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明北京城（六）

建牌坊北京街牌坊是古都風貌的一個特徵，是北京古城街道的獨特景觀，是北京建築文化的組成部分。北京的牌樓多為街道和重要建築的裝飾物。北京的牌樓起自元代，明、清都有發展。元大都的街道都是按坊建制，明清沿用。坊為居住的基本單位，基本是一個方塊區域，元大都設了50坊，明朝設34坊，為便於管理和識別，一坊建一牌坊。作為古代建築中極為重要的一種樣式，牌樓不僅自身具有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作為城市街道的裝飾和點綴，具有裝點襯托建築組群，使之更為雄偉壯觀的功效。西方諸大城市的唐人街，牌樓已成為華夏文化的建築符號。左圖是清末的西四牌樓。明代外城八坊：正陽門兩側，東曰崇文門，西曰宣武門，即今被人們通稱的「前三門」以南直至永定門，其範圍「城牆計長二十八里」，是老北京的外城，亦稱「外羅城」，老北京人習慣管它叫「帽子城」。外城八坊其特徵是：集中在外城南面的正門「永定門」及東西兩側的左安門和右安門之內，有八坊：正東坊、正西坊、正南坊、正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和白紙坊等。明代內城二十坊：老北京的內城，亦稱京城，「城牆周四十里」。南面的正門「正陽門」及東西兩側的「崇文門」和「宣武門」之內，有三坊：南薰坊、澄清坊、大時雍坊。北面的「安定門」和「德勝門」之內，有七坊：教忠坊、崇教坊、昭回坊、靖恭坊、靈春坊、金台坊和日忠坊。東面的「朝陽門」和「東直門」之內，有五坊：明時坊、黃華坊、思城坊、南居賢坊、北居賢坊。西面的「阜成門」和「西直門」之內，亦有五坊：阜財坊、咸宜坊、鳴玉坊、日中坊、金城坊。明代皇城六坊，「皇城在京城中，周十八里有奇」。皇城坊集中在「東安門」和「西安門」之外，各有三坊。「東安門」外的三坊，為保大坊、仁壽坊、明照坊。「西安門」外的三坊是：積慶坊、安福坊和小時雍坊。北京牌樓有多種形式牌樓，因其高聳飛檐起脊若樓台，故稱，又名牌坊，古代叫紳楔、坊楔。如果按「有城必有闕，有街必有坊，有坊必有牌坊。」的說法，牌坊就是街道的標誌，至今北京的衚衕還有叫大牌坊衚衕、小牌坊衚衕的。牌樓是一種門洞式的紀念性建築物，上刻題字。牌樓按建材分有木、琉璃磚、石等結構；按建築造型分有衝天式（柱出頭）、柱不出頭式；衝天式牌樓的間柱高出明樓的樓頂，此類牌樓多建於街道；不出頭式牌樓的柱子不高出明樓的牌面，此類牌樓多建於建筑前；按結構類型分有一間二柱一樓、一間二柱二樓、三間四柱三樓、三間四柱七樓、三間四柱九樓、五間六柱五樓、五間六柱十一樓等（間，指柱與柱之間的通道；樓，是指飛檐起脊的頂部）；按建築地點分有街巷道路牌樓、廟宇衙署牌樓、陵墓祠堂牌樓、橋樑津渡牌樓、風景園林牌樓等。牌樓是中國獨特的建築，它下面只有幾根柱子，柱子上面卻有樓式建築。明代京城九門外都有牌樓，《日下舊聞考》記載，正統四年「修造京師門樓城濠橋閘完。正陽門正樓一，月城中左右樓各一，崇文、宣武、朝陽、阜成、東直、西直、安定、德勝八門各正樓一，月城樓一。各門外立牌樓。」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尚存正陽門、朝陽門、阜成門牌樓。舊時北京著名的牌樓有東四牌樓、西四牌樓、東單牌樓、西單牌樓、前門大街五牌樓、東 長安街牌樓、西長安街牌樓、東交民巷、西交民巷等。地壇門前牌樓始建於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 為三間四柱七樓石牌坊，稱「泰折街」牌坊。成賢街不長的街道就有四座木牌樓，是因為孔廟和國子監都設在這裡。國子監坐落於東城安定門內，與孔廟毗鄰。門外，東西一條橫街，名為「成賢街」，後稱「國子監街」，為明清文化氣息最為濃厚的一條街。國子監設大門兩座，第一座門為「集賢門」，第二座門為「太學」門，門內北面甬道上佇立一座七樓三洞式的琉璃牌樓。正中樓南面書額鐫刻「圜橋教澤」，北面是「學海節觀」。「東單」、「西單」、「東四」、「西四」是京城商業旺地的代名詞，平心而論，這撥兒老字號的街區對於老北京人說來，仍舊最具親和力，因為這裡邊有歷史和文化的濃韻。東四和西四元朝時叫大市街，元代就已形成為繁華商業區，元大都城建立以後，此地叫做「舊樞密院角市」，屬明照坊。當年的「棹樞密院角市」已有不少商號、店鋪，買賣興隆，交易活躍，異常繁華，是全城三大商業中心之一。東四十字路口的東西南北四個街口各有一座「三間四柱三樓」的衝天式大牌坊，分別叫做「思誠坊」、「仁壽坊」、「保大坊」和「明照坊」。