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ID:sanlianshutong『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東京審判從1946年到1949年，是人類歷史上時間最長、範圍最廣、涉及罪犯人數最多的一次大審判。東京審判實際上是一個大範圍的廣義概念，東京的主法庭和亞洲各國的五十幾個分法庭共同進行的審判。但是這一場大審判，到目前為止，我們國人對其了解甚少，而且日本右翼這些年一直對其進行翻案活動。我們怒斥日本右派的翻案行為，但是我們的批判往往局限於喊口號。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因為我們對東京審判的過程太不了解，對它遺留的問題以及造成現在日本右翼的翻案，我們也太不了解。8月30日下午，「書店裡的大學公開課」邀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劉統教授為讀者再現東京審判和中國審判的歷史，講述審判的特點，分析歷史局限造成的遺留問題。下文為現場實錄。*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聯繫sdxxc@vip.sina.com書店裡的大學公開課（第四季）第二講：抗日戰爭與東京審判（下）時間：2015年8月30日地點：三聯韜奮書店地下一層主講：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 劉統1945年8月蘇軍出兵東北，美軍在廣島、長崎扔下兩顆原子彈，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發布詔書，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了，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當然要進行全面的清算和審判，要對德、日法西斯進行審判。早在1943年，英國倫敦成立了戰爭罪行調查委員會，當時中國也是參與者之一。可以說，從那個時候起，美、英、蘇、中幾個大國就開始謀劃戰後對德國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審判問題。東京審判從1946年到1949年，是人類歷史上時間最長、範圍最廣、涉及罪犯人數最多的一次大審判。我們說的東京審判，並不是我們從電影上了解的在日本東京設那麼一個法庭，東京審判的主法庭是審判甲級戰犯的。當時國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一共設立了10個法庭，分頭審判日本戰犯。所以說東京審判實際上是一個大範圍的廣義概念，東京的主法庭和亞洲各國的五十幾個分法庭共同進行的審判。但是這一場大審判，到目前為止，我們國人對其了解甚少，而且日本右翼這些年一直對其進行翻案活動。中日關係現在達到了空前的低點，我們怒斥日本右派的翻案行為，但是我們的批判往往局限於喊口號。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因為我們對東京審判的過程太不了解，對它遺留的問題以及造成現在日本右翼的翻案，我們也太不了解。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情況？主要就是當年國民政府審判到最後，宣布岡村寧次無罪。這樣的做法，極大地激怒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報紙、廣播上連續發表了兩篇聲明，一篇要求國民黨重新逮捕岡村寧次，另外一篇要求岡村寧次跟國民黨戰犯一塊兒審判。我們在建國之後可以說把東京審判，乃至民國審判一概否定，我們蒙起了自己的眼。對東京審判的研究長期以來在國內可以說基本上是空白，只有少數幾個人寫過少數知識性的介紹。直到這幾年，我們才突然發現，中日關係許多鬥爭的焦點，其實跟東京審判有密切的聯繫。所以我們現在是奮起直追，恢復對東京審判乃至對中日關係戰爭遺留問題的研究。今天我借這個講座給大家介紹一下東京審判是個什麼樣子，遺留了哪些問題，這些問題為什麼會給日本的右翼學者鑽空子，對戰爭罪行進行否認，一直影響到現在的日本政治和中日關係。
東京審判這件事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面對這樣一場國際審判，中國人可以說是毫無經驗，也沒有先例可循，怎麼辦？我們知道日本投降之後，當時根據遠東最高司令麥克阿瑟的命令，要對日本戰爭罪犯進行徹底的清算和審判。於是由美國來主持，美國、英國、蘇聯、法國、中國、紐西蘭、澳大利亞、印度等等國家，組織遠東最高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中國自從接受日本投降之後，一邊在遣返日本人員，一邊就開始籌備這場審判。應該說中國是受難時間最長、受害人數最多、戰爭損失最大的國家，對日本帝國主義充滿了刻骨的仇恨。國民政府當時從重慶遷往南京的過程中，就開始組織了戰爭罪行調查委員會和戰犯罪行處理委員會，由外交部、軍令部、軍政部等部門牽頭，組織國內的審判。但這件事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是歷史上的第一次。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們一直處於半殖民地的狀態，外國人在中國領土上橫行霸道，而且他們有治外法權，在上海租界犯了法，由人家國家的領事來處理，中國人不能抓外國人，更不能判外國人。面對這樣一場國際審判，中國人可以說是毫無經驗，也沒有先例可循，怎麼辦？當時國民政府的法官和籌備人員就開始重新學習國際法，一切從零開始，看看國際上到底是怎麼審判的，國際上到底有哪些法規。審判初期有幾項重大的籌備工作：一是組織審判機構，二是調查戰爭罪行，三是確定戰犯的人數和姓名。這三項大工作就花費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首先，戰爭罪行怎麼確認，我們沒有經驗。說句老實話，過去中國的法制是很模糊的，縣官一拍驚堂木，說殺就殺，過去開大會大夥振臂一呼說打死他就打死他。但對日本不能這麼審判，你得有依據，而且你這個依據要有國際公認的權威。結果中國的法庭首先尋找《日內瓦公約》，看它一次大戰時是怎麼規定的，然後我們就列出了三十多條罪名。但是這三十多條罪名，是從西方引過來的，未必都符合中國國情。因此，我們還要重新制訂我們自己對戰爭罪行的認識。