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節，多一種不再裝睡的理由 柴子文

(圖：1969年胡士托音樂節。編者附)

在星期六的銅鑼灣誠品書店，我主持了文藝復興基金會與香港文化雜誌《號外》合辦的一場沙龍，主題是「音樂節改變了什麼——中港台三地音樂節文化」。嘉賓來自兩岸三地，也是代表音樂人、音樂策劃人和樂評人三種不同角色的盧凱彤、晴朗和張鐵志，探討的與其說是音樂節，不如說是獨立音樂的光榮與夢想。

其實，音樂節應該正名叫「獨立音樂節」，主要是獨立音樂人/樂隊、而非流行歌手的表演舞台，大概一開始就劃分得很清楚，前者音樂節與後者演唱會，也就約定俗成地略稱了。

在香港，討論會的聽者通常不多，多的時候，那多的部分，通常都是內地來港留學生（在香港被簡稱為「內地生」，有別於台灣的「陸生」）或者內地自由行者。這一次，在不大的誠品活動專區，也同樣很多這樣的聽眾。他們很樂意提問和表達自己。相較之下，香港的聽眾通常顯得比較安靜，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不用心。

講者之一的香港本地獨立音樂唱作人盧凱彤，也用是否「用心」來衡量音樂，她說，音樂沒有好壞，只有是否用心的分別。我完全同意，因為本來音樂是一種交流和表達的工具，就是要以多元和包容為前提，追求多樣的可能。因此，無論是爵士、搖滾、後搖滾、朋克、電子，還是民謠乃至流行歌曲，沒有好壞，只有是否用心。而是否用心，也並不止於專業和製作領域（否則，我們現在大概聽到的也許只有製作精美的古典音樂），更重要還在創作意識層面，而判斷標準簡單來說就是——是否裝睡。社會在變動，人心在潮動，創作人，就是最先最敏銳捕捉到遷動的一群人，而聽而不聞、聞而不動的裝睡的人，最多只是技術的工匠。

獨立音樂從美國1969年無心插柳的胡士托音樂節開始，就是最鮮明舉起拒絕裝睡運動旗幟的先鋒，超前在華人心靈世界播下了種子，這顆種子給了許多人希望，卻沉睡很多年，要到很晚才在華人社會開始發芽。差不多2000年以後，台灣和大陸才開始運作比較成型、比較有市場效應的（獨立）音樂節，而香港更晚，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有戶外的、獨立音樂類型的音樂節。

胡士托愛與和平的精神，在李安心裡落地生根，令他不惜票房風險，也要在胡士托音樂節50周年的時候，拍那麼一部看起來不合時宜的電影。很顯然，李安不是一個裝睡的人，或者說是一個不容許自己裝睡下去的人。

胡士托音樂節的精神，你很難說可以在如今兩岸三地大大小小上百個的音樂節里很清晰的看到，目前台灣和大陸遍地開花的音樂節，無不被批評過度商業化，演出樂隊重複，缺乏新力量，等等，但幾個最早萌發、也最有特點的音樂節，無論是台灣的春天吶喊、簡單生活節，還是大陸的迷笛和摩登天空，在創辦人的心裡都有一個胡士托，都不想裝睡下去，也都用心在培育一種勇敢、快樂而自由的青年文化。為了能在內地環境中持續舉辦戶外大型音樂節，主辦者需要付出的努力和艱辛常常是無法評估的，但都能堅持下來，這絕非利潤的衝動所能維持。

即使有諸多不足，華人地區的戶外音樂節給了青年人多一種選擇，走到外面跟大家交朋友，而不必只是坐在家裡電視前看選秀節目，成為將文化導入消費主義惡性競爭和殘酷市場遊戲的共犯。就如，迷笛音樂節創辦人張帆這樣表述他心裡的胡士托精神，「音樂節讓全中國的窮孩子聚在一起，有一個歡樂的時間點，共同經驗一種生命的涌動，你高興，你快樂，你遇到困難時，笑而代之」。儒家倫理的社會以家為中心，對於音樂節這樣在開放天地的新事物，也慣常戴上有色眼鏡去檢視，即使在走得稍前的台灣也並未變成社會通識。

更重要的，對於沒有大公司簽約、也不願意參加電視選秀節目的很多獨立樂隊和唱作人，音樂節，是一個出口，讓他們可以直接的用音樂原聲的粗礪魅力與聽者建立一種默契和共鳴，更可以通過參加各地的巡迴演出，找到不錯的生計，跟其他地方的同行激蕩、切磋，同時，培養觀眾。對於香港這樣一個地產霸權嚴重，Live House(台灣翻譯為「音樂展演空間」）稀缺的地方，大陸和台灣的音樂節提供了這樣一個走出去的誘因。而香港本地的音樂節尚待持續經營，培養更多觀眾和更好市場效應，才可能幫助香港本土潛力無限的獨立音樂人，讓他們獲得更多的關注和更多的發展機會。

去年年底在香港西九龍海濱，接連舉辦了三場音樂節，包括聚合兩岸三地獨立樂隊的文藝復興音樂節、主要表演者和觀眾是英語人群的Clockenflap和西九文化局主辦的自由野。今年，台灣的春浪也將舉辦香港專場，而大陸的幾大音樂節也都看好香港未開發的市場。有人說，香港一下子多了這麼多音樂節，是否會讓本地觀眾消化不了，變成又一個泡沫。對，從消費市場角度看，短期內的一擁而上、惡性競爭很可能會導致過度開發，因為觀眾還沒做好準備。但是，對比內地和台灣的情況，放在一個培育年輕觀眾和改變青年文化的背景下，香港本地的音樂節還處在萌芽的初始階段。

形式當然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獨立音樂這一類型，是否也可以在普遍的人群中吸引擁躉，因而可以哪怕不那麼大規模但獨立自主的成長。除了需要有音樂節這樣年度性的大型活動，平日里是否有足夠的Live House等表演空間提供給年輕新樂隊，給年輕音樂受眾多一些選擇，甚至培養出一種富有活力的青年文化，等等，這些是在歐美早就做到，華人社會也是剛剛開始的一件事。

沙龍現場有人問到，獨立音樂，究竟是唱給誰聽的？盧凱彤引用了她剛在日本聽Patti Smith演講中的話，「我唱歌不單是唱給酷的人聽」。沒錯，讓庸庸碌碌的體制里平平凡凡生活的人，能夠在音樂和歌聲中找到真實的溫暖和勇氣，能夠不再裝睡，能夠和聽眾重建歌唱比賽和選秀節目無法給予的親密關係，這是獨立音樂人心底的夢想，也是獨立音樂真正的樂趣所在。

無論音樂節是否改變了什麼，它至少給了我們多一個選擇，給了年輕人多一種不再裝睡的理由。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