而西四十字路口的四個牌樓南北朝，各書「大市街」仨字兒，東邊的牌樓取名「行仁」，西邊的稱作「履義」。往後，這四個牌樓又有了新名：「金成坊」、「鳴玉坊」、「積慶坊」和「安福坊」。東四和西四自打有了分別的四座牌樓後，老百姓就不說「大市街」了，乾脆直稱東四牌樓和西四牌樓。再往後更省事，直呼「四牌樓」。到1949年北平解放時，這些牌樓還健在。20世紀50年代為了擴建馬路才拆掉。牌樓沒了，叫法也就省事了：「東四」、「西四」。東單和西單也是這麼來的。這個「單」字，那是因為這兒的牌樓就是單崩兒一個。西單的牌樓叫「瞻雲」，東單的叫「就日」。這樣，東單牌樓和西單牌樓就叫開了。同樣，20世紀50年代擴路，牌樓拆了，於是也就剩了「東單」和「西單」兩個地名了。皇城和皇家園林內的牌坊不算，令老北京人難以忘懷的牌樓至少有二十座，他們是：東四四座、西四四座、長安街四座（東單、西單、東長安街、西長安街），國子監街四座、前門五牌樓、神路街琉璃牌坊、隆福寺牌樓和中山公園牌樓。

現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居住區都有牌樓。

拆牌樓北京遍布九城的牌樓，曾經數以百計，幾乎是僅次於城牆城門的古都風貌的重要特徵。包括街基道路牌樓、壇廟寺觀牌樓、陵墓祠堂牌樓和橋樑津渡牌樓等類別。引起爭議的主要是街巷道路牌樓。牌樓昔日曾是北京城裡街道上的重要建築物，它裝點並襯托著市容的美。清末，跨於內城街道上的木牌樓，計有前門外五牌樓、東交民巷牌樓、西交民巷牌樓、東公安街牌樓、司法部街牌樓、東長安街牌樓、西長安街牌樓、東單牌樓、西單牌樓、東四牌樓（4座）、西四牌樓（4座）、帝王廟牌樓（2座）、大高玄殿牌樓（2座）、北海橋牌樓（2座）、成賢街牌樓（2座）、國子監牌樓（2座）。臨街的牌樓有兩座，一是大高玄殿對面的牌樓，二是鼓樓前火神廟牌樓。、民國時期拆除了東單牌樓和西單牌樓，並將部分牌樓改建為混凝土結構。1950年9月初，在天安門道路展寬工程中，北京市建設局拆除了東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樓，石匾由文化部文物局收存。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拆牌樓。也就在這個月，為配合國慶活動，北京市建設局養路工程事務所對東、西長安街牌樓進行了油飾。政務院遵照周恩來總理指示精神，發文給北京市人民政府，要求保護古代建築等歷史文物。市政府隨即要求建設局對城樓、牌樓等古代建築的狀況進行調查，並提出修繕計劃。 但不久之後，風向陡轉。1952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此問題由公安局交通管理處首先提出。他們認為，大街上的牌樓附近交通事故頻繁，牌樓影響交通是導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建議建設局養路工程事務所拆除牌樓。這一年，在文津街北京圖書館門前發生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簡報稱：「女三中（現161中學）門前發生交通事故4起，主要是因為帝王廟牌樓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樓的戧柱和夾桿石多次被撞，牌樓有危險。東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過陡，又有牌樓阻礙交通，亦屬事故多發點。」5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就朝陽門、阜成門和東四、西四、帝王廟前牌樓影響交通的問題向中央請求：擬拆掉朝陽門、阜成門城樓和瓮城，交通取直線通過；東四、西四、帝王廟牌樓一併拆除。5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方案。並指出進行此項工程時，必須進行一些必要的解釋，以取得人民的擁護。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獨特景觀，城門是主要街道的對景，重重牌坊、牌樓把單調筆直的街道變成了有序的、豐富的空間，這與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有著同樣的效果，是街市中美麗的點綴與標誌物，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 據吳良鏞回憶，梁思成一次當著吳晗和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的面，對周恩來說：「我對這兩位領導有意見，他們不重視城樓的保護。」