經過反覆的醞釀，當時國內的法庭擬定了38條罪名：1.有計劃之屠殺、謀殺或其他恐怖行為；2.將人質處死；3.惡意餓死非軍人；4.強姦；5.擄掠兒童；6.施行集體刑罰；7.故意轟炸不設防地區；8.未發警告 , 且不顧乘客與船員之安全而擊毀商船或客船；9.擊毀漁船或救濟船；10.故意轟炸醫院；11.攻擊或擊毀醫院船；12.使用毒氣或散布毒菌；13.使用非人道之武器；14.發布盡殺傷無赦之命令；15.在飲水或食物中置毒；16.對非軍人施以酷刑；17.誘拐婦女，強迫為娼；18.放逐非軍人；19.拘留非軍人加以不人道之待遇；20.強迫非軍人從事有關敵人軍事行動之工作；21.軍事佔領期間有僭奪主權之行為；22.強迫佔領區之居民服兵役；23.企圖奴化佔領區居民或剝奪其固有之國民地位權利；24.搶劫；25.勒索非法或過度之捐款與徵用；26.貶抑貨幣價值或發行偽鈔；27.肆意破壞財產；28.違反其他有關紅十字會之規則；29.虐待俘虜或受傷人員；30.徵用俘虜從事不合規定之工作；31.濫用休戰旗；32.濫用集體拘捕；33.沒收財產；34.毀壞宗教、慈善、教育、歷史建築物及紀念物；35.惡意侮辱；36.強佔或勒索財物；37.奪取歷史藝術或其他文化珍品；38.其他違反戰爭法規或慣例之行為，或超過軍事上必要程度之殘暴，或破壞行為，或強迫為無義務之事，或妨害行使合法權利。這38條很生硬，其中有幾條，像襲擊醫院船、濫用休戰旗（你已經打出休戰旗來了，我還打你）。像這些行為都是英國在大西洋上常常遇到的，在我們中國很少有這一類的事。所以，中國人想來想去也不能全搬外國的，自己加幾條：第一，毀壞宗教慈善教育歷史建築物及紀念物，這個日本人在中國乾的可是多了。另外就是奪取歷史藝術及文化珍品，日本人對中國的文物特別感興趣，搶了好多。所以這些條目是中國自己補充的。這也反映了中國的法律學者第一次跟國際接軌，學習國際審判到底是怎麼做的。下一步就是按照這些罪名確認戰犯，誰是戰犯。國民政府當時就開會，這個工作跟美國是配合進行的，麥克阿瑟對日本的情況並不怎麼了解，至少不如中國人了解。所以，他要求中國國民政府拿出一個大名單來。中國政府當時反覆研究誰是戰爭罪犯。從1931年到1945年，歷任的日本首相、日本起主導作用的大臣都列為戰犯。像東條英機、廣田弘毅等，凡是擔任過首相的基本上都列為戰犯。還有像日軍的主要將領，如土肥原賢二、梅津美治郎等也都列為戰犯。中國在列戰犯的時候，還有幾個比較特殊的人物，我們當時也把他們列為戰犯。一個是大谷光瑞，吐魯番文書就是他搞的。這人是一個日本和尚，是宗教領袖，他從20年代就到中國來探險，當時敦煌文書被搶的差不多了，於是大谷光瑞就跑到吐魯番又找了很多文書，作為日本對中國敦煌學的一個最重要的發現者，在中國享有很高的名氣。而且大谷光瑞全中國各地去搜羅文物，都擺在他旅順的公館裡，結果1945年之前他破產了，只好把他所有的中國文物都做了抵押。等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大谷光瑞掠奪的所有中國珍貴文物他都沒帶走，都留在旅順的住宅里。所以，旅順博物館現在是我國地方上國寶最多的博物館，你們有機會都應該去旅順博物館看看。
大谷光瑞大谷光瑞怎麼會被中國列為戰犯呢？他不是一個簡單的探險家，他是披著宗教外衣的特務頭子。因為他深入中國內地最久，考察的地方最多，所以日本人非常尊重他。把他捧為情報界的元老。所以大谷光瑞是以特務頭子和文化特務的身份被列為戰犯的。還有一位日本的少佐，少校，叫甘粕正彥，也被列為戰犯。這個人官階這麼低怎麼也被列為戰犯？因為他是滿映電影製片廠的負責人。這個人在滿洲國把滿映給做大做強了。著名的影星李香蘭就是他一手栽培出來的。他當時在中國拍了很多電影，宣傳中日親善，對中國進行奴化教育，可以說是非常得力的。所以，國民政府把他也列為戰爭罪犯，屬於文化罪犯。後來蔣介石認為人太多了，甲級戰犯列這麼多的人，面太大，還是要縮小範圍。於是蔣介石親筆批了20個甲級戰犯，像東條英機他們這些人都在其中。國民政府跟麥克阿瑟溝通之後，沒把天皇列入戰爭罪犯名單。蔣介石還有自己的打算，另外一個人也沒有被列入戰爭罪犯名單，就是岡村寧次。這個名單報給了麥克阿瑟，麥克阿瑟也非常重視，但是麥克阿瑟接管日本之後，他有一個最重要的戰略目標，就是美國的遠東政策——不能讓日本滅亡了，反而要變成遠東最強大的基地和附屬國。所以麥克阿瑟就帶著如何讓日本儘快復興、跟美國結為盟友的任務來到日本。這裡涉及一個最大的問題，日本天皇怎麼辦？日本天皇是日本最高的元首和政策的決策者。你要說整個戰爭期間日本天皇都沒有罪，誰相信？什麼重大決策不是天皇做出來的？但是麥克阿瑟到了日本以後，最強烈的感受是，日本給美軍造成了那麼大的傷亡，但是天皇一發令，日本人就非常順從地投降了。麥克阿瑟說天皇真有權威，底下人要是不聽他的話，那我們美軍得付出多大的傷亡？許多人也給麥克阿瑟建議，最好保留天皇，給日本人留個精神支柱，日本國內才能夠迅速穩定，才不會崩潰，美國統治起來就便利了很多。麥克阿瑟到了東京，天皇裕仁主動拜訪他。這是日本天皇前所未有的舉動，天皇，都是別人去拜他的，他現在居然穿著一身西裝去拜麥克阿瑟。麥克阿瑟非常驚訝，想看看天皇到底是個什麼人。沒想到天皇見到麥克阿瑟說：戰爭結束了，真好啊，我們的國民也可以過上和平的日子了。至於以前的戰爭責任，完全由我一個人來承擔。天皇這種態度反而感動了麥克阿瑟，他從政治戰略的角度出發，認為保留天皇比審判天皇對美國更有利。所以，麥克阿瑟就作主，說不追究天皇戰爭責任，赦免，不讓天皇上審判台。但不讓天皇上審判台，其他人怎麼辦？東條英機他們這些人就說：既然天皇無罪，那我們就是去替天皇盡忠的人，我們替天皇去死。
麥克阿瑟與天皇裕仁國民政府跟麥克阿瑟溝通之後，沒把天皇列入戰爭罪犯名單。當時國內有強調的輿論要求清算天皇的戰爭罪行，但是蔣介石跟麥克阿瑟保持了一致。蔣介石還有自己的打算，另外一個人也沒有被列入戰爭罪犯名單，就是岡村寧次。岡村寧次是當時駐華派遣軍的總司令，他沒有別列入戰爭罪犯名單，那真是不可思議。但是蔣介石考慮到日軍投降之後，岡村寧次一聲令下，各個戰區都只向國民黨軍隊投降，沒有向八路軍共產黨投降，所以在這方面岡村寧次可是給國民政府幫了大忙。因為他的約束，百萬日軍乖乖的投降，而且還負責維持當地的治安，給國民政府的接收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所以，蔣介石就有心要赦免岡村寧次。所以在戰犯名單里岡村寧次也沒有在內。東京審判的籌備過程中，中國派出了一個工作班子，就是梅汝璈大法官、向哲浚檢察官等人。他們都是非常純正的學者兼法官，是以東吳大學法學院為班底，大部分都是東吳大學法學院出身的，可以說國際法方面，他們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所以，當時國民政府派去的東京審判的班子也都是精英。他們去了之後就積極開展工作，因為東京審判是一個漫長的籌備過程，你要取證，你要組織法庭，你要寫起訴書。光起訴書就好幾百頁，這些都需要時間。所以先自下而上，亞洲和中國各地五十多個法庭先開始審判。
