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賢：2015年應該是上海走向衰落的一個拐點

中國實施全面二孩已有2年，但效果低於預期，下一步人口政策該怎麼調整？怎麼看中國各大城市的人口政策？以及怎麼破大城市高房價下超低的生育率？鳳凰財經近日就這些問題專訪了著名人口學者、《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

鳳凰財經：目前中國實施了全面二孩政策，您認為這一政策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和此前的計劃生育時代比是不是多了一些正向的作用?人口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不是特別深遠?

易富賢：人口政策的每一步調整的意義都很重大，因為畢竟是邁出了一步。雖然全面二孩出生的人數低於預期，但這一步為今後人口政策的進一步調整還是做了一個很大的促進作用，會影響中國今後十年甚至數百年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經濟的主體是人口，所以人口結構對經濟的影響是非常關鍵的。比如中國2012年經濟開始下滑，事實上很大原因是因為人口老化所、勞動力短缺、人口結構的改變所引起的。像日本的經濟衰退、歐洲的希臘、西班牙這些國家的經濟很大一部分都是因為人口所引起的。

人口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它不是充分條件，光有人口不行還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要素。但人口這個必要條件與其他的必要條件不同，其他的必要條件都是死的，人口這個必要條件是活的，它能夠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它能夠創造其他的必要條件，所以人口這個必要條件對經濟是至關重要的。

人口是相當於經濟發展的麵粉，經濟手段是製作麵包的技術。如果沒有麵粉的話，經濟手段再怎麼發達，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經濟也不可能有一個很好的增長。所以人口是影響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鳳凰財經：全面二孩政策已經實施了一年多，目前您關注到哪些變化？

易富賢：全面二孩政策後出生人數是遠遠的低於預期，也低於國家衛計委跟主流人口學家的預期。他們預測全面二孩之後生育率會上升到2.1，每年要出生兩千二百萬人口。但是現在看來這是不可能的，當時他們的預期是建立在2010年到2015年中國的生育率在1.54到1.64之間上的，但是人口普查顯示2010年實際生育率只有1.18。2015年的小普查也就是百分之一人口的全國調查顯示，2015年生育率只有1.05，是全世界最低的。根本沒有他們所說的1.54到1.64之間，也就是說，他們的預測的基礎數據事實上是不存在的，也不成立的。現在看，2015年我們的生育率只有1.05。

首先回歸到2014年開始的單獨二孩說。單獨二孩政策當時國家衛計委跟人口學家預測每年要會多出生兩百萬，生育率會達到1.8。2015年是單獨二孩的出生高峰年，因為懷孕有九個月的周期，但是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出生人數不但沒有增加兩百萬反而少出生了三十二萬。根據醫院衛生分娩的數據的話，2015年不但沒有多出生兩百萬，反而少出生了六十四萬。

全面二孩之後，當時的國家衛計委也預測生育率可以達到2.1，但是現在看來是不可能的。因為出生人數非常有限，在2015年1.05的生育率的話，2016年大概只比2015年大概多出生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左右，生育率應該只有1.1左右。2017年是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生育率不可能達到他們所預期的2.1，應該是1.2、1.3就不錯了。就是低於預期的。

鳳凰財經：對全面二孩政策，您覺得下一步怎麼改進？

易富賢：我覺得下一步就應該是徹底的廢除計劃生育並出台一系列的鼓勵生育政策。

本屆政府上台以來有高度的政治勇氣，果斷的調整人口政策。之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一開始實行單獨二孩沒有全面二孩，是因為當時國家主流人口學家預測，全面二孩每年會出生四千七百萬——四千九百九十五萬，現在看來根本不可能。現在出生一千三四百萬就不錯了。所以他們就說遠遠的低於預期。

鳳凰財經：您怎麼評價目前中國各大城市的人口特徵和狀況？這跟各城市之間經濟有什麼關係？

易富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人口是不斷地流入大城市，最開始流入深圳跟廣州，九十年代之後也流入上海跟北京。目前上海、北京的常住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外來人口，這些是最有活力的年輕人口。所以北京、上海的經濟很大部分由外來年輕人口所推動。如果沒有外來人口，北京、上海的老齡化程度、勞動力短缺的程度比東北還要嚴峻，經濟會比東北還要衰退。

目前來說，人口結構最年輕的城市是深圳，深圳本身是個移民城市。2015年中國的中位年齡是三十八歲，深圳只有三十三歲，是最年輕的；而上海最老，超過四十歲了，比全國要老2.3歲了；北京是三十八歲。