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主任梁思成為了舊都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自稱「改革派」的吳晗同志爭得面紅耳赤，記得有一次，吳晗同志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思成當場痛哭失聲。1953年7月4日，北京市建設局奉市政府指示，牽頭組織關於交民巷和帝王廟牌樓拆除問題座談會。會議同意拆除交民巷的兩座牌樓。關於帝王廟牌樓，文物部門的意見是最好能夠保留，或易地重建。梁思成致信中央領導，認為以「純交通觀點」決定牌樓存廢是片面的，應該從城市整體規劃的角度來考慮文物保護以及避免車禍的辦法，例如可建設交通環島，將牌樓保留為街心景觀等。8月20日，吳晗主持會議，討論北京文物建築保護問題。薛子正、梁思成、華南圭、鄭振鐸、林徽因、羅哲文、葉恭綽、朱兆雪等出席。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態度強硬地說：「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聯繫，由中央決定，不應採取粗暴的態度。」但吳晗綿里藏針：「全國性的問題請示中央決定。」這是不是意味著，只要不是「全國性的問題」，就不需要「請示中央決定」呢？林徽因提出，「保護文物和新建築是統一的。保護舊的是為新建築保存優良的傳統，北京的九個城門是對稱的，如一旦破壞，便不是本來的基礎了。再如天壇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辦法」。她認為居民建築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藝術從來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宮殿藝術，一個是民間藝術，後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這些是非常重要的。」梁思成在發言中指出，「北京市的發展是要在歷史形成的基礎上發展，一定要保存歷史形成的美麗城市的風格。有些單位（如公安、交通、經濟部門）考慮得片面。在保護古文物建築工作上，首都應起示範作用，慎重是必要的。」他搬出了蘇聯經驗,提出「在莫斯科建設中，古建築在原則上盡量保存下來」。他還以「土地私有」譏諷破壞文物建築的行徑：「北京各機關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觀念，在他們自己的範圍內愛拆愛建，一點不考慮整體。」可是，吳晗作答：「在處理中應尊重專家的意見，但專家不能以為自己的意見必須實現。」會後，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與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等部門共同組織的聯合調查小組，對北京城區的牌樓及其他一些古建築進行調查。最後，對牌樓做出了保、遷、拆三種處理方式，即在公園、壇廟之內的可以保下來；大街上的除了成賢街和國子監的4座外，全部遷移或拆除。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吳晗與鄭振鐸組織的這次對牌樓調查測繪的所有資料，全部遺失。被遷至陶然亭公園的東、西長安街牌樓，也大約在1971年9月，被江青下令拆除，願意是周恩來讓保存下來的。梁思成痛心不已，做最後一搏：直接給周恩來總理上書。他以文學藝術的感情筆法，細膩描繪了帝王廟前景德街牌樓在夕陽西下之時，西山的峰巒透過牌樓和阜成門城樓所融匯而成的絕妙好景。如果牌樓、城樓拆除，這一古都美景將永遠消失。然而，這一次周恩來並沒有像上次那樣，親自出馬並設法保存了北海團城和金鰲玉蟲東橋。他贈給梁思成兩句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1953年12月20日，吳晗主持召開首都古代建築處理問題座談會。他在總結髮言中說：「座談會已取得一致意見的幾處古代建築處理意見：第一，景德坊先行拆卸，至於如何處理，另行研究。