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你們現在槍斃我，我固然沒有話說，但是我也希望你們去追究追究，到底是誰給我下的命令。中國法庭就在東京審判之前開始審判。怎麼審判？我們也沒有先例。在中國審判開始之前，美國人先給我們做了一個範例。麥克阿瑟也是有仇就報，東京審判還沒有開始之前，他就先開始把他的仇人一個一個幹掉，他最大的仇人就是「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山下奉文把麥克阿瑟可給打慘了，把美軍、英軍都打慘了。所以日軍一投降，美國立刻就逮捕了山下奉文，而且就在馬尼拉開軍事法庭。結果1946年2月第一個被處死的日本戰犯就是山下奉文，被處以絞刑。這個時候東京審判還沒開始，各地的審判也沒開始呢，但是美軍軍事法庭對山下奉文的審判開了第一個先例。然後美軍就在中國上海提籃橋監獄開了個軍事法庭，也是在中國審判之前就開始的。
處死山下奉文美軍軍事法庭審判我們叫做復仇審判，當時美軍來幫助中國作戰，還有美軍轟炸東京，從航母上起飛轟炸完飛不回去，怎麼辦？就跟中國達成默契，在浙江的金華機場降落。因為金華的山區是國民黨軍隊控制，還沒有被日本佔領。但是在轟炸的過程中，有的飛機就被日本打傷了，沒飛到金華；還有在武漢上空，美軍跟日軍作戰的時候也被日軍擊落了好幾架飛機，被俘了一些飛行員。被俘的那些飛行員分別在武漢和上海被日軍嚴刑拷打，然後被絞死。當時一共有十幾名美軍飛行員被殺害。1946年1月上海法庭就開始審判日軍，審判日軍直接的責任人就是當年審判美軍飛行員的這些日本軍官、法官和憲兵。美軍的審判是完全按照國際程序的，有檢察官的起訴，每個日本人還有辯護律師，法庭的庭審都是按照美國的庭審方式進行的。這對中國人來說倒真是很新鮮，因為我們中國人在審判的過程中很少看見這種正規的審判。上來以後先驗明正身，問你有罪沒罪，你不是說沒罪嗎，然後宣讀起訴書如何，法庭辯論，做的是有模有樣。美軍也是速戰速決，審，審完以後就判。槍殺美軍的日本憲兵被判處死刑，把美軍飛機打下來的部隊長官被判處死刑。所以在中國審判之前，美國的這些審判做的是乾脆利落。儘管它是復仇審判，沒有涉及日方對中國人的犯罪，就是審和美軍有關的犯罪；但這也給我們開了一個範例。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正式的審判了。國民政府在1946年初，在南京、上海、北平、瀋陽、濟南、武漢、廣州、徐州、台北，還有太原，一共設置了10個法庭。這10個法庭一設立，首先就開始調查罪證。北京檔案館公布了七百多份當年北平高等法院找老百姓調查日本的罪證，印成表格，舉報人姓什麼、叫什麼、住在哪、身份、基本情況，你舉報日本人什麼罪行，在什麼地方，最後你自己要具結，就是我發誓說的都是事實，如果不是事實甘願受法律懲處。還要有證人，誰能給你作證。結果這個表格發到了北平、天津、河北的這些郊區，當時收上來多少不知道，反正就知道現在北京檔案館還保存著大概有七百多份。這些檔案里，日本人什麼時候殺了我們家的人，日本人什麼時候搶了我們的東西，搶了多少，價值多少，可以說寫得非常詳細。但是當年廣州法庭的檢察官說，取證工作非常艱難。第一，時間過了好幾年，中國老百姓印象都不是很清楚。你說具體是哪一天發生的什麼事情，殺了你家什麼人，說不清楚；第二，戰爭期間，我們知道日軍在這犯下了罪行，屠殺了這麼多老百姓，但是當年的老百姓都跑了，都遷移了，現在再找當年的原始證人又非常困難。第三，中國老百姓不願意打官司，怕事，而且沒有法制觀念。你不可能讓一個沒有文化的人一下寫出符合法律規定的文書來。所以後來廣州的法官、上海的法官到處都在收集證據。上海的法官收集了四萬多份，廣州的檢察官收集了一萬多份，但是後來到了法官那裡一鑒定，說上海只有500份能用。有時間、有地點、有具體人名，具備這幾個條件他的罪行才能成立。可絕大多數中國人寫的狀子都是日本兵殺了我們家人，日本兵搶了我們家的東西——日本兵叫什麼，哪個部隊的，什麼時候搶的你們家的東西，都說不上來。寫的這麼模模糊糊，讓法官怎麼去抓人，怎麼去確認戰爭罪犯？這說明審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們就要能用多少就先用多少。先用中國人能夠具體舉證的，日本人姓甚名誰，什麼時候殺的我們家人，基本上都是憲兵特務。因為日本的這些憲兵特務長期在中國的一個固定城市活動，老百姓基本都認識，恨不得都像見狼、見虎一樣，都能叫出這個憲兵的名字。那這個憲兵必定是戰犯。所以，我們國家開始審判的時候，各個法庭開庭審理的第一案都是憲兵和特務，因為他們的犯罪最直接，中國人最能認出他們，而且好多日本特務還會說中文，跟中國人交往比較密切。所以一開始審判對象都是他們。
佔領南京的日本憲兵強迫中國男孩向他們行持槍禮結果法庭上慷慨激昂，老百姓哭聲一片。像常熟有一個憲兵叫米村，是班長，號稱「常熟之狼」，不知道害了多少中國人。一到法庭上審判，中國人憤怒控訴，要審4天才能把他結案、定罪、槍斃。所以一開始中國的審判也像復仇審判，因為老百姓能夠提供的證據就是這麼多，怎麼辦？你只能先就著這些證據審。把憲兵特務一個個綁赴刑場，那倒是大快人心，但是日本憲兵不服——怎麼我們就成了戰爭罪犯？濟南法庭槍斃一個憲兵，這個憲兵還是大學生。槍斃他的時候，他正了正眼鏡，系好風紀扣，說：我到中國來擔任憲兵，自然是罪有應得，但是槍斃我之前，我也希望中國政府學學日本的法律。我們憲兵是個職務，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上級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你們現在槍斃我，我固然沒有話說，但是我也希望你們去追究追究，到底是誰給我下的命令。記者把他的這些話都記錄在案，說這個憲兵的話也值得深思。東京審判開始之後，立刻就出現了問題。日本的辯護律師，首先就對法庭進行了反駁，說你這個反人類罪、反和平罪那叫事後法。這樣看，國內的審判一開始就不太上道，還在低層次上徘徊。東京審判的班子也很著急，於是為了東京審判搜尋戰犯的證據，東京審判的班子、美國的大檢察官、國防部組織了一個諮詢組，分頭巡視10個法庭。然後給各個法庭指導，我們應該把重點集中在什麼地方，我們應該怎麼審判。一個一個法庭去巡視，一個一個法庭去指導，使我們這些法官豁然開朗，上了一個台階。第一，知道我們的審判應該怎麼樣抓住重點，重點應該是針對日本的高級將領。第二，知道怎麼樣去配合東京審判，搜尋證據。1946年5月東京審判開庭，當時中國的梅汝璈法官作為四大國法官，是以首席法官之一的身份出席了開審。