沒有接受過朱安，這個可憐的女人為魯迅守了一輩子活寡。就兩人的婚姻而言，朱安無過錯可言，此中的是非我們不去管它，問題是，作為兩人的共同故鄉——紹興，另組家庭的魯迅如何面對，最明智的選擇只能是迴避。試想：魯迅的親戚朋友、同學鄉里，朱安的娘家親人等等都在紹興，假設魯迅回去，以他當時的狀況，自己或朱安的親友問起家裡情況，問起朱安，魯迅會如何作答，以魯迅的自尊自重，這個尷尬的話題實在是難以面對。

婚姻的失意，愛情的絕望，發生地都在故鄉，紹興成了他的傷心之地。

魯迅晚年不回紹興的再一個原因，我以為還與他的家庭、兄弟有關。

魯迅13歲時，祖父周介孚因科場舞弊案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死亡，家境迅速敗落，少年的魯迅經常出入藥店和當鋪。在《吶喊自序》中，他談道：「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里……我從一倍高的櫃檯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檯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葯……有誰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少年的魯迅一度生活在緊張焦慮驚悸的狀態中，他感受到的不僅僅是因為生活變故帶來的心理落差、經濟壓力，更是精神上的壓抑。請注意這一句話：「在侮蔑里接了錢……」我以為，讓魯迅感到侮蔑的絕不僅僅是質鋪里的夥計，也許還有周圍數不清的熟人，甚至是同族親人。父親去世以後，有一回家族聚議，重新分配房屋，親戚本家欺負魯迅家，要把壞房子分給他們，魯迅作為一房長孫，稱祖父還在獄中，堅決不肯簽字，由此引起一位本家長輩的厲聲呵責。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里記載過這件事：魯迅往南京前一年間「和本家會議本『台門』事情，曾經受到長輩的無理的欺壓。……魯迅系是智興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這次會議有些與智興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魯迅說須要請示祖父，不肯簽字，叔祖輩的人更聲色俱厲的強迫他，這字當然仍舊不簽，但給予魯迅的影響很是不小。」

1919年12月初，紹興老屋由新台門六房聯合出賣，魯迅接母親、朱安和周建人一家北上。年初的時候，他在給許壽裳的信中提及此事：「明年，在紹之屋為族人所迫，必須賣去，便擬挈眷居於北京，不復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來與紹興之感情亦日惡，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魯迅全集》第11卷，第358頁）變賣紹興老屋是因為「為族人所迫，必須賣去」，這裡面很可能與族人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魯迅居住的新台門都是他的本家親戚，卻也因為家庭的變故，變得冷酷和勢利起來，這不禁讓敏感的他對家鄉人產生一種感情上的憎惡。變賣新台門周宅，接母親魯瑞和妻子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到北京與二弟周作人同住於八道灣，他在紹興幾乎沒有情感牽掛與依戀之人，紹興自然沒有非回去不可的理由。

再說魯迅的兩個弟弟周作人、周建人，二人分別娶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姐妹，兩姐妹於1911年9月、1912年5月分別在紹興生活八九年之多，並各生育三個兒女。兄弟倆娶日本姐妹倆為妻，並且生兒育女，這樣的家庭在一百年前的紹興城肯定是轟動一時，備受鄉鄰親友關注的。可是，1923年7月魯迅、周作人兄弟失和，手足情斷；1925年三弟周建人也像大哥一樣，在上海重組家庭，拋棄了在北京的妻子。紹興不是魯迅一個人的家鄉，與三兄弟及其妻子家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回到紹興，自然無法迴避相關的話題，而這些家庭的重大變故及個人隱私，都是魯迅對家鄉親友不願提及的，索性不如避而不回，把紹興留在記憶深處。

痛苦的少年經歷，不幸的婚姻，難言的家庭變故，這也許才是魯迅不喜歡紹興、不回紹興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