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虹 | 江村調查：文化自覺與社會科學的中國化（下）

07-20

五、社區研究：探尋社會科學中國化之路

社會學中國化的努力在1949年前曾邁出了寶貴一步，而這努力其實與包括孫本文、吳文藻和費孝通在內的中國社會學家面對西方知識的湧入而產生的焦慮密切相關。20世紀30年代，楊開道曾以戲謔口吻批評中美社會學：「美國社會學的毛病，是只用本國的材料，而不用外國的材料；中國社會學的毛病，是只用外國的材料，而不用本國的材料」（瞿同祖，1937：1）。面對「言必稱希臘」的西化和脫離中國國情的傾向，在社會科學各系科尤其是燕京社會學系攻讀學業的費孝通們，「讀了許多西方書本，對中國情況依然惘然無知」，自然「不免焦慮不安。就在這種普遍的不滿情緒下，中國社會學出現了吳文藻先生首先提出的『社會學中國化』的要求。因而開闢了另一個階段」（費孝通，1999：第13卷，7）。

如果說在30年代「聯繫中國實際講社會學和以社會學的研究來服務於中國社會的改革和建設，是『社會學中國化』的（兩項）主要內容」（費孝通，1999：第13卷，7），那麼前一項工作的旗手是社會學綜合學派的領軍人物孫本文（周曉虹，2012），後一項工作的主將就是包括費孝通在內的以吳文藻為代表的燕京社會學的「中國學派」（李培林，2008）。「聯繫中國實際講社會學」之所以會成為孫本文這樣的學院派社會學家的主要任務，和他們欲圖建立符合中國現實的社會學理論與教育體系有關，在學院派社會學家孫本文那裡，「此誠今後之急務」（孫本文，2012：卷8，247）；與此相比，以吳文藻為代表的「中國學派」則表現出了更多的實踐傾向，與孫本文的學院社會學在理論體系上著力不同，他們將注意力集中於如何將社會學知識用於「認識中國，改造中國」（費孝通，1999：第13卷，25）。

儘管吳文藻是「社會學中國化」的引路人，但對年輕的費孝通、林耀華和楊慶堃們來說真正的開門人卻是美國人羅伯特·派克。1932年吳文藻邀請派克擔任燕京大學訪問教授，並在9-12月的三個月內開設了「集群行為」和「社會學研究方法」兩門課，吸引了日後成為中國社會學砥柱中流的一批青年才俊。其實，派克的課程固然有趣，但在這位芝加哥學派的巨擘那裡，費孝通們「最大的收穫是懂得了只有走出圖書館，進入社會，才能發現真理」（阿古什，1985：29）。

派克的面向社會的主張，來自芝加哥社會學的實踐傳統。自上世紀20年代開始，派克和以其為首的芝加哥學派就開始倡導用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法研究因工業化的快速推進而變得越來越大的芝加哥及越來越多的城市問題。派克倡導自己所在的「社會學系應該將芝加哥作為實驗室」，就像後來將燕京社會學的學生帶入北京的貧民窟、「八大胡同」、雜耍人聚集的天橋甚至監獄一樣，在芝加哥他就身體力行指導學生深入美國社會，以致「學生，包括本科生，都在研究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Faris,1967:52、54）。從某種程度上說，派克是將從歐洲尤其是德國舶來的社會學美國化的主要實踐者。

派克對費孝通乃至30年代整個中國社會學的意義，在於他所提倡的「社區研究」（community study）為此時吳文藻的「社會學中國化」的設想提供了可能的具體路徑。派克的主張之所以能夠和吳文藻及燕京社會學家們一拍即合，除了來自西方的理論在解釋中國現實時的無力感之外，也與剛剛接觸社會學的中國學者們面臨幅員遼闊、錯綜複雜的中國社會時的無從下手有關。因為多少有些反感30年代的「社會史」討論中對中國社會性質大而無當的爭論，以現代社會學的經驗品格為圭臬的費孝通們對從小處或微觀入手了解中國的觀點自然會從善如流。如此，像楊清媚所言：「以社區研究作為旗幟的燕京學派，其目標是打造一個社會學中國學派」（楊清媚，2010：83-84）。這也從相當程度上說明，為什麼一直到離開帕克的課堂5年之後，坐在倫敦經濟學院的教室中費孝通依舊會摯信：「直接的知識是一切理論的基礎。在自然科學中，這是已經不成問題，而在社會科學中還有很多人夢想著真理會從天外飛來。尤其是現在中國的社會科學，因為外國文字書籍的輸入，以為靠了些國外學者在實地所得的知識，可以用來推想中國的情形……我們的回答是：且慢用外國名詞來形容中國事實，我們先得在實地詳細看一下」（費孝通，1999：第1卷，405）。

在費孝通寫下這段文字之時，他已經按照派克老師指出的「『社會學中國化』的具體方法」（費孝通，1999：第13卷，8）在大瑤山和開弦弓村兩地實地詳細看了一下。如果說在大瑤山的研究使其看到了社會結構或「文化組織中各部分間具有微妙的搭配……（並且）只有在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費孝通，1999：第1卷，477），那麼在開弦弓村的調查則使其看到了來自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的力量如何作用於中國的鄉土傳統之上，在促成其變遷的同時也帶給不堪一擊的現代中國以重壓。如果說費孝通的兩個議題恰好關照到「秩序」（結構）和「進步」（變遷）這兩個現代社會學的經典題域，那麼對30年代處在危難和重生相交織的轉型路口的中國來說，《江村經濟》所敘述的主題可能更為急迫。在費孝通看來，此時中國農村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即是以農業和手工業互補的自然經濟在國際市場的挑戰下瀕於崩潰，從而使「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費孝通，1986：200），並因此動搖了以「地租」為基礎的整個中國的土地租賃制度。如果說這就是年輕的費孝通通過微觀社會研究認識中國（農村）的結果，那麼他給出的改造中國的建議便是「通過引進科學的生產技術和組織以合作為原則的新工業，來複興鄉村經濟」（費孝通，1986：150）。