開庭審判二十多位日本甲級戰犯，一個一個坐到被告席上。但是這些人認罪不認罪？沒有一個認罪的，都認為自己無罪。於是美國大法官就開始宣讀起訴書，起訴書宣讀了一天半，兩個上午一個下午，長達上百頁。這個起訴書顯示了東京審判的水平，就給日本戰犯定了三條大罪名：第一，反人類罪。什麼叫反人類罪？這是從紐倫堡法庭審判得出來的，希特勒德國滅絕猶太人，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滅絕一個種族、一個民族，這叫反人類罪；第二，反人道罪和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反和平罪就是酷刑、拷打，殘酷壓迫勞工；第三，戰爭罪，就是在戰爭期間對軍人、俘虜、非軍人的殘酷屠殺虐待。這三條大罪名一排列出來，大方向就非常明確了，你看這一下就比我們國內審判的38條罪名大為集中了。所以，東京審判一開始能夠抓住大方向，就是反人類罪、反和平罪、戰爭罪。由這個大罪名去套日本戰犯，那就準確得多，就不會拘泥在一些細節上。
東京審判大法官這三個大方向是對的，但是審判開始之後，立刻就出現了問題。日本也有辯護律師，而且這些辯護律師法律水平也都是非常高的。他們首先就對法庭進行了反駁，說你這個反人類罪、反和平罪那叫事後法。法律最重要的一個依據就是事前法，就是我得先定這個罪名，然後你犯這個罪我才能判。比如說你偷盜、殺人這些都是事先我們《刑法》上已經有的，你犯了這些法，我根據《刑法》多少條判罪，這是法律最基本的原則。但是說你現在這些叫事後法，反人類罪過去國際法上沒有過。這一下就給我們的法官出了個大難題。你要是墨守成規按以前的傳統，你這個案子就沒法審。你控訴的、起訴的罪名都不成立，都不合法，所以日本的辯護律師是很會鑽空子的。我們的法官和檢察官就說了，希特勒德國屠殺猶太人，還有日本人對中國進行這麼大規模的屠殺，這在人類歷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正因為他們犯了這樣的罪行，我們才給他定這個罪，所以我們的事後法也是合法的。所以日本人後來就對這條翻案了，說那是勝利者的審判。什麼叫反人類罪？你們美國人倒是一下扔了兩顆原子彈，殺了我們20萬平民，你們是不是反人類罪？這是一個爭議的焦點。第二個爭議的焦點，那是東京法庭自己給自己造成的麻煩。天皇不追究罪行，追究這些戰犯的罪行，怎麼追究？於是檢察官就給他們起了個罪名叫「共同謀議」罪，就是說侵略中國、侵略東南亞、襲擊珍珠港都是你們這些日本甲級戰犯共同謀議的。這聽起來有道理，但是這些甲級戰犯立刻就紛紛反駁，說：我們沒有共同謀議，我們這些戰犯彼此之間都沒有什麼私人關係，而且我們所在政府也不是同一屆，我們怎麼共同謀議？他們說共同謀議是東京審判時迫不得已的說法。因為你不審天皇，所有的決策都是天皇的御斷，你把天皇放過了，怎麼把這些罪名加在甲級戰犯身上時，就用了共同謀議？事實上，他們彼此確實沒有共同謀議。在這方面，日本的右翼學者做了大量的翻案文章。我們中國學者一開始也是半信半疑，後來我們到日本去查檔案，他們說的確實在歷史上不是這麼一回事。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在幾次重大關鍵問題上，都是日本基層的一些軍官、一些狂熱的法西斯分子給你生米做熟飯，自作主張干出來的。「九一八事變」，當時的主謀有兩個，一個是河本大作，一個是石原莞爾。當時關東軍只有兩三萬人，石原莞爾他們就想以蛇吞象，就想攻擊東北軍。日本的政府和軍部都認為是不可能的：你們那幾個人怎麼就可能去攻打瀋陽、攻打東北呢？說你們這完全是軍事冒險。結果石原莞爾當時就表現了強大的魄力，他就敢幹，他就說我們去沖一衝東北軍，我看他東北軍到底會怎麼樣。所以這完全是底下這些參謀，像石原莞爾、河本大作、土肥原賢二這些人搞起來的。等搞起來以後，他們衝過去了，你說後面的關東軍跟不跟？後面的關東軍跟著衝上去了，他就成功了。所以，在日本侵華戰爭的初期就出現了一個特殊的情況：以下犯上。下面一些狂熱分子幹起來，強迫日本政府和日本軍部實施。石原莞爾在「九一八」成功了佔領了東北。下一步日本要侵佔華北，策劃「七七事變」，石原莞爾卻是極其反對的，認為：我們佔領東北已經夠了，對日本已經有很大的利益了，你們現在侵略華北，以後戰爭將變得不可控制。日本不但不得益，反而會受害。
石原莞爾結果又輪到板垣征四郎這些人要衝一衝，於是他們的冒險又成功了。所以你看每一次下邊一打起來，上邊的外交部、首相府都表示不能再擴大了，不能再前進了。同樣，全面戰爭爆發之後，「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當時日本的目標就是佔領上海，佔領上海之後，然後跟國民黨談判。但是淞滬會戰，日本取得成功之後，當時日軍的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就自作主張，他說我要打到南京去，要徹底地滅亡國民政府，讓中國全面的投降，結束對華戰爭。日本政府都覺得我們兵力不夠，國民黨的軍隊還那麼多呢，你有勝利的把握嗎？結果松井石根就堅決的冒險，堅決的突破。日本政府說你打到蘇州；打到蘇州，松井石根又突破，一直打到了南京。
松井石根受審由於一次一次都成功了，所以日本的政府和軍部就默認了。結果現在一說共同謀議，日本戰犯和律師都說沒有這回事。我們一個同事在日本留學了十來年，寫了本書研究這個問題。他回到北京來開會，宣讀他的論文，結果中國的學者都憤怒了，群起而攻之。說你是不是漢奸？你是不是在替日本鬼子說話？他非常委屈，他說我看了檔案，是這個樣子。這次國際審判，確實共同謀議的證據不足，但是日本侵華一步一步的方針都是天皇御斷的。最後天皇不是縱容了日本軍部嗎？日本軍部不是壓倒了日本政府嗎？然後不是對中國進行了全面的侵略嗎？但是我們說這個罪行你得一個一個的具體算，這樣的話你才能清算每一個具體的日本甲級戰犯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對東京審判是一個極大的震撼。「共同謀議」在法庭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但是中國審判對東京審判最大的配合就是南京大屠殺的問題。這一問題後來成為東京審判的最大證據，即日本反人類罪、反人道罪、戰爭罪的最大證據。當時在東京審判的過程中，南京國防部法庭（最高法庭）下了很大的功夫，到處去尋找證據，去挖萬人坑。當年日軍進入南京之後進行了好幾天的大屠殺，當時南京遍地屍首，到處都是死人，到處都是一副慘狀。這個時候日本政府就著急了，說我們佔領南京，那是為了將來在中國實行有效統治。這麼殺人，第一，我們在中國能鞏固得住嗎？第二，國際輿論不得把日本罵個狗血淋頭？我們在國際上都孤立了，還怎麼實現我們侵略東亞的戰略方針呢？所以緊急要求恢復秩序，派來大量的憲兵維持城內的秩序。松井石根解釋：我當時在蘇州養病，南京大屠殺的事情我不了解，但我知道了這些敗壞軍紀的事情以後我也很痛心，馬上制止。但日本政府還是把松井石根免職了，讓他回日本當顧問去了。
