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鼓起勇氣做了一件事：拒收周末和假期的工作郵件

編者按：從什麼時候起，逃離成為了一種流行趨勢，逃離北上廣、逃離創業、逃離「凌晨四點」。互聯網的發展讓人們可以「一直在線」，但是身體的「在場」卻並不代表著精神的「在場」。「連線」之後，人們的「下線」之心愈加強烈。

本文作者Marina Koren在「The Most Honest Out-of-Office Message」一文中從自己收到教授的一封郵件回復開始講起，分析了「不在工作時間」中隱含的逃離情緒，以及一些付諸行動的實踐。

幾個星期前，我向一位教授發了一封邀請他接受我的採訪的電子郵件。幾秒之後，我收到了一封「不在工作時間」的回復。

「現在不是我的工作時間，希望儘可能不受打擾。」這封郵件這樣寫道。非常典型的回復。它的意思是，當他回來時，會給我回復。

謝謝你的留言。從現在開始8小時內，××時間段的電子郵件將被刪除。請在此日期之後再次發送你的信息。

什麼鬼？

我的困惑很快就變成一種莽撞的冒犯。這封「不在工作時間」的回復簡直是在藐視這個基於互聯網的社會強加給所有人的電子郵件規則，而且他毫不掩飾地這麼做！我們當然可以在度假的時候不去查看電子郵件。這很有道理。但是，不在回歸工作後檢查未讀郵件？不在回來時一封封查看郵件情況？如此粗暴地直接刪掉它？想在其他人都被控制的時候，將自己從大機器的齒輪中解救出來？這也太膽大妄為了吧？

又過了一分鐘，我恍然大悟地發現，自己的反映看起來似乎不那麼正常。

當然，這與郵件本身沒多大關係。正如阿德里·安娜拉弗朗在其2015年的文章中所寫的那樣，人們不像之前那樣喜歡電子郵件了。「從文化角度分析，它從讓人感到愉快變成了人們的累贅，這一態度轉變反映在收件箱通知中。」她寫道，「20世紀90年代，美國在線會興奮地通知你『你有郵件！』」而現在，Gmail的表達則恰好相反：「沒有新郵件！」對於員工，尤其是那些工作信息需要查看大量電子郵件的人來說，他們大清早就害怕發現收件箱里有許多未讀郵件。經過一周旅遊過後的心情也是如此。

研究表明，人們在短暫休息之後需要處理大量等待回復的郵件這件事會給人帶來壓力。在2012年的一項研究中，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教授格洛麗亞·馬克研究了信息技術的使用如何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她要求一些辦公室工作人員在為期一周的工作時間裡禁止使用電子郵件，而讓其他人繼續使用，並在所有實驗者身上佩戴心率監測器。馬克從實驗者的靜息心率數據中發現，被禁止使用電子郵件的實驗者的壓力水平明顯下降。她說，當人們再次回到電子郵件的世界中時，壓力也會隨之出現。

在這項研究中，最精彩或者說是最糟糕的情況是，馬克和她的同事在招募那些願意在5天內不接觸郵件的人時遇到了阻礙。郵件嵌入人類的生活程度之深以致於我們即便是想要獲得短暫地喘息也顯得極為不現實。在我遭遇「不在工作時間」的郵件回復時，我的反映如此糟糕，我對電子郵件的態度太過固執，以致於當我發現有人試圖逃離時，第一時間竟然覺得這是錯的，這種做法簡直不公平。

而這封郵件的回復者，康奈爾大學工程師、曾經的美國宇航局首席技術專家，梅森·佩克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佩克說道，當他發現自己再也無法應付那些讓人分心的電子郵件時，就決定採取激烈行動。

「雖然這樣說有點憤世嫉俗，但是我通常認為電子郵件是一種不平衡的交易。」佩克說道，「總體而言，我回復的每一封郵件都是為了幫助別人，而不是幫助我自己。」

馬克在自己的研究中發現管理電子郵件是一種控制行為。對於某些人來說，其郵箱的未讀郵件越接近於零，越能感覺自己已經成功進行了大量交流。佩克也在試圖控制自己的收件箱，只不過採用了另一種方法。

「我不會操心發件人的信息，除非他認為這些信息重要到需要不斷強調重複它。」他坦言，這種將負擔加之於發件人身上而非收件人的做法似乎是不公平的。但是佩克認為這種做法替他分擔了許多壓力，畢竟不這樣做就需要他自己來處理這些事情。

「我覺得好多了。」他說，「當我結束度假的時候，說真的，我覺得自己心情愉悅彷彿面對一個全新開始。」

而馬克則表示自己不喜歡這種做法，尤其因為這種做法擾亂了這個脆弱的生態系統的平衡。在這個生態系統中，負擔應由參與者平均分攤。「這個社會交流信息系統之所以能夠良好運轉就是因為人們都默認為其他人也在這麼做。我回復郵件是因為我想讓其他人也回復我的郵件。我幫一個忙是因為我希望他們也能幫我一個忙。」她說道，「如果一個人試圖從這個系統中逃離，就會打破這種微妙的平衡進而讓人感到不安，而且責任的分配也會變得不再均勻。」

兩年前的我也有著相似的看法。當時我的同事吉姆·漢布林提出了一套全新的使用電子郵件社會禮儀方法，目的是減少我們在這上面所花費的時間。他的建議是：追求簡單，跳過客套話（「非常棒」「乾杯」）、避免問候（「除非必要，不要再寫上收件人的名字。因為絕大部分人已經知道他們的名字。」），而且儘可能用三句話或更短的話說清楚要表達的內容。簡而言之，就是不要再像以前那樣發郵件。漢布林的這一舉動和梅森一樣，都試圖打破了這個體系的平衡。同樣，與梅森一樣，漢布林這麼做是為了讓自己頭腦清晰。