如果沒有外來人口，上海的中位年齡已經是五十歲了，在全世界是最老的。上海即便是吸納了這麼多年輕人口，它的經濟活力已經開始低於全國了。2015年是上海兩百多年以來最大的一個拐點，它的外來人口開始減少。很多人以為是因為上海推出的一些政策阻攔了外來人口流入，事實上這只是一個方面。更大的原因是上海本身吸引人口的能力在下降。

以前人口流入北京、上海是因為北京、上海的就業機會、收入水平比較高，各種資源比較優勢，比如說1980年上海的人均收入水平是全國的六倍，所以中西部的人們千里迢迢也來到上海打工，但是現在上海的人均GDP的優勢已經在下降，上海、北京的人均GDP只是全國的兩倍了，很多人就沒有必要來北京、上海打工了。比如說在湖南、四川，一個月有四千多塊錢，到北京上海是六七千塊錢一個月的話，考慮到老人小孩，他就沒有必要來東部城市了。

至少在發達國家這也是一種規律。當年美國的人口也是流入紐約，紐約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全國好幾倍，然後到1930年美國的城市化水平達到百分之五六十的時候，紐約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全國的1.7倍，紐約就慢慢喪失了吸引外來人口的能力了。所以紐約市的人口佔美國的比例從1930年代的百分之五點幾不斷的下降。目前北京尤其是上海經濟活力低了，所以2015年應該是上海走向衰落的一個拐點，因為它很難再吸引到外來人口了。

鳳凰財經：各個城市人口政策之間也有差別，像深圳只要你大學畢業有本科就很快就能落戶，武漢好像最近也是在出台吸引人的政策，但像北京、上海好像在控制人口增長。將來會不會出現城市之間對人口的競爭？

易富賢：城市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口的競爭。目前深圳最年輕，所以深圳最有活力，深圳有很多企業，很多企業創新能力很強，機會也多。在一線城市中上海是最沒有活力的。然後現在但是就是說人口繼續流入對於大城市來說是個增添了他們的生計，給他們增加經濟活力，

但是中國的大城市有個問題，它的生育率很低，它的城市規劃都是圍繞著主流家庭只有一個孩子來進行的。即便是外來人口到了深圳、廣州、北京、上海，也不得不適應這個規劃模式。這種模式是民不聊生，年輕人根本就不談生育只談工作，因為生育壓力非常大。

北京、上海的生育率只有0.7左右。第一孩生育是沒有受限制的，但是第一個孩子生育率也只有0.5左右。東京的總和生育率是1.0，一孩生育0.6。這意味著北京、上海包括廣州、深圳即便停止計劃生育，總和生育率也難以達到1.0。但是中國需要總和生育率達到2.3才能夠保持經濟跟人口的正常發展。

所以人口流入大城市是一個陷入兩難的處境。一方面人口流入有助於大城市經濟，另一方面人口流入後人們不生孩子生不起孩子，導致全國的生育率很低，導致今後全國的宏觀經濟衰落。現在流入的人口對於北上廣深是生機，但今後就會變成危機。因為流入的人口不生孩子，老了需要有人養，人口結構會極度的老化。所以將人口從大城市疏散我覺得是有必要的。一方面要降低人口密度，這可以降低房價，通勤時間縮短，老百姓生活壓力各方面都會下來，有作用於生育。

事實上在當年發達國家也曾經出現中國目前這個情況。比如說英國城市化水平超前中國一百多年，以前也是人口不斷往倫敦聚集，1900年倫敦市人口都聚集在內城，每平方兩三萬人口，跟目前北京差不多，北京市東西城區大概是每平方公里是2.5萬人。上海虹口區超過3.5萬人了，廣州越秀區也是三萬多人。當年倫敦也是這麼高的密度，但1900年之後倫敦出台一些政策鼓勵人口往外疏散，目前倫敦每平方公里只有五千人，其中人口最密的內城也只有一萬人。當年德國柏林城市人口密度比北京上海還要密集，每平方公里達到四萬人，但1920年代之後柏林人口也不斷疏散，現在柏林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三千多人，其中最密的地區也只有一萬多人了。東京1960年之前也是人口流入，人口密度也跟現在的北京上海一樣高，但1960年代之後東京人口往周邊疏散，目前東京的每平方公里只有六千人，內城也只有一萬多人了。所以目前雄安新區、通州城市副中心城市我覺得是有必要的。人口適當的疏散有助於人口的發展。

鳳凰財經：最近有報告顯示，因為工作壓力包括房價很高，城市裡年輕人生不起孩子也不願生孩子。您覺得大城市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土地、貨幣政策能對人口帶來一些改變？

易富賢：對，首先我覺得中國的土地政策是很不合理的。中國目前城市人口密度這麼大、生活壓力這麼大，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我們的土地政策所導致的。