國防部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尋找南京大屠殺證據南京大屠殺的過程，日本後來是有後悔的表現，也有整肅軍紀的表現，但這些都不能掩蓋既成事實。就是你殺了中國人民，是不是殺的血流成河，是不是對中國的婦女進行殘暴的屠殺和蹂躪？當時政府是找了大量的罪行，最重要的罪證就是在1939年出版的一本書，叫《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這是1939年南京大屠殺之後兩年在武漢出版的。作者是一位英國人，叫田伯烈。這是一個外國人寫的書，總是客觀的了吧？總是沒有話說吧？所以，在這本書里許多原始資料是國際上第一次看到的。比如說屠殺的罪行，當時這些照片，都不是中國人能拍的，這都是因為當時外國人有豁免權，日本人沒敢跟西方人翻臉，所以這些傳教士、記者還能夠到處拍照片。可以說，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對東京審判是一個極大的震撼。
《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內頁我們國內審判在南京大屠殺的審判上也是最下功夫的，也是最集中精力的。南京大屠殺的審判過程，把這些罪行罪證全部傳到東京審判的法庭，對東京審判是一個極大的促進。在東京審判的過程中，我們也抓住了兩個集中的案例，一個是日軍的谷壽夫，谷壽夫作為進入南京的四個師團長之一，他作為南京大屠殺的主犯受到了應有的審判。最後我們公布了谷壽夫的起訴書和判決書，說他手下的士兵進行了怎樣的屠殺，、然後宣布處以死刑。谷壽夫就在南京給槍決了。這是我們自己找的證據，我們認為作為進入南京的四個師團長之一，他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谷壽夫死刑現場另一個是東京審判的工作班子找到的，東京審判的工作班子在日本翻報紙來尋找審判的罪證。結果突然看見東京的《每日新聞》有一個追蹤報道，叫「百人斬」。兩個日軍少尉，他們兩個人在南京比賽，看誰先殺100個中國人。這個記者就從蘇州開始報道，到常州、到無錫，一直到南京，最後報道說向井殺了106個，野田殺了105個，然後哈哈，你比我多殺了一個。於是就把他們兩個人「百人斬」競賽的新聞全都登在上面了，南京法庭認為這是很重要的證據。這兩個傢伙已經作為日本投降的士兵遣返回國，回老家當農民去了，通過美國的憲兵要求引渡。美國的憲兵真賣力氣，一直到鄉村老家把這兩個人逮捕，逮捕以後送回東京法庭來審判。結果向井和野田一上法庭大呼冤枉，說這是假新聞，我們當時是想當英雄，所以吹大牛，我們根本沒殺那麼多人。當時中國的法官怒斥，說：你們胡說，你們這個報紙也不是個小報，是個大報，而且你們兩個人也不是一天冒出來的，而是連續的報道，你們怎麼可以抵賴罪證？於是宣布這兩個人罪大惡極，判處死刑，在中國憲兵的押解之下，到了南京城外。臨死的時候，他倆還高呼天皇萬歲，都被槍斃了。
參與「百人斬」的向井和野田死刑現場國民政府在1947年6月給10個法庭下了一個包括261名日軍將領的名單，包括他們的姓名、將階、所屬部隊、所犯罪行等等，但是這個名單下的太遲了……南京大屠殺當時重點的典型案例，一個是谷壽夫，一個就是百人斬。在南京大屠殺的審判帶動之下，中國的審判就逐漸走向了高潮，走向了正軌。重要的是對高級戰犯進行審判。我們當時審判的重點就是將級軍官。在這方面，廣州法庭做的相當好，他們從一開始就抓住了最主要的戰犯，就是華南派遣軍的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將。田中久一中將是侵略華南的首要戰犯。當年日軍佔領台灣時，他是台灣的總督，然後侵佔了深圳。日軍是從大亞灣（今天深圳核電廠）登陸的，然後佔領廣州、廣西，再佔領湖南，跟北面的軍隊會合，進行湘桂會戰。田中久一的取證也非常的困難，日本人在投降之後把所有的證據都毀掉了。因為他們在向國民政府投降的過程中有兩個月的時間，可以把檔案都徹底地毀掉，什麼作戰命令、作戰日誌都沒有。怎麼審田中？我們就從他底下的罪行開始挖。比如說田中當時要進攻湖南，命令部隊籌糧，這些日軍就跑到了開平。開平那有很多的碉樓（《讓子彈飛》就是在開平拍的），老百姓就把著碉樓不讓日軍進去。日軍炸開碉樓，把老百姓拖出來，在碉樓外面屠殺了一群。這本來是他們一個掘本大佐指揮的部隊，但是廣州法庭認為田中久一是首席指揮官，就應該承擔這起屠殺的責任。審到半截，美軍法庭又把田中抓到上海去了，說田中對迫害美軍飛行員也有責任，要在美軍法庭審判。廣州法庭堅決不同意，說那是小罪——這就體現了我們的法律自主權，不能樣樣都聽美國的，張發奎擔任行營主任的時候，這個民族氣節是有的。結果又把田中抓回來了，審了十幾次，在大量罪行面前，田中不得不承認日本的國家政策出了問題，自己犯下了這些罪行，感覺到非常遺憾。但是考慮到戰後投降非常平穩，也一直在維持廣東的社會治安，希望法庭對他寬大處理。最後進行了14次庭審，判處田中久一死刑，而且就在廣州執行。谷壽夫中將和田中久一中將，都是在中國本土被槍斃的官階最高的日軍將領。
槍決田中久一國民政府在1947年6月給10個法庭下了一個大名單，是一個包括261名日軍將領的名單，姓名、將階、什麼部隊的長官，犯的罪行應該是哪些，對中國哪些城市製造了轟擊，製造了哪些慘案……但是261人名單下的太遲了，1947年6月才下，當時各地的庭審已經進行了一年半，而且國民政府說要1947年底基本收尾，因為當時國共戰爭打起來了。國共戰爭打起來之後，像瀋陽、濟南、徐州法庭基本上都審不下去了，城市都朝不保夕了。說抓緊時間，這一抓緊時間，倒是最後半年把重點集中在日本將級官員的戰犯身上，但是時間來不及。你不可能有那麼多的時間去收集證據了，所以當時在南京和上海法庭就開始突擊審訊，把監獄裡關的這些現有的將官，趕緊抓出罪行來審。這樣，經過最後突擊審訊，判了二十多個將領，但基本上就沒判死刑。到了1947年底1948年初，國共戰爭打的越來越厲害。國民政府只好陸續宣布這些法庭關閉。已經判的和沒有判的日本戰犯統統送到上海提籃橋服刑。到了1949年3月，解放軍馬上要過長江了，蔣介石也下了野了，李宗仁在和談，實在顧不上這些日本人，於是用一條船把大陸上在押的所有日本戰犯，不管是判刑的還是沒判刑的全部交給美軍送到日本去。所以國民政府的審判從1946年初到1948年初一共是審了兩千四百多人，一共是判了兩千三百多人，死刑是判了149人，執行了145人，因為有幾個將官病死在監獄裡。石美瑜等人簡直是有口難言：我本身是審判他們，結果要做無罪判決書。