第二，地安門的存廢問題以後再研究，先拆去四周房屋10間，以解決交通問題。第三，東、西交民巷牌樓可以拆除。」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回憶道：「拆歷代帝王廟的牌樓，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幾天，名為拆遷，但事先並未落實遷建地點，拆下一堆料後來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門前原有兩個習禮亭，是一個院子，習禮亭與故宮角樓相仿，比角樓還漂亮，也被拆了，說是拆遷，但是，拆到哪兒？沒定下來，也是拆下一堆料，後來不知去向，沒準在『文革』中被當成了柴火燒掉了。」後來，毛澤東對上述爭論定了這樣的調子：「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在今天看來，在街道中心保留牌樓，似乎是無須爭議的——在眾多的路口，我們有那麼多光禿禿的「大圓盤」，以及拙劣的雕塑。而在當年，竟至爭論不休。強調文物保護必須服從拓展馬路需要的一方甚至組織過「控訴牌樓」的活動。多少有些令人費解的是，身為明代歷史學家的「大明白人」吳晗（死於文革），竟然是主拆派的頑固派代表。在幾次高級討論會上，反對拆除牌樓的張奚若、翦伯贊、范文瀾、梁思成、鄭振鐸、薛子正等人，每每與吳晗爭得面紅耳赤。梁思成放言痛陳：北京雄偉壯麗的城市建築面貌是全世界保護最完好的，不但要保護一殿一樓，還要保護整體風貌，牌樓、華表、影壁這類裝飾性建築是中華民族獨特的街市點綴，意義與巴黎的凱旋門相同，藝術價值不可低估。拆除牌樓，北京城在整體上的對稱和諧就不存在了。最後的決定是，除保留國子監街上的4座牌樓，凡街巷和道路上的牌樓全部拆除。梁思成提出通過做路口轉盤保留東四、西四牌樓的方案亦被斷然否定。帝王廟前橫跨羊市大街（今阜內大街）的兩座景德街牌樓，是完全木結構的三間四柱七樓的形式，造型優美，雕飾精麗，是牌樓藝術的傑作。周恩來提出可遷移它地保存。然而年代久遠，木構件老朽，拆除後終未能重建。東、西長安街牌樓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1958年擴建天安門廣場時，根據周恩來指示，遷至陶然亭公園重建而得以保存。然而時乖命蹇，大約在1971年9月，不知因何被江青下令拆除。北京牌樓的噩運還在於：50年代調查測繪的全部牌樓資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莫名其妙地全部失去了。

吳晗作為著名明史專家，是清華大學教授。解放後當了15年北京市副市長，不研究學問，卻走上一條錯誤之路。他拆大街衚衕，拆牌樓柵欄，挖明皇帝定陵，還秉承上意寫《海瑞罷官》《海瑞罵皇帝》，拍馬屁拍到驢蹄子上，被驢蹄子踢死。 2008年北京現存的牌樓北京現存明清時期的牌樓大約有65座，其中有琉璃磚牌樓6座、木牌樓42座、石牌樓17座。現存街道上的牌樓有6座，即國子監街上的4座牌樓、朝陽門外神路街東嶽廟前的琉璃磚牌樓、頤和園東門外的牌樓。其它清代前的牌樓中多集中在皇家園林、寺廟中。北京解放後復建、改建的牌樓有中山公園的「保衛和平」牌樓、地壇牌樓、中央黨校牌樓、卧佛寺神路牌樓等。改革開放後，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有些公園、鄉鎮、居民小區也新建了牌樓。

中山公園裡「保衛和平」牌樓，是一座「三間四柱三樓式」藍色琉璃瓦頂的漢白玉石結構牌樓。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德國公使克林德乘轎子路過東單北大街時，正遇清軍神機營隊長恩海率隊巡邏至此，要求克林德停轎檢查，他卻拔槍向清軍射擊，被恩海當場擊斃。《辛丑條約》簽訂後，清政府為討好洋人，在西總布衚衕西口建了一座「克林德紀念碑」，碑上書寫大清皇帝「惋惜凶事之旨」，此碑橫跨東單北大街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成為戰勝國，1918年北京老百姓把這座恥辱牌樓拆除了。後來用原來的材料移至中山公園再建，取名「公理戰勝」坊。新中國成立後，1953年由郭沫若手書改稱「保衛和平」。這座牌樓二易其地三改其名，記錄著中國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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