提倡功利主義的電子郵件往來方法，按規定要求寫郵件並期待每個人都應該回復郵件的做法相當有戲劇性。馬克說，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系統，但是我們此刻卻都在使用。「我們只是被保持彼此互動的社交網路所吸引。」她說道，「有些時候，我認為我們都是被困其中的囚徒。」

馬克認為，公司應該明令禁止在下班後發送消息，以減少電子郵件在非工作時間的往來頻度，並讓員工得以喘息。她引用一項紐約正在擬議的法律，該法律規定，當公司員工按規定下班之後，公司通過電子郵件或者是即時通訊服務聯繫員工是違法行為。這在法國已經成為現實。去年，法國頒布了一項「斷開連接權」的法律，其允許員工在非工作時間可以選擇忽視工作郵件。

或者，我們可以重新設計電子郵件服務，使其不僅可以通過掃描電子郵件來確定內容的優先程度，而且還可以代為處理某些人發給你的會議郵件安排。

「我們可以將處理瑣碎工作的任務交給智能系統去處理。但是在這個願望成為現實之前，我們依舊處在被圍困的狀態中。」馬克說道。

我問佩克，他是否擔心自己會錯過一封非常重要的郵件，而且出於某些原因並沒有在工作時間再次發送。「我想像不出自己能夠收到一封重要到足以改變我一生的郵件。」他回復道。

的確如此。相關調查顯示，我們收到的大多數電子郵件都沒什麼價值。正如我的同事Joe Pinsker去年一篇報道所言，杜克大學的行為經濟學家丹·艾瑞里進行了一項分析，分析發現「約有三分之一的郵件沒有說清楚其重要性，而只有十分之一的郵件是重要的，其需要在5分鐘之內得到查看。」

那麼，批量刪除郵件是否會讓人錯過一些重要的或者是有價值的信息呢？

「社交控們需要放棄對『總覺得有事情找我但是實際上並沒有』的焦慮情緒，」 一所致力於效率培訓的媒體公司Forte Labs創始人Tiago Forte說道：「這就是稀缺思維的基本特徵：如果有價值的信息呈稀缺狀態，那麼我們當然需要保持警惕以不放過它們。但是當我們一天24小時，一年365天都沉浸在這些有價值的知識中時，社交控們已經無法得到任何有意義的東西了。」

的確如此。

在某種程度上，佩克的做法也可以被納入為「不在工作時間」行動的一部分。早在10年前，人們的郵件回復很簡單——你現在不在，不久之後會回來。現如今，人們的線下生活與網路生活日益相嵌合，互聯網已經成為我們現實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也從未曾真正「離開」過，尤其是當我們從事的工作要求我們總是「在線」時這種情況更為突出。在如此高度互聯的環境中，一個人的缺席就會變得非常突出，甚至讓人覺得不那麼合理。也因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人們「不在場」的細節，關注那些吸引著他們耗費時間的與工作無關的事情，進而希望從那些等待著自己回復的發件人那裡得到一些理解。

讀讀作家梅林曼於2007年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這篇「不在工作時間」的信息。「如果你的東西不急著得到回復，那麼就不要現在發送。」梅林曼寫道，「你自可以將電子郵件作為自己的記事簿，但是請理解我實在是無法在清理嬰兒屁屁的時候給你回復。」

再讀讀《達拉斯晨報》編輯邁克爾·麥歇爾的文章，其被艾米麗·古爾德發表在《紐約時報》上：「如果你對我現在不在辦公室這件事感到生氣，那麼你試想一位中年男人大約在18年前愛上了一個漂亮小姑娘，現在他需要把她送到一座遙遠城市裡的一所大學，在這裡人們做些應該做的事情……他必須把她留在那裡。獨自驅車回家。伴著夜色。駕駛著廂式旅行車。孤獨一人。」

或者這則來自作家丹尼爾·馬洛里·奧茨伯格的信息，古爾德也報道過，其與佩克的回復類似：「我現在在休假，不接收任何郵件。我也並不打算在回來的時候查看這些老郵件，因為這極度破壞我度假的心情。」它想說什麼？一個字，不。

相比較而言，派克給出的「不在工作時間」的回復可能是最最真誠的。他根本無心於做這件事，而且我們每天收到的大部分電子郵件都不怎麼重要。

「那種每封郵件中都含有一個人的信息，因此也應該得到某種認可的認知令人抓狂。」福特表示。

我收到的第一封郵件，大概已經是20年前的事了，當時我簡直視若珍寶。這封郵件來自於我的父親，也是他幫助我申請了第一個電子郵件賬戶，那年我10歲。「現在，我們可以隨時給對方發消息，」他寫道。每個人都能這麼做。這麼多年過去了，電子郵件從涓涓細流彙集成汪洋大海，服務商設計了文件夾、過濾器和標籤等功能，通過演算法進行郵件內容搜索，我們需要不斷查看郵件，直到通知小紅點消失不見。我們郵箱里的郵件堆積如山，有一些有用，而更多則是無用，它們都等著我們每天早上去跨越。但是當我們即將被掩埋時，努力讓自己的頭露出地面，從而使我們能夠在這個將我們永遠連在一起的世界中得到一些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