這些法官挖空心思，最後在1949年初給岡村寧次起草了一個無罪判決書。這應該說是不小的成績，特別是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中國作為戰勝國，第一次行使獨立的司法主權進行國際審判，對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主權都是一個歷史鼓舞與貢獻。對10個法庭的法官所做的努力，在歷史上我們是應該給予肯定的。但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法庭審判沒有絕對正義的，也沒有絕對不受影響的審判，還是要受到政治的制約。首先，蔣介石要跟麥克阿瑟同步，要跟美國的政策同步。麥克阿瑟為了讓日本復興，除了赦免啊天皇之外，麥克阿瑟還要求盡量縮小打擊面，盡量少判或者是輕判。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的法庭最後就成了虎頭蛇尾。而且國軍政府的法官最後做了一些總結，說我們的審判進行的非常艱難。第一，取證艱難，因為日軍沒有檔案了，我們只依靠老百姓來收集證據，但是老百姓又不具備法律知識，戰爭年代的事情，你說我逃難的時候我能知道後面追我的日本兵姓什麼叫什麼嗎？根本不可能知道。結果日本人在監獄裡狡猾抵賴。當時有好多日本戰犯、日本軍人，我們是搞不清身份的，於是叫他們自己填表：你到底是誰，姓什麼叫什麼，哪的人，什麼官階。他們就在上面做假，明明是校官的就說是尉官，這樣張冠李戴、偷梁換柱的事情非常多，而且在關押的時候，這些日本人還保持著當年軍人的姿態，下級對上級依然是畢恭畢敬，互相通氣、串通情報。所以法官說因為我們的人道主義給了日本的戰犯很多空子可鑽。而且因為你的證據不足，所以日本戰犯在法庭上都不認罪。最典型的是谷壽夫。谷壽夫在法庭最後宣判他的時候，態度表現的很從容。谷壽夫說我是最後一個進入南京的師團，前面師團的犯罪我並不清楚。我進了南京之後，我對部下的約束是嚴格的，但是如果部下出現了那些不幸的事件，我可以承擔責任。於是他們犯的罪行就由我來承擔責任好了。把自己塑造成一個非常壯烈的形象，表示我承擔責任去死，但是我本人並沒有犯罪。台灣作家王鼎鈞當時在南京現場當憲兵，他寫的回憶錄有這麼一句話，讓我感受非常深刻。他說：國民政府的審判殺了日本人的身體，沒有殺掉他的靈魂，他不認罪。國民政府審判到最後，出現了兩個很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太原審判。太原審判當時是閻錫山來進行審判的，閻錫山回到太原之後，就有個小心眼。他說我要守著太原，根本就不是共產黨的對手，就我這些兵能打過共產黨嗎？我要想守住太原就得藉助日本人。當時駐太原的是華北派遣軍第一軍，軍長澄天徠四郎中將。閻錫山一回到太原就跟日本軍官說你們能不能留下來，幫著我打仗？澄田等人說不合適吧，我們得回國。閻錫山威脅道：第一，你回國也沒有好日子過，家都給炸平了，回國就是窮光蛋；第二，你還要受戰爭審判。你在我這兒隱姓埋名，當我的顧問，我給你優厚的工資待遇，保證比你回國好。這樣澄田就答應了，當上了閻錫山的顧問。當時他的第一軍里假遣散，走了一撥人，精銳留了三千。這些人當了閻錫山部隊的機槍手，炮手。閻錫山的部隊戰鬥力一下就增強了，後來1948年徐向前打太原怎麼也打不下來，毛澤東說算了，我們在進行平津戰役，太原先放一放吧。結果閻錫山就坐著飛機逃跑了。平津戰役結束後，四野再回過頭來幫助徐向前打太原，等到清點俘虜時，發現機槍手、炮手都是日本兵——嚴懲不貸！把這些日本兵都抓到河北邢台一帶的河北農場改造去了。
為閻錫山作戰的日軍螞蟻部隊新中國審判日本戰犯為什麼要在太原設法庭？主要是審判閻錫山留下來的那些日本顧問。閻錫山的這些日軍在日本有個綽號叫「螞蟻部隊」。「螞蟻部隊」替閻錫山打仗，你說閻錫山能審他們嗎？所以太原法庭整個走了個過場，就沒正經審判。最重要的是對岡村寧次的審判，頭號戰犯岡村寧次怎麼辦？南京法庭一直沒有讓岡村出庭，就是想保他。最後國內輿論實在是逃不過去，岡村也得受審。於是蔣介石命令南京法庭的庭長石美瑜少將，說你給我起草一個岡村無罪的判決書。石美瑜等人簡直是有口難言：我本身是審判他們，結果要做無罪判決書。這些法官挖空心思，最後在1949年初給岡村起草了一個無罪判決書：本案被告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軍統帥之命，充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各大會戰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壽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殺，均系發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與被告無涉（酒井隆、谷壽夫業經本庭判處死刑，先後執行在案）。且當時盟軍已在諾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島先後登陸，軸心既形瓦解，日軍陷於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時止，閱時八月，所有散駐我國各地之日軍，多因鬥志消沉，鮮有進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該被告乃息戈就範，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跡其所為既無上述之屠殺強姦搶劫，或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等罪行，自不能僅因其身份系敵軍總司令官，遽以戰罪相繩。至於在被告任期內，雖駐紮江西蓮花、湖南邵陽、浙江永嘉等縣日軍，尚有零星暴行發生，然此應由行為人及該轄區之直接監督長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原四郎等負責。該落合甚九郎等業經本庭判處罪刑，奉准執行有案。此項散處各地之偶發事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有犯意之聯絡，自亦不能使其負共犯之責。綜上論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法國際公法之行為，依法應予論知無罪，以期平允。這一下就讓輿論大怒，岡村1924年開始來的中國，在關東軍當參謀，在華北派遣軍當總司令，特別是對共產黨、八路軍，岡村是最大的對手，最大的敵人。他的「五一大掃蕩」，殺了多少中國人，把共產黨整到多慘的地步，難道這都不算事嗎？所以這個判決書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也完全是出於政治考慮的。