單就研究方向而言，費孝通踐行了老師吳文藻給出的「社會學中國化」的實現路徑。1940年，在為《社會學叢刊》作序時，吳文藻曾將自己的社會學中國化的設想描述為：「我們的立場是：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驗證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理論和事實揉合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後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根植於中國土壤之中，又必須有了本此眼光訓練出來的獨立的科學人才，來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社會學才算徹底的中國化」（吳文藻，2010：4）。通過與孫本文的「充分收集並整理本國固有的社會學資料，再根據歐美社會學家精審的理論創建一種完全中國化的社會學體系」（孫本文，2012：卷3，369）的設想相比較，我們能夠發現，吳文藻為代表的燕京學派的道路直面中國社會的現實，因此他們邁出的社會學中國化的步伐顯然更為堅實。

按吳文藻所言，社會學中國化的第一步是「試用」西方理論。和孫本文一開始就預設西方理論之「精審」不同，「試用」說明來自西方的理論與中國社會不會沒有隔膜，因此需要對西方理論抱以審視態度。為此，在江村調查時，費孝通甚至主張「調查者不要帶理論下鄉，最好讓自己像一卷照片的底片，由外界事實自動的在上射影」。這種對理論的審慎甚或迴避態度，自然會導致田野資料的碎片化，「埋沒了很多頗有意義的發現」，並可能使學理性的社會調查學或社區研究淪為關於「某一群人社會生活聞見的收集」的社會調查（費孝通，1999：第2卷，224-225），但也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了用西方理論「圖解」中國現實的危險。

社會學中國化的第二步，是運用實地調查方法來「驗證」理論。既然對來自西方的理論所持的態度是小心翼翼的「試用」，包括費孝通、林耀華、許烺光等在內的燕京學派的人類學家自然會去尋找各自認為合適的驗證這些理論的「試金石」——這就是中國的現實。一般而言，這種驗證可能包括兩步：一是驗證西方理論的可靠性或普適性，二是通過實地調查認識中國國情；但對費孝通而言，一者對理論的興趣一向不大，二者一向重視社會科學的實踐面向，因此他勢必會在後者發力，賦予「江村調查」以鮮明的「認識中國」並進而「改造中國」的實踐品格。儘管出於內心對士紳階級傳統的「家國情懷」的認同或對鄭辟疆、費達生們身體力行的激賞，他可能誇大了新知識分子或技術精英改造風雨飄搖之中國的可能，也錯看了小農在舊制度環境中以現代方式「組織」起來的潛力……並因此為我們在理論和實踐層面討論《江村經濟》的得失留下了空間，但不可否認80年前的這次調查起碼昭示了現代社會變遷或包括工業化在內的鄉村轉型道路的多樣性（甘陽，1994）。如果說有什麼不足，可能倒是因囿於「江村」經驗，費孝通終其一生都對高度集中的工業化在中國之推行深感疑惑，但這種對鄉鎮工業及小城鎮的執拗，本身存在消解發展或轉型的多樣性的可能，而中國近40年來的改革和發展所昭示出的從國有工業到鄉鎮企業，甚或再到富士康這樣的外資企業的齊頭並進，說明即使對同一個中國，轉型的方式也不乏多樣性。單單一個工業化的動力，就既可能來自自下而上的創造，也可能來自從上而下的貫徹，還可能來自由外而內的推動。

接下來，在吳文藻的「藍圖」中，社會學中國化的第三步，是「理論和事實揉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的綜合」（吳文藻，2010：4）。顯然，社會學中國化的目的不是為了徹底拋棄理論或西方理論重起爐灶，而是為了使外來的社會學知識與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現實需要相符合——用金耀基的話說，使之「多少反映中國的文化社會的性格」（金耀基，2002：218）——同時用中國的事實或經驗檢驗、啟發和修正原有的西方理論，從而獲得一種新的、在解釋力上更為貼切的理論。如果用吳文藻制定的「藍圖」與費孝通的「臨摹」相比照，你能夠發現聲稱對理論缺乏興趣的費孝通，其實通過江村的變遷描繪了一幅有關20世紀中國農村甚至整個東亞社會變遷的理論圖解（佐佐木衛，2000）。在這一圖解之中，城鄉之間的關聯，尤其是幽深的傳統與外來的現代力量的盤根錯節，為當時流行而費孝通也熟知的奧格本的社會變遷理論增添了具有說服力的中國變式。

作為一種苛求，或許我們可以說吳文藻的社會學中國化路徑尚未明確地提出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問題，但多少可以欣慰的是，作為吳文藻的學生，或「實現他的宏圖的一個先遣隊」（費孝通，1999：第14卷，18）的主將，費孝通持有的文化自覺意識保證了社會學在中國的最初實踐一直帶有鮮明的理性自覺或文化反省意識。進一步來說，正是因為這種「文化自覺」，「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費孝通，1999：第14卷，196），他才能夠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態度對待中國的傳統和包括社會學在內的西方文明，並發下宏願：在將西方的新動力對接進我們的傳統的同時，「把我們文化中好的東西講清楚使其變成世界性的東西」，即「首先是本土化，然後是全球化」（費孝通，2013a：54）。現在看來，這一宏願最初就蘊含於80年前那個26歲的青年滯留在開弦弓村的近60個日日夜夜之中。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社會學院

責任編輯：楊典

圖片來源網路：lifeweek.com.cn

篇幅有限，參考文獻、腳註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