我們當時實行計劃生育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因為我們的耕地不夠。我們限制城市的土地也是因為耕地不夠，要保護十八億畝耕地紅線。事實上我覺得這個理論是有問題的。因為198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的時候，說我們只有十四億畝耕地，耕地不夠，後面經過衛星遙感測量發現還有十九億畝耕地，最近幾年進一步發現我們還有二十多億畝耕地，後來說還有八億畝後備耕地。事實上這就是說以前的統計數據、以前的測量水平是有問題的。第二，還有一些新的耕地，比如說以色列，採用滴灌技術很多沙漠都變成耕地了。中國也一樣的，比如陝北毛烏素沙漠以前連草都不長的，後面採用新的技術，目前毛烏素沙漠成為陝西第二大糧倉了。中國還有那麼多億畝沙漠，如果採用以色列的技術可以增加好幾億耕地。中國還有六十億畝草原，比印度的總面積還要大，我們採用新技術的話，對我們糧食的貢獻也會提高的。即便現有的耕地我們的糧食也是沒有問題，足足有餘的。1950年代畝產只有六十公斤，但現在差不多四百公斤了，增加了六倍。如果我們的糧食畝產能夠達到美國水平的話，糧食產量還能增加百分之二十；如果能夠達到荷蘭、比利時的水平，糧食產量還能增加百分之五十。現有的耕地養活二十億人口沒問題。

事實上現在耕地是不斷拋荒，因為你不可能吃太多，吃太多的話會導致肥胖導致很多問題。

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是百分之五十六—五十七了，我們有一大半的人口有七億多人口是在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只建了一億畝土地，一億畝土地相當全國百分之0.7的土地，只相當於全國5%的耕地。這麼多的人口都集中在一個如此狹小的面積上，必然導致高房價、交通擁擠、環境污染。

但是中國目前農村拋荒的耕地已經超過兩億畝了，並且每年還在增加。很多以前可以種三季稻的，現在種一季稻了；很多以前的耕地已經拋荒了。所以一方面是城市土地不足，一方面是農村大量拋荒。

中國的縣城都是按每平方公里一萬人進行規劃的，如果將我們的人口密度減少到像美國的水平，每平方公里大概只有四千人的話，人口密度大大下降。北京的人口密度兩萬多人下降四千人，房價、交通環境大為改善。

所以土地政策我覺得應該要很大的反思。不提供足夠的土地，生不了孩子。至少從宏觀來說土地並不很值錢，土地足夠我們耕地了。另外我們目前的城市規劃都是高密度的規劃，如何把城市改造成適合年輕人生育，改建的成本很大難度也很大，但是我相信中國政府一定會這麼做的。如果不改建的話，生育率會持續下降，國家經濟會持續的下行。

另外現在全面二孩之後很多婦女不敢生孩子，因為很多壓力都集中在婦女肩上，所以中國的產假制度、婚姻法、就業保障都需要修改。我覺得俄羅斯的政策比較好。俄羅斯的生育率1999年只有1.16，跟中國2010年差不多，我們2010年的生育率是1.18，但是俄羅斯現在已經提升到1.8了。因為俄羅斯首先是產假，產假可以提供給婦女，由社保基金來提供它不是由企業來提供，各項社會福利包括就業的職位她生孩子還能保證保留她的工作崗位。

所以中國政府要有效地提升生育，也需要進行相關投入，但是即便是投入也是非常非常合算的。一方面可以拉升目前的消費，可以改善就業，一方面為中國經濟的未來增加了很多活力。

鳳凰財經：最近城市的發展走向城市群、都市圈，世界上好像也都是大城市群。但是如果土地政策不改變，年輕人進城之後生育率就會嚴重下降，這會有一些矛盾。

易富賢：都市圈的建設過程中我們要高度注重人口發展，城市規劃一定要把年輕人的生育壓力要作為一個指標來進行衡量。如果年輕人到時候生不了孩子，我們的模式有問題。

土地供應、各套政策配套政策包括小學幼兒園其實就是讓年輕人能夠生點孩子，也敢於生孩子，也願意養三個孩子，就說明這個城市有活力。如果一個城市光產生物質不生孩子的話，這個城市是不可持續的。

我們現在面臨著城鎮化的第二個階段，我們在這個階段需要格外的小心。剛好我們人口政策也面臨一個調整，這個階段性應該與人口政策相關的配套一起來進行規劃。

我相信中國政府應該會意識到這個問題，因為經濟政策是幾十年的一個政策，而人口政策是一個千年政策，人口政策是攸關國家經濟和整個社會活力的問題，中國今後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國運問題。我相信中國政府會有這個魄力，會有這個勇氣來調整的。我對這方面還是充滿著樂觀的。

看完有收穫？

推薦閱讀：