岡村寧次受審中國審判結束之後，東京審判也進行了最後的判決。經過漫長的審訊之後，當時重點在幾個重要的戰犯身上：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這些沒話說。東條，日本的首相、陸相，侵華和侵略太平洋戰爭的主要戰犯。木村兵太郎，緬甸殺害英軍的戰犯；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責任者；板垣征四郎，侵佔中國華北的急先鋒。（下圖中）到武藤章為止，這7個人判處絞刑。這裡覺得好像最冤枉的就是廣田弘毅，廣田弘毅是文官，是外相，怎麼文官也判死刑，也是戰爭罪犯？其實侵略中國的基本國策以及對中國的交涉，都是廣田弘毅進行的，促成汪精衛偽政權成立也是廣田弘毅，所以也判他死刑。
宣判之後，一個一個的執行，結果11個大法官中有一個印度法官波爾，他出來插一杠子。波爾在東京審判自始至終的過程中都是跟大法官們唱反調的。11個法官，這個印度人就是跟你作對。波爾為什麼會作對？第一，日本人沒打到印度，印度對日本沒有直接的仇恨。第二，波爾最恨的是英國、美國等西方殖民者，特別是英國，他記的仇恨非常多。所以波爾來了以後那是替日本人說話的，專跟英國人、美國人過不去。波爾自己在工作之餘——這兩年的時間他可真辛苦——寫了一千多頁的反判決書。就是對東京審判的審判判決提供自己的反對意見，寫了一千多頁。他的主要觀點是兩點：第一，你是事後法，不合法，按國際法應該是事先法；第二，既然天皇無罪，那麼這些日本被告全員無罪。他這話一出是輿論大嘩，梅汝璈恨的咬牙切齒，說印度法官專門是唱反調的。結果日本人對波爾倒是感激不盡。在靖國神社給波爾立了塊紀功碑，安倍去年到印度訪問，專門看望了波爾的孫子，對波爾表示深深的感激。
波爾你說東京審判出了這麼個人……但是確實說明從法律審判上被人抓住了辮子。所以最後就宣布把這7個人判處絞刑，一個一個判處之後，火化，本來骨灰應該扔在海里。結果當時行刑的時候，有日本的右翼分子認為這7個人是替天皇去死的，是烈士。於是背著美軍偷梁換柱，把7個死刑犯的骨灰偷了一部分出來，最後葬在山上，叫殉國七士墓。所以在戰後，特別是70年代日本崛起之後，日本也富了，腰杆子硬了，對戰爭罪行的否認、翻案就越來越密集。我們看看日本右派在否認戰爭罪行的時候做到了多麼艱苦細緻的考證工作，相比之下我們除了一通臭罵之外，又做了多少艱苦細緻的工作？最大的否認是什麼？就是日本的右翼學者用了很多考證，證明這個沒有、那個沒有。你怎麼去反駁他？你怎麼證明有？他抓住了你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你沒證據。因為日本人在侵略各地的戰爭檔案全都銷毀了，特別是在中國戰場上。你沒檔案，你怎麼跟他較勁？日本人在翻案的過程當中首先針對南京大屠殺，先翻南京大屠殺的案。日本學者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你說南京大屠殺殺了30萬，數字哪來的？你給我拿出證據來。東京審判的判決書上說南京大屠殺殺害中國軍民二十餘萬。南京法庭判決谷壽夫的時候說南京大屠殺殺害軍民30萬人，然後在南京大屠殺的紀念館上就刻了個30萬，日本學者就抓住這一點，30萬哪來的？日本學者又分成了幾派，一派叫虛構派，說南京大屠殺完全是虛構的，根本沒那麼回事。另一派叫小屠殺派，說南京大屠殺殺了多少人？5萬人到7萬人。為什麼會有5萬人到7萬人，說我有證據。南京大屠殺當時殺人的時候滿地的死屍，需要人去埋，於是日本人雇了兩個中國的慈善團體，讓這兩個團體的中國人每天去挖坑埋人，挖完了坑埋完了人，你去找日本人要工錢。所以每天都有呈報單，這麼一統計不到7萬人，這就是能出來的證據。還有我們為什麼要南京大屠殺呢？主要就是你們中國人不仗義。你們中國士兵沒有戰鬥到底的武士道精神，你們中國士兵都換上了便衣，跑到老百姓里朝我們打冷槍，你們這不是戰爭行為，我們在南京內搜捕「便衣兵」才造成的大屠殺。這還變成了日本人有理了。要說有點良心的是這小屠殺派，但是日本學者沒有一個人承認30萬的證據是確鑿的。日本人做的更細緻的就是調查「百人斬」。日本有一個名記者叫本多勝一，本多勝一在80年代中日友好的時候來過南京，於是他說在這個地方曾經發生過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把當年的電影影像就擺上去了。然後說到了「百人斬」，結果向井的女兒就在日本的法庭起訴本多勝一，說他造謠。於是有一批日本右翼學者就給向井的女兒撐腰，他們進行了詳細的考證，說向井是團部的參謀，野田是炮兵少尉。他們兩個一個在機關，一個在炮兵，他們不可能衝到一線去殺人，身份不相符。如果你要說他們是步兵的排長、班長，這倒有可能，他們兩個都在後方。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日本的戰刀殺不了那麼多人。日本右派做試驗，砍牲口的頭，一刀下去，熱血再加上骨頭，說砍二三十個頭這個刀就卷刃了，就殺不動了。而且向井的女兒還找了野田同村的一個證人，當年是個五六歲的小孩。五六歲的小孩看見野田回來了，崇敬地說野田叔叔你是英雄，你能殺一百個中國人，野田是假的，我只殺了五六個中國人。這是活證人。結果搞的日本法院也非常尷尬。那會兒中日友好，結果你在這兒翻「百人斬」的案，怎麼辦？最後日本法庭只好宣布「百人斬」這件事確實是報紙上的報道不足為證。但是也不能否認野田和向井沒有殺過中國人，只不過就是幾個人和一百個人的問題。現在訴訟時效過了30年了，所以不予受理。來了個不了了之。結果日本右翼更來勁了，他們跑到英國去了，找田伯烈的祖墳去了。你不是寫了《外人目睹日軍之暴行》嗎？找田伯烈的墓碑，看看他到底是幹什麼的。結果墓碑上刻的簡歷說：1939-1944年間，他曾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顧問。好，你田伯烈不是個純粹的記者，你是為國民政府做事的，所以你們的證據是偽造的。我們看看日本右派在否認戰爭罪行的時候做到了多麼艱苦細緻的考證工作，相比之下我們除了一通臭罵之外，我們又做了多少艱苦細緻的工作？
田伯烈這樣日本右翼不斷地翻案，中國人也得反擊。首先，我們最近這些年發現了《拉貝日記》，拉貝是德國納粹黨駐南京的頭目。他在南京大屠殺過程中親自記載了許多的日軍暴行。還有美國記者馬吉，當時是在大樓的頂上，冒著生命危險拍錄像，說打死人了，拉走了婦女。最後是他的後代在美國發現了這個膠片，捐給了中國，收藏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所以我們到現在為止才去跟日本的右翼作鬥爭，但我們顯得過於勢單力薄。比如說這位美籍華人姑娘張純如，祖上是中國人，她在美國長大。她在檔案館裡突然看到了南京大屠殺的材料，她說世界上還有這樣的罪惡嗎？於是張純如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寫了一本《南京暴行》。這本英文書當年在美國成為第一暢銷書，名聲大噪。日本學者群起而攻之，幾十個學者圍攻張純如，他們抓住張純如最大一個弱點，就是張純如是學文學出身，不是學歷史出身，所以她在記錄過程中有很多是想像的，有很多是文學描述的。日本學者說這個地方敘述不準確，那個地方敘述不正確，提了一百多處硬傷，全面否定張純如這本書。張純如在這種圍攻下，最後得了抑鬱症，開槍自殺了。
張純如所以今天談到東京審判，再看看日本國內這種不認罪和右翼的種種行為，特別是靖國神社。靖國神社裡邊把東條英機供奉起來，當做他們國家的烈士來紀念。這就是我們絕對不能容忍的，而且參拜靖國神社的這些老鬼子依然還在懷念他們當年的場景。我到靖國神社去看，東條英機為什麼供在裡面。結果人家就跟我解釋，說我們日本人的觀念，是一個人生前再作惡，他只要是死了，過去的罪惡也就一筆勾銷了。東條他們這幾個人屬於死於非命，而且他們又是替天皇殉國的，所以日本右翼最後決定還是要把他們供在裡面。但是東條的牌位真的不顯赫，我找了半天，結果東條就跟這些日本兵、女護士在一起。靖國神社裡供的照片最大的是誰？柏林奧運會的日本運動員，得了獎牌，又去從軍，戰爭中死了，他們的照片倒是單獨的，好大的個兒，那算是名人。但是你日本首相去參拜，那就說明了你的一個態度。我們中國人不管你那一套價值觀，我們認為你這就是賊心不死，你這就是對戰爭不承認罪行。
靖國神社內供奉的照片
日本右翼參拜靖國神社為什麼不承認戰爭罪行？因為在日本人頭腦里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你中國人沒有打敗我，是美國人、蘇聯人打敗的我，所以我不服，不服就跟你中國人較勁。所以，日本的這種態度可以說是一直就有，但是我們過去沒有特別的關注。像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來中國準備恢復邦交，那是抱著友好的態度來的。結果田中來了之後，對周恩來說日本在歷史上給中國「添了麻煩」，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周恩來臉色一變，說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造成那麼大的危害、罪行，難道僅僅是「添麻煩」嗎？田中說這是我們的敬語，「添麻煩」就是我們的過錯。周恩來給他留下八個字，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說句老實話，我們中國當時是要跟日本友好，是希望能夠開放，打開國門，需要日本的先進技術，需要日本的經濟援助。所以，我們本著這個大原則，在小問題上，在追究日本的罪行問題以及索賠問題等方面，我們的都讓了一步，沒有索賠，也沒有把日本戰爭罪行道歉寫入聯合公報。鄧小平訪問日本的時候，主張是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這樣使中日不再戰。在和平條約里強調中日永遠不再發生戰爭，這都是在中日友好的時候。還有一個大前提，就是日本人發中國財的時候，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的錄音機、照相機、電視、冰箱、洗衣機充斥中國市場，那是日本最發財的20年。所以他們可以對中國友好，因為他們有利可圖。等到風水輪流轉，中國到90年代經濟強大起來，不但日本經濟停滯了，而且中國反而順差了，向日本出口，把日本的市場擠掉了。所以日本就開始不平衡了。在這個大趨勢下，嫉妒中國的崛起，嫉妒中國的發展，所以日本人的島民心態和右翼就開始越來越上升了。我們今天才開始認識到東京審判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過東京審判的研究，我們才能跟日本具有對話的能力。所以，上海交通大學成立了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第一步就是把日本的原始史料全部影印過來。東京審判的庭審記錄80卷，檢察官的記錄50卷，到底是怎麼說的，到底是怎麼搞的？你只有在這種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研究，你才真正能在國際上具有一席之地，能夠堅持歷史的正義。所以我們不斷出版東京審判的原始文獻，再不斷研究發表新的成果。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我們在上海開第一屆國內的東京審判研究國際會議的時候，日本來了兩個學者。一個是老日本共產黨黨員粟屋憲太郎，他這麼多年是從事東京審判的權威，但他絕對是一個左派。還有一個是戶谷由麻，她是粟屋的學生，在國內受到排擠，所以到夏威夷大學任教。他們到中國參加會議，一看中國這麼多人蔘會，發出了由衷的感慨。他說：我以前在日本搞東京審判研究的時候是一個孤兒，現在我們看到了中國，你們這才是戰艦，才真的形成了團隊。但是我們非常清醒，我們的研究僅僅開始，而日本右翼的學者著作已經是鋪天蓋地了。所以在反擊日本右派這個問題上，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的時候，我們與其當憤青天天罵安倍，天天罵小日本鬼子，說老實話，日本人不會尊敬你，而且看不起你。你拍那麼多的抗日神劇，正表示了你的淺薄，絲毫不會給國家和民族增加榮譽。所以，我們今天做這個講座，一方面是給大家講一些東京審判的過程，還有就是談一些中日矛盾的焦點所在。鑒於往事，我們展望未來，中日關係大潮流，中日兩國人民肯定是友好的，肯定是不願意發生戰爭的。但是我們要警惕右翼，警惕日本對戰爭罪行的否認。這樣我們作為一個學者，既有一顆愛國之心，而且又要做扎紮實實的學術研究，這才是真正的貢獻，這才是我們的責任。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謝謝大家！
主講人：劉統----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ID:sanlianshu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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